沧州的抗战文化及启示
2017-09-26 09:36:03  来源：沧州党史网 作者：孙福军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卢沟桥炮火硝烟尚未散尽，侵华日军就将战火引向沧州。9月24日日本侵略军攻进沧州城，开始了对沧州军民长达八年的血腥统治。

　　“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战。”著名剧作家田汉在自己的诗作中，将抗日战争喻为一出四万万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演出的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而战的历史活剧。在艰苦的抗战中，沧州军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大史战”中，抗战文化以其鲜明的民族精神和战斗性极大地鼓舞了沧州军民的抗日热情，成为刺向敌人心脏的另一只锋刃，形成了烽火映照而生、战血浇灌成长的抗战文化。

　　时间过去了70多年，但那激昂的旋律始终积聚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能量，那些笔下写的、歌里唱的、台上演的抗战文化，总像吹响的号角，振奋群情。今天，在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市、生态宜居美丽沧州的伟大征程中，同样需要新时期的抗战文化为新征程擂响战鼓，为沧州的大发展、快发展再次奏响激昂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著名音乐家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能从千百万歌曲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在于民族危亡时刻，它发出了中国人民刚强不屈、同仇敌忾、团结御敌的吼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沿津浦铁路(今京沪铁路)南进，9月24日沧县城沦陷。“烧光、杀光、抢光”的法西斯暴行，使这里变成了一片火海和焦土，连续的“扫荡”、分割、“蚕食”，使这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先后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沧县张辛庄惨案、任丘“反共誓约”惨案、泊头军屯惨案等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60多起。铁蹄踏处，腥风血雨，惨绝人寰。英雄的沧州军民并没有被日寇血淋淋的屠刀所吓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胞的尸体，拿起刀枪，同仇敌忾，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抗日战争时期，沧州是敌后抗日战场的重要地区之一。为了抗日斗争的需要，沧州以大运河为界，分为冀中和冀鲁边两大战略区。交河(现泊头市)、河间、献县、任丘、肃宁、青县、沧县西部为冀中区所辖;沧县东部、黄骅、海兴、盐山、南皮、孟村、东光、吴桥为冀鲁边区所辖。两大战略区内所属各县建立了抗日游击大队、县大队、独立营，各区建立了区小队，各村都成立了不脱离生产的民兵自卫队，从上到下，逐级建有抗日武装力量，主力兵团、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紧密配合，协同作战。沧州军民硝土制盐，野菜果腹，吃“银子”(草籽仁)，烧“金条”(荆条)，穿土布，睡谷草，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出入青纱帐，穿行交通沟，挖地道，钻苇塘，破铁路，袭碉堡，麻雀战、破袭战、地雷战、挑帘战、地道战、雁翎队等传统战法，将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尽管战斗频繁，环境艰难危险，物质条件极端匮乏，但沧州根据地军民采取一切手段，发展抗战文化，宣传抗日政策，鼓舞军民斗志，为抗战胜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创办抗战报刊，宣传抗战主张。1938年9月10日，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导报》(1939年12月改为《冀中导报》，为三日刊，铅印，4开4版)在任丘陈王庄创刊。冀中军区党委机关报《前线上》(1940年后改为《前线报》)也在任丘青塔镇创刊，五日刊，石印，4开4版。《冀中导报》、《前线报》发表社论，报道国际国内新闻，还办有青年、妇女、民兵、文艺、群众来信等副刊。主要宣传党的战略方针和全国抗战形势，发表军区领导机关的重要指示和军区部队的胜利消息，宣传部队中英模人物和先进事迹，并以各种文艺作品反映部队生活。《导报》发行到冀中40多个县，并有自己的印刷厂——新中印刷厂，厂房设在陈王庄的真武庙，内有排字、印刷、装订、铸刻、总务等科。

　　除了冀中军区在沧州西部创办的报刊外，地方抗日部队和武装也同样重视宣传文化工作，都办有自己的报纸。《群声报》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丘县苟各庄村共产党员杨琪良等人，组织抗日武装时创办的油印小报。后该部改编成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群声报》继续出版。《国防报》是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于1938年1月在肃宁县创办的，铅印4开4版。3月，到李子口村改办《火星报》，三日刊。冀中人民自卫军于1938年冬创办了《自卫报》，开版、印数、刊期不固定。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三纵队后，创办了《抗敌报》，8开4版。《战斗报》，是1939年八路军一二○师主力挺进冀中时出版的报纸。《前卫报》，是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办的报纸，8开4版，刻写油印。八军分区政治部还办有刊物《前卫特辑》，64开本。第九军分区报纸为《前哨报》。石印，4开4版，不定期。这些部队报纸的出版，对鼓舞战士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部队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各级地方党组织同样重视新闻出版事业。1940夏，八地委创办了机关报《群声报》， 1942年8月，八地委又创办起油印《胜利报》，8开4版，每周3至4期。除报纸外，还编印过胜利周刊、旬刊、月刊、特辑、《情报》等。八地委还曾出版党内刊物《工作学习》，对指导党内工作和学习起到很大作用。1939年底，四地委创办了《救亡报》，油印，8开2版，周双刊。1940年改为《新建设报》，油印，先是8开4版，后改为4开4版，三日刊。九地委创办《新建设报•北路版》，4开2版，三日刊。后更名为《团结报》，改为石印。

　　除了地委、军分区创建的报刊，八、九分区不少县委也自办报刊。在八分区，1942年中共献交县委创办了油印小报《先锋报》《前进报》。中共河间县委创办《前锋报》，后改称《黎明报》《方明报》，中共交河县委创办了期刊《呐喊》。任河县1944年创办了《任河小报》，4开4版，油印。建国县创办的报纸名为《抗战到底》。在九分区，任丘县委机关报《主力报》于1938年创刊，1939年改名《团结报》。《实话报》是中共肃宁县委机关报，创刊于1937年底，1939年改名《烽火报》，1940年易名《新时代报》。

　　在冀鲁边区，1938年八路军“挺纵”到达边区后，由纵队司令部创办了刊物《烽火》，后改由冀鲁边边区特委主办，一周一期，铅印，16开本。10月刊物改为报纸，定名《烽火报》。冀鲁边军区成立后，创办《前进报》。1942年12月，边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决定，《烽火报》和军区创办的《前进报》合并，成立《冀鲁日报》社，报纸石印8开，5天一期。1938年10月，冀鲁边区成立抗日文化教育救国总会，并创办《战地动员》等刊物。后又创办《燎原文艺》月刊，并建立印刷所。1940年7月，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建立后，又成立了回民抗日出版社，出版《正道周报》和《正道杂志》。后《正道周报》改为《伊斯兰报》，直到1949年停刊。

　　另外，边区的地方报纸还有：1938年10月中共冀鲁边区工委创办的油印小报《血花》，1940年初沧县青年救国会创办的《曙光报》。八路军部队创办的报纸还有，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办的油印小报《战地》。

　　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抗战环境中，沧州两大战略区的各级党组织、八路军部队以及抗日武装，为了宣传抗战，鼓舞军民的抗战热情，创办自己的报刊。特别是在反“扫荡”期间，为办好报刊，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牵着几头骡子驮着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电台，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即使日军“铁壁合围”、反复“清剿”，情况十分危急，斗争非常残酷的时期，报纸也从未停止，始终和部队、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断传播着杀敌救国、抗战立功的消息。正是由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艰苦努力、辛勤工作，沧州两大战略区的抗日政治动员及宣传工作才得以普遍深入开展。也正是这些革命报刊，为沧州军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鼓舞着广大抗日军民在残酷环境中坚持斗争，攻坚克难，起了重要作用。

　　编排抗战文艺，鼓舞军民斗志。在抗日战争中，抗战文艺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很强的政治性、战斗性特点，与军事、政治斗争紧密配合，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作用。在农村，抗日救亡歌曲几乎人人会唱，各群众团体、各中小学都有自己的歌咏队，抗战歌曲成了抗日军民的主要文化食粮和精神武器。另外，各村还成立了救亡室，开办了各种形式宣传抗日的墙报和大壁画，内容生动、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诗(也叫革命歌谣、顺口溜)也广为流传，不少村还成立了歌舞队或村剧团，使农村文化生活十分活跃。

　　在积极发展群众文艺的同时，各专业文艺团体以文艺为武器，在宣传抗战、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除冀中区党委和抗联会直属的新世纪剧社、冀中军区政治部所属的火线剧社外，各军分区及军区回民支队都有自己的剧社。冀中第八军分区前卫剧社成立于1940年，前身是名为“抗敌剧社”的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剧社转移冀西，并入军区火线剧社。1944年冀中形势好转，前卫剧社于12月底重新建立，排练了《血泪仇》等抗日剧目，活跃在八分区各县。1945年二三月间先后在献县商家林、河间卧佛堂、肃宁县以及任(丘)河(间)大(城)地区巡回演出，六七月间又转到河间城内、献县张庄等地演出。每到一地，演员们发扬老红军、老八路光荣传统，为老乡挑水、打扫院街，在街墙上写标语、画漫画，深入群众、学校宣传抗日。第九军分区前哨剧社的前身，是1938年元旦在肃宁县成立的河北游击军游击剧团，是冀中平原上第一支抗日的文艺队伍。同年4月，冀中军区成立，游击剧团改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剧社，并排练了大量文艺节目，历时3个月，在河间、任丘、献县等15个县城及河间的沙河桥、任丘的鄚州等大小镇村进行巡回演出。6月，剧社接受参加收编四十八村联庄会的工作任务，赴河间以东联庄地区演出，宣传抗日救国，进行全民动员，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接待和欢迎。1940年8月，第四军分区改为第九军分区，国防剧社改名为前哨剧社，后全部学员于1941年1月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学习深造。1943年3月，因形势残酷剧社奉命撤销。1944年7月，部分剧社人员奉命归建，成立了第九军分区政治部文艺工作队(简称文工队)，在任丘参加整风学习后，南下肃宁，为解放肃宁的部队祝捷，进行慰问演出，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12月，文工队正式恢复了前哨剧社的名称。1945年，为配合战略反攻，排练了《王秀鸾》等歌剧节目，一面庆祝献县、河间解放，一面参加子牙河东、任河、文新、大清河北等战役、战斗的战勤工作，成为能文能武、名副其实的文艺轻骑兵。

　　1942年3月，根据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文建会决定，八分区成立了专业性强的文工队，设有戏剧组、音乐组、美术舞台组、创作组、总务组，男女队员共40余人。文工队成立后，配合中心工作，在献县、武强边界演出，很受群众欢迎。“五一”大“扫荡”使得八分区环境恶化，文工队化整为零，分成3个小组，分散到饶、武、献三县，进行反“扫荡”，后根据地委指示，在当地参加了县委、政府、群众团体及学校等单位的工作。1945年5月，文工队恢复。不久，文工队转交第八军分区政治部领导，全体加入了前卫剧社。

　　有的县、区组织成立了业余剧团，活跃在城镇乡村，进行抗日宣传。肃宁县文建会曾成立群声剧社，进行抗日演出，并开办全县文艺学习班、儿童文艺训练班，推动了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献交县第四区的育民剧团，成立于1944年初，由有文艺特长的教员和学生组成，并通过村委会及开明士绅、商人等募集了部分活动经费，在敌人的据点包围之中和“扫荡”间隙排练演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剧团在附近几个县还是第一个。剧团演出多数是利用群众赶集和各村开群众会的机会，内容有唱歌、快板、活报剧等，还排演了大型剧目《血泪仇》，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剧团到各村演出时，还专门安排人员为村中的儿童团、青救会和妇救会教唱歌曲。1945年5月，为解放交河县城，抗日军民开始了两个月的对敌围攻，育民剧团配合军事斗争进行了战地宣传。7月27日为庆祝交河解放，中共献交县委、县政府在县城搭起大戏台，召开全县庆祝大会，并调来育民剧团演出。当庆祝活动即将结束时，传来日本投降的喜讯，剧团奉命又留下连演数日以庆祝。抗战胜利后，献交县撤销，育民剧团于1946年即行解散。

　　建立抗战学校，编写抗战教材。在开展文化教育方面，沧州两大战略区内的党委、政府和军队作了大量工作，着重抓好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抓学校教育方面，两大根据地内大多数村庄建立了抗日小学，编写新的教材，把文化教育和抗战教育结合起来，采取多种形式坚持办学。在冀中区，第八军分区于1940年创办了一所游击式的军事学校——随营学校，招收地方上具有初小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为部队训练有文化知识的军政基层干部。该校从8月正式开学至1941年底，共办了3期，每期学习5个月，招收训练了1000多名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为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做出了贡献。在冀鲁边区，有的抗日政府实行“导生制”教学方法，即一班编为几组，教师先给组长上课，组长再回本组给同学们上课;有的则实行两套课本，采取两面方式，敌人来了学《三字经》等书，敌人走后再学抗日教材。虽然敌人不断破坏，环境也常有变化，但小学教育却顽强地在对敌斗争中发展起来。
 

　　二

　　文化是时代的烙印。抗战时期的文化艺术以极强的战斗功能，以军民相融的文化运动，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狂飙。

　　郭沫若说过：“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在它的本质上，便是一种战斗。对于横暴的战斗，对于破坏的战斗，对于一切无秩序、无道理、无人性的黑暗势力的战斗。”毛泽东的指示更为深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苦难，震碎了那些生在战争年代却想脱离战斗而独立的个人主义者的幻梦;抗日的烽火，点燃了一大批有良知、有使命感的作家、艺术家的热情。他们把自己投进时代的洪流中去，以笔作枪，与人民一起走上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前线。

　　在冀中区，为了充分发挥文化活动的战斗功能，使之成为鼓舞群众、同日寇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冀中区于1941年开展了《冀中一日》的群众写作运动，并把5月27日作为创作日。到10月末，共收到稿件5万余件，作者除知识分子、干部、战士、农民，还有请人代笔的文盲，稿件数量之大，作者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是一次工农兵群众伟大的文艺创作运动。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冀中这块战略区所犯下的残酷罪行，反映出了冀中800万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战斗的抗战生活，生动体现了全体军民在国难当头时所表现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思想情操和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整部作品可说是一组正义的战歌，一篇篇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檄文，一幅幅气势磅礴的战斗画卷。即使今天读起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敌情紧急、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抗日军民就利用战争的间隙，用短小精悍的诗歌和民谣揭露敌人的罪行，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这期间，沧州东西两大战略区内的军民，创作出了大量抗战诗歌。在冀中区，抗日军民创作的游击队员歌，通俗益唱，鼓舞人心。歌词的内容是：“游击队员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家就在密林里。吃的什么饭?吃的米干饭。作的什么战?游击战!游击战!怒杀小日本，智捉狗汉奸……”

　　而在冀中青年中，则唱出了冀中青年雄赳赳、气昂昂，勇敢上战场的坚强斗志：“冀中青年雄赳赳，太阳晒红了面孔，镰刀斧头磨粗了手，热忱给我们以力量，理想分清了敌友，继承五四的精神，战斗!战斗!像点燃的药包，像出膛的子弹，像七月的山洪，勇猛挽回时代的逆流，粉碎顽固的石头，最后地战胜日寇。……”

　　在冀鲁边，抗日军民创作的《冀鲁边进行曲》，以高昂的旋律，不屈不挠的精神，成为冀鲁边儿女投身抗战洪流、救国救亡的“精神刀枪”：“东临渤海，西胁津浦，南凭黄河，北达平津，这里是敌人深远后方，曾经混乱沦亡;这是抗日坚强的阵地，津南鲁北的屏障。准备反攻的堡垒，我们高举解放的大旗，就驰骋在这广大的草原上。炮火连天中，我们飞速的发展，不断的壮大，不怕二百个据点敌人的疯狂扫荡。任他纵横的公路网，离敌人三五里宿营，不管吃的是树叶和糟糠。永远站在我们的岗位上，环境越困难越是我们的光荣。同志们，我们一定干到底，我们一定要胜利!”

　　一首首诞生在血火之中的抗战歌曲，节奏顿挫铿锵，曲调激越昂扬，仿佛响彻神州的冲锋号，自然融入了那个时代抗日军民积极抗日的时代狂潮，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与日寇血战到底，不断走向光明和胜利的未来。

　　由于抗战条件艰苦，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有个别青年参军后又偷偷跑回来。针对这种情况，文艺战士很快创作出《劝子归队》歌，歌词的大意是：“日落西山月东升，家家户户掌上了灯。有位老太太，也把灯掌上，坐在那炕头就把纺车拧。老太太纺线心中暗想，想起了我的儿名叫大成，自从我的儿参加了部队，生活已然大改更，自卫队按时送柴又送米，代耕团帮助把地耕，妇救会帮助我把火生。大成入伍前，没有吃来没有穿，忍饥挨饿干受穷，如今生活变了样，当那抗日家属多么光荣。老太太越思越想越高兴，手拧着纺车加上了工。老太太正在把线纺，忽听到外面叫门声，来到门前问分明：你是何人把门叫，黑更半夜有什么事情?我是你儿叫大成。你今天回家有什么事?快快对为娘说分明，今天让你住一夜，明天一早快回营，人家妻子送郎上前线，何况你个男子怕牺牲。……”

　　为了让更多的青年投身抗战前线，根据地的军民创作出《优抗歌》：“抗日军人上前方，为民族，求解放，为祖国，来争光，他们前方去抗战，我们在后方应优抗。他家有爹娘，要实行优抗，帮他家钱和粮，叫他们把心放。优抗，精神去慰劳，叫他爹娘不要把儿想，优抗，优抗。”优抗歌使青年们打消了顾虑，义无反顾上战场。

　　两大战略区内创作的诗歌作品还有：《交通沟里是战场》《送子参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平原的文化兵》《四季歌》等几百首。这些诗歌有的谱曲后在根据地传唱，有的成为街头诗，用毛笔、粉笔、排笔写在大街小巷。这些广为传诵的诗行鲜明地体现了田间诗艺的特征：简短的句式，急促的节奏，象一声声“鼓点”，给人以“闪电似的感情的突击”。这种抗战时期所独有的诗体形式，以简短的篇幅，鲜明的主题以及警辟的句式，使流行歌曲、“街头诗”成为激发人民抗战斗志的最富鼓动作用的诗体。这期间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局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些抗战歌曲所以成为抗日军民喜欢并流行传唱开来的歌曲，就在于民族危亡时刻，它发出了中国人民刚强不屈、同仇敌忾、团结御敌的吼声，成为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最有力的号角。

　　时光过去70多年，如今再唱起这些抗战歌曲，默念这些街头诗，仍令人血脉喷张，精神振奋。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同报社的记者到河北省军区沧州干休所采访抗战老兵刘志波。老人已90岁高龄，当他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激动地唱起《松花江上》《八路好，八路强》等抗战歌曲，唱到激动处，仿佛又回到了抗日的战场上。这不只是音乐自身的魅力，更是因为字符承载了中华儿女刺破黑暗、冲破屏障的血性之勇和报国之志，那些涌动在激昂旋律中的民族怒吼、祖国召唤和英雄呐喊，早已化作中华儿女的骨血，一代传至一代。

　　在运河两岸、津浦线上、渤海岸边，沧州抗日军民高唱抗战歌曲向敌人发起攻击;在敌人的刑场上，革命先烈以歌喉作刀枪，勇猛地向敌人发起攻击。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建国县二区和三区区长的黄刚，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在刑场上，他把对敌人的愤怒和抗日宣言配成京剧唱段，向敌人发起最后的攻击：“父老乡亲且听真，咱同是中华民族人。一个天来一个地，一个祖先一个根。现而今，鬼子闯进我家园，杀我同胞烧我村。狗汉奸，实可恨，认贼作父丧天伦。你吃的是中国饭，杀的是中国人。你们是辱没祖宗的狗奸匪，你们是民族败类遗臭万年人。我黄刚，虽死无遗憾，入九泉听那抗日枪声奏凯音!”

　　敌人被黄刚的斗志吓破了胆，群众被黄刚的精神所震动。黄刚牺牲后，有无数青年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
 

　　三

　　硝烟终散去，伤口会愈合，但精神要永远矗立，精神的刀刃会越磨越锋利。鲁迅先生说过：“民族精神是最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弘扬民族精神是抗战文化的主旋律。抗战胜利后，沧州两大战略区内的作家、文艺工作者以冀中、冀鲁边抗日斗争为题材，先后写出了《红旗谱》《烈火金刚》《平原枪声》《青春之歌》《马本斋》《肖华战斗在冀鲁边》《回民支队征战纪》《英雄黄骅》等纪实作品。沧县政府原副县长娄锡文，退休后专事写作。她不辞辛苦，多次下新疆采访，写出了《无衔将军张仲翰》等书。我市知名作家李浩，创作的《将军的部队》获得鲁迅文学奖。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为了以古鉴今，察往知来，创办了《鉴政沧州》刊物，专门刊载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沧州党政军民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的历史人物、经验教训等，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又集中力量编印了《沧州抗战英模》一书，以历史的目光观照现实，用现实的思考回顾历史，为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提供史料，为领导者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文化建设的使命担当。在人类精神发育史上，优秀的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在寒冷中提供温暖、在艰难中慰藉心灵、在困境里激活力量，就是因为它承载和传递着民族的血液和精神，有情感、有操守、有灵魂。然纵观近年在我们社会生活中，颠倒黑白者有之，曲解历史者有之，躲避崇高者有之，诋毁伟人者有之，抹黑英雄者更有之，国家国民的精神气象一度走低，道德良知底线节节败退，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关注。无可否认，物质文明每前进一步，必然会给精神文明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历史的最终珍存说明，只有那些沐浴着精神之美、沉积着精神熔岩的文化作品才会匡扶世道人心，激扬清风正气，才会天长地久，铸造民族之魂。

　　抗战的胜利，不仅是河山光复，更是人心光复、精神重塑;抗战的历史，不仅是战争史，更是精神史、心灵史。今天，我们重温抗战历史，在以抗战文化凝聚起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为沧州军民付出的巨大牺牲而潸然泪下。国力孱弱使得我们不得不“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样的悲剧决不能再次重演。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警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居安思危。要清醒地看到，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在人均所得、核心技术、区域平衡、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仍然漫长，需要我们继续付出艰巨的努力。沧州是国家全面发展的一部分，今天，我们沧州进入了大发展、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市、生态宜居美丽沧州，需要文化工作者继续弘扬抗战文化的精神，为沧州的经济发展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谱写出更多的时代乐章，用抗战文化的激昂旋律，凝聚沧州700万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奋发有为的崇高理想，为沧州跨越式发展鼓与呼。

　　高唱英雄赞歌走向未来。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擂响战之鼙鼓，传承抗战文化的战斗精神，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还需要一次凤凰涅槃式的浴火再生，还需要一回荡气回肠的重装出发。传承抗战文化不反对歌颂爱情，不反对山高水长的情思，也不反对岁月蹉跎的人生感叹。但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力和先导，我们的文学艺术决不能少内涵、缺精神、无灵魂。一味追逐娱乐和轻飘飘的东西，必然导致精神荒漠的蔓延和“不能承受之轻”的民族之痛。我们要的是淬炼民族精神激扬旋律，以裹挟着民族魂、英雄气、战斗风的文学艺术，化作鼓舞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内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当高唱国歌时，我们听到的只是历史的回响吗?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作者系沧州军分区军事志办公室主任、沧县武装部原政委)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9-26 09: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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