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甲午致远舰撞向敌舰可能非“吉野”是“松本”
2015-10-17 09:09:31  来源：凤凰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本文摘自：《广州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AII4版，作者：张丹，原题：《解密粤人邓世昌》

　　（编者按：查甲午海战中日军旗舰为“三景舰”中的“松岛”号，而非文中所写“松本”，甲午海战中日本舰队也没有“松本”号，此处当是将“松岛”误记为“松本”，作为转载方，凤凰历史特此说明。）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发生的甲午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燃起大火，船身倾斜。在这危急时刻，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少有人知道,为世人敬仰的英雄邓世昌，出生在当时广东番禺的邓氏族内，是广东人。

　　广州海珠区宝岗大道的邓氏宗祠内，坐落着邓世昌纪念馆。如果不是偶尔有大巴前往参观，这个位于小巷之内的纪念馆，几乎与其他大姓宗祠无异。

　　补录学生

　　1849年，邓世昌生于番禺县龙导尾乡（即现海珠区龙凤街）一个茶叶商人的家庭。由于父亲需要到上海经营茶庄，10岁左右的邓世昌就随父亲来到了上海，并一直生活至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之前。

　　“当时福州船政学堂大部分都是福建人，广东这一批学生，是属于学堂扩招的补录学生。”邓世昌纪念馆馆长郭勇介绍说，为了能够参军报国，18岁的邓世昌专门回到了广东，参加福州船政学堂的扩招考试。他告诉记者，福州船政学堂进行扩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学堂内全部是西式教学，来自外国的军官都是用英语或法语进行教学，而福州本地招收的学生，则很少具备这样的外语能力。

　　招收开放通商较早的广东学生，让外语较好的广东学生带动福建学生，成为船政学堂解决语言问题的办法。“由于邓家世代经商，邓世昌小时候一直在教会学校上学，接受西式教育，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郭勇说。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陈悦的认可。身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的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同邓世昌一起入学的林国祥、叶富、李和等广东籍学生，都是属于具有非常好的语言功底的学生，因此，他们在船政学堂学习更快，也更加得心应手。

　　“邓半吊子”

　　在后学堂驾驶专业中，除了英文课之外，专业基础课程包括了算术、几何、代数等，而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则加入了航天文化学、航海理论、气象学、地理等课程。所有的课程都完全按照西方的教学课程去完成。

　　其中，邓世昌在学业方面表现突出，被船政大臣沈葆桢称为“最伶俐的青年”。1874年，邓世昌在后学堂第一届驾驶与管轮专业毕业。

　　此后，邓世昌先后任福建水师扬武巡洋舰大副，1878年晋升舰长。1879年调赴北洋水师，任飞霆舰舰长。不久，又调任镇南舰舰长。

　　1882年，邓世昌率舰援朝，挫败日本侵朝计划，补升游记（从三品），任扬威舰舰长。1886年，北洋水师向英国订购“致远”、“靖远”和向德国订购“经远”、“来远”时，派邓世昌等前往接收驾驶回国。1887年，邓世昌调任致远巡洋舰任舰长。

　　尽管业务能力出色，但相比较北洋水师中的闽籍军官，邓世昌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别人上岸他守舰，别人看戏、打牌他也不参与，这在当时北洋水师的大环境中，显得有些‘特立独行’。”陈悦说，尽管与闽籍军官有些不合群，但邓世昌的出色，还是得到了包括丁汝昌在内的上级的认可。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院原馆长戚俊杰告诉记者，在日常的军舰管理、训练当中，邓世昌由于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所以才在军中、老百姓当中传出，说他不会办事，甚至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邓半吊子”，认为他不讲人情往来。

　　但邓世昌实际上也有温和的一面。陈悦介绍说，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接回“致远舰”等舰的途中，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时，遇到被贩到那里的国人求救。其他舰都不敢违规让这些人上船，而邓世昌却用招收“锅炉工”的办法，让他们乘舰一起返回了祖国。

　　壮烈撞舰

　　在探摸致远舰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沉舰有大量被火烧痕迹，由此可见当年甲午黄海海战的惨烈。

　　“致远舰和邓世昌的命运，在短短半个小时里改变。”陈悦说，1894年9月17日下午3时到3时30分的这半个小时，是决定致远舰和邓世昌命运的时刻。

　　下午3时，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起火，一下子成为所有日舰攻击目标。陈悦说，当时日舰打中的是定远舰船员舱位置，尽管对舰船本身没造成致命打击，但由于家具起火升起的浓烟，令定远舰无法瞄准开炮，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此时，邓世昌所率的致远舰，是北洋水师中最快的穹甲巡洋舰，担当掩护定远舰的责任。但是，在日舰集中火力攻击下，造成致远舰多处受损并燃起大火，船身开始倾斜。

　　在最后时刻，邓世昌鼓舞全舰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

　　“致远舰撞向的敌舰，有可能不是‘吉野’，而是日舰旗舰‘松本’。”陈悦说，经过沙盘推演当时黄海海战的战局，他发现当时“吉野”属于游击队，而“松本”则位于“致远”的前方。其中有史料记载，“致远”撞向的是“倭人最大舰”。而日舰最大的舰船则是“松本”。

　　陈悦分析，这解释了为何致远舰会在半小时之内沉没，如果“致远”撞向“松本”，面对的将是20余门速射炮的集中攻击，形成的巨大火网，让“致远”受重创，迅速沉没。

　　邓世昌坠海后，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爱犬“太阳”游至身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毅然按犬首入水，共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殉国，享年45岁。

　　邓氏后人今何在？

　　邓世昌牺牲后，光绪皇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永久敬仰。

　　“当时在邓氏宗祠前，黄色的毯子一直从祠堂门口铺到珠江边，迎接邓世昌为家族带来的荣耀。”郭勇说，尽管黄海海战失败了，但邓世昌的英勇成为整场战役中的最大亮点。

　　邓世昌在广州的后人黎天城告诉记者，邓世昌的英勇影响着整个家族。在邓世昌之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广州7位邓氏后人中就有6人投笔从戎。他母亲邓婉红、大舅邓权民、六舅邓渭民、七舅邓尧民、八舅邓光民都考入黄埔军校，年纪最小的九舅邓燊民也自学日文，加入抗日谍报组。“邓氏可以称得上是广州第一黄埔生家族了。”文博专家黎显衡曾说。

　　在北京的叶伟力则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先祖邓世昌。他和发小陈明，在1992年出差到威海后，一起创作了纪录片《战争电影与人类和平》，以此来追思邓世昌的“致远精神”。

　　从2005年开始，他和陈明一起就准备筹划创作电视剧《邓世昌》，但始终觉得剧本有些不尽如人意。“能够将心中的邓世昌创作得足够有张力，非常有难度。”叶伟力说。

　　甲午海战中的广东人

　　戚俊杰：广东将士发挥重要作用

　　“在整个近代中国海军的建设过程中，广东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水师学堂建在福州，但是因为离得不远，再加上有不少学生到那里学习过，所以在甲午海战期间，无论是广东水师的舰船，还是广东籍的海军军士，都发挥了应有的抗敌作用。”戚俊杰说。

　　他告诉记者，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从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到一般军官，包括广大的士兵，从现有史料看，邓世昌是唯一一个没有瑕疵的爱国将领，称他为民族英雄，毫不过分。

　　“从这些情况来看，我始终认为，甲午海战失败了，但是绝大部分海军将士在国家受到侵略、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是敢于英勇奋战的，而且屡挫强敌，虽然最后没能打退敌人的进攻，没能挽救失败的命运，主要的责任不能完全由他们承担，这是历史的公正。”

　　陈悦：广东舰作战很玩命

　　“在参战舰船中，‘致远’、‘平远’以及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是表现最猛的五艘舰。”陈悦说，在黄海海战混战中，李和所率的“平远”舰，发现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座舰“西京丸”正在攻击已经搁浅的“扬威”号，当即冲上去支援。舰员将炮口对准“西京丸”，一枚260毫米炮弹向“西京丸”射出去。尽管炮弹准确地命中了“西京丸”的船腹，但是却没有爆炸。

　　此外，他告诉记者，由于部分省份水师学堂的风气不开，认为年轻人应该好好读书，最后走上仕途，而不是当兵卖命，这也让广东等其他省份的热血青年能够有机会投身报国。当时的北洋水师中，高级军官除了有数量较多的福建籍军官，还包括了广东、江苏、直隶等其他籍贯的军官。而在兵勇方面，则主要是山东人和浙江人居多，这些兵勇往往还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葬身沙场，连后人都没有留下。他们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烈士。

责任编辑：梅曼雪 最后更新：2015-10-17 09: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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