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烽火，抗战中耀眼的丰碑
2017-09-11 14:51:10  来源：中国论文网 《记者观察》 - 2005 作者： 岳谦厚  点击：  复制链接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回顾这场曾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浩劫的战争，意义十分深远。60年前，日本所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直接造成了山西省166万余人伤亡以及64484亿元(法币)财产损失(不包括战争消耗)。战争期间，山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成为华北抗战的重心，山西人民则倾尽全力支援抗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山西血线，撑起华北抗战的脊梁

　　“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棰而下;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唯吾所向。”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如是评述山西的战略地位。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境内群山连绵，河流纵横，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芦芽山，南有中条山，北有恒山、五台山、管涔山，中有太岳山、云中山，桑干河、滹沱河及汾河、沁河、涑水河等则贯行全境，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在战略上，山西虎踞华北，东可瞰制平汉，威胁平津，从太行山东越平汉，跨津浦，可远达北海之滨;南出豫北，跨陇海，驰骋黄、淮、江、汉;北越平绥，挺进内蒙古高原，既可打通国际援助线路，又可屏障大西北;西向连接陕甘。若由山地推向平原，由晋而冀、察、绥、豫、鲁，再与华东、华南连接，即成中国抗战之重心。一言蔽之曰：确保山西，即可支撑华北，进而影响全国。所以，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即以重兵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其战略重心在于通过两线迂回、中间突破的方式夺取华北战略支点山西，并以之为基点将该地区的中国军队或全部歼灭或彻底驱逐到黄河以南地区，实现对华北的整个占领，进而攻中原取西北，与华中派遣军南北合围，“三个月灭亡全中国”。

　　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使之成为中日双方在整个华北地区争夺的焦点。平绥路和平汉路两路日军在占领华北各该线重要战略目标之后，随即或沿平绥路、同蒲路南下或沿正太路西向经娘子关直趋山西省会太原，准备“一个月拿下山西”，最终“定华北、亡中国”。中日两军因之在山西境内特别是在晋北内长城一线及忻口地区展开了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鏖战，创造了国共两党军队“联合作战的范例”。为保卫山西，国民政府先后组织并实施了晋北、晋东作战以及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八路军则在正面战场大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取得平型关伏击战和偷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山西保卫战不仅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日军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而且通过与国民政府在华东地区组织的另一场大战――淞沪会战相配合，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计划。山西战场是国民党军队在整个华北地区抵抗最强劲也最惨烈的战场，像忻口一役就有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第196旅旅长姜玉贞及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4位高级将领殉国，战斗最激烈时每天约一个团的士兵阵亡，这在整个正面战场极为罕见。同时，山西战场亦是整个华北正面战场消灭日军最多的战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7年11月8日，山西省会太原失守，在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抵抗基本结束，逐步进入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时期。到1938年3月，山西主要地区沦于敌手，日军占领了山西境内大中城市及铁路和公路干线，广大农村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恒山、吕梁山、管涔山和太行山等山脉为依托，先后开辟出晋察冀(中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豫(后来发展为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绥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争，并与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抵抗遥相呼应，互为依存、互相支持，共同支撑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大局。

　　山西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的中枢根据地，八路军虽经发展壮大并向整个华北乃至于华中地区迅速扩展，但山西抗日根据地担当的基本角色及其领导地位却始终未曾发生改变。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转战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太行与太岳地区。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人均曾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八路军作战。山西抗日根据地因之被侵华日军视为建立华北“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最大障碍，日本华北方面军长期将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作战地区和“扫荡”区域，以从根本上捣毁八路军的中枢指挥系统和消灭八路军主力。例如，1937年至1938年，华北日军先后投入5个师团又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约占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兵力的1/2)，反复对山西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和“扫荡”。据八路军重要战报统计，两年间在华北共与日军作战181次，其中83次发生在山西境内，约占作战总次数的46%。1940年8月至1941年初，八路军主力105个团在数十万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又以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为依托、以正太路和同蒲路为主要目标，发动了规模巨大的“百团大战”，歼灭日伪军队4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在1941年至1942年日军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八路军与日军发生大的战役42次，其中14次发生于山西地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战役不仅打破了日军的“总力战”，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从1944年开始，山西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对日军发起攻势作战，仅1944年7月至1945年抗战结束就歼灭日伪军近18万人。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主力兵团及地方武装在山西境内进行了70次著名战斗，共歼日军7万余人。

　　由此可见，山西乃是八路军最先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实施战略展开的区域，随后又以其为前进基地迅速推向全华北乃至全中国，成为支撑华北抗战的脊梁和坚持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八路军在山西生根立足，由出征抗战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80余万之众，其势力和影响由山西扩展到全国并成为敌后抗战的主力军，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山西儿女，毁家捐躯赴国难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八路军抗战由山西而华北、由华北而全国则离不开最广大的山西人民的支持。山西人民无分男女长幼，输资出力，参军参战，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积极支持山西抗战、华北抗战和全国抗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贡献了的力量。

　　战争期间，山西人民参军参战，血洒疆场;不吝物资钱财，踊跃捐输;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救护队以及儿童团等，担当各种战勤服务。据统计，八年间，山西人民仅参加八路军的青壮年就达70余万人，参加民兵、自卫队和游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的青壮年更达数百万人之多，涌现出许多父送子、妻送夫、母亲送儿郎、兄弟相争上前线打鬼子的感人故事。兴县白家沟村年近花甲的孙奴则老人，见年轻人报名入伍，也剃掉胡须要求参军，并称：“我虽然不能上前线杀敌人，但可以做饭、当马夫当伙夫!”在1940年中共晋西北边区掀起的参军、献金、献粮和做军鞋“四大动员”运动中，一次报名入伍的青年就达15885人，人民一次献粮90462石，献金1810625元(银元)，妇女一次做军鞋118441双。其中，兴县一县参军青年达2603人，献粮14548石，献金220506元，做军鞋15331双。临县参军青年达1200人，献粮20000石，献金227985元，做军鞋22000双。在整个运动中，各阶层人民无分贫富，无分官绅商民，为了抗战，慷慨捐献，表现出了空前的抗日爱国热情。如兴县康宁村65岁的雷信儿将自己全年打短工的25元工资悉数捐献，黑峪口村某年轻女性将自己结婚陪嫁的一对耳环和手镯捐献，城关大地主刘训山将自己在县城开设的“豫丰货栈”的全部物资尽数捐献，杨家坡村地主杨老山一次献粮300石，黑峪口开明士绅刘少白献粮50石、献金700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战争需要以源源不断的巨大物力财力作动力，而物力财力的供给又离不开生产。山西人民为了增强抗战动力，保障抗日军民的军需供应，积极发展生产，组建代耕队、垦荒互助组、生产互助组、纺织合作社等劳动组织，开展劳动竞赛，使整个山西抗日根据地区域变成了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兵站基地”。

　　作为华北抗战的主战场，山西人民不仅动员了所有能够动员的资源用于反对日本入侵的战争，亦因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和报复性“扫荡” 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战后山西省政府调查统计，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山西人口伤亡达1661534人，占当时全省人口1/9;公私财产损失达6448399039727元(法币，下同)，其中私有财产约占半数左右，若以全省人口1500万计，每人平均损失约20万元。如灵石县原有人口78695人，战争期间死亡11007人，伤8224人，流亡6109人;私有财产损失11495758元，公有财产损失2729240元，两项合计14224998元。又据《山西省三十六年度农业复员建设计划》说明：八年间，全省“耕地荒芜者达1000万亩以上，农具和耕畜损失数量均占总数60%以上，大多数农民不仅无力购买种子、肥料，而生产所需之农具、耕畜亦成严重问题。”“经此八年全面抗战，损失惨重，日寇所至之区，牲畜损失殆尽，不特农业动力感觉缺乏，而作物赖以生长之肥料亦告断绝，致地力消尽，产量大减，而农村形成十室九空之现象。”中共各边区政府1946年的调查统计亦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形。如战时晋西北根据地区域直接遭敌杀害者85810人，间接遭敌杀害者50288人，被敌掠夺人口77815人，漂流在外或下落不明者14792人;流徙难民42300人，被敌致残者12462人，因战争而致鳏寡孤独无助者88060人，因战争破坏而患慢性病者44423人，因敌强奸而身患各种性病妇女25357人;损失耕畜253353头，农具9402045件，粮食36997109石，房屋804650间，银洋5700000元，首饰950000两，家畜等其他物品无计。晋东南根据地黎城、武乡等25县直接遭敌杀害者143955人，间接遭敌杀害者103949人，漂流在外或下落不明者67215人，流徙难民294472人，被敌致残者76186人，因战争而致鳏寡孤独无助者40502人，因战争破坏而患各种疾病者417805人。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山西人民为山西抗战的坚持和发展，所做出的奉献是很感人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山西人民为抗日战争所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抗日军民在山西所形成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性是难以估算的。”

　　太行道路，通往民族解放的明天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已经证明，山西是八年全面抗战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区域，国共两党两军首先在此实现合作抗日，八路军出师抗战在此首战告捷，华北正面战场最具抵抗性的战役在此发生，中国最早和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此诞生，鼓舞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志的“百团大战”亦在这里进行。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就是以山西为战略支点逐步发展起来的，而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以普通的“战略基地”完成了普通根据地所承载的“战略任务”，且以特殊的“战略基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军事战略转变的特殊“战略任务”。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从陕北出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并选择以恒山、吕梁山、管涔山和太行山作为基地，特别是选择太行山作为前进基地，开展游击战争，对之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了像吕梁山和太行山这样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就有了基本的保障，中共的抗日救国战略就能顺利展开。这些根据地不仅是中共实现抗战的“立足点”和发展抗战的“出发点”，亦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以山西为基点所创造出来的华北四大抗日根据地，即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以及山东根据地的广大抗日军民共歼灭日军43万余人、伪军90万余人，解放了华北绝大多数的被占领土和人口，成为推动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抗战结束后，形势的发展不断向有利于共产党方面转变。到1948年，一直被国民党军队分割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终于连联成一体，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及两大军区合并组成中共华北中央局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两个边区政府亦统一合并组成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蓝图而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是由抗战时期的冀南银行发展起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则是由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直接整合而成的。山西抗日根据地哺育出来的各方面的人才，先进入北京，后来又有不少人走向了全国。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4位省级财政厅长中就有22位是在原山西抗日根据地哺育出来的山西籍人士。

　　正如一位著名历史学者所言，“延安道路”――中国共产党抗战与革命的道路是通过“太行道路”实现的，而“太行道路”则又铺平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进一步说，山西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桥梁。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11 14: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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