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事留下血泪控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残酷地把中国人民推入灾难的深渊。八·一三战争爆发,虽然战争不在上海的闹市中心,但战火亦已相连。它的周边地区许多地方在战火中一片瓦砾,无数生命财产毁于一旦,多少个家庭流离失所,一时数以万计的携老提幼的难民涌入租界。据当时报载,他们露宿街头,凄惨万状,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上海各公益慈善团体联合成立临时救济组织,主持慈善救济事业收容安置难民。这个救济组织的集中地点就在境内云南路上的仁济善堂内。为了急需安置难民,西藏路上的宁波同乡会、大世界游乐场,北京路上的金城大戏院,以及一些中小学校、旅馆、饭店、酒楼因战争关系暂时关闭,都成了临时难民收容所。尽管收容和供养困难重重,但由于国难当头,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于难胞的同情,同有一颗中国心,纷纷出钱、出力、捐衣物,支持和关心难民工作;加上慈善机构有关人员的不辞劳苦、多方奔走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有关同志的关心和协助下,使难民工作得以有效进展。在危难之际,表现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友爱的精神。
据当时参加与具体主持这项工作的赵朴初先生回忆:从1937年8月到1940年,前后设立50余个难民所,共收容难民50余万人次。这是在战时、乱世中进行的,此景此情、其难其苦可想而知。许多老人追忆当年上海社会的情景,“住”无家可归,“食”难以充饥,“行”没有自由。每天度日如年,朝不保夕。1937年8月23日下午,日本飞机轰炸了南京路浙江路口的先施公司,倾刻有700多人伤亡,使一些无辜的行人惨遭杀害。就在这个国际大都市上海的租界,那时不也是饥有饿俘,路有尸骨吗!据工部局年报记载,在公共租界的无主死尸,逐年猛增。1935年5590具,1937年20746具,1939年110173具。这一悲惨的岁月,人们怎能忘却。
二、传媒呼出救亡心声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人民亲眼目睹中华大地惨遭日寇蹂躏使生灵涂炭,强烈的爱国热情凝聚起抗日救亡的心声。境内一些报刊相继登载抗日消息,宣传我军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抗击日寇英勇杀敌的战地新闻,宣扬“孤岛”人民不屈的爱国精神。是年8月24日,郭沫若任社长的《救亡日报》创刊,反映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团结御侮,共处困难”的情况;报道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所作的努力和战绩。成舍我、张友鸾、萨空了主持的《立报》发表诸如《战地历险记》、《伤兵医院听英雄故事》等特写,真实地描述上海的战时生活。该报副刊《林言》还刊登陈毅的《空军,全中国的眼睛都望着你》,何香凝的《廖先生殉国十二周年感言》,王叔任的《嫁祸与阴谋》,施复亮的《九·一八以来的教训》,茅盾的《战时读报随感》等文章。先有夏衍主编后由梅益任总编辑的《译报》和《译报周刊》灵活多样地连载刊登毛泽东《论持久战》、周恩来《论抗战的新阶段与侵略者的新政策》等演讲,在汪精卫公开叛国后,又发表了《声讨汪精卫及其奸党》、《汉奸论》等社论。
《申报》1938年1月4日起,连载大美晚报记者杰克·贝尔撰写的《项英率领之红军参加抗日之经历》等文章。《文汇报》于同年1月28日发表了《淞沪之役六周年纪念》文章,缅怀淞沪战役十九路军的“英勇作战,可歌可泣”。希望广大军民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共救国家危亡。
一些老一辈辛亥革命诗人和著名作家也利用“孤岛”特殊条件握笔战斗,揭露日军暴行,反映民众的抗日呼声和民族的苦难。一些著名的滑稽艺人也汇聚在福州路中西广播电台,播唱抗日独脚戏的段子,说唱《,八·一三大鼓》和《闸北逃难》等节目。境内的上海(亚美)、美华、大中华和中西4家电台,配合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委员会举行筹募救国捐款广播演讲等活动,邀请名人轮流主讲,揭露日本侵华反动本质,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为了争取国际舆论和爱国侨胞的支持,“文协”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宣传我国的抗日活动。宋庆龄、颜惠庆发表广播讲话和文章,呼吁各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几乎世界各国主要报纸及上海外文报刊,均以显著地位刊登,收到良好效应。
三、舞台上演爱国戏剧
七·七卢沟桥事变,在北方揭开了抗战序幕,而文艺战线上的全面抗战的号角,又在南方的上海吹响。
1937年8月23日,戏剧界救亡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有于伶、洗星海、贺绿汀、吕复、赵丹等电影、话剧界数百人参加。除第十、十一队留沪外,其余各队奔赴全国各地宣传抗日,演出《同心打东洋》、《为自由和平而战》、《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而在上海舞台上,还上演了《上海屋檐下》、《花溅泪》、《女子公寓》等充满爱国激情的现代戏,同时也演出了《梁红玉》、《正气歌》等宣扬民族气节的历史剧,以唤起民众,团结抗日。
在京剧界,艺术大师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为日伪演出,为世人所崇仰。而麒派宗师周信芳组织移风社,上演爱国戏剧,同样为群众所敬佩。周信芳在卡尔登演出《冷于冰》、《徽钦二帝》、《明末遗恨》、《亡蜀恨》等剧。在台上高唱“南北战场遭蹂躏,神州万民灾”,他从演唱中道出:“破碎山河”,“血雨腥风”的凄惨情景。人们从他上演的“徽钦二帝”与“明末遗恨”的剧情中,领略到宋明两个不同朝代的“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引人深思,激发起爱国热情,为观众所喜爱,一时盛况空前。他们的慷慨悲歌引起社会共鸣,因而遭受当局禁演。在他演出《徽钦二帝》时,日伪曾多次投寄恐吓信,扬言再不停演就要炸掉剧场。周无所畏惧仍坚持演出,后遭查禁被迫停演。但对院门口未被上演的《文天祥》海报,却醒目地张贴在路旁向人们展示出“正气歌”。它显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历经数月,完好无损。由此可见民众的爱国情怀。就在卡尔登演出的同时,移风社同仁还去“孤军营”向八百壮士演出《战蒲关》等戏,颂扬历史上困守孤军誓死杀敌的忠烈儿女。
这些演出,无论是反映现实,还是借古喻今,在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鞭挞卖国求荣,以及号召人民团结御侮都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四、歌咏喷发抗日激情
在上海抗日救亡活动,起步最早,发动面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抗日救亡的歌咏运动。综观“孤岛”中各个歌咏团体的活动,遍及境内,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群众参加。他们高唱聂耳、黄自等作曲家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开路的先锋》、《旗正飘飘》、《热血歌》、《抗敌先锋歌》、《游击队之歌》、《保卫祖国》、《救中国》等歌曲,激发热爱华夏的情怀,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银联”、益友社、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基督教青年会、“慈联会”等团体和南京路上的永安、中国国货公司等都先后组织起歌咏队,或举办歌咏会,在境内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美亚保险公司职员麦新还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在业余合唱团中教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永安公司的职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出动宣传车在南京路上向行人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在商场内安装高音喇叭播放抗日救亡歌曲和抗战新闻,在公司上班前和打烊后许多店职员参加歌咏活动,不时传出“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以及《打回老家去》等歌曲。有时经理先生也和职工一起随声和唱,有些顾客也主动加入。这些正义之歌,维系着中华民众的心,响彻在上海的街头巷尾。
当时有一首歌,叫做《歌八百壮士》,人们争相传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八百壮士奋战在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石敢挡。同胞们起来,快快走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不会亡!”
语为心声,歌是激情的喷发。歌能感染人,也会激励人。人们同歌齐唱,同仇敌忾表达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抗日救亡的最强音。这个强音不正是紧连着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四万万同胞奋起的主弦律吗?知史明理,鉴往开来。我们后来者应铭记在心,国耻莫忘!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01 1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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