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与牺盟会和决死队
2017-09-13 15:41:32  来源：太原道 作者：王谦  点击：  复制链接

　　牺盟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在山西组建的抗日群众团体，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则是由牺盟会组织的一支抗日武装，又称“新军”，以区别于阎锡山的旧军队。薄一波为改组牺盟会、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做出了杰出贡献。1943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夸奖薄一波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为抗日救亡，弃前嫌与阎锡山搞统一战线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十几万国民党军队撤出东北，不足两万的日军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我东三省，以后又向关内进攻。1935年华北事变后，山西的阎锡山在晋绥区首当其冲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眼看自己苦心经营20多年的基业不保，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日的态度，以往对日是一味求和，现在则提出“守土抗战”、“牺牲救国”。阎锡山还看到，“一二·九”运动震撼了全国，也直接影响了山西。红军东征，又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同时，他也看到，蒋介石的军队正威胁着山西，红军东征时，蒋介石曾经派出5个师到山西“增援”，但红军回师陕北后，这5个师仍驻扎在山西不走。他们受蒋介石密令，指使一些人搞独立。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在庐山受训的一些晋绥军高级将领，也设法加以拉拢和收买。阎锡山深感蒋对他的威胁加重了。他曾对梁化之说：“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当时有三种力量摆在阎锡山面前：一是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向他显示了力量并伸出了团结之手的中国共产党;二是要挖他墙脚、挤掉他的国民党蒋介石;三是要蚕食以致消灭他的日本帝国主义。阎锡山清楚地看到，降日、附蒋都会危及他的存在，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于是他不得不另外寻找新的、暂时的同盟者，于是，他把眼光投向了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当时，由阎锡山任会长的抗日群众组织牺盟会很需要有一个能人来具体负责，他想在共产党人中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当然，阎锡山并不会将牺盟会全盘赤化，他有他的如意打算，就是一方面采取共产党的进步措施和主张，但另一方面组织上要戴上阎锡山官办团体的帽子，既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作法，同时又打着阎记的旗号。依他的打算，过来的共产党人是不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山西抗敌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身份出现。比如在名称上，先前起的名叫“抗日救国同盟会”，但阎锡山不同意，硬要将“抗日”两个字去掉，改成“牺牲救国同盟会”，他认为“抗日救国”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不能用，否则会刺激日本人，得罪蒋介石，会惹出祸来。

　　阎锡山决定请共产党人来接办牺盟会，但请谁呢?思来想去，他认为薄一波比较合适。薄一波虽然是个令他头疼的青年人，是曾经被他几次下令通缉的共产党，但他认为目前要用共产党人，就是要用像薄一波这样的真共产党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具有号召力。薄一波曾就读于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担任过学校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太原北部地区委员会书记和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薄一波遭阎锡山通缉，被迫出走。不久又秘密潜回太原，被再次通缉。后来在北平被捕，羁押于草岚子监狱。当时任山西省主席的赵戴文也想找一个能“挑大梁”的人来主持牺盟会，亦推荐薄一波，正好与阎锡山的想法相吻合。于是阎锡山下决心请薄一波回晋“共谋保晋大业”。他当即拿出一笔钱，亲笔给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写了信，派郭挺一持信和钱到北平赎人。

　　正当郭挺一准备搭救薄一波出狱时，我地下党组织也正设法营救薄一波等人。不久，薄一波与宋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第一批出狱。薄一波一出狱，郭挺一就把他请到酒店，说明阎锡山的意图，婉劝薄回晋共事。薄将此事向中共北方局负责与他联系的徐冰作了汇报，谈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没有与军阀、政客打交道的经验，很难跟他们搞到一块儿，还是不去山西为好。徐冰立即赴天津向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汇报，刘少奇指示：“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有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薄一波接到刘少奇的指示后，向徐冰表示先回山西去，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开展工作，最后再决定是否去。徐冰又赴天津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听后说：“薄一波可以回山西去看一看，但回山西工作的决定不能变更。”于是，薄一波毫不犹豫地将个人意见搁在一旁，义无返顾地登上开往山西的列车。

　　勇挑大梁，接办改组牺盟会

　　到山西后，薄一波通过各种关系进行考察，广泛接触与阎锡山认识或有联系的同学和朋友，包括在阎锡山机要处的两位负责人，还见了阎的老部下、曾任过旅长的傅存怀，同时还向我党情报系统设在太原的特科负责人等作了深入调查。通过考察，薄一波感到山西当时确已形成可以推动阎锡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形势;在蒋介石扼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逆流中，山西还点燃着一点抗日救亡的烛光;在这种情形下，我党可以利用合法的身份，放手做抗日救亡工作。情况摸得比较清楚后，薄一波回到北平，通过徐冰向北方局作了详细报告，认为山西大有文章可做。北方局批准了他的报告，决定他立即启程回晋，并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四人同行。离北平赴晋前，徐冰向薄一波转达了北方局的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三、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五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正式启程赴晋，11月3日到太原，翌日阎锡山、赵戴文、梁化之就约薄一波会面。双方寒暄了一番后，阎要薄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去牺盟会主持日常工作，薄一波答应了，但与阎约法三章，说：“阎先生，至于什么名份，都无所谓。不过我想事先说明几点：一、阎先生既然赞同中共抗日救亡的主张，那么，在宣传上请不要加以限制。二、一波此次回晋，是奔阎先生‘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大目标而来，因此，只要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我都做，不利的事不做。三、在用人上请给予方便，对来共事的老朋友，要保障安全。”阎锡山当即应允。正是有了这“约法三章”，才为薄一波等人日后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约法三章后，薄一波开始接办牺盟会。牺盟会最早是由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进步青年倡议成立的，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并在同盟会之下，与李烈钧等人组织了“铁血丈夫团”，他喜欢这类富有牺牲精神的名称。牺盟会是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的，会长是阎锡山。成立之初，成分比较复杂，既有个别共产党员，也有一批进步青年，还有一些跟阎锡山反过共的人。成立大会发表的纲领、宣言、《告同胞书》都是好的，进步的。大会的召开以及纲领等的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延安，毛泽东看到那份刊有牺盟会成立消息的宣言和报纸后，十分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呀，这和我们蒋委员长讲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外交途径未到最后关头’的调子不一样嘛?看起来，山西方面也开始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唱反调了!好啊!”而在南京，蒋介石得知牺盟会成立的消息后十分恼怒，对部下吼道：“这牺盟会的矛头何指?阎百川又在搞什么把戏!”日本方面得知后亦很恼怒。阎锡山周围的顽固势力也乘机出来坚决反对。阎锡山见势不妙，推诿说：“纲领和宣言仅一二发起人之个人意见，未经正式通过。”在各方压力下，牺盟会一成立，工作就被搁置起来。但抗战形势的发展，迫使阎锡山不得不发挥牺盟会这一抗日民众组织的作用，以利于山西的抗日，于是就想起了与共产党人联手。

　　薄一波等人开始工作后，征得阎锡山同意，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成立了新的工作班子。新班子成员有薄一波、董天知、韩钧，还有原来的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等，其他一切照旧，阎锡山仍任会长。牺盟会的领导权接过来后，对它进行彻底改组、改造还是个问题。针对那些顽固反共分子借牺盟会名义到处招摇撞骗，薄一波等采取了一些办法，提倡多做实事，反对空谈，不断开辟新的工作阵地，成立了牺盟会太原市委员会;村政协助员下乡，争取民训团、军政训练班等领导权;尽可能多地引进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来参加牺盟会工作;团结左派，中立中间派，打击右派，把右派排斥出去。

　　牺盟会改组不久，阎锡山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他在会上出了一个题目：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让大家讨论。会议开了几天，许多人发了言，阎锡山一直不表态。薄一波反复考虑，分析了阎的意图后，决定让董天知发言试探一下。董天知在会上说：“诸位，日军步步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早作准备，将来必吃大亏。不成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宗旨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入侵。因此，你阎会长讲的，发展30万国民兵是当务之急。”董天知的一番话正中阎锡山下怀，阎锡山听了虽然没有说话，却掩饰不住高兴的神色。他在回去后对赵戴文和梁化之说：“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董天知那么年轻，就能提出那么好的意见，了不起!”会后，阎锡山就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委托薄一波等成立各种组织，如训练团、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这样，牺盟会就掌握了主持抗日民众组织的大权。

　　1936年12月，薄一波着手训练1000名“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工作，规定临时村政协助员下乡的任务有3条：一是广泛进行宣传鼓动，唤起民众爱国热情;二是发展牺盟会员，以十人团的方式组织100万会员;三是挑选爱国意识强、工作积极努力的会员，介绍他们投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需要两万人，因为按照阎锡山武装30万国民兵的计划，需要两万连排级干部。村政协助员训练班举办了两期，1000人左右，每期训练10天，然后分派学员下乡工作，时间为3个月。村政协助员下乡后，深入县城、乡镇，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时正值绥东百灵庙战役胜利，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预示着抗日战争新时期的到来。百灵庙大捷，又极大地鼓舞了山西和全国人民。在这种形势下，村政协助员下乡，一经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就立即掀起了强大的抗日救亡热潮。经过3个月的工作，山西各地牺盟会员发展到60万人，薄一波等从中挑选了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招来后，从1937年4月开始，分别集合在忻州、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处，组成10个团进行训练。各团政治部主任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团以下的政治工作人员亦由薄一波等选派。教导团的建立，为后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就是在这10个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成立后，干部问题得到很大解决，但绥东百灵庙战役后，中共北方局没有给山西方面再派干部来，因而干部仍觉不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需要大批工作人员，以后建立新的抗日部队需要大批政治、军事兼优的干部，加强民运工作也需要增加一批民运工作干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薄一波等人接办了军政训练班，并成立了民训干部团。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招收了45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大多是来自北平、天津、上海、河南、湖北等22个省市的青年，其中有不少是流亡到山西的青年学生。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牺盟会还分别设立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毕业后做军队政治工作;冲锋上士训练班，毕业后当军队基层骨干;妇女运动训练班，学员毕业后赴乡间做妇运工作;寒假或暑假训练班，前者专为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开办，后者为太原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开办;牺盟会干部训练班，训练牺盟特派员。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的开办，不仅为10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提供了政治干部和牺盟会县以上组织的大部分干部，而且为后来建立山西新军准备了干部。

　　在抓紧牺盟会思想建设的同时，薄一波等还抓了牺盟会太原市委和牺盟会特派员两项工作。牺盟会太原市委成立于1937年春，下辖5个区。此外，还建立了牺盟会兵工厂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这些工作委员会受市委直接领导。通过特派员的工作，建立了各县牺盟会，并建立区、村各级牺盟组织。在薄一波等人领导下，牺盟会成为在特殊形式统一战线下由我党领导的有政权、有武装、有群众的组织，这是与阎锡山的初衷相反的。

　　然而薄一波等人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是在与各种顽固势力的斗争中曲折前进。山西的顽固分子以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为首，不断向阎锡山告状请愿。一次，王靖国带领80多名高级将领，齐刷刷跪在阎锡山面前哀求：“薄一波是共产党，让薄一波这些人搞下去，山西就完了，我们这些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也向阎锡山施加压力，说阎用的都是共产党。各县的地主豪绅也纷纷给阎锡山发电报、写信，说牺盟会都是共产党的人，不能用。但阎锡山自有他的如意打算，他是想利用薄一波这些共产党人，给他组织群众，组织军队，扩大抗战的政治影响，这样既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又搞好了与共产党的关系。他把王靖国等训斥了一通：“你们懂得个啥!现在我们还能拉上共产党，将来想拉都拉不上了。你们知道什么?蒋介石周围不也有共产党吗，他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样一来，王靖国他们只好忍气吞声。有了阎锡山这堵挡风的墙，薄一波他们便可以更加大胆地干，不过这要按照阎锡山的意图，用薄一波的话说，就是戴阎记“帽子”，讲“山西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然而阎锡山没有料到，他所寄予厚望的牺盟会及牺盟会后来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竟成为他的对头，决死队最后归于八路军的系列。

　　智斗阎锡山，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向北平西南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上奋起抗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开始大举入侵山西。山西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此时阎锡山清楚地看到，他的旧军除少数进行了较顽强的抵抗外，大部分是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当时有首民谣说：“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忙搬家，穷人心惶惶。军官扔部属，小兵扔大枪。”如何应付这溃败的混乱局面，阎锡山拿不出办法，此时他又想到了薄一波。

　　一天，他连早餐也顾不上吃，便吩咐部属找来薄一波，说：“一波，战争开了头还没有兵，你看怎么办?”阎锡山从来就不愿在部属面前说自己不行。

　　薄一波当然知道阎锡山的用意，于是斩钉截铁地说：“会长，必须组织新军，改革旧军!”

　　阎锡山一听，正中自己下怀，他早有武装30万国民兵的打算，先前就动了心，只是对旧军仍存有希望，怕新派羽翼丰满后不听招呼，故一压再压，未付诸实施。眼下大敌当前，山西难保，起用新派，组织新军，正是时候。于是，阎锡山对薄一波说：“旧军是不好改的啦，你先组织一个新军团试试吧!”

　　薄一波见自己的意图将达到，便进一步顺水推舟说：“既要组织新军，就得实行新制。这一点，我事先就向阎先生说明。先生也说过，要政治武装，因此新军中应该实行政治委员制。”

　　“只要能打胜仗，能与日本人抗衡，要人给人，要枪给枪。总之，由你认真去做就是了!”阎锡山高兴地说。

　　“新军团名称叫‘抗日青年先锋队’如何?”薄一波征询阎的意见。

　　阎沉思了一会儿，总觉得“抗日”二字刺耳，还是沿用“抗敌”的称呼为好，便说：“改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吧。凡参加的人都要有誓死的决心，怕死的不要加入。”

　　于是组建新军这事就定下来了。

　　牺盟会组建新军的决定一公布，立即在山西掀起了报名的热潮，最后由薄一波等主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团、第九团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第一个团。1937年8月1日，在太原军政训练班所在地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宣布8月1日为新军诞生日，薄一波任总队政治委员，徐绩章任总队长，牛佩琮任政治主任。全队共辖3个大队，每个大队辖4个连，共2000多人。大队的指导员以及中队、分队政治指导员几乎全部是牺盟会委派的共产党员。对此，阎锡山心照不宣，不过军权是要抓的，就委派其旧军官担任总队长、大队长以及中队、分队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成立后，经过50多天的紧张训练和准备，于9月21日由薄一波率领，从太原开赴五台山地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后来转赴晋东南上党地区，建立太行、太岳根据地。

　　1937年10月初，阎锡山着手筹划忻口会战。继雁北、大同失陷后，阎锡山的内长城防线又被日军攻陷。山西旧军节节失利，使阎锡山本人处在不打一仗不能向山西民众交代，而打一仗又毫无把握的矛盾之中。他看到旧军连遭重创，士气不振，要求国民党增援吧，又恐遗留后患，于是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扩大新军上。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相继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敌后，平型关一仗首战告捷，接着又在晋西北、晋东北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更促成了阎锡山扩大新军的决心。薄一波抓住这一时机，又向阎锡山建议，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等为基础，组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阎锡山同意先组建5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

　　1937年10月1日至11月3日，中国军队在山西太原以北的忻口一带与日军进行会战，歼敌两万余人，创华北战场歼敌之纪录。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成功典范，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该会战领导人。从1937年底至1938年初，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扩充为4个纵队，各纵队政治委员由薄一波提名，纵队长由阎锡山从晋绥军中选任。为加强决死队的干部力量，八路军总部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为决死队先后输送了400余名干部。一纵队队长鲁应麟，政委由薄一波兼，主要活动于太岳地区;二纵队队长陈庆华，政委张文昂，主要活动于晋西南;三纵队队长陈光升，政委戎子和，主要活动于上党地区;四纵队队长梁浩，政委雷任民，主要活动于临汾、大宁、临县一带，后转入晋西北。1937年12月下旬，决死一纵队开始在平遥、祁县进行游击战争，战斗11次，一度收复了平遥县城。1938年2月，日军突破东阳关，攻陷长治，直奔临汾。一纵队参战阻击敌军，连续作战6天。这些战斗规模虽不很大，但初战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锻炼了部队，也扩大了决死队的政治影响。胜利以后，阎锡山曾通电嘉奖。

　　1938年4月，决死队一、三两个纵队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配合八路军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一个旅，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彻底粉碎了日军的9路进攻。从1938年底开始，决死队进行了“西林整军”，在八路军总部的帮助下，在沁县的西林办了3期军政训练班，训练排、连以上干部和优秀的政工人员。八路军总部负责人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给训练班讲课。训练结束后，决死队换掉了一批旧军官，代之以新军官，部队的军政素质显著提高。1939年上半年，决死队发展到50个团，约四五万人，占阎锡山150个团的三分之一。决死队成为一支驰骋晋绥的抗日劲旅。

　　针锋相对，粉碎阎锡山的反共事件

　　1938年2月28日临汾沦陷后，阎锡山仓惶逃到吉县。这时旧军仍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新军却挺进敌后，迅猛发展，搞得如火如荼。新旧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巨大变化，使阎锡山又深感不安，于是对决死队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曾对旧军将领发誓：“不要使最后胜利的战场中，没有了自己!”要求旧军赶快准备，保存和扩充实力。到1938年六七月间，阎锡山在政治上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采取“扶旧抑新”的政策。1938年7月和9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了两次高级军官和文职干部会议，会上虽没有正面反对，却费尽心机挑拨、鼓励旧军军官来反对新军。吉县会议后，阎锡山实施了一系列投降、反共、倒退的措施。针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薄一波等决死队领导人根据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制定了新的策略，对广大官兵深入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与此同时，进一步整顿决死队内部，对反动的旧军官，凡不服从改造者，坚决撤换清理。并对县区政权进一步改造。加强敌占区的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防止和打击阎锡山的敌工团、突击队的破坏活动。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阎锡山密切注视着这些变化，伺机行动。同年1月末，阎锡山率部西渡黄河，迁到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镇召开师长及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区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这次会议是阎锡山投降、反共、倒退的一个重要步骤。会上，阎公开散布“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的谬论，并借口中央有军令，文官不得兼任军官，要解除薄一波、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等纵队政治委员的职务，提出取消新军纵队的编制，改为旅和团，与旧军一样。

　　针对阎锡山企图夺取山西新军大权的阴谋，薄一波等人在会上与阎锡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会后，薄一波首先向中共北方局汇报了秋林会议的情况和决死队领导人研究的对策，北方局表示完全同意。1939年8月6日，北方局专门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薄一波等根据这些指示，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二纵队的旧军官能换掉的都换掉了，能争取的则予以争取。四纵队也做了积极的工作。一纵队则早已对反动的旧军官作过清理，尚余的100多人，其中不少是进步的或比较进步的。

　　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充当了反共的急先锋。是年12月，他派王靖国和陈长捷率十九军、六十一军进攻正在抗击日军“冬季攻势”的决死二纵队。二纵队一边抵抗日军，一边进行自卫，在八路军协助下，给王、陈二部以沉重打击，后苦战突围，转入晋西北。阎锡山又命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作进攻晋西北决死队和八路军的准备和部署。在晋东南，阎锡山派孙楚勾结日伪军和国民党军进攻决死三纵队。由于纵队内部反动军官的叛变，使三纵队和五专区各县抗日政权遭到重大损失，3个主力团都被拉走了，许多优秀干部惨遭杀害，这即史称的“十二月事变”。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是有准备的，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山西军民奋起反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晋西北的八路军于1940年1月发起反攻，2月底肃清了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晋东南的新军决定：除三纵队被拉走的部分外，其余部队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一二○师。这样，决死队开始加入八路军的系列，这是阎锡山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太南和太岳区的八路军给阎锡山以沉重打击，收复了失去的部分领地。此外，晋察冀部队消灭了进犯雁北的阎军一个师，将另一个师赶出该区。阎锡山经过将近一年准备而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基本上被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帮助下粉碎了。阎锡山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他原想通过事变重整旧军，但是在新军、八路军的反击下，旧军也遭到重创;他原想通过事变消灭新军、牺盟会和一切进步力量，但是事变后决死队公开和八路军站到了一起，而且更加壮大了。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进步势力的反对，也遭到旧派内一些还主张团结抗日的元老如赵戴文、杨爱源等人的反对，连他自己的儿子也反对他这种作法。阎锡山更不愿看到的是，蒋介石已经乘机把手伸向山西。此刻的阎锡山有一种“鸡飞蛋打”的感觉，他一怒之下把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三十三军军长郭宗汾予以撤职留任，骑兵军军长白濡青和三十三军的6个师旅长一律撤职。

　　“十二月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调停的建议。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在痛斥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四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以后，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并仍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以免被敌人利用。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的局面。2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致阎锡山电。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同志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见阎锡山。根据中央关于解决山西“十二月事变”的指示精神，以及毛泽东、王稼祥2月11日来电精神，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牛荫冠、雷任民等人以牺盟会、新军负责人的身份致电阎锡山，表示牺盟会、决死队不咎既往，大敌当前，一切应从民族利益出发，一切应谋合理解决，愿继续在阎领导下，坚持进步，团结抗战到底。此时阎锡山已别无它路，只好被迫接受八路军提出的通过谈判来解决新旧军之间冲突的主张。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公路南的晋西南为国民党的活动区域，公路以北的晋西北为新军及八路军的活动区域。这样，“十二月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能控制的地区，只剩下晋西南的数十个县了。

　　粉碎“十二月事变”以后，决死二纵队、四纵队、二○二旅等加入一二○师战斗序列。从1939年12月下旬到次年2月，在晋西南的决死二纵队及二○九旅各一部、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及一部分自卫队、地方干部，根据北方局及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先后转移到太岳区与一纵队会师。会师以后，经过整编，决死一纵队归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至此，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4个纵队全部编入八路军序列。从此，揭开了新军和太岳根据地历史的新的一页。

　　本文来源：文史月刊2007年4期，本文作者：王　谦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13 15: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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