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抗日三女王”
2023-08-21 10:27:02 来源：人民号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国各民族广泛参与的民族解放战争。蒙古族抗日武装是当时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在充满硝烟的大草原上曾流传着三位蒙古女将抗日的传奇故事。她们身负国仇家恨，毅然投身抗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她们既是蒙古族抗日武装力量的代表，也是中华巾帼不让须眉的典范，对全国抗日军民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由于奇俊峰、额仁钦达赖、巴云英三人在丈夫被害或去世后，均被任命为各自所在旗的代理扎萨克、旗保安司令，是三旗临时政府的实际掌权人，因而当时的新闻界称她们为“抗日三女王”。
奇俊峰
1915年，奇俊峰出生在阿拉善旗一个蒙古族贵族家庭，蒙古名为色福勒玛。1934年，19岁的奇俊峰嫁给乌拉特西公旗(今乌拉特前旗)扎萨克石拉布多尔济(时人称石王)为福晋。
1936年9月石王病逝，此时的奇俊峰已怀有身孕。曾代理扎萨克的额宝斋觊觎扎萨克权利，见有机可乘便逼奇俊峰交出旗府官印。奇俊峰十分气愤，厉声呵斥：“你们这一群忘恩负义的牲口!现在石王尸骨未寒，你们就逼我交印，真是瞎了狗眼!我是石王的福晋，有权护理官印。想让我交出官印，休想!”额宝斋夺印未遂，就到处散布谣言，说奇俊峰怀的孩子不是石王的，无权继承扎萨克之位，以此蛊惑人心，欲逼奇俊峰就范。
为了平息西公旗的混乱局面，奇俊峰亲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拜会傅作义，寻求支持。傅作义十分赞赏奇俊峰的智慧和勇气，并以绥远省政府决议案的形式，作出了旧旗官印由奇俊峰保管，全旗护路、水草、抓羊等捐税收入由奇俊峰经管，护路军队由奇俊峰统领，奇俊峰所怀身孕若系男子则正式承袭王位等项决定。
奇俊峰(右)和其姑母
1937年旧历三月十五，奇俊峰顺利产下一子，取名阿拉坦敖其尔，汉名为奇法武。旧历八月，奇俊峰正式就任扎萨克之位，行使对全旗的管辖权。
抗日战争爆发后，额宝斋一伙依附德穆楚克栋鲁普(时人称德王)公开投向日军，成为可耻的蒙奸。在此形势下，作为扎萨克的奇俊峰召集本旗军政官员，声明自己的四条主张：第一，坚决接受绥远省政府的领导;第二，团结一致，提防亲日派挑拨离间;第三，减轻百姓负担，不允许向牧民乱行摊派;第四，军队要严守纪律，严禁抢夺民财和侮辱妇女。她的主张得到了全旗普遍拥护。
1937年10月，归绥、包头相继沦陷。额宝斋一伙追随德王积极筹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迫不及待地返回西公旗建立亲日的伪政权。为摆脱日伪政权的控制，奇俊峰与驻守五原县的绥西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六军军长门炳岳取得联系，表示愿率部赴五原参加抗日，门炳岳当即表示欢迎。
1938年旧历二月初二，奇俊峰一行十余人趁着夜色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安全抵达五原县城。门炳岳闻讯立即赶来迎接慰问，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奇俊峰的情况。蒋介石在复电中对奇俊峰赞赏有加，行政院、军政部也纷纷来电慰问。《中央日报》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称奇俊峰是“第一个从日伪占领区投向抗日阵营的蒙旗王公”。
1938年4月中旬，军政部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保安司令。5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又任命她为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司令，并授予少将军衔。防守司令部设在五原县城，每月由军政部拨发银洋7000元作为军费。
在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成立大会上，奇俊峰全副武装，佩戴少将军衔标志，发表了《赤心爱国，坚持抗日到底》的讲话。经军政部批准，任命黄楚三为司令部上校参谋长，李隽卿为中校参谋主任，郑明全为第一团团长，郑色令为第二团团长。会后，根据门炳岳师长的统一部署，这两个团分别派往西山嘴以南、乌加河以北一带担任防守任务。
1938年7月10日拂晓，日军千余人分乘45辆军车，集中主力进攻后套的咽喉要塞西山嘴。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两个团的官兵发挥自己对地形熟悉的优势，与骑兵第七师(门炳岳兼任师长)密切配合，很快将来犯日军击溃，日军损失惨重。奇俊峰出师即赢得开门红，各方面纷纷来电来函祝贺，使她更加坚定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颁发给奇俊峰的《派状》
1939年9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护理扎萨克兼绥境蒙政会建设委员会主任，任命其子奇法武为记名(候补)扎萨克。之后，奇俊峰在乌拉特前旗召开了旗务大会，恢复乌拉特前旗旗政府，并宣布由日军扶持的乌拉特前旗傀儡政权(由额宝斋任大协理，操纵实权)是非法的，呼吁人民群众不予承认。10月28日，奇俊峰率领旗府官员，对后套地区的乌拉特前旗群众进行了历时20余天的慰问，一方面救济灾民和喇嘛，另一方面组织旗民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得到了各界群众的一致拥护和赞扬。
1939年秋，门炳岳奉调回重庆担任骑兵总监后，向蒋介石汇报了绥西抗战的情况，并建议蒋召见奇俊峰。他说，奇俊峰不仅在大后方妇女同胞中很有影响，而且通过报纸宣传在全国也声望颇高，如委员长能召见她，对大后方的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将是莫大的鼓舞。经过考虑，蒋介石决定召见奇俊峰。
由奇俊峰、奇法武、黄楚三、李隽卿等20余人组成的述职团于1940年3月下旬抵达重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等高级军政官员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奇俊峰一行，并高度评价奇俊峰抗战爱国的事迹。《中央日报》也在显要位置报道了“行政院、军政部、蒙藏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抗战女司令奇俊峰”的消息。
1940年6月，蒋介石夫妇在重庆召见了奇俊峰。奇俊峰向蒋介石、宋美龄行了军礼，敬献了哈达和锦旗，奇法武按照蒙古礼节行跪拜礼。随后，奇俊峰详细汇报了自己投奔抗日阵营前后的情况和德王、额宝斋一伙倒行逆施、祸害百姓的累累罪行，并郑重地向蒋介石提出了四项请求：第一，对绥远境内抗战和附逆的蒙旗主要人士将来一定要功过赏罚严明;第二，蒙藏委员会要派出要员做好大后方的蒙汉团结工作;第三，健全绥境蒙政会管辖下的蒙旗行政机构;第四，加强民族教育，培养民族人才。述职完毕后，蒋介石表彰了奇俊峰，赞誉她是有胆有识的蒙古族女英雄，并当场宣布：晋升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中将司令，责成军政部拨给奇俊峰200支轻型武器和足量的弹药，另拨军装500套，大、小汽车各一辆。
这次召见打破了以往的惯例，竟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晚间蒋介石夫妇还在官邸与奇俊峰一行共进了晚餐。宋美龄指示重庆妇女界举行专场报告会，请奇俊峰作抗日演说。宋美龄还亲自陪同奇俊峰到重庆小龙桥中正中学作激励抗日士气的演讲。《中央日报》详尽报道了蒋介石夫妇召见奇俊峰的盛况和奇俊峰一行在重庆参加的各项活动。
1940年初冬，奇俊峰一行由重庆返回陕坝。她决心在抗日救国中再建新功，不久将防守司令部扩编为3个团，兵力扩充到600多人。由于他们对乌拉山地区的地形熟悉，傅作义将3个团的官兵化整为零，派往前线各部队中担负向导和侦察任务，这些将士多次荣立战功，受到傅作义的嘉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奇俊峰率全体官兵经五原回到阔别7年的家乡。额宝斋在抗战胜利的情势下，施伪善之计，用花言巧语蒙蔽了奇俊峰。她留下了额宝斋的性命，但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额宝斋暗地里收买了曾在包头日本特务机关从事特务工作、现负责王府警卫任务的保安一团团长郝游龙，并把自己的孙女嫁给郝游龙，指使他伺机杀害奇俊峰。
1947年7月14日，奇俊峰与10岁的儿子奇法武到包头处理公务。途中，郝游龙以一个连的兵力诱捕了奇俊峰母子，十余名卫兵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缴械。奇俊峰曾暗中找了一个小喇嘛给包头市长捎去口信，请其设法营救，包头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温靖国闻讯赶赴事发地，却被郝游龙假言骗过。额宝斋、郝游龙用两辆马车、一匹骡子和2000现洋雇佣一个叫田小三的人去杀害奇俊峰。7月20日晨，田小三趁奇俊峰出屋上厕所之机在她背后开枪，将奇俊峰杀害，接着又枪杀了奇法武。奇俊峰被害时年仅32岁。5天后，《中央日报》报道：“乌盟西公旗血案。女王奇俊峰及幼子被杀，凶手系保安团长郝游龙。”
新中国成立后，杀害奇俊峰母子的郝游龙、田小三被依法处决。
额仁钦达赖
日军侵入蒙古草原后，成立了伪政权对各旗进行统治，并到处布置耳目对各旗王进行监视。茂明安旗扎萨克齐木德仁庆豪日劳(时人称齐王)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痛恨日本的侵略。日本人曾许诺在“蒙古自治邦”中给齐王留有重要官职，可齐王既没赴任，也没推辞，表面与日军不亲不疏，暗中却与八路军大青山游击队合作抗击日伪，为游击队提供军需和医药。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长阿司卡发现齐王可疑，就把其骗到百灵庙(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枪杀了。
额仁钦达赖是齐王的福晋，她从小就能骑善射，成为齐王福晋后，由于聪明细心，王府事务在她的操持下井井有条。得知丈夫被害后，她悲痛欲绝。
额仁钦达赖派人在特务机关上下打点，终于查清楚了齐王被害的真相。原来王府的梅林被日伪收买。梅林为了在日伪特务机关长阿司卡面前邀功，屡次将一些自己都没证据的罪名安在齐王身上，阿司卡恼羞成怒，就把齐王杀了。国恨家仇让额仁钦达赖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决心奋起抵抗。
梅林沦为日伪的走狗，不杀他，不知道还会害死多少爱国义士。可是，杀了梅林，阿司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经过近半年的谋划，额仁钦达赖终于打定主意：杀死梅林，然后武装起义。
额仁钦达赖把王府的卫队组织起来，又秘密召集了一些当地仇视日伪政权的青壮年男子，总共70多人。1943年农历正月二十九，额仁钦达赖悄悄地把这支人马拉到梅林家附近的一个山坡上。
在额仁钦达赖的安排下，桑吉牵着一匹小马驹走进梅林家的院子。梅林家的狗一阵狂吠，梅林从屋里走了出来，很不耐烦。桑吉却说，他捡到一匹小马驹，听说是梅林老爷家的，就给送来了。
前些日子，梅林家的母马确实生了一匹小马驹，但是，生下来没3个月就死了。梅林心生贪念就把小马驹留下了。
孙兰峰
桑吉刚刚离去，3匹马来到梅林家门前。3个人下马上前，把马拴好，又是一阵狗叫。梅林的老婆推开房门，3个人说，他们是梅林的属下，来给梅林拜年的。
在草原上，只要二月二之前都算过年。梅林老婆见三人带着礼物，倒是像拜年的样子，就带他们进了屋中。梅林一看，这3个人都是王府的卫兵，确实是自己的手下。只是自从梅林出卖齐王后，他再也没去王府，因此，跟王府的卫兵一直没有见面。见3个人来给自己拜年，梅林笑逐颜开，他正想多拉一些人到日伪特务机关，以便向阿司卡邀功请赏。
梅林把各种奶食、油炸面食一一摆到三人面前，又让老婆去煮奶茶。梅林的老婆出了客厅，三人起身，枪顶在梅林脑袋上，押着梅林乘马飞驰而去。
原来，桑吉以送马驹为名，看看梅林在不在家。额仁钦达赖和桑吉约定，如果梅林在家，桑吉就往东走;如果梅林不在家，桑吉就往西走。见桑吉往东走，3名王府卫兵知道梅林在家，他们假装给梅林拜年，没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了梅林。3个人押着梅林进山，额仁钦达赖怒火满腔，一扣扳机，梅林落得了应有的下场。
杀了梅林，额仁钦达赖本想去投八路军大青山游击队。可是，齐王生前与游击队都是单线联系，这70多人谁也不知道游击队在哪里。起义队伍正犹豫不决，阿司卡带领一支日伪军包抄过来。义军多数都没打过仗，日伪军无论是人数、武器，还是作战技能，都远远强于义军，双方一交火，义军就拜为下风。
额仁钦达赖见势不妙，明白如果硬拼下去，这支义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她把几个骨干叫到一起，说：“傅作义的部队在红格尔和百灵庙都痛击过日伪军，他的部队和八路军游击队一样，都是抗日武装。我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去投奔傅作义。”
傅作义的部队正在五原一带休整，他的部下暂编第三军军长孙兰峰得知额仁钦达赖率部来投，亲自出迎。孙兰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额仁钦达赖率领队伍起义，有勇有谋，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真乃女中豪杰、巾帼英雄。我受傅作义副司令长官之托，对额仁钦达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几天后，孙兰峰派人把额仁钦达赖送到傅作义将军的指挥部，傅作义对她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1943年春，经绥远省政府批准，在陕坝成立了茂明安旗临时政府，额仁钦达赖代理旗长兼保安司令。
傅作义把额仁钦达赖的义举上报到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授予她少将军衔。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仅有7位女性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3人中将，4人少将，额仁钦达赖就是少将之一。
此后两年多，额仁钦达赖和她的部队跟随傅作义部转战于巴彦淖尔、呼和浩特一带，与日寇进行浴血奋战，屡立战功，为绥远地区抗战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内战爆发。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绥远岌岌可危，1949年9月19日，额仁钦达赖毅然率部队参加了绥远和平起义。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额仁钦达赖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主动捐献自己的财产，折合当时的人民币达340多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额仁钦达赖先后出任乌盟人民自治政府委员，达茂旗政协常委、副主席，乌盟政协常委，内蒙古妇委会执行委员等职。1978年，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巴云英
巴云英生于1899年，蒙古名为德力格尔桑，内蒙古土默特旗人。巴云英是乌拉特后旗扎萨克额尔克斯辰占巴拉(额王)的福晋。因其久居汉人地区，通晓汉语及汉族习俗，又见多识广，对下人谦和，深得额王宠信和旗民爱戴，额王把许多政务都交由她处理。
1932年，巴云英生下阿哥贡嘎色楞，汉名为贡世明。额王报请国民政府、绥远省政府和乌兰察布盟公署，将其子作为记名(候补)扎萨克。1935年，巴云英随额王赴山西五台山朝圣途中，拜谒了山西省主席兼绥远省蒙旗指导长官阎锡山，以保护地方治安为由获得了一部分枪支、弹药。不幸的是，额王的司机头天晚上通宵赌博，次日造成翻车事故，致额王胸部受伤医治无效，于同年10月21日在包头去世。处理完额王的后事，绥远省政府令额王弟齐木德仁钦多尔济为护理扎萨克暂管全旗军政事务。巴云英携幼子贡嘎色楞赴东公旗驻包头办事处居住，精心抚养贡嘎色楞。
巴云英
抗战爆发后，齐木德仁钦多尔济在德王的扶持下成为东公旗扎萨克。巴云英耳闻目睹日军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东公旗扎萨克易主等事实，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巴云英带领100多人的游击队，辗转到旗南部山区和包头北部，招兵买马，宣传抗战，很快组建起两个团，积极开展对侵华日军的游击战。经过近9个月的战斗，先后击毙敌人200多人，但部队减员严重，后勤补给困难，巴云英为了减少损失，决定投奔后套国民党部队，谋求共同抗日。
1938年7月9日，巴云英一行20余人辗转抵达五原县城，受到绥西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六军军长门炳岳的热烈欢迎。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及绥远省蒙旗指导长官公署致电慰问。不久，又委任巴云英为绥境蒙政会委员、东公旗防守司令部司令、东公旗流亡政府护理扎萨克代其子贡嘎色楞执掌旗政。东公旗防守司令部暂设陕坝镇，配合傅作义军队对日作战，一切军需由第八战区负责供给。张治中将军视察后套时，曾接见巴云英，称赞她是“抗日英雄、坚贞不屈的蒙古族女杰”，并授予她少将军衔。
1940年春，巴云英携子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途经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延安和榆林等地，沿途发表抗日救国主张，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接见她时，誉其为“巾帼英雄”，并允其所求，供给武器和经费。巴云英在重庆期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任绥远省蒙旗党部特派员。返回陕坝后，在傅作义的支持下，她加紧敌后策反和游击战，多次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巴云英返回故乡，召开东公旗贵族仕官会议，重振旗务，抚慰旗民。1948年7月间，归绥、包头被解放军包围，绥远国民党军队欲将巴云英的部队作为其配属力量用于与解放军对抗，她审时度势，毅然将部队转移到后山，并派人前往卓资山，与八路军绥蒙军区取得联系，待机起义。
1949年9月19日，巴云英参加绥远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乌拉特后旗支队长，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常务委员，政协常务委员，教育处副科长，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巴彦淖尔盟政协副主席等职。
责任编辑：陈亦可 最后更新：2023-08-21 10: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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