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山西牺盟会和决死队(上)
2017-10-21 10:32:53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 张弘毅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山西牺盟会与决死队建立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继而又占领热河，其占领的这20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约等于日、英、法、德、意、奥、匈、比、荷、瑞、丹11个国家领土面积的总和，约等于17个山西、18个山东、19个安徽、21个福建、27个江苏，28个浙江，丧失人口3500万。即使如此，蒋介石仍大举围剿红军，对日本侵略者一味退让乞和，先后与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秦德纯、土肥原)、何梅协定(何应钦、梅津)等一系列卖国条约，导致日本得寸进尺，占领察北、进犯绥东，使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1935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震撼着亿万群众的爱国心，激发了大家的抗日情绪。

　　中共中央针对日本彻底灭亡中国的企图，改变了斗争策略，于同年12月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政治任务的决议》，决定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此后，随着形式的发展，我党对蒋介石的态度，由原来打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

　　1936年5月，中国共产党将东征红军撤回陕北，并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毛泽东还于5月25日亲笔致信阎锡山，呼吁阎改变立场共同抗日。又于8月14日致信在天津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出除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外，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一有机会即需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10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我党在太原的代表彭雪枫，说急需与绥、晋关系弄好。彭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同日毛泽东还致信刘少奇，说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注重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10月23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法向阎锡山表示下列各点：①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抗日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②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③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人妥协，红军在未得到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贸然向晋绥开进。④红军依约进入划定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指挥，不干涉晋绥当局行政事宜。中共中央北方局动员阎锡山的老友、老同盟会员、爱国民主人士朱蕴山，三赴太原劝说阎锡山联共抗日。党中央为了做张学良与东北军的工作，于1936年释放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元，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同样，为了争取阎锡山，红军也释放了被俘的晋绥军一九六旅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临行时毛泽东接见了郭，向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各方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托郭带给阎锡山一封亲笔信。

　　1936年5月，红军回师陕北，我党以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分别给阎锡山、赵戴文、杨效欧写信，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同年11月，日军进犯绥东，傅作义奋起反击，并收复了百灵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同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迫蒋停止内战。在此背景下，我们党正确地运用策略，尽力争取，典芋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二、特殊的统战对象阎锡山

　　阎锡山是中国20世纪政坛上的一个特殊人物，原籍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终年78岁，死后葬于台北茔地。辛亥革命时他在太原率部起义，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省主席，袁世凯称帝时封他为同武将军。在军阀混战年代，阎锡山任过晋绥军总司令，北伐时期，则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京津卫戍总司令。1930年元旦，阎锡山为了表示拥蒋，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联合反蒋发动中原大战时，又于1930年4月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7月，在由汪精卫主持于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扩大会议上，阎被公推为国民政府主席。于同年9月9日由西山会议派的谢持主持，阎锡山在北京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职。抗战时期，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省政府主席。1949年蒋家王朝覆灭前，阎锡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但阎最喜欢的职务，是其自任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会长。其部属官佐们在集会场合，都高喊会长万岁，会长健康。

　　为与各种势力抗衡，阎锡山在山西组建过若干政治团体。1932年，他组建了青年救国团，委任其亲信李冠洋为团长，1933年授意王尊光、邱仰浚组织建设救国社，阎自任社长。1935年，组织了公道团，阎自任团长。1936年秋，山西进步人士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也推举他为会长。

　　抗战以后，阎锡山退居吉县克难坡，实力大损，有人向他进言，蒋介石在上海利用帮会头子杜月笙扩大了势力，阎受到启发，亦利用起帮会来。他给青帮红帮都戴上山西的帽子，红帮叫“进步总社”，青帮叫：安清进步委员会”，派原晋绥执法副监谢谦参加红帮，设坛收徒，广立山头。阎锡山也参》口进去，并自封为帮内民众山的山主。派将级军官傅存怀参加青帮，任安清进步委员会主任委员，阎也参加进去，自封为嘉白帮大宇辈老前人。

　　为了扩大地盘，阎记青红帮，在阎锡山的授意下，曾派帮会骨干分赴察绥冀鲁豫陕等省设坛收徒向外发展。

　　山西群众称阎为大军阀、大官僚、大资本家、战犯、反共老手、土皇帝、山西王、奸雄等，外省人则以阎老西叫之。笔者认为阎锡山众多的职称，唯缺少一个恰当名号，即高级“经济师”。阎出身商贾，是个精于算账的人，他的处世哲学即所谓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他在国内各党派军政集团之间，标榜不偏不倚，不说绝对的话，不办绝对之事，对其部下也是一贯扶植成两派，使他们明争暗斗，互相制约，从中操纵。阎锡山这套做法，人们称为唯中说。笔者认为阎锡山唯中论的实质和出发点是“唯我论”、“唯己论”，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诚信仁义等伦理道德都可以抛弃不要，朝秦暮楚，伺机而动。他是反清同盟会员，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可是在袁世凯坐皇帝时，他积极向袁发出劝进电，恭请袁“顺应民意恢复帝制”，并捐款银币2万元作“筹安会”经费。段祺瑞是北洋军闹首领，窃居国务院总理职位，曾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议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决定出兵讨段，阎锡山却在段祺瑞面前叩头拜段为老师，派商震率晋军一旅到湖南与护法军作战，遭致全军覆灭。阎锡山是国民党党员，但因搞派系斗争，在山西曾三次取缔国民党，禁止国民党活动。日本人进攻绥东，侵犯到他的利益，支持傅作义抗战，收复百灵庙。但当傅作义要乘胜收复察省张北等县时，阎即派中校参谋赵世铃前往制止，说察北不归山西管辖，别给日本人制造借口，对山西不利。西安事变前，阎锡山与张学良就劝蒋抗日达成共识，二人共赴洛阳乘给蒋祝寿之际曾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遭到蒋拒绝，但张杨在西安实行兵谏时阎却不公开表态，反而发通电质问张杨何以善其后乎，讲了许多空话。阎在军阀混乱年代，时而拥蒋倒蒋，时而联唐打唐(唐生智)，时而联奉打奉，时而联冯打冯，就在抗战时也是拥蒋拒蒋、联共防共、抗日降日，耍尽了政治手腕。抗战期间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一级上将，守土有责，但抗战进入艰苦阶段，却发生动摇，秘密与日本讲和，派赵承绶与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于1941年9月8日在汾阳签定“日阎停战”协定草案，内中写明，要阎先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副主席(汪精卫是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将来适当时机再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致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再加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才使阎锡山的降日活动有所收敛，未到南京任伪职。

　　阎锡山是这样一个极其奸滑的时代人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下大力气与他建立统一战线呢?这就要从当时的政治因素和历史条件进行分析。1936年日军进犯绥东，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日本要灭亡中国，山西是抗日前线，太行吕梁中条恒岳等山脉雄踞四周，居高临下，表里山河，北控燕赵，南指鲁豫，屏障陕西，是抗日的战略要地，这里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最理想的战场。我们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进入山西作战。山西的统治者阎锡山，在山西主政多年掌握着十多万部队，根深蒂固。山西有较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还有与沈阳兵工厂齐名的太原兵工厂，生产大量军火。按当时的条件，我们要打倒阁锡山进入山西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争取团结阎锡山抗日。从阎锡山方面来讲他也有抗日要求，尽管这种要求是不稳定、不彻底的，但也要尽力争取。

　　阎锡山为什么要抗日呢?因日本人进犯绥东打进了他的地盘，再向前一步，越过长城即进入山西腹地，阎的基业将全部丢失，形势严峻逼着他抗日。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渡河东征，对阎锡山说来也是个威胁。另外还有被阎锡山请来协助他剿共的中央军6个师赖在晋南不走，暗中策动河东独立。阎锡山处此三种势力包围之下，忧心如焚思谋对策，他自称是“站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个也不能踩破。阎锡山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害，认为只有顺应时代潮流，以救国名义发动群众在山西组建30万国民兵，即平时为民，战时为兵，扩大了实力，才能保住山西地盘，实现自固自保。阎锡山幕府中的文官如赵戴文、邱仰浚、李冠洋等都是一些政客。武的如王靖国、赵承绶、杨爱源等都是纠二武夫，要他们去发动群众那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幕僚中既缺乏这样的人才，就只好请共产党人帮忙。在赵戴文的推荐下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邀请山西籍的共产党人薄一波返乡共谋保晋大业，建立起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特殊的统战关系。

　　三、有关牺盟会与决死队建立的若干争论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1936年在太原海子边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九一八”纪念会时宣布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1937年8月1日在太原国师大礼堂宜布成立的。牺盟会的成立受到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各地的贺信贺电雪片般地飞向太原。上海的各界人民救国联合会在贺信中说：“山西现在已成为国防前线，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的阴谋也日益明显，救乡即是救省，救省也即救国，只要给敌人的阴谋以打击，都有抗敌救亡的重大意义。”牺盟会成立的时候，蒋介石还在大举调派军队围剿红军，当群众要求出兵抗日的时候，他欺骗群众说，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牺盟会的告同胞书直言，看我们的领土一天天缩小看我们的同胞任意被人宰割，同胞们和平到了绝望时候，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不分派别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穷富不分性别都团结起来一致抗战，这是对日军侵略的控诉。也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批判。

　　当日军进攻山西时，阎锡山的旧军一触即溃，闻风而逃，跑的速度比日军汽车还快，阎锡山此时苦无良策。他也意识到在新形势面前，“新能存在旧必灭亡”。一天他和赵戴文谈叙，说政府军队打仗时要派执法队在后面督战，士兵才向前冲，可红军就不一样，前面一个人扛着红旗向前冲，后面的人紧跟着追，就连十六七岁的小孩子也争先恐后，用主义教育的军队就是不一样。当薄二波向阎锡山提出组建新军时，阎即同意，叫薄一波先组建一个团，原来拟叫敢死队或叫抗日青年先锋队，阎锡山审批时改名为青年抗敌决死队，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在国民师范礼堂成立，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全队约二千余人，成立不久，经过短暂训练，即奔赴抗日前线。牺盟会是抗日和革命的团体，决死队是抗日和革命的部队，它的成立和发展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但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反对，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日本一个侵华头子还向徐永昌写信质问牺盟会的背景与阎锡山的态度。其次是国民党方面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张历生，就数次写信给阎锡山说，薄一波是共产党人不可靠不能用。阎锡山下面的顽固分子王靖国，率领阎系数卡个重量级人物集体跪到阎锡山面前，哀求说，薄一波是共产党，叫薄一波等一伙人搞下去山西就完了，我们这些人都死无葬身之地。阎锡山告诉他们，现在是需要说牺牲救国的时候，如人们穿衣服，冬天穿皮袄，夏天穿长衫，需要穿什么就穿什么。山西的一些旧官僚邱仰浚、薄右丞等也向赵戴文进言，说牺盟会的纲领绝不能同意，绝不能把山西的前途断送在那伙年轻人手里，总司令迟早要跟着他们吃大亏。赵戴文问薄右丞是你聪明，还是我聪明?薄右丞不加思索的回答是赵主席聪明。赵戴文说，不对，你和我都不聪明，是咱们总司令聪明，看事看得远，看得明白，大家都要听总司令的。

　　全省各地的官吏豪绅也纷纷向阎锡山写信，要求禁止牺盟会抗日活动。阎锡山说我不能不抵抗日本进攻，否则有人替我抵抗，我没有理由也没有力量拒绝人家抗日。这是阎锡山最进步时期，出于阶级本性，他的进步是有条件的。当抗战进入艰苦时期，阎锡山对日投降对内反共的面目就逐渐暴露，与日本人勾结起来，消灭牺盟会决死队。1939年3月25日，阎锡山在陕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高级干部会议，阎想通过这次会议取消决死队的政委制，把兵权收回去。会议前后谣言四起，有人散布牺盟会是共产党的外围，决死队是七路半很快就八路化了。阎锡山对贾景德、赵丕廉等人说，“我们不能抬上棺材抗战，我们现在处在抗日最前线，陷于日军攻击与八路军包围之中，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这个人白天睡觉，晚上在窑洞办公，倒是个可怕的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之天下?处在这样的环境我们只好抗日第二，防共第一。”

　　1939年12月阎锡山调派军队向牺盟会和决死队发动进攻，受到牺盟会决死队的坚决抵抗，最后以阎锡山的失败而告终。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写了许多文章对阎锡山的倒行逆施，给予公开揭露。例如第五专署专员兼决死队第三纵队政委戎伍胜写信给梁化之，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抗战人家说咱为当官，我们进步人家说咱八路化，我们民主，人家说捣乱，我们有事和大家商量，人家说咱受包围，好像浑身是病，动辄是咎，只有退步反动独裁脱了裤子当汉奸才是好的。”戎伍胜还直接函告阎锡山说官可以不坐，抗战不能不抗，革命不能不革，现在好像抗战有罪，革命当诛。今天确有些人要当秦桧，但我们不上当，不会上风波亭。阎锡山读后气得发火，骂戎伍胜是神经病。

　　我们党内也有一些同志，有的甚至是高级负责同志对采用牺盟会、决死队这种方式进行工作持有异议，当时山西省临时省委书记张友清就是这种看法。他认为牺盟会是“官办的团体，是在帮助阎锡山操纵群众工作”。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张友清去参加。他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山西现在有地方党的工作系统、公开工作系统、特科工作系统，应该由山西省委统一领导，关于运用牺盟会的形式工作问题，也请中央彻底解决。”会议上刘少奇、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完全肯定了薄一波的做法，张友清的思想才转变过来，他回山西后，告诉薄一波你胜利了。但是，薄、张的意见分歧，属于党的正常工作讨论范围，张友清是好同志，在抗战中牺牲。

　　1938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形势大好。以薄一波任专员的第三专员公署和以他任政委的决死队第一纵队驻在沁县，八路军总部也迁到沁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实际做共产党工作情况下，取得很大胜利，但有些同志却表示反对，以讥讽的口吻说薄一波执行的是沁州路线。按他们的意见，就要与阎锡山割断联系，不搞牺盟会，只搞救国会，不发展决死队，只发展八路军等等。薄一波不赞成这种意见，直接向北方局和总部请示，朱德、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明确指示：“表面上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实际上完全做共产党的事，这是中央和北方局早已肯定了的方针，这顶帽子是在特定条件下经过巧妙和艰苦的工作才得来的，来之不易，怎能丢掉呢?”这样才刹住这股歪风。

　　抗战初期王明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歪风，也一度吹到晋东南，把实际上完全由我们党领导的决死队，也视为友军，要取消新军中的党组织，停止新军中党员的活动，结果使决死队第一纵队中数十名党员离队回八路军工作。1937年我是决死队第一纵队儿童队的队员，我们的队长王可是1937年在太原军政训练班入党的。当他接到停止党的活动之后思想不通，自行离队到运城地区找他的入党介绍人，没有找到，他又奔赴延安，在整风抢救运动中被怀疑是阎锡山派来的特务，开除出党，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才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给王可予以平反，提为行政十二级，离休前是长沙结核病院副院长。我与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恢复联系，王可在提到这段伤心事时，总是不停的摇头叹息。

　　关于决死队的军龄问题，也有争议。中央军委1952年规定，决死队人员的军龄，按实际参加部队的时间计算，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中央军委1955年又规定，决死队人员的军龄，从“十二月事变”时计算，这明显是错误的。直至1979年薄一波向邓小平汇报后，经邓小平批示，才得到纠正。

　　在酝酿讨论编写新军史的过程中，也听到一些怪论。有人说，决死队是阎锡山的部队，决死队的番号是阎锡山给的，决死队领导人是阎锡山任命的，武器粮饷是阎锡山供给的，部队属国民革命军序列，身份是友军，我们不应该在友军中建党，更不应该编入八路军，违背了约法三章。这些同志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变成了政治上的糊涂虫。决死队开始成立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试问除了共产党的部队，那个部队有政治委员制?决死队成立时许多团营连的政治工作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决死队中的党组织是建队时就有的，并非建队后新建，决死队实行的是“官兵一致、军政一体、军民合作”。试问中国的旧军，有哪一部分是这样建军的?

　　1938年夏季薄一波在决死队的讲话中就提出了这样的三大任务：①争取民族革命战争胜利，②建设光明灿烂的新中国，③最后消徐社会不平废除剥削制度，踺设人人劳动人人享受的新社会。这实际上就是向部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试问旧军有这样的教育的吗?

　　谈到部队序列，“七七事变”后经过国共两党协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上前线作战，八路军新四军也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朱、彭、叶、项等职务，也是蒋介石任命的，抗战初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也是军委会发给的，卫立煌等也给八路军发过一些弹药，若以此为依据，莫不成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友军，军龄也要从1939年算起吗?这些谬论不值一驳。“文革”期间康生一伙诬篾薄二波等决死队领导人是叛徒，牺盟会是反革命组织，决死队是叛军，使参加过牺盟会决死队的许多同志受尽折磨，不少同志被迫害致死。新军二一三旅第五十九团一个老同意气愤地说?十二月事变”时阎锡山说我们是叛军，“文革”中康生和四人帮也说我们是叛军。康生这个混入党内的政治投机商，死的早了，逃脱了人民的审判。假如粉碎“四人帮”时他还活着，革命的人民有权质问他，决死队究竟叛背谁忠于谁，要他拿事实来回答。笔者是1937年11月13岁时参加决死队的，我以一个光荣的决死队队员而自豪。

　　沁县古为沁州，抗战初期沁县在建设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事业上，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1937年10月29日任决死队第一总队政治委员的薄一波率部队来到沁县，总队部驻城内女子高小。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彭真、安子文等都来沁县指导工作，住沁县小河村。12月8日，由薄一波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盾称为专员的专员公署，驻沁县南构村。1938年中共太岳特委成立，安子文任太岳特委书记，先住沁县开村，后移住乌苏、松交等村。该年3月15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率领总部机关来沁县驻小东岭村。牺盟会上党中心区也设在沁县，和专署同住在南沟村。由太岳特委领导而以牺盟会名义办的工农青妇等训练班，都是在沁县开村开办的，晋东南工农青妇文等各救总会也是在沁县并村成立的，其总会机关都驻在沁县。1937年为培养干部成立的随营学校，设在沁县原铜川中学旧址，11月15日任弼时同志到校作过报告。1938年第三专署设立培养干部的民族革命中学，设在沁县冀家凹村。同年3月24日至28日，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东路军总指挥的朱德在沁县小东岭村，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除朱德、彭德怀、左权、张浩、刘伯承、薄一波、李达、傅钟、徐海东、朱瑞等人参加外，还有国民党的曾万钟、冯钦哉、高桂滋、李家钰、朱怀冰、武士敏等军师长。第八路军总部驻南底水村，晋冀豫省委李雪峰等住古城村，我们在华北开办的第一家发行货币的银行上党银号是在沁县郭村开张的，1939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华北新华日报》，也是在沁县东林村首次发行的。1939年元旦由八路军总部召开有八路军、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国民党第十七军、第一六九师、山西三、五专署负贵人，共400余人参加的军政民联席会议，世是在沁县冀家凹举行的。这次会议研究了建设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还在沁县城外漳河滩召开了有4万多群众参加的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有朱德、薄一波等领导人，检阅了沁县群众的抗日力量。沁县在抗日战争中是出粮出兵出干部和土作经验的模范县，1938年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吴伯箫在《沁州行》的一篇报道中说，在薄一波的领导下，沁县是晋东南群众组织的总枢纽，是几十个县的核心，是群众运动的模范。我是沁县人我以故乡能载入史册而感到荣幸。讽刺薄一波执行的是沁州路线，是不对的，是应该给“沁州路线”正名的。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1 10: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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