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社是客居上海的湖州籍人士的同乡团体。它于1924年由戴季陶、陈蔼士、陈果夫、潘公展、杨谱笙等发起成立的,其宗旨是:“谋求在外同乡公益及推进家乡建设事业。”社员以旅居上海的原湖属六县(吴兴、长兴、德清、安吉、武康、孝丰)人士为主,也包括在原籍和其它地区的湖州人。极盛时期,湖社有社员一千余人,1949年随着南京政府的覆亡,它也宣告解散,存在25年之久。它的实际活动较广,包括为民请命的政治、经济要求。湖社具有参加爱国活动的传统。30年代初抗日救国运动期间,它积极参加民众抗日活动,宣传抗日主张,救济难民。湖社的抗日救国活动,特别是抗日宣传工作,在上海众多同乡团体中是非常突出的。
一、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湖社成立之初就由汤济沧、陈果夫、潘公展三人组成出版委员会,负责出版湖社机关刊物《湖州月刊》。1927年5月出版委员会取消,月刊直隶湖社宣传部。湖社中的国民党政界要人、商界巨擘、学界巨子戴季陶、潘公展、陈果夫、陈立夫、章荣初、蔡声白、汤济沧、王治心等数十人常常是月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员。因此,《湖州月刊》有较高的理论水准,并在上海、北京、湖州、南京、杭州、武汉等地设分销处,影响范围甚广。30年代初邱培豪为月刊主编,在湖社宣传部委员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钱新之、钮师愈等指导下,以月刊为舆论阵地,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下面试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九一八事变以前,《湖州月刊》就揭露日本窥探中国的野心,唤起民众早作抗日准备。
1931年夏,日本在中国东北连续挑起衅端,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煽动战争狂热,东北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火药桶。湖社向来关心国事,洞悉日本侵略阴谋,湖社《湖州月刊》自四卷三号起就向社员及国民介绍东北问题及日本侵华野心。
《湖州月刊》四卷三号起开始连载思平译的《日本田中内阁侵略满蒙的积极政策》、潘仰尧的《从辽宁到日本》及陈彬和的《韩民移殖东北研究》。
思平译稿系潘仰尧访日时所得,译文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使之暴露无遗,“我(日本)持此交通大动脉(指日本准备修筑的吉会铁路)之权,可以无客气侵略满蒙,实行明治大帝第三期灭亡满蒙之计划。如斯,即大和民族征服世界矣。按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皆已实现。唯第三期灭亡满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境,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大业,尚未完成,此真臣等罪也。”“未来日俄、日美战争非蹂躏满蒙必不成功。”这篇译文价值珍贵,它所揭露的日本侵略中国和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与“田中折奏”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当时起到了对抗日救国积极的宣传推动作用。
潘仰尧详细介绍了自己在东北和日本的考察情况,对东北和日本的工业、农业、教育等作了比较研究,指出:“日本国民上自政府,下至农人,无一不知满州,无一不羡满州,即无时无刻不以满州为目的物。”针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潘大声疾呼:“敢告国人,速起努力,起作准备。”陈彬和对日本迫使韩人移殖东北作了历史的回顾,告诉国人日本旨在掠夺东北丰腴的土地。
第二,九一八事变后,《湖洲月刊》呼吁政府和民众坚定抗日决心,调整政策,全民动员,一致抗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中国驻沈阳东北军,实施蓄谋已久的“满蒙政策”。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战而溃。二三个月内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和践踏。日寇的入侵、政府的不抵抗,使中国人民举国共愤,各界民众同仇敌忾,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湖州月刊》刊登抗日启事,登载抗日救国文章,征求抗日救国的意见、对日方针,介绍日本地理、历史、风俗,反映政府和国民受日寇压迫和虐待情况,并通过诗歌、小说等形式宣传抗日,“以藉尽国民宣传责任”。[《湖州月刊》4卷4号,上海湖社出版社]
《湖州月刊》四卷四号发表了邱培豪的《日本侵略中国大事年表》、胡伊民的《日本这次的兽行聪明么?》。
大事年表以醒目的特大字体呼唤民众,“六十年来中国之伤心史,抵抗呼?不抵呼?同胞!同胞!清思之再思之!”年表详细地记载了日本政府自1870年与清政府建交至九一八事变的种种野心和侵略行为,并把日本侵略中国的六十年划分为四个时期:1870~1894年为侵略中国的准备时期,1895~1914年为侵略中国的积极时期,1914~1931年为侵略中国之急进时期,1931年以后(?)是否为日本侵略中国之完成时期。“则端在国民之自觉与努力矣。”他还批评政府“积弱如故,麻木不仁”,同时他坚信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只要一息尚存,定能战胜日寇。
胡伊民要民众坚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决心,抵制日本的侵略。他还认识到:要抗日不能单依靠政府,关键要发动群众,不能对国联抱幻想。
《湖州月刊》四卷五号更深一层地探讨了中国政府对日应采取的态度及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在这一期里邱培豪著《从国际法上论我国对日采取的态度》,胡伊民著《三角竞争中日俄开战的可能性》。
邱培豪希望政府能效法北美十三州或土耳其政府驱逐暴英和英希联军那样,振奋精神,力排国耻。他谴责政府一不支援致力抗战的马占山将军,二不撤销投降官吏的职,三不允许爱国青年北上抗日。最后,他要求政府确定态度,贯彻始终,不复踌躇,实行下列三事:“一,组织国防政府,无分党内党外,集中全国人才,从速为实力自卫的准备,一切党务及非切要的政务,尽可保留缓议。二,用同样不宣而战的手段,武装收回失地。三,确定外交方针,引导民众运动,纳于正轨,以为政府后盾。”
胡伊民在文中虽然夸大了日俄开战的可能性,但他详细比较了中、日、俄三国的兵力,认为国民政府拥有二百万常备军,加以土匪及退伍军人约有四百万军队,同时征集民众义勇队,足以对日一战。更可贵的是,在当时中日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国民党仍然大举“围剿”中共的情况下,胡大胆呼吁政府放弃与中共的对立立场,国共联合,举国同心,一致抗日。这是符合全民利益的。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湖州月刊》继续担负抗日宣传工作,四卷六号[该期刊物尚未找到]刊载了《从不抵抗说到湖州人的抵抗者如何救穷》、《小学生抗日救国的每日训练中心方法》。很明显,这一阶段湖社的刊物侧重于发动民众、教育民众如何为抗日作准备。
总之,九一八事变以后,《湖州月刊》所宣传的国防政府、国共合作、抗日民众动员、抗日民众教育等主张是非常进步的。
第三,《湖州月刊》在宣传抵抗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方面也是十分积极的。
湖州素有“丝绸之府”的美誉,湖丝遍天下。但20年代末,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日本为了转嫁经济危机,采取种种欺诈手段,操纵中国生丝出厂,强占中国海外生丝市场,在中国大肆偷运人造丝,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生丝生产。东三省沦陷于日本,更使国产丝绸失去了一个广阔市场。湖州丝绸受此打击,一落千丈。湖州农村经济破产,百业凋敞,民困不堪。湖社以提倡国货、复兴农村为己任,频频探讨研究国产丝绸、分析丝绸失败的原因,提出振兴良策。社员莫觞清、陈果夫、蔡声白等纷纷在湖社刊物上提出抵制日货、复兴丝绸的种种举措,要求政府加重进口日本人造丝的税率,发行丝绸国债,成立丝绸总公司,抵制日本操纵垄断中国生丝出口。《湖州月刊》及湖社各届社员大会特刊成了抵抗日本经济侵略的宣传阵地。
二、支援抗战和大力济难
湖社抵制日本的侵略不啻是停留于宣传。
一二八事变期间,尽管当时湖社社所刚竣工,社费紧张,但它鉴于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争光”,[《湖社第八届社员大会特刊》,上海湖社出版]除捐助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500元外,并继续募捐,支持十九路军抗敌。
1932年9月18日,是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湖社常委会议决将社旗下半旗志哀,以示国耻,以示抗日。[《社务》,《湖州月刊》4卷9号]
1932年夏,湖社社所落成,地处贵州路、北京路路口,房舍宽敞,二楼为英士纪念堂。众多社会团体假座湖社社所举行各种活动,凡是对为东北义勇军筹款的活动,它都从中配合,积极支持,减免租金,藉此支持民众抗日活动。1932年底,先后在其社所举行抗日救国活动的便有:联义善会古器陈列会、全国艺术家作品展、复旦大学剧社演出、电信同人救国会游艺。[《社务》,《湖州月刊》4卷9号]
1933年元旦,湖社委员会陈果夫、沈田莘、潘公展等在贵州路湖社召集会议,赞扬东北义勇军艰苦卓绝、誓杀敌寇的无畏精神,一致同意拨助义勇军后援会国币100元。[《社务》,《湖州月刊》4卷9号]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湖社号召全体社员及同乡全力抗日。7月23日,湖社常委会通过四项决议:“一,通知社员及同乡各尽其能、各竭其力。二,集中同乡专门人才以备为国效用。三,通告湖属六县各小学分别向民众宣传抗战。四,上海如有战争发生,应即办理救济工作。”[上海市档案馆,湖社档,Q165-6-36]会议还决定把《告社员同乡书》、《告湖属六县政府书》刊登在《湖州月刊》上。《告社员同乡书》如下:
“溯自九一八以来,全国军民为培养国力,谋求和平,不惜忍辱负重,化血为泪。然国家之土地有限,而敌人之野心无厌。暴日既强占东北四省、制造伪国于前,侵入冀东察北捣我腹地于后,今且发动卢沟桥事件矣,一举而席卷华北以遂其大陆政策、独霸东亚之美梦。今日之事诚如蒋委员长所称,已至国家存亡之最后关头,凡我今生负气之国民,对此非常时期誓当总动员在政府及伟大领袖之下,从事抗战捍卫国土。本社君鉴及此,爰经议决:通告社员及同乡各尽其能、各竭其力。”[上海市档案馆,湖社档,Q165-6-36]
湖社要求湖属六县政府及民众“对于战常识,尤应家喻户晓,以为未雨绸缪,而免临事慌张。”[上海市档案馆,湖社档,Q165-6-36]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30年代拥有数百万人口。战时疏散民众,救济民众,为抗战积蓄力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湖社和上海众多团体一起肩此巨任,协助政府做了许多具体的救亡工作。
一二八期间,闸北遭到日寇炮火肆虐,成为瓦砾。闸北本是丝厂集中地,湖州人在闸北做工和居住者甚多。战火下湖州难民家破屋毁,无藏身之地,流落街头。湖社和中国济生会一起,在刚竣工的社所内开辟难民收容所,收容安置同乡难民数百人,并免费提供膳食。
1937年夏,上海战事迫在眉睫。各同乡团体为遣送、救济同乡难民起见,组织成立上海各同乡团体联合会,湖社积极投入救亡工作,是联合会常务干事之一。8月3日,沈田莘、杨有壬、潘公展、汤充士等19人组成湖社临时救济同乡委员会,下设筹募组、收容组、遣送组。8月10日,召集申湖班五家轮局代表开座谈会,要轮局不得任意涨价,悬挂湖社社旗。8月13日,战事触发,湖社扩大临时救济同乡委员会,加推陆连奎、张善琨等120人为筹募委员,共同担负艰巨浩繁的救济工作。湖社分批载送同乡难民,申请江浙两省政府沿途保护,并请淞沪警备司令部发证放行,至8月23日,先后护送同乡共计万余人。[《湖社通告》,《申报》1937年8月23日]对于贫困同乡,湖社分文不取,并通过申湖班拖带常州、无锡、吴江、洞庭山等同乡会难民船只。9月5日,遣送船只在淞江一带被敌机追截,死伤多人,湖社妥善处置善后事宜。随着战争扩大,水路交通中断,湖社加派卡车一辆,由陆路护送难民,[《湖社通告》,《时报》1937年11月4日]并通过上海华东电台为失散亲友寻觅亲人。战事刚发生,华界难民纷纷涌入租界,外滩一带难民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湖社速利用社所办理收容所,并派员四出引导同乡难民入收容所。自八一三至次年6月5日,湖社难民收容所共收容湖属难民10314人,负责遣送10097人,自动出所88人,死亡4人,滞留收容所127人。难民收容期间,免费供应三餐,共耗资8000元,不包括遣送费和医药费。当时酷暑未消,疾病易传染。湖社收容所聘有专职管理员和保健医生,配制樟脑白兰地药液赠送难民,保障难民的身体健康,对重病患者负责转送医院,代付药费。经过努力,难民收容所四万余人中得疾病者只有14人,死亡也只有4人。[上海市档案馆,湖社档,Q165-6-4]
湖社对故乡难民也极关心。1937年底,日军从杭州湾登陆,湖属六县也相继受到日军的烧杀抢掠,湖州难民不断增加,当地收容难民的湖州红十字会财力竭厥,药品紧缺。湖社深知其困难,于1938年2月捐助吴兴红十字会收容所1000元,并代购药品。[上海市档案馆,湖社档,Q165-1-60]1940年,吴兴福音医院经费不足,救济难民力不从心,湖社捐助400元。
湖社还是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员之一,并为劝募委员会募集捐款,救济同胞。至1939年9月20日,湖社除劝募外拨助劝募委员会700元。[上海市档案馆,湖社档,Q165-1-60]利用开封路湖校旧址开辟收容所,收容各地难民。1938年4月8日,在儿童节上捐赠上海市被难儿童饼干千袋。[上海市档案馆,湖社档,Q165-6-36]
救济工作十分艰巨,千头万绪,从认购救国公债到解决儿童失学、同乡失业,湖社无不热衷而为。但因战事展开,部分社员内迁,湖社执行委员会主席沈田莘(注:委员长为陈蔼士)颇感力不从心,乃于1938年1月在湖社社所内组织恢复湖属六县同乡会,协助湖社第十四届常会从事救济工作。日军占领上海,同乡团体转入地下活动,湖社及湖属六县同乡会地处公共租界,频频开展救亡活动,解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1942年11月,湖社与同乡会以“故乡灾深民困,惨不忍闻,待济之殷,刻不容缓”之故.在上海成立湖州慈善救济会,救济在沪或在湖被难同乡。
据统计,自1937年6月20日至1940年12月6日,单湖社十四届常会召开的各种救济会议就有164次,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临时会议。
综上所述,湖社的抗日救国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两个方面。八一三事变以前救国宣传十分积极,八一三事变以后救济民众非常热心。宣传工作步步深入,发人深省;救济工作事无巨细,总揽其身。湖社及大部分社员之所以对抗日态度较坚决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湖州有“文物之邦”之称,用“历史悠久、人文蔚起”来概括湖州名实相副。湖社社员都属中产阶层,家境殷实,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爱国爱乡特别强烈。
第二,30年代湖州农村破产,百业不振,昔日的繁华和安逸一扫而光。虽则农村经济破产原因多样,在当时中国也极普通,但湖社社员一致形成这样的共识,即湖丝的失败和日本侵略有很大的关系,社员抵制日货十分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也很强烈。
第三,湖社上层人员在国民党政府中任高职的不少,如在国民党“五大”上,湖州籍的国民党中委就有十人,其人六人(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诸民谊、朱家骅、潘公展)是湖社的核心人员。除褚民谊外,都对抗日较为坚决。其个人的具体活动不在本文论述之内。
湖社25年的历史,是一部爱国的历史,也是一部研究复兴桑梓的历史。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01 11: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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