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2015-12-03 11:00:2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的左权,协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并经常亲临前线运筹帷幄,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取得了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威震敌后。1942年5月,左权在反击日军“扫荡”时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他是抗战时期阵亡的八路军最高将领,虽然他的存世遗物很少,但笔者还是设法挖掘了一些有关他的抗战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以飨读者。

　　一盏煤油灯:指挥百团大战的生动见证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起到12月5日止,历时3个多月,八路军参战105个团,约40万兵力,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缴获大量枪械车辆,破坏敌人铁路和公路2000公里。

　　这次战役严重地破坏了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收复了被侵华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给了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百团大战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11年4月底,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百团大战时使用过的一盏煤油灯在河北邯郸被发现。这盏看似不起眼的小小煤油灯,是左权参与指挥百团大战生动鲜活的见证,是左权将全部身心都扑在战场上的真实写照!

　　据参加这场战役指挥的时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的王政柱介绍,百团大战指挥部设在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的一座破庙里。左权每天晚上都要端着这盏煤油灯,在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前,仔细地分析从各个战场报来的战况,协助彭德怀下达作战命令,并亲自将这场战役命名为“百团大战”。

　　为了宣传百团大战的胜利和总结百团大战的经验,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左权借助这小小煤油灯发出的微弱亮光,先后撰写了《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和《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新胜利——从正太破击战到关家垴歼灭战》等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章。

　　这一件重要革命文物,是由河北省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史料室的一名研究员在前往位于山西省武乡县东部山区蟠龙镇境内的八路军总部太行旧址所在地砖壁村,搜集左权资料、考察八路军总部司令部时发现的。经河北省文物局近现代文物专家组鉴定,这盏历经战争岁月的煤油灯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一把转轮手枪:伴随他7年战斗立下汗马功劳

　　山西省晋中市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地处晋、冀、豫三省要隘,易守难攻,有“晋疆锁钥,山西屏障”之称。1940年11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彭德怀和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机关驻扎于此,指挥整个华北抗战。此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军工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局党校,新华社华北分社,鲁迅艺术学校以及一二九师司令部等150余个党、政、军首脑机关,也移驻麻田镇周围,并驻扎5年之久,使这里成为前方抗战的活动中心,被誉为太行山的“小延安”。

　　1942年5月,日军调集3万余重兵,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企图“围剿”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战斗空前激烈。

　　5月24日夜,当总部、北方局等机关和掩护转移部队共1万余人转移到北艾铺十字岭一线时,遭到日军包围。25日拂晓,1万多日伪军从四面合围,在6架飞机掩护下,集中猛烈炮火,轮番攻击,情况十分危急。

　　由于敌情紧急,彭德怀下令:北方局和总部由左权率领向北突围。而左权则提出,他是前线作战参谋长,应由他留守,掩护彭德怀和总部突围。最后在左权的一再坚持下,彭德怀、罗瑞卿在十字岭下与左权握手告别。临行前,彭德怀深情地说:“左权同志千万保重,我等你们归来!”

　　总部转移后,左权下令埋掉了山炮,部队分散活动。他又快速写了“总部在转移中,誓死保卫安全——左权”的纸条,让警卫员以最快速度送到警卫连连长唐万成手里,随后继续组织部队还击敌人。

　　枪声渐渐地稀落了,按照以往反“扫荡”的经验,敌人该往回撤了。这时,左权突然发现一群“八路军”和“老乡”模样的队伍,正鬼鬼祟祟地往十字岭边横插过来。他立刻明白了,那是敌人的便衣队,企图断绝警卫连后路,便大声吼道:“唐万成,敌人上来了!快,抢占前面的山头!”唐万成迅速带领部队冲了上去,先敌一步抢占了制高点。此时,十字岭另一侧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左权命令警卫连猛攻日军,掩护总部机关突围。日军则用火炮和飞机向突围人群进行疯狂的轰炸。激战终日,太阳偏西时,彭德怀、罗瑞卿率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机关终于冲出了日军的合围圈。

　　随后,左权开始指挥后勤人员突围,就在他高喊“同志们快冲啊,冲出山口就是胜利”的时候,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击中左权的头部,他仰面倒下,以身殉国。

　　噩耗刚传来时,作为左权生死之交的挚友,彭德怀怎么也不相信,直到左权的转轮手枪作为烈士遗物交到他的手里。他沉痛地默然了,他久久端详着那把似乎还留存有一丝亲密战友体温的不寻常手枪,悲痛地不能自己。他深知:作为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左权放弃了一切个人突围的机会,舍生取义,尽忠职守。

　　这支转轮手枪,是在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中,缴获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师长牛元峰的战利品,后一直为左权使用。左权牺牲后,彭德怀将这支手枪赠给当时的作战科长王政柱,留作纪念。

　　将军之女的棉被包:寄含革命战友情谊深

　　在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左权将军展厅里,陈列着一张左权同女儿左太北合影的大照片,格外引人注目。而照片中稚气可爱、刚满周岁的左太北身上那个棉被包,其后面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抗日战争初期,左权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同侵华日军作战,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来顾不上去考虑一下个人问题；加之左权对女友要求高,从苏联学习回国10年他一直单身。朱德十分关心左权的婚事,多次和夫人康克清商量要给左权介绍一个合适的对象。

　　1939年2月,延安中央巡视团来到了太行山抗日前线,团里有一位年轻姑娘吸引了朱德和康克清的视线。她叫刘志兰,生于1917年,比左权小12岁,是北京人,和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及密友。刘志兰家是北京城市平民,学生时代的刘志兰就积极投身革命。一二·九运动中,刘志兰是北师大女附中学运的领导人之一,曾任北京西城区“民先”队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19岁的刘志兰带着14岁的弟弟刘志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担任了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刘志兰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和秀丽的外貌让朱德夫妇甚为赞叹,称她是女同志中的佼佼者,认为她和左权很般配。

　　朱德问明刘志兰还没有男朋友后,就径直向她介绍了左权:“这事用不着多考虑啦!我看你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康克清也对刘志兰说:“像左副参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1939年4月16日,左权、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

　　八路军官兵的生活极其艰苦,每人每天6两小米,吃不饱就四处去田野里挖野菜充饥,采摘树叶当饭吃；每人发一套棉军装,天气暖和的时候再把棉衣改成单衣裳穿。左权夫妇尽管新婚燕尔,但也和大家一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坚持抗日斗争。

　　1940年4月,朱德和康克清即将离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赴延安,临走的时候,刘志兰正身怀六甲。

　　康克清有些恋恋不舍地同朱德念叨着:咱们就要动身走了,怕是没时间来喝左权小孩的满月酒了,咱们应该给这个未见面的孩子留下一个什么礼物呢?她思索良久,最后想出一个主意:那就给即将出生的小生命做一个棉被包吧,让它能够将那粉嫩软乎的婴儿包裹得暖和一些。

　　那么,用什么东西来做棉被包呢?康克清翻箱倒柜,左瞧右找,把自己的全部衣物都查看遍了,也找不到个合适的棉被面料。正在一筹莫展之余,朱德想出一个办法来,他同康克清商量道:“咱们干脆把我五十五寿辰时候民众送给我的那一面粗布锦旗,给孩子改做成一件棉被包吧!”康克清当即愉快地点头同意了。

　　于是,在微弱亮光的油灯下,康克清连夜一针一线地赶制起来,个把钟头后便细针密线地缝好了一件棉被包。

　　临行前,朱德与康克清专门去看望了刘志兰,并且将棉被包送给了刘志兰,康克清说:“志兰,留着吧,这个有用,待孩子出生时好给孩子做个襁褓用。”

　　《左权同志碑志》:彭德怀于1942年痛彻心扉亲撰之

　　左权殉难处,位于今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东北方向北艾铺村南1公里处的十字岭峰顶。纪念建筑有高70厘米、宽105厘米、厚15厘米的“左权将军殉难处”汉白玉纪念碑一块,“左权将军临时埋葬处”石灰岩纪念碑一块,以及一座四角正方形的仿明清翼角纪念亭。该亭高5米,建筑面积295平方米,亭正中竖有4.5米高的汉白玉纪念碑,正面刻着“左权同志永垂不朽”,左面和右面分别刻着邓小平、朱德的题词,后面则刻着彭德怀在1942年撰写的《左权同志碑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因叶剑英从事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朱德也于1940年5月回到延安,所以在八路军领导人中,一直坚守八路军总部的只有彭德怀和左权。自八路军总部1938年2月挺进太行山,到1942年5月左权牺牲,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彭德怀与左权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由于左权被认为是党内难得的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和优秀指挥员,而且一向为人热忱,对同志、对朋友总是倾力相助,故而有着极高的威望。当时中央领导知道左权阵亡消息后,都非常悲痛,尤其是彭德怀,这个铮铮铁汉得知左权牺牲的消息后悲痛至极,呼唤着:“左权!左权!你不能死喽……”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彭德怀都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

　　1942年10月10日,当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左权的灵柩由十字岭移至涉县石门村太行山麓举行公葬时,彭德怀含泪写下了《左权同志碑志》:

　　左权同志,湖南醴陵人。幼聪敏,性沉静。稍长,读书即务实用,向往真理尤切。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始学于黄埔军校,继攻于苏联陆大。业成归国,戮力军事,埋头苦干,虚怀若谷。虽临百险,乐然不疲。以孱弱领军长征,倍见积极果决之精神。中国红军之艰难缔造,实与有力焉。迨乎七七事变,倭寇侵凌,我军奋起抗敌,作战几遍中原。同志膺我军副参谋长之重责,五年一日,建树实多。不幸1942年5月25日,清漳河战役,率偏师与10倍之倭贼斗,遽以英勇殉国,闻得年仅三十有六(实际应为37岁)。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德怀相与也深,相知更切。用书梗概,勒石以铭,是为志。

　　彭德怀谨撰并书

　　中华民国31双十节

　　数幅珍贵照片和书信:默默诉说着难忘往事

　　一张唯一的全家福。1940年8月,左权一家三口住在山西武乡砖壁村的一座破庙里。当时左太北不足百日。那是左权37年人生中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有妻有女有家,给他戎马倥偬的人生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在5月孩子刚出生时,左权和彭德怀等军事指挥员住在同一个大院里,所以晚上婴儿一哭,大家都醒了。左权怕影响别人休息,便和刘志兰一起搬到一座破庙里,那是左权一生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家。那段时间,左权白天要忙着筹划百团大战等军务,忙得不可开交；晚上回到家,还要安慰“因为不能工作而烦闷”的妻子,甚至半夜里亲自爬起来去河沟洗尿布,做得比妻子还细致。1940年8月底,左权因指挥百团大战太忙,决定让刘志兰带着不满百天的左太北和几位同志一起回延安。妻女启程那天,左权与母女二人合了影,亲自抱着女儿送到村口。可左权哪里知道,此时便是他们的生离死别之时。之后在左权与妻女分别的21个月中,只要有人去延安,左权便托人捎给妻子包裹,内装信、物、钱,如他给女儿买的花布、毛线,托人做的小衣服等。

　　一张人民解放军拜访左权母亲的照片。左权的母亲一直不知道儿子已经血战捐躯的消息,大家都有意地瞒着她,怕年迈的老人家一下子承受不了失子的打击和创痛。1949年夏至,在左权牺牲7年后,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德指示路过左权家乡的部队派人绕道醴陵看望英雄的母亲。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问时才告诉老人家:“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老母亲这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7年了。她略显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痛和失落。但是,坚强的母亲没有恸哭,很快,老人便恢复了平静的神情。也许她从远远的记忆里瞬间找到了安慰与理解:早在1937年9月18日晚,左权在山西稷山县给叔父左铭山写了一封信:“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的母亲对我的恩爱……我今日即在上前线途中。我们将以游击运动的姿势,出动于敌人之前后左右各个方面,配合友军粉碎日敌的进攻。我军已准备以最大艰苦斗争来与日军周旋……没有坚持的持久艰苦斗争的精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的。”1937年12月3日,左权在洪洞县又给母亲写去一封长信,其中写道:“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于是,这位坚强的母亲请人代笔撰文悼念儿子,言道:“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写给妻女的11封家书。1982年,时任山西医学院党委书记的刘志兰给在京的女儿左太北寄来一包珍贵的文物,里面有11封40多年前左权写给妻子的亲笔信。刘志兰在给女儿的信中说:“你爸爸给我的11封信,充满了和我们分别21个月里的想念之情,饱含着深厚的爱,和将来团聚的渴望,更主要的是讲了他的战斗生活。如果说留遗产的话,这就是我留给你的最宝贵的遗产。”“对你父亲的思念让我流泪了……你父亲这样一位好同志的殉国,不仅是对我们家庭的、也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总之,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1942年5月22日,左权在第11封、也是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我虽然如此爱太北,但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必要之行动为原则。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疼妻爱女的左权以决绝的口吻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处置太北。”“处置”即送人寄养。深爱父亲的左太北多次说,她一直把父亲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看成是父亲给自己的遗书,父亲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亲骨肉,这绝不说明父亲无情,而是共产党人个人情感服从革命事业的具体体现。父亲作为高级将领,关键时刻舍生取义,战场捐躯就是明证。

　　来源:《党史纵览》第八期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2-03 11: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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