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河北省国民党地方组织
2017-10-04 15:10:13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刘洪升  点击：  复制链接

　　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地方基层组织的研究，学术界发表了不少论著，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国统区，对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组织研究尚付阙如。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对沦陷区河北省国民党组织略作考论，以抛砖引玉。

　　一、党员的吸纳机制与党员构成

　　自1939年以后，国民党采取大量吸收新党员的政策。这一政策的产生，据王奇生研究，既有中共的组织竞争，又有三青团的压力和挑战。但在河北省情况要复杂的多。战前河北省国民党虽在城市有些基础，但“乡村里的党便脆弱微薄，几乎没有。”抗战爆发后，中共对河北“青年及农工分子极力吸收，继敌伪强征壮丁，更有胡仁奎之灰色组织(即晋察冀边区国民党)亦加以吸收，故一般民众几为此三方面吸收殆尽。”此外，汪伪国民党也在河北发展组织，再再加上三青团的竞争。处此环境之中，要发展组织，大量吸收党员，河北省国民党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

　　改组后的国民党是仿照俄共组织模式建立的。俄共吸收新党员，一是必须通过基层支部，而不能由中央和省县党部直接吸收：二是必须有预备期。1929年以前，国民党发展党员无预备期。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颁布《征收预备党员实施办法》，始行预备期。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后，该制度废止。抗战时期，河北省国民党征收党员，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1938年7月颁布的《征求新党员细则》规定，区分部在收到申请人填写的志愿书后，应于一周内审查完竣，连同志愿书逐级上报。志愿书由国民党中央统一印制，申请人事先不需要向党组织作思想汇报，党组织也不考察申请人对党的认识程度。申请人只需将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学历、经历、家庭成员及经济状况等填在印制好的志愿书上即可，然后由区分部审查申请人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手续堪称简便。但战时区分部尚未普遍建立，加之这条途径与以下几条途径相比，尚不够简便，通过这条途径入党者只是一部分普通党员。二是集体入党。集体入党是国民党战时及战后吸纳党员的一条重要途径。但由于河北情况特殊，这种形式在河北省军队里少有记载。“集体入党多在高小和师范学校，经过宣传鼓动一个班集体入国民党。”

　　以上征收党员的方式是正规合法的征收方式。实际上，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征收党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从抗战中期开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扩大征求新党员运动，中组部训令各省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将征求党员作为各级地方党部的中心工作。省党部将中央分配的指标下达各区县。而县党部人手少，经费缺，县以下基层组织有名无实，下层农民又毫无入党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正常途径和手续征收，势难完成上级党部下达的任务。于是各种征收方式，或强制、或欺骗、或利诱、或造假，花样百出。如在邢台县，县党部以入“好人团”为旗号发展党员。为了引诱穷人入党，报名时发给几升粮食，致使好些等米下锅的农民参加了国民党，有的为了多领粮食，还替自己的子女、亲戚报了名。有的村几乎全村参加了国民党。在内邱县，国民党通过社会救济，发放粮款，然后给领粮款的人登记造册，这些人就不知不觉的成了国民党。县党部成员及村小组长，还把他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加以登记，上报省党部。为了欺骗群众，邢台县党部“对穷人讲，入了国民党有饭吃，有钱花;对一些流氓分子讲，入党可以升官发财。”内邱县党部则哄骗说“只要加入国民党，不论向什么部队做个两手一叉的手势，他们就知道是自己人而不再挨打了。”有的县党部更是闭门虚造，甚至雇人胡乱造报表册，一是为了完成上级党部下达的征收任务，二是多报党员人数，可以提高县党部的等级，多领党务经费。本来，按正规入党手续，申请人必须在入党志愿书上贴照片，国民党中央鉴于战时农村照相设施等限制，允许用按指纹代替。如此，也为基层党部弄虚作假开了方便之门。许多县党部“为应付考核所报之党员人数及组织数目，或表示工作成绩之各项数字多欠正确，县市以下更有随意捏报，存心欺骗。此种逐级相欺之风亟应彻底革除，如再有捏报情事，应即惩处。”战时及战后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吸收党员时的弄虚作假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党员的职业构成发生了变化。战前，河北省党员职业在教育界占多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尤其是小学教员仍占很大比例，有许多县党员主要以知识分子为主。如滦县“党员多为小学教员。”武清县“本党基础建于教育上，本党同志大部服务教育界。”三河县“该县工作以书记长、干事均系教育界中人，故所领导之党员亦多系小学教员及曾受初级教育者”。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国民党党员中，“农业”类党员的比例占居第二位，后期甚至有超过教育界之势。但这里所谓的“农业”党员显然不能视作农民党员，因为战时国民党基层党部除了“拉夫”和假造了一批农民党员外，很少真正吸收佃农雇农入党。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也表明，那些“农业”党员主要是一些受过初等教育和私塾教育的乡镇保甲人员和地主乡绅，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占的比例极小。此外，党员成分中增加了伪组织人员。青年学生及商人比例较小。

　　战时国民党员的受教育程度也发生了变化。战前国民党征收党员“只注意知识分子或上层人士”，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以城镇中上层为主的政党，一般党员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而战时国民党员的整体教育水准下降。尽管缺乏全省综合性统计资料，但综合各县资料可以看出，受过高等教育(含专门研究、留学、大学、专科和军警学校)的党员几乎没有(战前受高等教育者占10%)，党员主要为高小毕业生、中学肄业或毕业生，及部分师范生。这些党员多来自农村及乡镇，党员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偏重于传统。

　　战前党员年龄结构比较年轻，战时党员年龄三四十岁者居多，党员年龄结构呈上升趋势。虽然省党部强调吸收“优秀青年”，但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先进，易于接受中共的“鼓动”，往往不为所动。而那些年龄较大、思想保守者，在国民党的拉拢下，则更易于加入国民党。在性别上，与战前一样，男性党员占绝对多数，女性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国民党基本上是男子的世界。

　　二、地方基层组织

　　战前河北省地方基层组织多不健全，有的县甚至长期没有建立县党部。战时地方基层组织状况更加恶化。首先，县党部组织“悬缺不全”，形同虚设。各级县党部的建立，一般是先由省党部任命县书记长，再由书记长组织成立县党部。按照国民党《县党部组织条例》，县党部组织设执行委员三至五人，由省党部指定一人为书记长，设秘书一人(由委员兼任)。战时尽管全省绝大多数县成立了县党部，但组织机构多

　　不健全。如1942年，全省132县中名义上有127县任命了书记长，其中24县书记长下无委员、6县仅设秘书一人、21县设执行委员一人、25县设执行委员二人、51县组织形式还算健全。因此省党部指出：“年来我各区县人事机构，其能合于法定组织者固多，但于县级仅设一书记长，或悬缺不全意图敷衍者亦数见不鲜”。当然，这还只是表面现象。虽然大多数县选派了书记长，但实际上许多书记长或“久不到职”，或“始终未到县工作”。如“无极县书记长张闻铭迄未到职”;“吴桥前书记长张参任职将近两年到县一次，住宿一夜即回天津，始终未长住县”;“景县前书记长崔静波、东光前书记长刘伯熏均籍隶文安县，在景县、东光毫无关系，始终未到县工作”。唐县、满城等县书记长则借口“工作困难屡请辞职”，有的甚至“未经批准”，或“擅离职守”，或“转赴后方”，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各地负责同志多有未奉核准擅来后方，影响工作殊非浅鲜”。县党部群龙无首，党务工作无法开展，党部形同虚设。

　　其次，基层组织有名无实。区分部是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健全及工作之开展与否，区分部起着决定的作用。战时国民党基层组织空虚。由于沦陷区吸收党员阻碍重重，区分部数量少，且不充实，徒有其名。如清苑“县以下之组织仅有区分部二个”。第3督导区“各区分部因人数不足暂时编为小组。”第24督导区“各县上自县党部下至小组大致组织具备，惟党员人数少，区分部未能充实，区党部尚未发展至预定期望。”省党部对此总结说：“迭据各地党部报告颇感小组与区分部组织重复。”更有甚者是许多县党部以下无组织。如磁县只有书记长，县下无组织：阜平“县党部以下无组织，党员有三十二人，亦无任何活动可语。”第6区督导员称：“晤及各县书记长后，知各县上层规模粗具，缺乏动力：下层则付阙如”。因此，战时国民党基层组织大多数徒具形式，空无内容，有的仅有机构而无活动，有的甚至连机构亦不存在，纯属虚报数字，敷衍上级。

　　基层组织经费匮乏。经费缺乏使许多基层组织长期处于休克和瘫痪状态。16督导区：“经费自六月至今半年之久未见分文，万分艰窘。”王蕴仁报称“自受命为定县书记长迄今将属一年，县内秘书、委员、干事等早经派定并呈报在案，惟经费未领分文。”一年半载领不到经费的尚不算困难，甚者是几年都领不到经费。卢龙县书记长报告说：“忆职自随王督导员工作以来，由二十九年六月至三十二年八月分文未领。”积欠最多的当属新镇县，四年共欠党部经费合法币6.84万元。沙河、任县等县均称：“经费困难，工作无法维持。”经费短缺，不仅工作无法开展，甚至党工人员生计都难以为继。行唐县书记长说：“经费一文皆无，连职个人最低生活皆难维持。”涞水县“工作干部限于经济困难，无法维持生活。”17督导区服务员称：“职等效命本党，生死在所不计。然枵腹从公，无米为炊，当卖俱空，山穷水尽。”一至如斯，苦不堪言。当时除县党部书记长外，其他县党部委员以及县以下区党部、区分部委员均为无给职。按蒋介石的设想，县以下党部委员实行无给制度，并降低党务人员的待遇后，可以防止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但实际上行不通，因为基层党务人员不能不顾及生计，在其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的情况下，其工作情绪和工作效率必然低落。为了生计，“工作同志暂在经商者数人，参加伪组织者数人以维持生活。”党部人员整天为家庭生计奔波，党务“工作自无可言”。

　　第四党员无训练。客观地讲，在国民党一般党员中，真正信仰三民主义者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参加国民党的人，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所好。因此，就连一些国民党中央大员也不能否认“党员之思想、言论、行动，亦往往不受党的约束，而党亦未尝绳之以纪律。”战时由于环境的恶劣，这种状况也就日甚一日。因此，从中央到省党部都强调对党员的训练，以培养党员对主义的信仰。“小组为训练党员的基本单位”。“小组训练以讨论、讲习、批评等方式为实施原则。”但“本省环境特殊，党员集中训练、公开训练无法举行”，党员训练主要是通过个别谈话方式进行。如第18督导区：“以普遍有奸伪组织及敌伪监视之下，举行集体训练及召开小组讨论会等实为不可能之事，不得已仅以本党主义及国际情势，以个别谈话方式转告党员，以坚定其抗战意志及对本党之信仰，并指定聆听之党员转告某党员。”交河县“在敌伪奸伪两层压迫之下，集体训练事实为绝对不可能，故训练方法仍采个人谈话方式，对新旧党员灌输本党主义与常识”。肃宁县“分别召集各小组长，利用集市日期，在路途中作个别训练”。此外，还有文字训练、通讯训练及指示读书等方式。不管是个别谈话还是文字训练等，其实多是徒有虚名，浮于形式。如大名县党员“因素欠训练，故认识不深刻，情绪欠紧张，下级缺乏，早成严重问题”：良乡县党员“更无训练，即本党已设有总裁一事均不知情，其毫无训练情形可以想见。”省党部也不得不承认“至于训练党员，亦多未认真办理。有些县份于吸收新党员，予以划编小组后，即认为完成任务。小组长是否经常召开会议，会议内容如何，应否给以适当的工作等事项，则不予闻问。相沿即久，工作者但知征求党员，新党员入党只为领取党号与获得意识上的某些保障，除此以外便不知尚有若何权利义务。如此，组织如何能持久，以之与敌奸斗争?”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04 1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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