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名家谈抗战:鲜为人知的中共海上抗日斗争
2015-08-18 10:40:08 来源：参考消息 作者：余源 陈建华 刘昌年 点击： 复制链接
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司令员陶勇(左二)、政委吉洛(姬鹏飞，中)与部分海防指战员合影。(资料图片)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隆重纪念抗战胜利之际，发生在苏中根据地、鲜为人知的海上抗日武装斗争的光辉历史，令人难以忘怀。
1940年10月，根据我党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通（通州）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创建我党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装。在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陈毅、粟裕、陶勇等的领导下，这支海上抗日武装力量，在苏中的黄海之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海上抗日英雄传奇。
“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支土海军”
1940年10月下旬，新四军第三纵队陶勇司令、刘先胜政委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命令东进如东。如东地处黄海之滨，位于通如海启地区东北隅，与日本隔海远眺，历来为抗倭要塞、海盗犯乱之地。陈毅总指挥随东进先头部队沿途考察，进驻海滨古镇掘港后，凭着他的战略眼光认为，通如海启一带是围棋盘上的“金边银角”，战略地位重要，便向陶勇指出：“掘港这地方很重要，是苏北的钥匙。控制住它，对我军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根据指示，陶勇有了“让旱鸭子改变成水上蛟龙”的构想，计划创办海防部队，1940年底即向苏北指挥部粟裕司令员请示，要求建立海防团。对于这种为新四军职能扩展的动议，陈毅、粟裕、叶飞等党政军地领导都非常重视，取得一致意见。1941年初，粟裕对陶勇的申请作出批复：完全赞同，拟拨200名战士当海防团的第一批水兵。从此，便开始了创建和发展海上抗日武装的征程。
1941年3月3日，陶勇、刘先胜等在掘港召开紧急会议，通知一师三旅（原三纵）独立团团长朱坚等团干参加，宣布以独立团留守处200多名战士为基础改编为新四军海防第一团，任命朱坚为团长。此后，在陶勇主持下收编了当地有名的海盗孙二富（亦称孙二虎）部，后孙由于部下违纪设卡收税、自身受不了新四军军纪约束等原因出走，余部组成了海防中队，由任彪任中队长，开往长沙继续整训和守防。
1942年初，日伪军加强了对苏中地区的“清乡”，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方在陆地上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陈毅、粟裕等新四军高层果断地决定在长江口外的黄海上建立新四军的海防武装，扩大回旋余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把建立海防武装的任务交给了陶勇。陶勇庄重表态：“陈总，你放心吧，只要我陶勇在，黄海就是我们新四军的！”11月5日，我军在如东何家灶成立苏中军区海防团，由陶勇兼任团长。粟裕对组团领导同志说：“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支土海军！”
1943年春，陶勇安排周少卿组建水上公安纵队。3月，孙二富率原部下反正回来，陶勇、吉洛（姬鹏飞）到码头迎接表示欢迎，并建议孙二富改名“仲明”，祝其重见光明，三旅海防中队、水上公安纵队与孙仲明的反正部队“三合一”，列入苏中海防二团，并任命孙为团长，周少卿为副团长。9月，叶飞、季方、陶勇等按陈毅曾经提到给启东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陆洲舫做些争取工作的吩咐，经耐心规劝后，陆率部弃暗投明，其部被编为海防三团，由陆任团长。以上3团由一师拨进部分陆军战士和武器弹药，均驻如东何家灶。据南京军区政治部编辑的“新四军丛书”《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记载，这3个海防团当时就进入新四军正规编制。
1944年8月7日，苏中海防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如东丰利补行海防纵队成立典礼，正式宣布陶勇兼任苏中海防纵队司令，杨进任政委（不久为吉洛），崔德耀为参谋长，孙仲明为副参谋长（不久转正）。
对于组建海上抗日武装，粟裕、陶勇等呕心沥血、事必躬亲，办实事、解难题。粟裕特批海防团常年吃大米，并发给每个战士一套御寒棉衣、棉背心，还用缴获的日军汽车内胎做成救生圈送给海防团，并根据潮汛规律编写了口诀，便于战士记忆。陶勇也向海防战士送去自己珍藏的两双高筒胶靴，凡海防部队出色完成出海任务，他与吉洛政委都要亲自到海滩迎接祝捷。
日媒惊呼新四军水兵“神出鬼没”
粟裕为苏中海上抗日武装制定了三大任务：一、开辟海上交通线，打通浙东到山东的南北交通；二、保护组织渔民下海，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巩固苏中海防；三、保护转移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和一个山炮连到海上隐蔽，并负责敌占区与解放区间的交通联络和干部护送。实践证明，苏中海防部队是一支特别听党的话、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部队，是摧不垮的海上抗日武装力量，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屡战屡胜的海上轻骑兵 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打仗，不同于一马平川的陆地，必须兼备陆上功夫和海上本领，苏中海防部队的战士练就了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
沉着应战，突然袭击。1944年6、7月间，苏中海防纵队在启东吕四一带乘敌不备，缴获日军运输船2艘，活捉日军9人。10月，海防三团在弶港以南海面上与敌运输船队相遇，击沉敌船两艘，生俘日军11名，延安《解放日报》曾予以报道。
对待恶魔，决不姑息。1944年12月，海防一团一艘海船从山东运货到苏中，路过笆斗山海面时，发现一条日本救生艇正搁浅在海上，28个日本海军官兵奄奄一息，海防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将其捕获并优待俘虏，还给他们生火煮饭。日本海军吃饭后恢复了体力，乘夜幕将留守船上的6名海防战士、10名员工统统杀害，夺船而逃。海防二团四连的哨兵听到手榴弹爆炸声，立即汇报，海防二团指导员陈尔胜带队立即奔赴前方。敌人在仓皇夺路中再度搁浅，在我军的攻击下，1名日本海军投降，其余有的中弹死亡，有的放火烧船自杀。
迎难而上，视死如归。1942年冬的某一天，海防团船只遭到暴风的袭击，被狂风吹散到海上，日伪船见机蠢蠢欲动，在这生死关头，战士们依然身背武器和弹药，抱着船板，在海上斗风搏浪，硬是与险难搏斗，与日伪周旋，最后平安而归。1944年7月，海防纵队三团一部在长江口遇到化装后躲在民船里的日军，陆建平（团长陆洲舫之子）指挥战斗时，被日军击中阵亡，石孝礼连长带领全体战士冲上敌船，誓死与敌肉搏，直至全部壮烈牺牲。
斩不断的海上生命线 抗战时期，日军为了剿灭抗日有生力量，在陆地上设有大量的炮楼、篱笆、检问所，使我方行不了、走不通。日军的武装封锁，给我抗日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此，苏中抗日武装千方百计地开辟了海上交通线。面对敌伪的加紧扫荡，我军实行坚壁清野，将兵工厂、野战医院、药库、印钞厂、印刷厂等后勤机关的物资全部上船，转移到海上，海防纵队护送船队在海上航行了六七天，终于到达盐阜地区的废黄河口。1942至1945年间，在上海地下党的掩护下和码头工人的配合下，海防团共装卸军工材料、机械设备、医药通讯器材等敌人禁运物资80余船，近2400吨。
除了运送物资，海防纵队还护送南来北往的干部、知识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百余名，有的北上延安，有的南下敌占区上海。
摧不垮的海上根据地 海上抗日武装的海船犹如流动的国土，是海上抗日军民避难的方舟，是新四军建在海上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江淮银行印刷江淮币，因日军大规模扫荡，转移到海上印刷。1943年，江淮银行员工带了一部分轻型脚踏圆盘印刷机，从苏北阜宁转移到苏中四分区，在如东掘港与财经部部长、江淮银行行长朱毅会合，后去如东何家灶登船下海，开在弶港、笆斗山、苦水洋、川东闸等几百里的黄海海面上，照常印制江淮币。
在反“清乡”斗争的艰苦岁月里，通如海启地区由于新四军在陆上和海上建立了抗日武装根据地，互相配合抗日，黄海没有成为后顾之忧，相反成为苏中的可靠后方，成功牵制了敌方部署和力量。日本《朝日新闻》也惊呼：从连云港到上海的海面上，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在活动，神出鬼没。
苏中海防部队为何能屡战屡胜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提出了人民战争、持久战争、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等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像灯塔一样，对苏中抗战中的陆上、海上根据地产生了及时、实在和高效的作用，为苏中海防部队形成屡战屡胜、斩不断、摧不垮的抗战武装力量指明了方向。
发挥党的核心作用，支部建到基层 在一师三旅海防团建立后，就任命刘光汉任政治部主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后来组建的海防部队，都配备了政工干部从事党的工作。总的来说，每一个新的部队或行政领导机构成立时，都同时成立党的领导机构，作为决策机关和领导核心。其中，孙仲明被收编后，陶勇发现孙的思想开始进步、对党组织有了感情，便指示委派的政工人员柴如奎、陈尔胜加以引导培养，1944年孙光荣入党。海防团还发展了其他海防战士加入党组织。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海船对海防团来说就是“脚”，水上无船，寸步难行。陶勇利用春节拜年的方式，与同情革命、拥护抗日的渔会会长高亚东结交朋友，交流思想，并借到了几条船。高亚东（建国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一席话体现了统战工作的魅力，他回忆说：“新四军东进后，抗日民主政府团结我、教育我，特别是粟裕、刘炎、钟民、吉洛，在近5年的时间里，我利用上层关系和渔行老板的身份，出入据点之便，周旋于敌我友各方，为抗日事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海防部队组建初期，海防团缺少水兵，尤其是能带出水上功夫的“船老大”，陶勇、刘先胜便想起刚抓来又放走、人称“活海图”、“海上虎”的孙二富，同时也了解到孙的本质和为人，虽然被逼为盗，但良心未泯，有一些民族气节和江湖义气，干过一些为民除霸、劫富济贫的事，于是设计了“请君入瓮”的策略，进行规劝和教育，孙表示接受。但孙未履约并带信给陶勇去其驻地谈判，陶勇决定前往，刘先胜等均劝陶勇不能前往，防止孙再次生变，陶勇认为谈判主要靠舌战，谅孙也不敢与新四军作对，于是带领少数人“单刀赴会”，进一步做好了孙等的收编说服工作。
机动灵活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 海上抗日更要斗智斗勇、以巧取胜。侵占如东的日伪军，经常隔三岔五在海上开着汽艇或皮划子耀武扬威，苏北沿海地形复杂，沙洲多，我们的土舰队，可以在近海浅滩航行，即使撞上沙滩搁浅了，可以随时随地靠上岸，成为海军陆战队，日伪的洋海军对此无可奈何。孙仲明就惯用这种战法，诱敌深入，给予严惩。有一次遇到10多条海匪船，他将敌人的船从浅水引向深水，又从深水引向活沙浅滩，敌船在追击中不断搁浅，几个回合就被他打得晕头转向，最后缴获匪船一条，并将船上10多名为非作歹的海匪当场枪决。
在武装斗争中，海防团坚持执行毛泽东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教导，充分依靠爱国群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风暴之夜，海防团的船摇晃得使人站立不住，掌舵的轮流值班。一位掌舵的船老大在风暴中只得将自己的身子绑在舵上，以稳住舵柄。可是，浪花夹着大雪打在他身上，再被西北风一吹，结起愈来愈厚的冰凌。当副老大换班时，发现老人已经成为冰人，而船还在茫茫的海上航行。海防战士们在海上为这位对国家无限忠诚的船老大召开了追悼会。
历史告诉世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艰难的14年中，中国人民在平原、在山地、在丛林、在草原、在沙漠到处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海上的武装斗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牵制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侵略行动，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不容忽视，不容低估。
本文作者介绍：
余源 江苏如东人。196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从事历史、国际关系和战略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军职研究员。著有《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大国兴起中的国家安全》等。参与编写《高级将领传》。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8-18 10: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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