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忆我在太行抗日前线抗大的战斗生活(图)
2015-10-21 14:45:10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齐云、齐心、齐步姐弟仨齐云、齐心、齐步姐弟仨

　　

　　齐心（左）与习仲勋

　　抗战时期的齐心抗战时期的齐心

　　

　　习近平和母亲齐心散步。

　　作者丨齐心

　　来源丨《百年潮》杂志

　　齐心同志是习仲勋同志的夫人、习近平总书记的母亲。近日，她在《百年潮》杂志发表《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忆我在太行抗日前线抗大的战斗生活》一文，回忆她的抗战革命生涯。从今天起，我们将连载这篇文章。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庄严的历史时刻，我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不已。70多年前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的日日夜夜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我15岁至17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没有父母的呵护，没有家的温馨，没有少女的娇嗔，有的只是艰苦卓绝的战斗洗礼和激情燃烧的革命情怀，我的青春献给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解放事业，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本文回顾我那一段战斗生活，作为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同时表达对关心爱护我的抗大老校长何长工，对与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以及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姐姐齐云的深切怀念和敬意。

　　曲折参加革命

　　1937年，我13岁，父亲在太原赋闲，经济上没有收入，全家生活陷于困境。母亲带我和弟弟回老家河北高阳县城内东街老房居住，姐姐齐韫（后改名齐云）早在1936年初已去北平寄居在姑母家，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我在高阳县立女子完小六年级上了一个学期后，也去了北平和姐姐一起寄住在姑母家。

　　姐姐思想进步，除了在学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家时每天都高唱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开路先锋》《梅娘曲》《大路歌》等，我也学会了不少。在姐姐的救亡歌曲和进步思想熏陶下，我心中产生了深重的民族危机感。

　　这年夏天，当我考上北平市立女一中时，传来了卢沟桥的炮声，七七事变爆发。二十九路军英勇奋战，北平市民同仇敌忾。我亲眼目睹了在南长街四条一号（姑母家）路口，二十九路军堆积沙袋准备巷战，心中振奋不已。但二十九路军在前线遭受重大牺牲之后，被迫撤退。

　　这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我在姑母家门口马路上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机械化部队，炮兵、坦克、步兵及骑着洋马斜挎着花环的骑兵，狂妄地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我心中充满了怒火。恐怖笼罩了古都北平。姑母家中也都在时刻准备应付日军查抄、搜捕。

　　我的姐姐齐韫当时刚18岁，正在北平师大附中读书，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中共党员发展对象，因她在群众中有威信，地下党组织让她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当时姐姐的政治面貌已暴露，不宜继续留在北平，遂于当年8月带着我一同撤离了北平。撤离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进行的，我们是第12批疏散的平津流亡学生。我们的目的地是太原，同行者有十来个男女师生，为了缩小目标，扮演了各种角色，如乔装打扮为父女、夫妻、兄妹等。在火车站上，我们从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的刺刀行列下穿过，一上车就分散到各车厢，分头而坐。我和姐姐及她的同窗好友阮学文一组，恰好和一位年长的天津商人坐在一起。姐姐穿一件淡蓝色旗袍，白色半高跟皮鞋，仪态优雅，像一个贵小姐，我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小褂和姐姐亲手给我做的黑背带裙子，和阮学文及穿绸大褂的商人一起，很像是一家人。火车行到廊坊车站，突然上来一队叽里呱啦说日语的日本兵，列车上顿时充满了紧张不安的气氛。

　　到天津时，那位商人领着我们下车，再次从日本鬼子的刺刀行列中穿过。日本鬼子特别仇恨具有爱国传统的平津学生，只要看到穿学生制服的或怀疑是学生的就抓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审问。我们三人在天津商人的掩护下没有被抓，其他人都被抓了。好心的商人把我们送到天津法租界，在他的一位朋友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十多位同伴都各自脱险，会合在事前约定的地点。大家各自讲述了如何应付敌人的故事。扮演父亲的老师说，日本鬼子从扮演女儿的女生箱中搜出一把水果刀，狠狠地把刀子往桌上一插，问：“你要杀人吗？”扮演父亲的老师就说：“她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杀人呢？”质问得鬼子哑口无言。还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大学生，看起来胆子很小，说是信佛教的，他说：“我当时心里直念金刚经！”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从天津坐小轮船到了塘沽，顺利地转乘了英国大轮船。脱离危险的大批平津学生公开出现在英轮的甲板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毕业歌》等救亡歌曲，发表抗日救亡演讲，群情振奋，慷慨激昂。

　　我们沿途经过烟台、青岛、济南、开封等地，每到一地都由当地政府接待，住学校，睡地铺，吃馒头喝稀饭就咸菜，觉得很新鲜，一点也不觉得苦。在烟台我们品尝了烟台苹果和烟台梨，在济南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给我们发了路费，并讲了话，我们还品尝了有名的山东煎饼。在青岛我们参观了炮台，并照相留念。在去开封的路上，在沿途的车站停车时我们都进行讲演和高唱革命歌曲。

　　到了太原，我和姐姐暂住在阮学文家，当时日军正不断轰炸太原，我们不得不天天跑着躲警报。中秋节之后，姐姐得知她初中母校山西平民中学已疏散转移到徐沟县，我俩即去了该校继续读书。大约过了两个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前，时任长治县县长的父亲派人接我和姐姐到了长治，因父亲不是阎锡山嫡系，我们去后不久父亲即被免职。当年初冬父亲带我们到阳城县赋闲。当时我党在晋东南已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姐姐已与当地革命同志取得联系。此时，阳城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县长是李敏之（后改名林耶），他的夫人林贞（原是上海工人）任县妇联主任。这年春节和元宵节，县长夫妇在县政府驻地邀东北大学校友聚会，姐姐也被特邀，并带我同去参加这些活动。因为姐姐革命歌曲唱得好，大家欢迎不止，姐姐便大大方方地唱了一曲《梅娘曲》，歌词为：“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姐姐也让我唱了一小段京戏《莲英惊梦》，戏词为：“你把那冤枉的事对我来讲，一桩桩、一件件，件件桩桩对小妹细说端详。”林贞亲手包了江南风味的肉馅元宵，在座的十多位都是北方人，大家感到很新鲜，格外高兴。

　　在这期间，我不但接触到很多革命同志，也看了一些革命书籍，如《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等，思想上很向往革命，崇敬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关心我的林贞想让我做儿童团的工作，姐姐则想让我去晋城八路军训练班。正在酝酿我如何参加革命时，我却病了，头剧痛、高烧多日，流了很多鼻血，嘴和胳膊都肿了，身体虚弱得走路都要扶着墙。1938年初，日军调集三万多兵力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就在此时日军轰炸了阳城这座小山城，接着就要发起进攻。一天，姐姐突然穿一身军装，背着背包回家来和父亲辞行，她向父亲行了一个军礼，说她参加游击队了，并对我说：“你刚病好，我带不了你。”结果我失去了在1938年春参加革命的机会。

　　日军侵占阳城后，父亲带着家人逃出县城，住在离县城较远的一个小山村。那些日子里，我常想念仍在沦陷区杳无音信的母亲和弟弟，但我更加思念姐姐，因为只有见到她，我才能参加革命。有时，我一个人到村外树林子里去唱《松花江上》，我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成“我的家在河北大清河上”，把“爹娘呀！爹娘呀！”唱成“娘呀！娘呀！”唱到“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就禁不住放声大哭。

　　一天，姐姐派人送来信说：“你已经不小了，怎么不为自己前途着想呢？”我意识到姐姐是在召唤我参加革命，于是就跟着送信人走了，没有和父亲说一声。走到半山腰，父亲追上来了，他不放心我跟这个人走，我只好随父亲回去，结果又一次失去了找姐姐的机会。但我仍不甘心，后来父亲带着家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县的村庄逃难时，我煮了几个鸡蛋，拿了些干粮，藏在门后想偷跑，结果又被父亲发现了。父亲说：“你碰上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我终于醒悟到盲目偷跑终不是办法。后来随父亲去了西安，结束了这一段逃难生活。

　　当时西安正是春夏之交，我闲住在家，苦闷之极。夏秋之季，恰好父亲的世交好友陈光斗（决死队纵队长）正在山西驻防，父亲即托付陈夫人带我同去山西，在那里遇上了决死队董天知（1940年百团大战时牺牲）和董愈公两同志。董天知和姐夫魏健相识，不久前他还收到过魏健的信。陈光斗向他谈了我急于找姐姐要求参加革命的情况。他们决定帮助我，并在路经西安时征得了我父亲的同意，使我最终得以在西安与他们会合，并一同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我们在河南渑池过黄河到山西，经垣曲、阳城、晋城到长治与姐姐、姐夫相逢。此时，姐姐已怀孕。在长治过了春节，姐姐亲自送我去屯留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驻地，介绍我到女生队学习。从此，我踏上了革命征途，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一天是1939年3月18日，时年15岁。

　　抗大生活的日子

　　姐姐当时已改叫齐云，送我到抗大一分校时，她对接待我们的校部领导同志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吃午饭时，那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陪我们一起吃饭，他端了一洋铁盆菜放在桌子上，和蔼可亲地说：“我们抗大吃饭是打冲锋照镜子，吃菜谁也不谦让，很快把菜吃完，还端起盆来把菜汤喝光。”随后，姐姐拿了校部的介绍信，从校部驻地到距离不远的岗上村女生队驻地队部报到，在队部见到队长陈彤（东北人）、指导员王宏（东北人）、副指导员邵黎（西安人），姐姐告别时，叮嘱我说：“你们队上还有好几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同志，你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

　　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做出了到敌后办学的战略部署，由何长工、周纯全率领抗大总校的一部分学员东渡黄河，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历经艰险于1939年1月到达晋东南山西屯留县，创立抗大一分校，校部驻地是故县镇。何长工、周纯全分别担任正、副校长。抗大一分校是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随营学校，地处太行根据地的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军事化、战斗化、革命化的气氛。下面是我对抗大战斗、学习生活的一些回忆。

　　紧急集合：军事训练首先要适应紧急集合。因为处在战争环境，随时都会遭遇敌人的突然袭击，所以，每周至少要有一两次紧急集合。每次紧急集合，学员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好军衣，打好绑带和背包，戴好军帽，扎上皮带（睡前绑带、皮带都放在军帽里），穿好鞋，由班长带领到队部列队集合，炊事班的同志也背着灶具一起集合，全队集合速度约十分钟，集合完毕，队领导简单说明敌情，即带队出发转移，直到天亮前又回到原驻地时才知是演习。为适应战争环境，女生队吃饭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之内，到时间，值日区队长一吹哨，立即整队集合。

　　出早操：每天天不亮，起床号一吹就集合出操，进行班、排、连教练，由区队长轮流值日领队出操，一般是姿势教练，有时还进行着装演习。

　　练习打靶：每天支架瞄三角，练习打靶。我第一次打靶打飞了，第二次打中十环，体会是：枪的准星尖对准缺口时，稍低点，因为弹道是弧形的。

　　严格遵守军纪：服装整齐、动作灵活、作风严谨、有礼貌，外出见领导喊报告并敬礼，同志之间相遇互相敬礼。有上级或外界人士来巡视工作或参观时，队部常派我持枪在队部站岗。

　　站岗放哨：一般夜间是两个人站岗，用燃香来计时间，两个钟头换一次岗。姐夫魏健曾送给我一块手表，我立即把它交出作为站岗时公用，计时就方便多了。记得我还放过流动哨，夜间一个人持枪在村子里警惕地巡逻，这对我锻炼很大。我们处在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个政权对立的环境中，夜间放流动哨有被敌人摸哨的危险，据说男生队有一位近视眼同志就被敌人摸了哨。

　　抗大一分校的军事课程主要是讲授《论持久战》《游击战》等，还讲过军事学。讲游击战时，还配合做过实战演习，记得在演习中刘抗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司长等职，于2012年去世）佯装受伤，在阵地上喊：“轻伤不下火线！”戴近视眼镜体弱的一位四川同志（大学生）佯作日军俘虏，被大车拉走。政治课程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

　　我们上课一般在露天，坐在背包上，有时在驻地岗上村天主教堂里。过去我很少写信，此时，我已能记笔记，是用紫药水泡成墨水用蘸水钢笔书写。队部还曾调我到校部用复写纸抄写过东西，我虽然文化基础差，但进步却是明显的。

　　队上经常组织一些小分队到本村或外村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控诉日军的种种暴行。我们经常用革命歌曲发动群众，如《支前歌》歌词曰：“小小的灯儿暗幽幽，丈夫打仗把我丢，不悲不伤我也不愁，给他缝件衣裳解忧愁……”《拦羊歌》歌词曰：“高高山上拦绵羊，王家三姐好模样，东洋强盗到南乡，杀得鸡飞狗跳墙，王家三姐奸淫死，高高山上不见羊，拦羊人儿暗悲伤，拿起刀枪干一场！”

　　我们还参加挖防空洞和种菜等劳动。有一次种菜时，不小心把姐姐送的心爱的钢笔掉到井里，我幼稚地要求把我用辘轳井绳放到井里去寻找，由于大同学的阻拦，才没有下去。

　　我们每天生活在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声中，我最喜爱的是《抗大校歌》，歌词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每次全队集合，都要唱《大刀进行曲》，每当唱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家便齐喊一声“杀”！甚是威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经常唱的歌。我们特别注意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群众纪律，驻防时每天帮房东打扫院子、挑水，在离开时，要把居室内外清理干净。在队伍行进中我们经常唱《八路军军歌》（后经修改部分歌词，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声使队伍步调整齐，英勇豪迈。

　　我们每人有一个缸子，吃饭、喝水、洗脸、漱口、洗脚都用它。虽然战争生活非常艰苦，但并不觉得苦，因为团结友爱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不管谁买一个馒头，一班人都分吃一口。在年、节假日里，全队同志和队领导围成一圈席地而坐，每人发一个熟土豆或一把大红豆，当作茶点。当然，有时还会改善生活吃一顿肉，伙食委员王军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等职，于2014年去世）是胶东人，把“肉”念成“油”，常惹得众人大笑。她还有一个拿手的节目是学老大娘哭，盘腿坐在地上边拍大腿边哭道：“我的天哪！”表情煞是生动。

　　每周我们都有一个生活会，大家交流思想和感受，新来的同学则要全面介绍个人和家庭的情况，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相互间的团结友爱。

　　我深切体会到抗大是培育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建立革命人生观的大熔炉。抗大熔炉把我从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新兵，锻炼成一个具有坚定革命理想的战士，并很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10-21 14: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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