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众抗日故事:守卫宝山城 汇成时代最强音
2015-09-29 11:06:35  来源：解放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上海市民义勇军抗日保卫战形势图。均资料照片 

　　 整个中华民族的热血被点燃了！

　　 “九一八”事变在东北爆发后，举国愤慨。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百万工人组织罢工游行，学生罢课，市民捐款捐物，组织义勇军支援前线。上海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前期中心。

　　 今天就来说一说，从“九一八”到“一·二八”之间，上海民众的抗日故事。

　　 上海市民凡有血气，莫不同仇

　　 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党派、爱国团体的倡导和组织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

　　 东华大学教授廖大伟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上海的表现和影响很大，几乎“凡有血气，莫不同仇”。“九一八”事变后的第8天，上海《生活》周刊就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申报》认为，面对日军步步紧逼，只有坚决抵抗一条道，“以必死之决心，自卫自救，争取我民族之生存，并以维护一线仅存之公理与正义”。即使要借助国际力量，也必须首先实行自救，进行抵抗，“以自力求生存者，乃能生存，亦乃能博得他人之同情”。

　　 廖教授和他的学生张华明整理了“九一八”之后上海的抗日浪潮。

　　 9月24日，上海数万大中小学学生举行罢课，上海各大学学生还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决定推代表赴南京请愿，即时实行罢课“至代表回沪为止”。27日，请愿团在南京向政府提出迅速出兵、惩办不力外交官等5项要求。被蒋介石接待后，请愿团还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胡汉民住处请愿，并召开记者报告会。关于这次请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海学生来请愿者络绎不绝，其必为反动派所主使，显有政治作用。时局严重已极，内忧外患相逼至此。”12月7日上海仍有万余学生上街示威游行。

　　 上海的工人和广大市民以抵制日货、罢工罢市表明态度，商店不买不卖，不给日本商人提供原材料，码头工人拒绝装卸，一时间日资企业尤其日本纱厂受损严重。为了转嫁损失，日本商人采用解雇工人、延长工时等办法，12月底又决定自1932年1月起全市日商纱厂一律取消每月赏金。1932年1月8日沪西日资企业同兴一厂工人首先宣告罢工，随后日华三厂、四厂，喜和一厂、二厂、三厂和公大三厂等日商纱厂相继罢工。至是月中旬，罢工人数达万人，先后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和罢工联合会。这次罢工时间长、规模大，使沪西日商纱厂大多陷于瘫痪，在沪日资企业尤其棉纺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

　　 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反应也很强烈。1931年5月，访日归来的黄炎培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日本有进一步侵华的野心，同年7月，上海商会、上海反日援侨会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果不其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事变发生后，原来向上海供给的东北矿产资源几乎全被日本垄断，原来销往东北的上海轻工业产品因为日货在东北倾销而变得市场大幅减小，上海商界强烈要求抗日。他们在批评当局不作为的同时，组织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最抢眼的是准备实际参战的抗日义勇军。1931年10月5日，上海市民联合会下属的福建路商界联合会首先组织了义勇军，随后其他分会亦相继成立。在很短时间内，报名者达到1600余人，于是上海市民联合会成立义勇军委员会，实行统一指挥，并对义勇军队员进行约3个月的实战训练。这支军事化的队伍原来打算保家卫国，火线杀敌，由于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限制，他们的愿望一时没有实现，直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才得与前线将士并肩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其中上海表现相当突出，几乎整个城市都在沸腾。”廖大伟说。

　　 日军打到上海，市民支援十九路军

　　 为了转移视线，减轻侵占中国东北的国际压力，日本帝国主义密谋在上海制造事端，发动战事。1932年1月28日，精心策划的“一·二八”事变再次震惊中外。

　　 廖大伟指出，“一·二八”事变及由此开始的淞沪抗战是“九一八”事变的一种延伸，都属于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有影响的重大事件，彼此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淞沪抗战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难不断加深下奋起反抗的突出事迹。上海是座不屈的城市，光荣的城市。

　　 1932年，守卫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第五军，几乎是孤军奋战。兵员数量仅7万，装备简陋，上有不抵抗之令，外少增援与给养补充，却血战33天，屡挫敌锋，迫使日军三易主帅。

　　 是上海人民的直接支援，给了守军莫大的支持和帮助。

　　 1月30日，上海各厂工人举行代表大会，决定自31日起，全市总同盟罢工，并建立了上海各厂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

　　 上海各界及全国各方的慰劳品和慰劳金，源源不断汇往十九路军。据统计，淞沪抗战期间，该军仅捐款就收到1068万元。十九路军请求国民政府军政部调拨手榴弹却遭到拒绝，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送前线。凡是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建筑物资、医药用品等，均能通过社会组织募集来。

　　 日军运输需要的卡车、驳船等，出巨资请洋行代雇船工和司机，被中国工人识破，完全拒绝。

　　 日军的进攻，遭到我方军民的顽强抵抗，死伤山积，急需车辆运输尸体，损坏的车辆需要修理，不得不以重金诱请洋行代办。马迪汽车修理部职工十分愤怒，要求厂主拒绝修理敌人一切车辆。他们罢工后，一致前往投效我军后方办事处，义务为我军修车。

　　 上海市民联合会义勇军委员会第一时间召开会议，推举代表谒见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请求让义勇军上前线“杀敌救国”。蔡廷锴十分感动，连称“甚好，甚好”，最后指定由该军高级参谋华振中为义勇军总指挥。

　　 九一八”事变之后成立的各支上海义勇军，经过数月训练，养兵百日、用在此时！

　　 有一支战斗力爆表的义勇军队伍，由退伍军人组建。1月28日晚，闸北方面日军向我方进击，这支义勇军的总指挥部闻讯，立派义勇军两百余名，赶赴北四川路天通庵附近，参加抵御日军。报载：该军因成立伊始，枪械不齐，参加作战者分二十八人为一组，共分十组，仅有枪六十余杆，间有携盒子炮，余则仍多徒手，奋勇冲向日军司令部进攻，夺获日军枪械四十余杆，日军受伤者有二十余人，义勇军伤亡四名。

　　 这场战役之后，退职军人义勇军名声大噪，有千余人加入，士气极盛。据《申报》报道，该军司令是八六老宿将仇鸾奕。

　　 两百义勇军守卫宝山城

　　 战事后期，日军强攻吴淞口，此时守卫宝山城的，是上海市民组成的义勇军二百余人。义勇军仅凭手上简陋武器，击退强敌。

　　 这支传奇般的义勇军，领导人就是“九一八”之后，建立了上海第一支市民义勇军的律师王屏南。

　　 战后，王屏南撰写《上海市民义勇军经历史》，记录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1984年该书再版时，当年的义勇军队员之一颜杰应邀作序，再次书写这支武装从成立、训练、作战到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的全部经历。

　　 颜杰回忆道，上海抗日救国会成立了“救国义勇军委员会”，全市工厂、商店、学校、街道等有志之士踊跃参加义勇军的业余训练，经冬不断，并曾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检阅宣誓。当时年仅15岁的颜杰在虹口舟山路胜达呢绒厂当学徒工，是参加义勇军业余训练的最年轻队员之一。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王屏南等三人受上海抗日救国会义勇军委员会公推，持公函至蔡廷锴军长处请缨杀敌。正在闸北与敌激战的七十八师一百五十六旅旅长翁照垣，受命接洽。2月1日，约有200名志士赶到南京路西藏路口新世界国货商场内报到，集结开赴大场实地训练，预备参战。到2月4日，正式整编为上海市民义勇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王屏南，第一连长李楷，第二连长王海清。队员大多为青年工人，其次为店员、学生，也有个别归国华侨青年。

　　 王屏南1893年出生，祖籍山西移居福建，家境贫寒，15岁来沪谋生，后来以半工半读方式就读于上海法政大学，毕业后开设律师事务所。他为人热心正直，与队员同甘共苦，在战斗中沉着冷静、身先士卒。

　　 大队驻扎在大场宝华寺训练，不远便是前线，枪炮声日夜不断。义勇军为防日机空袭，抓紧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训练，白天讲课。2月初的上海，春寒料峭，队员们跌爬滚打，往往手足冻裂，耳鼻红肿，宿则仅有稻草为褥、轻絮薄被，一日两餐、青菜米粥，但没有人叫苦。有一位南洋归国的华侨青年，每天天未亮即起，面对大树以双掌内侧交替猛击，苦练铁掌，皮肉红肿而不觉痛。

　　 2月20日晚，嘉定驻军开赴前线，军部下令义勇军前往接防。深夜10时半，二百多人整队疾走，于次日清晨5时到达嘉定县城。嘉定为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隘，义勇军昼夜巡逻，保障了前方安全。

　　 27日，义勇军奉命开赴宝山前线参战。义勇军发现，虽然设有炮台，由于历届政府腐败，只余废炮及弱兵，要塞形同虚设。十九路军原驻军匆匆赶往吴淞增援，防守宝山城的艰巨任务落在了上海市民义勇军的身上。

　　 29日拂晓，前哨发现日军舰增多，队员们做好了坚守宝山的准备，与十九路军驻防的吴淞，形成掎角之势。

　　 3月1日清晨，敌舰突然增至15艘。中午，敌舰加小火轮、民船编组迫近宝山岸边，24架敌机蜂鸣而至。防守一方，是214名上海市民义勇军和十九路军战士18名。义勇军装备有步枪64支、子弹1.2万发，400颗“香瓜型”手榴弹，海滩上埋藏9颗地雷，没有枪的队员，就用梭镖大刀。

　　 义勇军沉着应战，待敌人登岸步兵靠近再射击。一连长李楷堪称神枪手，一枪一个专打敌小火轮司机，两名战士轮番为他装子弹。敌人几次抢滩都被打了回去，水浅军舰无法靠岸，只得暂时退去。

　　 正当义勇军战士抓紧时间整顿，修补工事，准备迎接下一场恶战，却从旅部传来“立即从宝山撤退”的命令。急令之下，只得撤离。经嘉定、安定火车站、青浦，3月4日到达松江县城才停下。一路上，没带粮秣，多亏沿途保安团等赠送干粮，指引道路。

　　 在松江，陆续有爱国志士前来，义勇军扩充到300多人。4月10日，上海市民义勇军3个连行军到江苏唯亭，与大学生义勇军、铁血军会合，一边训练，一边编印《民力报》宣传抗日，同时等待退守至此的军部下令，反攻回去。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解散。4月30日，上海大学生义勇军、上海市民义勇军和铁血军分别被改编为十九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第一、第二、第三大队。5月18日，义勇军各部被调到无锡；十九路军则无奈前往福建“剿共”。6月9日，随营学生义勇军被收缴全部枪支弹药，第二天举办了“毕业典礼”后，宣告解散。

　　 虽然“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上海市民义勇军，从正式组建到解散仅120多天，但他们不畏艰苦、置生死于度外，浩然正气，永载史册。

　　 时代最强音——《义勇军进行曲》

　　 “九一八”的枪炮声，“一·二八”的炸响，人民的怒吼，义勇军的壮怀激烈，汇合成一支时代的最强音——《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冬，上海，一边是抗日民众的请愿声浪，一边是夜上海的靡靡之音，中共秘密党员、剧作家田汉寝食难安。他找到好友聂耳，商量文艺工作者该做点什么，激励民众不要让意志消弭在纸醉金迷中。聂耳深有同感，两人决定合作创作一首歌，像《国际歌》《马赛曲》那样气势雄壮，鼓舞斗志。

　　 正在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的电通电影公司，筹备拍摄第二部作品。公司经理孙师毅找到田汉，请他创作一部抗日题材的电影剧本。田汉不久就交出了电影故事《凤凰的再生》，后来田汉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夏衍把它改编成剧本，拍成后的电影就是《风云儿女》。

　　 1935年2月19日，一首激越慷慨的歌词在田汉手中诞生：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这首歌词，既是为电影的主人公——诗人辛白华而写，更是为全体中华儿女而写。田汉激情澎湃，笔有惊雷，匆匆落在一张香烟盒的内衬锡纸上。当时他只为歌词写下一个题目“军歌”。经中共秘密组织帮助，电影故事本子转到夏衍手中。夏衍发现了夹在本子里的香烟纸，和孙师毅两人仔细辨认有些濡湿模糊的字迹，逐字誊抄。

　　 聂耳闻讯，自告奋勇谱曲。仅用两夜，他就谱成初稿，命名为《进行曲》。在征求意见时，孙师毅和《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等人对歌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如将“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

　　 还没来得及修改，组织就安排聂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在日本，聂耳完成了《进行曲》的修改，于5月初寄回电通公司。此时，《风云儿女》拍摄恰好接近尾声，电影公司立即安排演员组合录音。

　　 聂耳的修改稿，对歌词作了进一步的调整：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3个“起来”，3个“前进”和最后一个“进”，大大加强了歌曲的力度和感召力。

　　 电影出资人朱庆澜在歌曲名《进行曲》前加了画龙点睛的3个字：“义勇军”。朱庆澜是东北义勇军后援团会长，他曾给王屏南率领的上海市民义勇军题字“民族之光”，上海市民义勇军把这4个字印在了军旗上。

　　 当年7月，《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当片头和片尾两次响起《义勇军进行曲》，全场观众沸腾了。没过多久，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响彻“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歌声，鼓舞着中华儿女反抗日本侵略者。

　　 歌曲传遍了全世界，鼓舞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浴血战斗的人们。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甚至录制了包括这首歌在内的中国抗战歌曲唱片，名字就叫《起来》，并请宋庆龄撰写序言。马来西亚抗日战争中，1944年，一支由华侨和各民族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把《义勇军进行曲》改编为抗日游击队队歌，“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传唱在东南亚抗日阵地。

　　 二战结束，盟军胜利奏响的凯歌，《义勇军进行曲》名列其中。美国把它与《美丽的美利坚》《马赛曲》等一起定为同盟国胜利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义勇者，见义勇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为正义事业而勇敢斗争的精神，凝结在《义勇军进行曲》中，永不消音。

责任编辑：雷攀 最后更新：2015-09-29 1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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