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沈阳人抗战
2018-07-30 16:49:25 来源：沈阳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炮火轰击北大营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
侵华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后伪造的现场
陷入绝境
1931年9月18日那一天，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军政要员的陪同下，登上“永绥号”战舰，亲赴江西，督师剿共。
那一天，身在北平的“东北王”张学良(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在北平设副司令行营，所有东北、华北各省军事均由张学良节制)，走出养病多日的协和医院，在夫人于凤至的陪同下，去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为庆祝东北军入关助蒋打胜中原大战一周年演出的《宇宙锋》。
晚10时许，茫茫长江上的蒋介石写罢当日的日记：“对匪决取包围策略”，入睡。长城外柳条湖边一声爆炸——日本关东军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
北大营位于沈阳城北约5公里处，距位于柳条湖边的爆炸地点约800米。蹊跷在于选择南满铁路的这个爆破点，只炸了80厘米长的一截单轨，很快训练有素的日军工兵，便恢复了日本关东军的大动脉，那列计划增援来的日军军列，没有停歇地开进了沈阳城。
当时驻扎在北大营的是张学良的嫡系——东北军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旅辖619、620、621三个团，兵力7000人。该旅装备精良，战力雄劲。那天，领取了薪水的七旅官兵，香甜地进入梦乡;旅长王以哲进城出席省政府举行的商民赈济水灾大会，旅中军务由参谋长赵镇藩担当。判明敌情后，赵镇藩做了两个动作：一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二报告旅长王以哲。按突发事件处置程序，逐级上报，旅长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荣臻报张学良，张学良报蒋介石。
北平中和戏院，张学良听到侍卫副官谭海报告“沈阳发生事变”，即起身返回装有外线电话的协和医院。张学良做了三个动作：一接通沈阳荣臻电话，了解详情;二命令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保持电话联络;三急召顾问端纳，让他通报欧美各国驻北平记者——日军进攻沈阳。只一小会儿，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随即，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也发来电示，命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
怎么看事变初起高层的态度?我以为，此前，日军多次的“演习”与佯动，已令上下麻木。当真的事变发生，皆“常规”处理了，其主导思想是蒋介石的。
张学良：“遵照鱼电，令其不事抵抗。谨遵守国际联合会基本原则，无论如何情形，不以武力相报复。”
张学良为何做了“不抵抗”指示?归纳他的晚年言论，原因有三：一是去了趟日本，观其战略，知己难胜日军;二是曾经按蒋的指示办事，驱逐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中东路事件)，但失败后，中央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三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思想，已为张学良深刻领会。因此即使与日本有杀父之仇，也暂且咽下了这口气。
高层的电报往来，让沈阳方面，尤其是北大营的东北军陷入绝境。
王铁汉下达了
自卫还击的命令
晚10时30分，以日军守备队引爆埋在柳条湖边那段铁路轨道下的炸药为准，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中国抗日战争十四年，从这一时刻算起，假如确认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始于中国的抗日战争，那么这一时刻也该令人铭记。这一时刻来自事变当年日本编撰的《满洲事变早知道》(作者是步兵中尉水岛庄介，书籍题字是事变策划者之一、陆军大臣南次郎)，而此前有“10时许”与“10时20分”两说。功劳归功于一位名字叫余泓的沈阳市民，2013年他在美国网拍到这本书，并贡献给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619团、621团遵令撤出北大营，日军长驱直入，抵近620团营房，团长王铁汉下达了自卫还击的命令!
让我们看看王铁汉的回忆，他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王铁汉先生访问记录》中写道：
……我在未奉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作战斗准备。到(晚)12时，接奉旅长由城内来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我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虽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凌晨1时40分，日本步兵200余人开始逐次向620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向620团营房射击。此刻适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称：“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厅长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我答：“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我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厅长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也告中断。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人，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上午5时。本团第5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19人。次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公布“日军死伤120余名”，乃是为了扩大“中国军队滋事”的反宣传，并不确实。
沈阳收藏家詹洪阁，考证出“九一八”之夜日军伤亡25人，死2人，被王铁汉部击毙的日军二人，是新国六三与增子正男。证据是日本当年出版的明信片、纪念画刊与照片，“故陆军步兵伍长新国六三君之碑”、“九月十八日夜，故陆军步兵伍长新国六三战死处”、“北大营夜袭第一个牺牲者”及“新国伍长第四中队所属”等文字出现于图片之上!
这一史实被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孟悦女士写入《铭记与警示——九一八国难下的沈阳》。她在引证与阐述之后，说：“毋庸置疑，北大营独立第七旅部分官兵的自卫还击行动，是东北军爱国官兵的一次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也是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先声。”
五连连长张占元
那天晚上战斗到死
2010年“九一八”，又一个抵抗者“站”了出来，这位过世的英雄通过他的后人——詹洪阁的妻子张影，告诉詹洪阁，她爷爷的哥哥张占元，那天晚上战斗到死：张影还将老家保存的一张老照片拿给丈夫看：“这就是我的大爷爷。”詹洪阁感到这一发现意义非凡，旋即进行了缜密的考证，查资料、看档案……考证出这位未曾谋面的爷爷，是时任张学良卫队步兵总队(旅)二队(团)二营五连连长张占元，“九一八”之夜奉命掩护部队撤退，他采取主动进攻的战术，抵挡了日军攻击，英勇殉国。在共产党人的回忆文章里也见到对他的记载，曾任辽宁省政协主席的宋黎，在回忆当年参加抗日救国会活动时，说：“当晚黄显声反击……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张占元，这位抗战第一仗牺牲的最高职务的中国军人，时年25岁，是位正宗的沈阳土著——锡伯族人。
中国共产党是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九一八”这一夜，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在行动：密切关注日方动态，广收日军情报，19日拂晓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形势，制定对策，当日，一篇《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诞生，并散发整个沈阳城!
9月18日日本军队发动事变，9月19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在沈阳发出了中国抗战第一声!
2001年春季的一天，我与画家李人毅在北京高干公寓，拜访了这份声明的起草人、曾任中联部副部长、97岁的赵毅敏同志。
李人毅在他的著作《国难来袭——“九一八”延续的记忆》中这样记载那次采访：“赵毅敏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兼沈阳市委书记，谈起‘九一八’抗日宣言，他说：记得会议是在奉天小西边门附近詹大全家里召开的。当时詹大全任省委秘书长，他家也是秘密的省委机关。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军委书记、组织部长，还有詹大全和我。‘九一八’抗日宣言的起草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在愤怒心情的驱使下，我们的工作效率特别高，《宣言》当天就发到群众手里。用的就是普通的纸，并且不是用一次，因为数量大，印了很多次，纸也不一样，很便宜，是沈阳当时能买到的，也有彩色的纸。我问老人家，在撒传单时有没有遇到危险?他说，这些骨干们很机智，遇到平民和熟人，就直接散发，要是有日军驻守的地方，就隔着墙头往里投。说着这位97岁老人孩子似地做了一个投掷纸飞机的动作。”
宣传动员过后，赵毅敏换上戎装，拿起枪，出任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走上抗日战场。
伴着飘洒沈阳城的中共满洲省委抗战传单，沈阳人奋起反抗日军占领。
最为沈阳人自豪的是，沈阳的警察，他们在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的指挥下，与日本占领军激战三天三夜!
沈阳人不愿意接受“国耻”之说，认为“国难”准确。谁之耻?张学良之耻，蒋介石之耻，日本大耻!
再说蒋介石，直到第二天凌晨，他才接到张学良关于沈阳事变的电报，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天灾匪祸相逼而来，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了一个不小的决心。
最后说说张学良，他很快便意识到丢掉东北犯了大错，代表性的补救行动是，发动了意义非凡的“西安事变”，但亦不足以抹去心中的愧疚，有两件小事可以作证：
“九一八事变”不久，作过民国教育总长的马君武作诗嘲讽张学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塚，哪管东师入沈阳。”晚年，还很漂亮的胡蝶见到张学良的家庭牧师周联华，说：“为‘九一八’，我替张学良背了一生的黑锅——张学良我从来就没见过，你能不能请客，请他，请我，叫我看看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周联华决定安排这个历史性的会面，但说给张学良听，张学良反映冷淡，回头周联华跟胡蝶说：“过去他没有跟你跳过舞，现在他也不会跟你吃饭。”
张学良也有记日记的习惯，周联华在帮助张学良整理这些日记时，发现早年的日记，每本都是“一月一日”开始，但是后来改了——每本日记都由“九一八”记起。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07-30 16: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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