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2015-09-29 11:20:55 来源：党史博览 点击： 复制链接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抗战时期，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一大批外国记者正是这样一批中国人民应当记住而不应忘记的朋友。正是这些外国记者，利用各种途径走向抗日最前线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追寻中共足迹过程中探究中国革命的真相。他们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从不同视角将清贫而廉洁的共产党员、装备低劣却始终奋战在民族解放第一线的人民军队呈现在世人面前。在他们眼里，延安的共产党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笔者特选取抗战时期几位比较典型的外国记者及其作品，通过第三只眼感受抗战时期共产党人的勇敢无畏和革命军队的英勇奋斗。
第一位采访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因采访、报道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而闻名于世。他1928年来到中国，任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兼任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1933年起在北平燕京大学教授新闻学。1941年2月，因报道皖南事变真相被迫离开中国。在中国期间，斯诺先后两次到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撰写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及许多关于共产党人的新闻报道。
1939年10月， 毛泽东会见重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
在宋庆龄及中共北方局的帮助下，1936年7月13日，斯诺到达陕西保安，成为第一个采访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西方记者。10月12日，采访结束后，他离开苏区。斯诺在苏区的采访涉及陕西北部、甘肃、宁夏三地，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数十位中共领导人和许多普通士兵与工人、农民。他还全面考察了红军的长征、苏维埃社会、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甚至深入剖析了苏区的货币。尤为珍贵的是，在保安期间，斯诺多次采访了毛泽东，仅采访记录就有约2万字，后来整理成《毛泽东访问记》《毛泽东自传》。此前，毛泽东从未被采访过，甚至外界传言他已经死了。1936年7月15日晚上，初次采访毛泽东时，斯诺看到的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留下“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的印象。他很感慨：“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记录写进本书。”在斯诺笔下，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军事家或者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更是一位政治改革家。在他眼里，毛泽东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同时，毛泽东了解世界政治，实际了解欧洲社会和政治情形，真正了解美国新政和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对印度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极具世界眼光。毛泽东介绍自己，更多的是介绍共产党，介绍红军，介绍长征，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同时，他也借斯诺之口强调：“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
斯诺关注领袖人物，也关注红军战士和普通农民。深入红军后，斯诺发现，那群经过长征的普通红军战士让他如此着迷：“红小鬼”们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出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红军大部分都是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奋斗。这些红军战士在质朴的内心深处，已经认定共产党员是帮助他们打国民党军队的人，他们参加红军，“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斯诺还借一位外国武官的口说，红军拥有同极大优势敌人作战的能力，是因为红军军官习惯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使人们看到了一支为大众奋斗的军队，看到了一群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不息的革命志士。
回到北平后，斯诺不断地整理采访资料，回忆他在苏区看到的一切。四个月前，他带着疑问走进苏区，经过孜孜不倦地探求，他找到了答案，用笔和相机将“神秘”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红色苏区展现在世人面前。1936年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连续两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访问记》为题，刊登了斯诺撰写的文章，叙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与毛泽东访谈的情况，并配发了他拍摄的、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此外，他兼任特约通讯员的英国《每日先驱报》也开辟了专栏，在头版连载斯诺的苏区访问记。美国《星期日晚邮报》等多家欧美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斯诺所写的3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迅即被翻译成中文，广为流传。1937年，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斯诺介绍红军长征情况的文章及照片（1月25日、10月11日），国内著名的《救国时报》也先后发表了斯诺的《一个非常的伟人》（3月25日）和《少年的长征》（3月31日）。于是，世界知道了，在灾难深重、内忧外患的中国，有一群怀抱崇高理想，为四万万同胞而奋斗的革命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人。
斯诺根据采访记录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经斯诺同意，1938年2月胡愈之等中共地下党员组织抗日救亡人士以“复社”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了该书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中文版作者序中，斯诺谦称：“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
该书一经问世便轰动世界，风行各国，成为人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共、了解长征、了解毛泽东的重要途径。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20世纪外国记者报道中国革命的经典之作。毛泽东曾说：“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并说“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的确，当时那些对未来中国有着梦想的人，特别是青年，从斯诺书中看到了实现理想的曙光，走上革命道路；那些对中国缺乏了解的外国人，也从斯诺书中看到了中国的正能量，白求恩、柯棣华就是在读了此书后决心投身中国的抗日战争的。
1938年， 周恩来同史沫特莱（左三） 等国际友人在武汉合影
第一位访问延安的外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1929年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并赴各地进行采访。希特勒上台后，她改为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1934年史沫特莱再次来华。1936年冬，她到达西安，准备去延安。恰逢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史沫特莱在西安无线电台将事变情况及时向上海的西方新闻媒体通报，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唯一的英文新闻来源，一时声名鹊起。抗战期间，她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抗战的报道。同时，她在国际上积极为中国抗战筹集医药和其他物资，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史沫特莱十分关注中国革命，撰写了《中国的战歌》《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等作品，在中国青年中影响很大。她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主要记录了朱德60岁以前的革命历程），影响深远。
1937年2月，史沫特莱应邀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她对毛泽东评价很高，“每一个其他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外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他的《论持久战》、《论战争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她认为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力地位的卓越领导人”。她还与朱德频繁接触，并征得朱德的同意为其撰写传记。她对朱德有详细的观察：“身高大约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微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如同美国医生马海德的认识一样：“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他的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谐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五十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
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还撰写了200多万字的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通讯、报告、杂文和短篇小说。以至周恩来曾说：“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在专心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
高度关注红色女性群体的女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
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前妻。1931年，年仅23岁的海伦远涉重洋奔赴中国，担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秘书。后曾任《密勒氏评论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纽约《太阳报》记者，1940年返回美国。1937年5月至9月，海伦来到延安，成为继史沫特莱之后第二位进入延安采访的外国女记者。她以记者和斯诺夫人的独特身份走近中共领导人，先后五次就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采访毛泽东；采访了周恩来和1936年斯诺没有采访到的朱德，为《红星照耀中国》补充了素材；还利用中共召开全国苏区会议之机，采访了徐向前、聂荣臻、罗炳辉等60多位红军将领。后来撰写了《红色中国内幕》（即中译本《续西行漫记》）和《红尘》两本著作。
在采访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给海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毛泽东是“能正确判断形势的出类拔萃的政治领袖”，“往往由他制定政策大纲，再由其他人进行补充和注解”。朱德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但实际上，“与其说是个有权威的指挥官还不如说是个受群众爱戴的领袖”。对于朱德的作用，她强调说：“共产党所以能够完全控制红军，原因之一就是朱德对党的忠诚，对‘文官’统治的服从。”海伦认为，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毛是智囊，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两个人都是用优质材料做成的，具有人民领袖的素质，体现了人类的良知。
海伦曾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三位亲密战友作了形象的比喻：如果毛泽东是头脑，朱德是心脏，周恩来就是执行的左右手。她说：毛泽东总是确立政策、理论的要点，把具体的细节留给行政人员去决定。作为个人，他从不刻薄小气、自私自利，也不是爱报复的，这在中国是一种革命的品质。
同时，海伦高度关注红色革命队伍中的女性群体。她先后采访了蔡畅、康克清、刘英、贺子珍、李坚真、李伯钊等女共产党员（邓颖超当时已秘密去北平治病，后来在西安才见到她并进行了长谈）和红军女战士，广泛接触了边区工厂里的女工，农村普通劳动妇女和未成年的女孩子。她强调：“这些苏维埃妇女的身世有两点使人印象最深：第一，刘群先、康克清、李坚真的成长显示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巨大潜力，她们中有两个人原先是被当作弃儿卖掉的。第二，蔡畅、邓颖超、李伯钊、危拱之、刘英、贺子珍等人的革命经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中体质单薄的女学生的坚强毅力和决心。”
正因为海伦，我们认识了许多女共产党员，特别是她详细采访过的“职业革命家”蔡畅，了解到“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核心不是莫斯科组织的，而是在1919年去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形成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中唯一的一位妇女”，蔡畅是当时在世的最早加入中共的女党员，经历过长征，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妇女部部长。妇女界坚定的领导人、女工出身的刘群先，似乎是天生的妇女“代表”，为争取妇女平等权利而斗争。她是苏区女工领导人，刚生完孩子后就开始参加长征，长征中任军委辖下的政治工作人员，当时担任总工会组织部部长。“红军女战士”康克清，是当时唯一指挥过红军战斗的女性，25岁时便靠自己的本领享有红军“女司令”的美名。对于妇女解放、妇女工作和生活情况，海伦总结得很好：“当红星像一颗彗星在中国西北大地的上空掠过时，当地的妇女所受的震动最大，她们从沉睡中觉醒，更重要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她们面前。”
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联邦记者詹姆斯·贝特兰
詹姆斯·贝特兰，新西兰人，著名的新闻记者。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倾向社会主义。20世纪30年代，因获得英国西塞尔·罗得斯奖学金到燕京大学进修中国政治，与进步学生张兆麟、王汝梅（黄华）同住一个宿舍，与埃德加·斯诺夫妇交好。
西安事变爆发后，贝特兰受邀对有关情况进行了采访，并打破新闻封锁，与当时正在西安的史沫特莱一起在西安无线电台通过英文把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外传播。与此同时，他搜集了大量有关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1937年在英国出版。该书1938年在美国出版时改名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兵变》，1939年在中国出版时由上海译报图书部印行的中译本名为《中国的新生——西安事变的真实记录》。正是他，传播出中国人民的心声，“红军是农民的军队，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贝特兰受毛泽东邀请访问延安，成为抗战初期第一个访问延安的英联邦记者。1937年10月的延安之行，他采访了毛泽东等共产党的军政领袖。11月，他又前往山西前线采访八路军。
1939年在英国出版的《华北前线》，记述了贝特兰的延安、山西之行。在造访延安之前，他以为毛泽东多半是一位狂热分子，因为根据搜集到的照片，毛泽东的飘逸长发和不修边幅似乎印证了这些传说。初次相见，贝特兰感到与印象中的毛泽东相距甚远，“他这种温和的、不拘束的态度，仍然年轻似的相貌，还有点学生似的谦恭，总而言之，要把这种孩子气的、顽皮的、非常逗人的温和气质——跟那些所谓‘铁一般的布尔塞维克’，中国红军的战斗的领袖等类东西调和起来，是不容易的事”。在回忆录中，他觉得毛泽东“更像一个心不在焉的学者，而不像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掌权人”。毛泽东作报告时，讲道理简单明了、语言通俗浅近，讲话“不断的活泼的运用一种农民式的笑话，他的字句非常具体和直接，甚至那给我们斟茶的十二岁的‘小鬼’都能懂得”。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接见贝特兰。贝特兰与毛泽东“多次的半夜进行的晤谈”，“其中既有关于到此时为止战争的性质的深刻论述，也有关于这个战争如何必定会同更大范围的世界大战融为一体直至日本最后失败的十分准确的预测”。这些谈话后来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名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正是通过这次访谈，贝特兰对毛泽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毛泽东具有超群出众的，足以代表中国式的最好的特征的精明和韧性。就是这种原因使他在这一向充满机灵的政治投机家的中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战略家”，甚至将其称为“中国的列宁”；正是通过这次访谈，世界了解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原则，即军官和士兵统一，军队和人民统一，对敌宣传和优待俘虏。正是通过这次访谈，人们得知“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边区都显得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进步实验区’”。贝特兰将这次访问情况发表在英国《每日先驱报》上，在英国以至欧洲引起巨大反响，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共的方针政策的了解。
“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著名记者，一生先后六次来到中国。她在美国各大报纸如实报道了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业绩。同时，她高度关注延安的“红色理论”，通过纽约《亚美》杂志，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向世界推介，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待斯特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经她报道后被广泛传播。
1938年，斯特朗乘坐阎锡山的专列进入山西。在八路军总部驻地的10天，恰逢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她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将领。朱德“和蔼、朴素，看上去像农民一样”，贺龙“更像一个身体结实、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神情的游击队将军”，刘伯承“具有学者风度，戴着一副眼镜，举止彬彬有礼”，林彪是“一名最年轻的将军，他的外表看上去像一名怕羞的学生”。也就是在这里，她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朴素和直率、真诚和廉洁，对于“他们之间深厚的同志情谊感到惊奇，我还记得战士们在谈到他们的指挥员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喜悦的神色”，“对八路军来说，每个普通士兵都是宝贵的，不仅是他的生命，而且他的主动精神都是宝贵的”，“指挥员和士兵彼此相互尊重，并且不向士兵作威作福”。
在八路军总部，斯特朗多次访问朱德，聆听他对游击战的介绍，“游击战并不是个新事物，美国抗英的独立战争曾广泛运用过它；法国革命时期，人民曾用它对付国民自卫军；俄国人民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抵御外来干涉的战争中也曾经开展过极其广泛的游击战。这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国家和人民，用来对付拥有优势军事装备的敌人的一种战术”。
斯特朗也了解了八路军的相关情况，并把八路军的战绩向中国、向世界宣传：1月8日，打死打伤敌军多人，击毁卡车16辆，烧毁15辆，俘虏敌军3人；1月10日，击毁日军军车17辆，烧毁8辆，打死敌中队长1人、军曹1人，士兵40人；1月11日，用手榴弹杀伤敌人70人。虽然这只是小规模的战斗，但斯特朗分析后强调：八路军这种小规模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止过，同时八路军也是经常使敌人遭受比自己更大伤亡的唯一的中国军队。
斯特朗通过与任弼时谈话，了解了八路军动员群众共同抗日的情况：“我们的军队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才能胜利”，“我们把群众组织起来，一面抗击日寇，一面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人民组织起来既是胜利的保证，又是战争结束后民主的保证”。
后来，斯特朗将这次采访经历，编成《人类的五分之一》，颂扬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树立中国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为延安拍摄了影像片的瑞士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
瓦尔特·博斯哈德，瑞士人，1931年来华，任《新苏黎世报》《生活》《世界画报》记者。他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的欧洲记者。在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帮助下，1938年4月，他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斯蒂尔跟随一支美国物资运输大队到达陕西。
与其他外国记者相比，博斯哈德不仅是位优秀的文字记者，还是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在延安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照片，还将从西安到延安沿途所见所闻拍摄制成视频资料，留下了长达21分49秒的黑白无声纪录片。其中，既有毛泽东走出窑洞的画面，也有抗大女生唱歌、边区百姓吃饼、士兵操练等场景。这段纪录片是外国记者在延安拍摄的第一部影像片，为研究延安时期的中共，积累了非常宝贵而又鲜为人知的新闻素材。
在博斯哈德的印象里，毛泽东兼具智慧与自信，更像一位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他和毛泽东的访谈持续了三个小时。
毛泽东首先谈到日本问题，在他看来，日本有三大弱点：兵力不足、军士残暴、指挥笨拙。正是这三点使他坚信中国终将胜利。“日本人始终以为能用钱收买国人，而中国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也只会像以前一样袖手旁观。但现在农民站在我们一边，而且战争拖得越长，他们就组织得越好。我们的对手高估了手中的重型现代武器，在游击战中这些丝毫没用。”
对于国共合作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要团结一致，并强调：“如果国民党真正愿意执行他们三月份制订的抗日建国计划的话，我们是他们最好的盟友。中国共产党有10万多党员，背后还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民众普遍要求国内和平团结，要求一致抗日。这样广泛的民众意见没有一个叛国者敢于轻视。”
当他们谈及中共的未来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当前还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只一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目前我们只是民主主义者，还不是社会主义者，更何谈共产主义者。以后我们当然希望继续前行，通过社会主义达到最终的共产主义。但那当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我们首先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因为只有提高这四亿人的购买力，本土工业也才有可能茁壮成长。”
对于延安，博斯哈德称之为“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这一代人在战火中背井离乡，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
1944年6月，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会见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六名外国记者
1944年6月，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等六名外国记者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采访边区。他们分别为：冈瑟·斯坦因（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合众社、《泰晤士报》记者）、武道（《巴的摩尔太阳报》记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夏南汗神父（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普金科（塔斯社记者）。
6月9日，他们一行抵达延安。经过四个多月的考察，他们获得了共产党各种民主建设、抗战成绩等资料，将根据地的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结在一起，将根据地的文明和真理告诉全世界，使世界对于红色中国有了全面的认识。他们及时写了新闻报道，如武道的《我从陕北归来》（刊于《大美晚报》）等，仅6月就发出30余篇通讯和电讯。他们撰写了系统介绍根据地军民抗战业绩的著作，如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和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材料客观介绍了延安、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诬蔑，揭露了日军的种种暴行。恰如毛泽东所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亮起来了。”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意义十分重大。毛泽东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爱泼斯坦也说：“来到延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在后来的回忆中，他再次强调：“这是对国民党将近五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是在记者招待会和其他场合经过几个月的舌战和斗争之后，蒋介石才勉强同意的。”
对于他们访问的目的，斯坦因说得很有代表性，“在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全部真相，把中国共产党的作战努力的实况告诉英国人民，以期对中国国内团结和民主有所贡献”。福尔曼则直白地表明：“我的任务在于寻求出事情的真相，以便向美国人民忠实报道。作为一个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朋友，我希望能促进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团结，以便更有力地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现在敌人正敲着长沙的大门，当着盟军还不可能从欧洲战争中腾出手来时，日本即想趁火打劫，现在摆在同盟国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必须是立刻团结起来。”
正因为他们此行的采访，世界了解到中共领导的军队从抗战爆发至1944年夏天的战斗情形：“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共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弱，不过共党军队却和45.9％的今日在华的日本军队作战，以及约80万的伪军中超过90％的军队作战（福尔曼专门强调：关于这一事件，世界所听到的比较少）。在战争的七年中，共产党打了92000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110万的日伪军，俘虏了15万的敌人。缴获物中包括32万支来复枪（足够配备54万人之用，以每五人配备三支枪的比例来计算）、9000挺机关枪、6000尊大炮，和一大堆的杂色的军器，如战壕中用的臼炮、手榴弹投掷器、子弹、无线电、电话机等。55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包括1个中将与7个少将”，“共产党死伤40万以上，其中包括535个上校以上职位的军官”。这是对国民党官方舆论“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张不抗战”，“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诬蔑的有力回击。
1944年7月1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中国记者及外国记者中的夏南汗神父离开延安。
受晋绥边区民众团体的邀请，8月底，福尔曼、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赴晋西北继续参观。当他们面对战场上八路军英勇作战、老百姓积极劳军的盛况时，福尔曼称赞：“这种军民团结合作的动人情况，是中国旁的地方所没有的。我们在前线所看到的一切，充分证明了在延安时所听到的是千真万确的。”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证明了八路军的游击队比日本的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有能力将日本赶走。”爱泼斯坦则强调：“所有对八路军的诬蔑，已经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这次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
抗战时期，先后有许多外国记者沿着埃德加·斯诺走过的路，或者进入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或者深入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根据地进行采访，目睹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齐心战胜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封锁，创造出的各种奇迹。
也有些外国记者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到过“红色中国”，但他们也努力寻找各种机会，访问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代表，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根据地的资料，记述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如英国女记者弗雷达·阿特丽的《扬子前线》，美国记者白修德的《延安印象记》，美国记者、陆军军官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等。这些记者及其作品都为促进世界对中共领导下的抗战、中国军队、中国人民的了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9-29 11: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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