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彻底沦陷。日本全面占领上海后,加紧破坏抗日进步力量。为保存实力,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上海失业问题的指示》、《关于取消秘密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等文件,指示已经暴露和失业的党员撤退至新四军根据地工作。1942年底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及部分党员近两百名干部,陆续撤退至新四军淮南根据地。1943年初撤销省委,成立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后改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领导上海和江浙的重要城市工作。留在上海的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察特支6个系统,直属于城工部,独立开展工作。留在上海的各级党组织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推行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勤”政策,做更细致具体的群众工作。将工作重点转向重大市政企业和日伪军工生产基地,通过拖延、怠工、破坏等隐蔽斗争方法,坚持打击日伪力量。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出现转折性变化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先后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关于开展沪、宁、杭、鄞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指示》。上海党组织调整工作部署,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工作方针,转为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天亮运动,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夺取抗战胜利;把群众日渐高涨的热情,引向迎接抗战胜利的实际行动中去。
中国共产党以文化工作为重点和突破口,引领左翼文化人士发展壮大抗战文化,为上海持久抗日救亡构筑强大的文化舆论阵地
近代上海是全国文化人才高地。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上海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并非偶然。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下,上海文化界人士在爱国主义激励下,为求民族解放,怒而奋起。“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左联”就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强烈抗议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呼吁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同年12月,夏丏尊、周建人等30余名上海知名文化人士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鲁迅、茅盾、叶绍钧、郁达夫、丁玲、胡愈之等4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呼吁全世界进步力量支援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左联”、“社联”、“剧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纷纷组织宣传队、服务队、演出队到前线慰问,进行战地采访和报道,拍摄抗日影片,开辟了抗战文化的新阵地。此后,左翼文化人士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坚持创作,以文艺为武器,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出现了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戏剧《放下你的鞭子》、《回春之曲》,电影《风云儿女》、《逃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 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史量才领导的《申报》,杜重远创办的《新生》、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等书报刊物深受民众欢迎,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1935年12月27日,进步文化人士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为推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大力量。抗战文化得以产生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党组织首先以文化界为突破口和中心,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这是党领导下的文化艺术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其中90%以上的成员是党领导下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原救国会领导下的爱国青年,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影响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其机关报《救亡日报》,是国共合作创办的一份大型报纸,共产党人为办报核心力量。该报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上海广大文化人士通过新闻出版、歌咏戏剧、漫画木刻、广播演讲等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形成庞大的宣传网络和救亡舆论阵地。抗战文化蓬勃发展,上海街头巷尾充满抗日歌曲和激情。上海200多位戏剧、电影界人士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此后,除两个队留沪外,其余11个演剧队陆续离沪,深入内地乡村城镇,演出《同心合力打东洋》、《为自由和平而战》、《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在各地播下抗日救亡的火种。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派出以叶浅予为队长的漫画宣传队,赴内地宣传,他们以主题鲜明、形象生动的漫画,不断揭露日军侵略暴行,颂扬全民族抗战精神。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文化界的主要力量向武汉、重庆、延安等大后方转移,极大推动后方抗战文化的发展。留守“孤岛”的文化人士坚持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孤岛”时期上海先后出版各种报纸约50种,各种刊物二三百种,其中各种文艺刊物150多种。共产党创办了 《团结》、《译报》、《文献》、《时论丛刊》等刊物;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有关抗战著作,以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上海一日》等书籍。戏剧演艺界充满活力,专业剧团和众多业余剧团相辅相成,新编的历史剧和现实剧深受群众喜爱,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斗志。党领导下的各社会团体运用夜校、读书会、学术讲座、时势报告会等文化教育形式,建立了强有力的舆论阵地。
日军全面占领上海后,大肆宣扬“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思想,扶植汉奸文化活动,打击进步文化力量。在恐怖环境下,文化系统留在上海的姜椿芳、王元化、楼适夷等人,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结成广泛统一战线,进行艰难斗争。在上海先后出版的约40种文学类期刊、丛刊中,爱国作家和地下抗日工作者主持的近三分之二,健康的宣传刊物占据多数。文委创办《时代》改为半月刊,后改名《苏联文艺》月刊,成为上海全面沦陷后的主要文化堡垒。许广平、夏丏尊、柯灵等作家曾遭逮捕,但都威武不屈。共产党员恽逸群、关露等人打入日伪文化机构,进行隐蔽斗争,巧妙地激励人们熬过严冬,坚定抗战必胜信念。
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上海坚持抗日救亡提供可靠的后方基地
全面抗战期间,上海党组织在敌伪势力严密控制、错综复杂的敌占区,坚持独立自主开展郊县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全力支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开创了党的城市工作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相互支持、互为依托的抗战格局。
上海沦陷初期,上海党组织根据周围农村日伪军空虚、国民党组建的各种武装力量消极抗日的局面,决定独立自主开展近郊抗日游击斗争。1938年初,外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先后发动组织两千多名党员骨干奔赴市郊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至1939年下半年,在浦东、青浦、嘉定、崇明、京沪线东路地区组建游击队,创建了几个抗日游击区,有效地消耗、牵制日伪力量,威胁日军战略中心区的稳定。
1939年,根据中央关于由新四军统一领导沪郊各县抗日武装组织的指示,对上海郊县一些武装力量进行整编,统一名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江抗”经过不断的转移、分散和斗争,挫败了1941年至1943年日伪在沪郊三次大规模的“清剿”企图,取得上海郊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度过最难熬的抗战相持阶段。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大规模反攻阶段,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沪郊游击队更加积极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日伪军,取得朱家店等战役的胜利。到1945年5月,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浙东纵队)淞沪支队,活动范围扩大到上海9个区县,成为上海周边一支不可小觑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与新四军东进部队相结合,在牵制和打击日伪力量,支援华中、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配合上海城市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新四军与上海关系密切。上海是新四军组建的孕育之地,也是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支援新四军抗战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是上海党组织领导上海人民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从1937年至1945年,在这8年时间里,上海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和战略地位,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从人力、财力、物力,乃至社会舆论宣传等进行源源不断的援助,使上海成为新四军重要的后勤保障地。而新四军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壮大,对上海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也是极大的支持。上海党组织以新四军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为依托,保存干部,训练干部,使党员干部队伍不断得到锻炼、成长和壮大,为上海城市抗日斗争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紧密配合、相互支持,开创了大城市地下抵抗和根据地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新途径,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无畏的勇气与胆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上海抗战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和风雨洗礼,中共上海党组织独立作战能力大大增强,牢固密切了党群关系,极大地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持久抗日救亡斗争持续发展,不仅捍卫了这座城市的尊严,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29 11: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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