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1、山西为我党积累了丰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
民主是抗日根据地的一面大旗,作为抗战老区的山西创造性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1940年的北方局黎城会议标志着山西各根据地进入全面建设时期,会议部署了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全面领导山西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战争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走群众路线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民主政治的主要模式,党在山西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服务群众,奠定了不同于国统区片面抗战和独裁统治的全面抗战方针,极大地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和民主政治范畴。统一战线是贯彻民主政治的一大法宝,山西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政策,即在各级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民主人士和其他抗日分子各占1/3。各地由村民直接选举村长和人民代表,陆续召开了参议会。在“豆选”这种淳朴的选举方式中,从未行使过选举权力的庄稼汉第一次投下了神圣的一票。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就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施民主政治。减租减息是动员民众的一个关键环节,党在根据地广泛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深得民心,解决了抗战环境之下的农民土地问题。精兵简政是减轻人民负担、解决“鱼大水少”矛盾的必要措施。在领导机关驻扎较多较集中的太行区,精兵简政工作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表彰。
中条山地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队。
根据地在敌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得以坚持,经济战线的斗争功不可没。邓小平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山西敌后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实行贸易统制,俨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雏形。结合抗灾自救,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发展互助合作的经济模式。1944年4月1日,在左权县麻田,八路军前方总部颁布《滕杨方案》,正确处理了生产和分配、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部队和机关的生产运动。
山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吸引了全国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和文化名人,投身于抗日洪流,创作出一大批鼓舞民族斗志、记录烽火岁月的文艺作品,与沦陷区的殖民文化和国统区的封建文化截然相反,塑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代新风,诞生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山西抗战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山药蛋流派,为中国红色文化的洪钟大吕谱写了璀璨的乐章。
2、山西培育了大批高素质的党员队伍
党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为适应战争环境,各方面力量在工作能够达到的地方,分头开展建党工作。随着党员人数的壮大,各地区党组织开展了巩固和纯洁组织的工作,从思想上建党。党在敌后抗战中的领导作用,要求根据地的全体党员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实现党内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从1942年到1945年,山西各根据地党组织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在整风中,晋绥、北岳、太行、太岳分别成立了以林枫、刘澜涛、李雪峰、薄一波为首的学习委员会,领导干部主要集中在党校学习,一般党员大都在各地办的整风学习班学习,并在群众中进行时事教育。由党员干部充当教师,以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为己任的冬学遍及根据地的山庄窝铺。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的团结一致,奠定了夺取抗战胜利的思想基础。
中共冀豫晋省委和部分特委领导人。
在领导干部集中整风的同时,山西各根据地农村党员积极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致力于改造农村面貌。平顺县西沟村共产党员李顺达建立了太行区第一个互助组;兴县白家沟村党支部书记贾宝执办起晋绥边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宁武县新屯堡共产党员、民兵队长张初元成为根据地劳武结合的楷模。随着一批批生产和战斗英雄的涌现,山西各根据地召开群英大会,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杀敌、生产的积极性。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各根据地党组织加强了敌占城市和交通线的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向太原、大同等城市派遣秘密党员,这些秘密党员成为接管城市工作的骨干。截止抗战胜利前夕,全省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5万人。
3、英雄的山西军民用鲜血浇铸了不朽的抗日丰碑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山西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铸就了不怕牺牲、敢于胜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的胜利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伟大象征。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抗日英烈就是牺牲在山西战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八路军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归国华侨女英雄李林、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政委陈光华等一大批抗日英雄,血染黄土高原,魂归三晋大地。8年间,以山西为中心的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歼灭日伪军66万人,其中仅在山西境内由八路军主力和各地地方武装及民兵进行的70次著名战役战斗统计,歼灭日军近7万人,占侵入华北日军总数22万人的31.8%。八路军3个主力师由战争开始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百万大军;上述3个根据地民兵发展到110万人。同时,山西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抗战时期,在山西各种惨案中伤亡群众与国共两军抗日将士伤亡之和达300万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被山西抗日军民的民族气节所震慑,骇然感叹:“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1943年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华北方面军报告:“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太行区民兵组成的抗日的铜墙铁壁。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过太行山抒怀》诗中咏叹道:“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更有人和胜天时,地利攻守相攸关。创业不拔赖基地,我过太行梦魂安。”抗日战争中的山西就是那个让中国人民梦魂安详的地方。纵观山西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山西是八路军敌后抗日的战略支点和主要战场,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基地,山西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11 10: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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