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抗战的历史贡献
2019-06-18 10:26:01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社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党领导八路军和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主战场之一，在华北乃至全国抗战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山西抗战伟业铸就的历史丰碑光耀千秋。
毛泽东提出“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把山西摆到关系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全局的重要地位
全国抗战爆发前，毛泽东高瞻远瞩，提出“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关系中国革命全局的发展走向，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的战略布局和路径前途。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大西北建立起来。同时，又面临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在找到“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这个“落脚点”后，如何巩固和发展。毛泽东认为：“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决定东征。毛泽东提出了“三步战略”，即：“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东征前线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了著名的晋西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会后，毛泽东在发出的有关电报中多次阐明：“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红军首先是在山西创建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
东征后期，在国难当头情势下，为保存抗日力量，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红军决定回师陕北。毛泽东指出：“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
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渡河东征，到5月5日回师陕北，红军东征山西历时75天，转战吕梁、临汾、运城等地50余县，横扫大半个山西。东征期间，有8000多名山西工农子弟参加红军，是红军当初进入山西时人数的一半以上，从而壮大了红军队伍。红军在山西筹款30余万银元，连同筹集物资，约合计50万元左右，为解决陕甘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和增强红军的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红军东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开展群众工作并初试建立抗日根据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东征红军回师陕北，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红军回师是“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最明显成果是推动了党在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东征为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重要基础。
历史表明：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转到北方后，在中国革命再度蓬勃兴起中，党中央立足陕甘根据地，“经营山西”，把山西摆到了推动中国革命和推动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重要地位。
全国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
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主导实践“经营山西”战略，他所预期的“仍然准备回到东面主要方向”“再一次进入山西”的战略时机来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部署山西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山西成为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首先的立足地。八路军总部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驻在山西，长期坚守太行，山西成为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太原，辗转吕梁、太行，八年全国抗战长驻山西，具体领导党在华北的工作，山西成为实施发动全民抗战的策源地。可以这样说，推动兴起全民抗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开端在山西。
面对华北日军主力沿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毛泽东具体部署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行动，指出：“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针对华北战局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在山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意见：“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据此，八路军在山西一面对日作战，一面分区域创建抗日根据地。
山西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立足地，也是八路军实行和坚持华北抗战的出发地。第一次战略展开，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分别展开于晋东北五台山区、晋西北管涔山区、晋东南太行太岳山区、晋西南吕梁山区，造成战略支点。对内，这四块根据地相互联系，彼此策应，“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对外，依托山西扩展华北。第二次战略展开，八路军三个师各抽出主力一部，由山西向冀东、冀南、冀鲁豫边、冀热察、绥远大青山挺进。第三次战略展开，在“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下，八路军三大师主力挺进冀中、冀南、山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华北抗战局面。在华北，逐步形成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东西1100公里，南北900公里，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000余万人的广大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燃遍华北大地，“军民一致复华北，铁腕齐挥歼海鳌”。
山西最早成功实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牺盟会”“战动总会”和组建山西新军是全国的创举和范例
全国抗战爆发前，毛泽东从把山西造成推动中国革命、推动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着眼，亲自部署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亲笔书信委托红军东征中被俘的晋军一名团长返回太原时转交阎锡山，阐明“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使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并委托朱蕴山、张学良、杨虎城分别面晤阎锡山，一再转达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同时，毛泽东致信傅作义，并派彭雪枫作为中共和红军的代表携信前往绥远面见傅作义，一方面争取联合抗日，一方面请他介绍彭雪枫赴晋与阎锡山“一晤”。先后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同阎锡山谈判，双方达成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秘密交通线和晋陕通商等协议。毛泽东具体指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做阎锡山的工作，要求对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地方实力派“一有机会，即须接洽”，强调“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还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晋绥应放在第一位”。考虑到红军再次到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指出：急需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到山西，专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他们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运用官办的合法的组织，戴“山西帽子”，实际上实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形成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此后，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进入山西，北平、天津、上海、河南、湖北等22个省市的爱国青年成批涌向山西，使山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最大、动员民众抗日最广泛的特殊地区。
全国抗战爆发后，周恩来莅晋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部署问题，提议合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实施战争全部动员和组织游击战争。经过谈判，1937年9月20日正式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战动总会”主任委员，中共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参加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战动总会”是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当局阎锡山在一个战区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八路军派出代表，以公开的身份参与领导，双方形成固定的组织、共同的纲领，这在当时全国还是第一例。
党在山西运用统一战线组建了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名义上属于阎锡山军队建制，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抗日武装。到1939年冬，山西新军有4个决死纵队，1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旅，3个保安司令部，1个暂编第一师，共计50个团，兵力最多时达7万人。1940年山西新军归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毛泽东对山西统一战线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在1937年9月29日发给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就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要战场，创造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辉煌战绩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首战平型关，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10月，八路军三个师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部队进行忻口战役，创造了国共两党和军队在军事上密切合作、共同御敌的范例。忻口战役期间，八路军在雁门关一带数次设伏，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使敌进攻忻口的物资供应濒于断绝。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一举烧毁敌机24架，创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八路军七亘两次成功设伏、广阳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长乐急袭战、午城战役战斗等，被称为“典型的游击战”。
山西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集中105个团、20余万兵力，发起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山西境内，向日、伪发起攻击，破坏正太、同蒲、白晋等铁路交通线，一度攻占了日军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并发动榆社、辽县、灵丘等地区的攻城战斗。百团大战共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缴获一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1年10月，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等部展开黎城黄崖洞兵工厂保卫战，连续激战8昼夜，歼灭日军1800余人，八路军伤亡350人，创造了敌我伤亡5.3比1的光辉战绩。
1943年10月，八路军第三八六旅第十六团相机设伏洪洞县韩略村，一举歼灭日军“战地观战团”军官120余人及护送部队60余人，其中包括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和6名联队长。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一次消灭日军军官最多的著名战斗。正因为有这件事的发生，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被日本天皇召回东京，受到训诫。
人民战争威力无穷。1942年11月至1945年4月历时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终于赢得了胜利。1942年底，晋西北军民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围困岔口、芝兰、蒲阁寨等敌据点，实行了全方位的“挤敌人”斗争，使根据地被动局势发生根本好转。
八年全国抗战中，山西战场战役战斗之频繁，战争区域之广大，敌我斗争之残酷，都是十分罕见的。据1937年7月至1944年7月的统计，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6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合计约38万人。仅据在山西境内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进行的70次著名战役、战斗统计，歼灭日军近7万人，占侵略华北日军总数22万人的31.8%。同时牵制了日军重兵在山西战场，有力支撑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对日作战。
山西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是党中央联系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通道
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阻敌西进的坚固屏障，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在延安的党中央的前卫阵地。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师主力、一一五师主力分别扼守晋西北、晋西南黄河以东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围攻，打击和牵制日军，打破了日军渡黄河西犯的企图，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后来形成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1942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赋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三项职权：一是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与军事建设，二是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三是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
以山西为中心的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协同配合，相互策应，共同担负了保卫和支援陕甘宁边区、保卫和支援党中央的重任。
在创建发展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中，就建起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沟通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主要的交通线北线由延安通晋西北到晋察冀北岳区再到冀中、平西和冀东，中线和南线由延安通晋西北到太行和太岳区，再到冀鲁豫、冀南、山东和苏北、华中、华南。山西各抗日根据地通过交通线接送了数以万计的干部安全到达目的地，接送了许多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各抗日团体人员、国际友人、民主人士等2800多人，还接送了延安和各根据地之间往返的许多重要文件、书刊、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通信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1000余吨。山西军民为打破日军的封锁、切割，保障战略通道的畅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山西被称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山西人民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
山西是一块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结在一起，浴血奋战、英勇抵抗日军侵略的革命热土。抗战时期，山西全省有105个县，总人口1147万人，日军侵晋，烧杀抢掠，围攻“扫荡”，犯下了数不尽的凶狂残暴罪行，仅制造一次杀害千人以上的惨案就有12起，据初步统计，造成全省伤亡共计276.18万人，居民房屋损失910.62万间，禽畜损失1735万多头(只)，粮食损失451亿多公斤。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并肩作战，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人人上阵。八年全国抗战中，山西各地参加八路军的热血青年有60余万人。八路军由抗战全面爆发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2万人，其中，晋察冀部队以一一五师入晋“五台分兵”留下的3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32万人，晋绥部队以一二○师入晋时的8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8.5万人，晋冀鲁豫部队以一二九师入晋时的9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30万人，八路军发展壮大，与山西青年一批又一批的参军热潮密不可分。由此，山西被称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
山西人民英勇顽强坚持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仅在册的包括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山西籍革命烈士为10.5万人。山西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供应了战争需要的粮食、被服和各种军需物资，担负了繁重的抗战勤务，踊跃支前。山西人民以无私奉献的情怀，竭尽全力提供了兵源、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晋绥边区人民在异常艰苦条件下赤诚奉献支援陕甘宁边区、支援党中央。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财政的50%至60%，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70%，其中仅1943年上缴中央的经费就占到了吕梁几个专区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
山西集中了全国众多抗日精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领导人在山西工作战斗建立了丰功伟绩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总部率三大主力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总部首长朱德、彭德怀、左权、任弼时、邓小平以及下辖3个师的首长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贺龙、关向应、萧克、刘伯承、张浩、徐向前等来到山西。以刘少奇为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杨尚昆为宣传部长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天津移驻太原，以山西为中心指导整个华北抗战工作，并汇集和派出了大批干部在山西建立从各区党委到县党委的各级组织，发动全民抗战。组织抗日干部队伍分配到各根据地去，其中平、津两地就有3000多名民先队员、革命知识青年来山西参加抗日工作。周恩来赶赴太原，执行毛泽东嘱托，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部署。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18人，派到山西7人(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张浩、刘少奇、朱德、关向应);中共中央军委11人，派到山西9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党和人民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党的大批骨干力量云集山西。
我党我军许多领导人和高级将领，都曾在山西运筹帷幄，挥师作战，呕心沥血工作。初步统计，开国将帅中10大元帅全部，10位大将中的9位，1594位上将、中将、少将其中的983位，共1002位都曾在山西工作战斗，建立了彪炳天地的丰功伟绩。
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冒着战火硝烟，冲破关山阻隔，涌向山西这片热土，投身民族抗战的伟大洪流。
山西抗战涌现出众多著名英烈英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5月日军合围辽县八路军总部时指挥部队突围中壮烈殉国，是抗战时期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归国华侨、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率领八路军骑兵武装驰骋长城南北，血洒雁北。曾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的张友清，在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围攻“扫荡”中不幸落入敌手，在太原日军集中营受尽酷刑折磨牺牲。晋西北八专署专员顾永田，1940年2月在组织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三营营长赵崇德、第一二九师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第一二九师新十旅旅长兼太行六分区司令员范子侠、太行三分区司令员郭国言、《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在山西抗日战场、在反“扫荡”中英勇牺牲。国共合作抗战，国民党将领郝梦龄、刘家麒、郑廷珍、姜玉贞、武士敏、王凤山在山西抗日战场为国捐躯。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涌现出赵亨德、黄小旦、崔三娃等众多民兵杀敌英雄。山西抗战著名英烈英雄人物数不胜数，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可歌可泣。山西抗战群英谱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册上闪射着耀亮的光辉!
山西是创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根据地全面建设构建了新中国的雏形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咀村成立，标志着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东北五台山地区一度为晋察冀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
在晋绥地区，全国抗战爆发初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从晋西北挺进绥远大青山，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随后，三块相对独立的地区统一为晋绥边区。1940年2月成立的晋西北行署实行管辖晋绥边区的行政工作，后更名为晋绥边区行署。晋西北吕梁地区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兴县成为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长期所在地。
八路军在中共地方组织、山西新军部队、统一战线组织配合下，以晋中、晋东南太行山区为中心，开辟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后分设为太行区、太岳区和晋豫区，8月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前身)。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1942年8月改名为左权县)桐峪镇召开，选举产生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各抗日根据地全面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推进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进行了制度、法制创设。晋察冀边区被毛泽东誉为“抗日模范根据地”，1940年8月，边区总结执行政策的经验，开始用纲领形式把各项政策固定下来，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进一步建设边区“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新社会雏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社论，指出边区的成绩“已使根据地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继晋察冀之后，逐步地走向模范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1941年5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根据地还在血火抗战中锤炼、培养、成长了大批干部，不仅为夺取抗战胜利造就了干部力量中坚，而且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迎来新中国诞生作了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准备，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干部。到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有2.5万名干部北上、西进、南下，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开辟新区工作，仅成建制南下湖南、福建、四川，接管地方政权的干部就有1.2万人。
波澜壮阔的山西抗战培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铸就了抗战伟大业绩和抗战伟大精神的双重辉煌。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太行儿女，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用鲜血和生命培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奋斗、无私奉献”是太行精神的深刻内涵。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吕梁儿女浴血奋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冲云霄的吕梁精神。抗战年代，吕梁人民展现了对党忠诚、胸怀大局、顽强拼搏、倾力奉献的精神情怀。
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是以党的政治优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核心内容的崇高革命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在抗日根据地的发扬光大，是延安精神在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升华发展。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抗战历史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恒久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对历史前进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18 10: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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