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焰灼日：大连“抗日放火团”之往事
2024-08-21 10:30:54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文/刘颖 点击： 复制链接
导语：抗日战争时期，曾有一个组织凭一己之力，给日军造成多达3000万日元的经济损失，这个组织就是大连“抗日放火团”。“抗日放火团”又称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接受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组直接领导，以破坏日军占领区的军事设施为主要目标，主要活动于大连地区。邹立升和包玉侠是组织里的一对年轻夫妻，包玉侠更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他们直到被捕牺牲，都始终坚守爱国之心。“抗日放火团”在中国抗战史上的不朽功勋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由一座监狱说起
现在的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已成为博物馆。这所监狱，在1934年日伪统治时期称作“关东刑务所”，1939年定名为“旅顺刑务所”。作为日本侵略者关押和残害中国爱国义士和国际反战人士的地方，许多来自中国、朝鲜、俄罗斯、埃及等国家的人民曾被囚禁和屠杀于此，其野蛮和残忍程度在世界上罕见，因此，该监狱有“东方的奥斯维辛”之称。
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于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日本枢密院议长、首任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后被俘，便被关押在这里，1910年3月，他在狱中被处死。监狱内设有绞刑室，位于监狱的东北角，是日本人于1934年建立的一座秘密杀人场。在这座杀人魔窟里，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因为狱中档案全部被销毁，而一直无法说得清楚。
据资料记载，仅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就有700多人在这里被绞杀和摧残致死。1942年，大连“抗日放火团”的成员除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外，大部分被日伪当局绞杀在这里。说起大连“抗日放火团”，要先说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由列宁领导创建，存在于1919—1943年。共产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其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总参情报局(格伯乌)为便于在世界各地开展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侦察活动，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各国优秀共产党员组成数以百计的情报小组，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秘密战。在这一时期，有一部分中共党员因斗争需要也加入了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从此他们成了一群在刀尖上行走的人。加入这个情报组织后，他们要作出极大的牺牲，包括姓名、原组织关系、亲属联系，甚至生命。
一场特殊的战斗
这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场特殊战斗，其特殊性在于并非真刀真枪的较量。以一个团队的力量，给日军造成的经济损失竟达3000万日元。当时，一日元能买3公斤的大米，那么3000万日元，足够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这里所说的团队，正是大连“抗日放火团”。当年的大连“抗日放火团”，又称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这个组织接受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组直接领导，以破坏日军占领区的军事设施为主要目标，主要活动于大连地区。1933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建立了由部分国家抗日青年参加的，以破坏日本占领区内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情报组织训练班。
1934年，受训回国的中共党员姬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等在上海设立了指挥中心，并把大连作为战略破坏的重点区域。对于这一组织，日伪当局曾一度困惑，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才意外获知了大连大火的线索。那一年的8月，受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领导的“北满国际情报组”在哈尔滨被破获，一名成员供认，在大连也有一个国际情报组织在活动。闻听此消息，大连警察署马上派人到哈尔滨听审，终于确知，大连的大火是一个针对日本军事目标进行破坏活动的国际特工组织所为。在日军的档案中，这个国际特工组织被称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日语的“谋略”译成汉语有“诡计、计策”之意。而这个组织在我们这里，被简称为“抗日放火团”。“抗日放火团”放的最大一次火是在1938年6月下旬。在上级指示下，“抗日放火团”成员秋世显、邹立升二人经过缜密侦查，计划火烧大连港码头日军仓库。大连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称大连埠头事务所，是日军运输战略物资的重要港口，码头上密密麻麻全是仓库，警备森严。
这次放火任务由“放火团”工作员于守安执行。于守安是码头常年佣工，熟悉码头每个角落。于守安进了码头后，把定时放火药放进124、126、128、130号仓库里。当天晚上，四个仓库相继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冲天的烟雾震动了全大连。日伪当局所有的消防人员都赶来救火，他们刚把水龙架起来，别的仓库火势又起，消防队员救不过来，只好扔下水龙逃命。烈焰中，铁轨烧弯了，仓库房顶上的铁皮被大火冲向天空，像纸片一样飘扬。日本人急得哇哇大叫，无计可施，眼睁睁看着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日本侵略者找不到失火原因，曾把这次失火事件当成“天火”。这是一把“天火”吗?不!这是一把愤怒的复仇之火!
“抗日放火团”里的一对夫妻
“抗日放火团”的成员只有一位是女性，名叫包玉侠。包玉侠的故事，还要从她千里寻夫说起。1934年春夏相交之时，20岁的包玉侠怀中抱着不满两周岁的儿子邹显荣，随着“闯关东”人群来到了大连，此时她不知道她要寻找的丈夫已经不再是那个与自己两小无猜的人。
包玉侠，1914年8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福山县黄务村的一个农家。1931年嫁给了同在黄务村长大、比她大一岁的邹立升，从此她又有了个新名字—邹包氏。婚后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婚后三年，邹立升告别老婆孩子，“闯关东”来到大连打“卯子工”。在这里他结识了刚从莫斯科郊外军事谋略学校毕业，回国组建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的李寿山。邹立升这个耿直的山东汉子接受了李寿山的抗日救国主张，成为抗日谋略团在大连发展的地方特工第一人。这一切刚到大连的包玉侠并不知晓，邹立升的保密工作做得也特别好。因为这群人此时做的正是“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儿”的事，哪能轻易让人知道。包玉侠的家里经常有几个人凑在一堆嘀嘀咕咕。每到这时，邹立升就让她到外面看门，有人来了还得赶紧让屋里人知道。
包玉侠和邹立升夫妇当时住在日本桥(今胜利桥)附近的出租屋，此地环境复杂，日本军警宪特众多。有一次，邹立升拿出一挂鞭炮，让包玉侠带着儿子到院子外放着玩，自己则躲到屋里神神秘秘地“捣鼓”什么，忽然屋子里发出了一声闷响。包玉侠跑进去一看，满屋的浓烟。后来，包玉侠才知道，邹立升是在试制引火装置，这个技术应该是接受过莫斯科培训的赵国文和李寿山传授的。邹立升夫妇搬家了，搬到石道街西部三区的贫民窟，只因日本军警宪特较少涉足这里。但包玉侠也不敢大意，每当邹立升在屋里研制化学定时发火装置，或与人在屋里密谋火烧日本侵略者的计划，她就拿着小板凳，领着还穿开裆裤的儿子，在门外几十步远的石子路边、树荫底下缝补衣服。见到形迹可疑的人向他们的住处走来，她就示意儿子跑回家告诉父亲：“有人来了!”同时，她还主动迎上去打招呼，大声说话，为屋里人“拉警报”。新来了租户，汉奸巡捕必定要例行检查，邹立升听闻包玉侠发出的“警报”，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巡捕进门见邹立升正在与人摆长城—打麻将，以为他是游手好闲之徒，便不再注意他的活动。深秋时节，邹立升、包玉侠的女儿出生。不幸的是女儿将满周岁时生病，因无钱医治而夭折。夫妻二人哭过了，痛过了，工作还是不能停。
在邹立升的引导下，包玉侠迅速成长为抗日谋略团的正式工作员，同时还批准他们的邻居高绪慎发展的山东同乡、大连码头仓库临时苦力孙玉成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这是抗日谋略团在大连地区发展的第一批力量，为以后火烧日本侵略者的抗日谋略执行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没有人能看出来，邹立升这个看似粗糙的山东汉子，一直在研究化学定时发火装置。这个装置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多种发火材料配比必须精准，定时燃烧后不留一丝痕迹，看上去与自燃火灾别无二致。在包玉侠的掩护下，邹立升经过近百次试验，终于完全掌握了李寿山传授的莫斯科军事谋略学校技术标准，一块香皂大小的化学定时发火装置在他手里制作成功。
机智勇敢的女性地下交通员
成为大连“抗日放火团”的正式成员后，包玉侠独自担负起一项特殊的重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配合抗日前线军队，计划在大连掀起一个火烧日本侵略者的高潮。但制作发火装置用的硫酸等物资因日本警察当局严密控制，无法搞到。包玉侠奉命担任抗日谋略团大连至天津间的交通员。一个艳阳高照的五月天，在大连开往天津的火车上，坐着一对看上去像是走亲戚的母子，这位年轻的母亲就是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包玉侠，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天津，找一个叫李胖子的人。李胖子，也被称作李大姐。临行前，包玉侠问自己的丈夫：“怎么能叫李大姐‘李胖子’啊?多难听!”可邹立升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你记清楚就行了，问那么多干什么!”虽不甚明了，但包玉侠深知这件事干系重大。既然丈夫不让问，她也就不问了，按着要求，她带着儿子坐火车来到天津。听从邹立升的嘱咐，包玉侠下车后到车站外的一个商店门口等“李大姐”来认她。望着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她心里在嘀咕：咋没有一个人像是“李大姐”啊。忽然走过来一个胖胖的男子，俯身拍了拍儿子的小脸：“显容来啦，长这么高了。”然后，来人低声对包玉侠说：“邹大嫂，我是李胖子。”这着实让包玉侠吃惊不已，多少年以后，包玉侠还回忆说：“我哪想得到‘李大姐’竟然是个大男人啊。”
“李大姐”其实也并不姓李，而是姓黄，叫黄振林。黄振林是和纪守先同期在莫斯科受训的抗日青年，回国后被派到天津，任“抗日放火团”天津负责人及天津、大连间的联络员。接上头后，黄振林交给包玉侠两个一尺见方、三寸来高的点心盒子，中间夹着两个茶叶桶捆成一包，让包玉侠带回大连。这个点心包里装的就是引火装置所需的原材料。黄振林送包玉侠上火车，自己把点心包放到了行李架上。然后，他悄悄地嘱咐包玉侠：“这包东西放在上面，路上如果有人碰或者有人拿，千万别管，就当这东西不是你的，也别盯着看。等到了大连，看周围没人了，你再拿走。”按照送她上车的“胖大姐”的嘱咐，包玉侠一路上不动声色地不时观察那个礼包，登车检查的日本警察没在意。到了大连火车站，日本警察对像是有钱人的母子俩也毫无戒备。包玉侠就这样多次顺利地完成任务。
身为交通员的包玉侠虽然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携带的是什么东西，但她非常明白这项工作的危险性。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她不多说也不多问，邹立升和黄振林怎么说，她便怎么做。只是路途中的情况就全靠她一个人应付了。幸而包玉侠为人十分机警，随机应变，从未出过差错。每次包玉侠奉命前往天津，都是邹立升传达上级指令，潜回大连后一般是把带回的礼包交给邹立升。礼包里是什么东西，她也不清楚。但她感觉邹立升与“胖大姐”一定很熟悉。一次，她奉命第二天前往天津，不料夜里突发重病，连续多日高烧起不了床。这天，一位高个子微胖的中年男子走进门，看到躺在床上的包玉侠便说：“老邹大嫂，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包玉侠一看，来者正是“胖大姐”，这时，她看到每次安排她去与“胖大姐”接头的邹立升对来人却毫无反应，瞬间她明白，他二人并不认识。按照约定时间，“胖大姐”在天津没有见到包玉侠，担心大连方面出现问题，于是亲往大连侦查。
正是这种单线联系的严格、严密的工作方法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使日本当局动用了数以千计的警察、宪兵、特务，草木皆兵地搜捕了三年之久，也未能破获抗日谋略团组织。
形有终而神不灭，薪有烬而火不熄
尽管布局如此严密，最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40年6月24日，由于汉奸告密和叛徒出卖，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遭到日军破坏，累及京、津、唐地区组织，青岛、沈阳地区组织及天津联络站、上海首脑部，先后共有155人被捕。邹立升与包玉侠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包玉侠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7月4日，她说：“半夜一点多，‘咣’的一声门被踹开了，闯进来几个人，把邹立升按在地上。警察问他是不是邹立升，邹立升说不是，‘我叫邹旭东(曾用的化名)’。警察就骂，说‘邹旭东是你，邹立升也是你’。”然后，几个日本警察和汉奸在屋里翻箱倒柜，很快搜出了几个引火装置和原材料。警察绑起邹立升就要带走，包玉侠哭喊着扑过去，也被日本警察绑住，一块带到了警察署。包玉侠说：“刚一进警察署的牢房，那些个鬼子上来就是没头没脸的一顿打啊。我的一只耳朵就是那时被打聋的，从那以后就落下了头疼的毛病，都是被打的。”
日本人恨透了“抗日放火团”，立即对邹立升进行刑讯逼供，为了让邹立升开口，他们将包玉侠押到刑讯室陪审。包玉侠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给丈夫灌凉水、拔指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又想到他们被捕后音讯全无的孩子，不禁痛哭失声。邹立升望着年轻的妻子，坚定地说：“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一定要活下去，将孩子抚养成人!”除了陪审，包玉侠也遭受了严酷的刑讯，衣服被鞭子抽打碎了，露出斑斑伤痕和殷红的血迹，耳朵眼里流血，听力严重受损。作为“抗日放火团”的正式成员，她在心里告诉自己“要挺住!必须挺住!”
在敌人的多次刑讯中，包玉侠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被老百姓称为“火神爷”的“抗日放火团”成员，被捕后的经历都十分惨烈。对在大连等地进行了足足5年破坏活动、造成了日军巨大损失的“抗日放火团”，日本侵略者可以说恨入骨髓。这些成员一被抓，就遭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报复，各种酷刑虐待登峰造极。“抗日放火团”的成员中，除了个别软骨头支撑不住出卖了同志外，绝大多数人都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被敌人折磨得遍体鳞伤，五脏器官都已损坏，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曾亲自指挥放火爆破行动39次的秋世显因拒不招供，被夹断十指，烧烂面孔，胃和肺都被凉水灌破，最后惨死狱中;姬守先在审讯中，敌人问他：“你为什么放火?”他反问：“你们为什么侵略中国?”而于守安则这样回答敌人：“抓住了怎么办都没关系，死而无憾。抓不住就继续放火，把侵略者全部烧死!”
据1941年“关东州”公布的《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活动经过》，此案被捕的人员共有155人，经审讯后确认为“抗日放火团”成员的共有51人。而到了1941年10月，“关东州地方法院”进行所谓“公判”时，站在被告席上的只剩33人，另外18人未及审判，已被日本侵略者虐待致死。
1942年12月9日和10日，日本殖民当局分两次绞死了姬守先、邹立升等9人，其他人被判以重刑。邹立升牺牲那年28岁，包玉侠27岁，他们仅做了十年的夫妻。包玉侠后被判处7年徒刑，一直关押在关东刑务所牢房里。在狱中，她受尽了日本狱警的非人折磨。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大连时才走出牢笼。包玉侠是“抗日放火团”里活得最久的人。作为该团唯一的女性，解放后，她获得了“抗日女侠”的崇高赞誉。形有终而神不灭，薪有烬而火不熄。大连“抗日放火团”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不朽功勋。■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东北抗日联军历史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08-21 1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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