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端在岳父王文松长眠的将士墓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保妮、张维端夫妇。
戴世新和两个女儿王保妮(左)及王珍妮。
王文松和戴世新的婚照。2001年,张维端为扩印照片,撬开相框才发现背后还有戴世新哥哥戴世琼留下的字迹:“民国廿九年国历三月十五日,为新妹并王文松先生结婚于云南下关,是日嘉宾莅临,极一时之盛。文松粤人,长住南洋,新妹系于前岁逃难来汉,旋因儿招,遂来滇。此次姻缘殆非巧合乎。”王京雪摄
“明年清明节,我们就去昆明看我爸爸。”
对年过古稀的王保妮来说,寻找曾是南侨机工的父亲,成了一生最重要的修行。
70多年前,一大批南侨机工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从南洋回到烽火中的祖国,在抗日“生命线”上尽忠诚洒热血,至少1000人牺牲在滇缅公路。
王保妮,对曾是南侨机工一员的父亲,只知道一个名字,以及华侨、修车等简单的信息,还有长期的困惑和怨恨。
“我对我的父亲是从恨到崇拜”——一篇《新华每日电讯》的抗战胜利70周年报道,让王保妮找到了关于父亲的线索,知道他原来那么了不起!
■本报记者王京雪
父亲是谁?是一个叫“王文松”的名字,是记忆里的一处空白,是会修车的爱国华侨,是少女时期怨恨过的至亲,是老照片上西装革履、头发光亮整齐、一双眼睛长而深邃,笑起来右嘴角微微挑高的青年……
父亲是母亲的心结和心愿,是家里的谜。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王保妮73岁,这道谜终于被解开。
因缘巧合的是,王保妮是通过《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线索而解开这道谜的。
远方的父亲
这不是王保妮第一次寻找父亲的消息。
小时候,王保妮问过母亲戴世新:父亲是谁、人在哪里?因为分开时年纪太小,对于父亲,她早没有印象。
彼时,年轻体弱的戴世新在安徽宿州的小镇做小学教师,每月工资19块钱,养活一家四口,包括老母亲和两个年幼女儿。“我妈说,你爸爸是从新加坡回国抗日的爱国华侨,现在在昆明。”于是,在小保妮心里,父亲人在远方,不知哪天就会回家。
父亲从没回家——1945年,王文松与妻女在昆明的码头分别,送她们回戴世新的安徽老家。临别前,他说会尽快跟她们团聚。回到安徽,戴世新收到两三次信件与生活费,就再没了丈夫的消息。
“我妈妈跟我们讲过她是怎么回安徽的。”王保妮说,“她坐的是拉煤的船,吃饭要去相连在一起的另一只船上自己做,她一个人带着我和姐姐,就放我们在座位上等,自己过去弄吃的。她说两只船用船板连着,那个板子好窄,每次走上去都要小心,怕会掉下去。”
戴世新也给女儿们讲过她为什么会从安徽去昆明。“妈妈本来在濉溪县的小学教书,日本人打到县里,校长就带着老师们逃难。老师里女的多,他们白天躲起来,晚上跑,一路跑到武汉。钱全部花光,校长说实在没办法了,大家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吧。我大舅在昆明的银行工作,妈妈写信过去,大舅让她赶快来昆明。后来由大舅介绍,她和我爸爸结了婚。”
她偶尔提及过去生活的琐碎记忆,比如“云南的路真难走,走不好车就要翻掉”“云南人吃苦瓜,真苦,可他们吃得有滋有味,呱呱呱的,我不能吃,为什么要吃那么苦的东西呢?”“缅甸的榴莲很好吃”“芭蕉跟香蕉样子一样味道不一样,不好吃”。
但她几乎从不讲丈夫王文松的事,直到1965年,22岁的王保妮决定写一封信。
这一年,王保妮从学校毕业,姐姐王珍妮已经工作,戴世新年近50岁,在做过一次大手术后辞职在家休养。这个家里没有男人,生活困难,戴世新20年不肯再嫁,她们母女周围一直缠绕着种种流言。“有人说我爸爸肯定是大资本家,有人说是大地主,有的说是反动军官,所以妈妈才不能嫁人,一直等着。”
杳无音信的父亲就以这种方式参与进她们的生活。王保妮中学因为这些流言入不了团,考大学又因此通不过政审,到她从专科学校毕业,人们已经在讨论把她们母女三人全部下放农村,还准备让戴世新戴上帽子游街。
她跑回家问戴世新,“你跟我说实话,我爸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像外面传的那样?”戴世新说:“我能骗你吗?你爸爸他就是个爱国华侨,是个搞技术的。”
她讲王文松多么厉害,“一辆车开得飞快,你爸听车子的声音说你停下来,车子哪里有个小毛病,一拆开果然一点不错”;讲他人多么好,“脾气好,人缘好,从没见他发脾气,你怎么生气发火,他都只冲你笑”;讲他会一口流利英文,能讲中文却不认汉字,她教他认字,教的第一句话是“太阳出来了,月亮落下了”,10个字教了好久;又讲王文松多么疼爱“珍宝”两个女儿,“每次下班回家,你爸爸进门就把你们一手一个抱起来,放到腿上,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王保妮开始写信,给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听母亲讲我父亲是新加坡华侨,响应陈嘉庚号召回国抗日,但我们这边传闻很多,影响很大,能不能请你们帮我了解一下我父亲的下落,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没过几天,收到回信,说信已转交云南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又过几天,昆明来信,“说我父亲是从新加坡回国的爱国华侨,在抗战后期去世,没写去世时间和原因。后面括弧里说,信息由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黎家明提供。信写得很简单,但很及时,也很管用。”
她拿着信跑去派出所,困扰她们一家多年的流言渐渐没人再提。
“我恨过我父亲,觉得他把我们丢掉、不管我们了,又搞得我们老受牵连。”王保妮说,“知道他已经过世,我就没有继续追下去。我找谁呢?云南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妈只说我爸是搞技术的,那他不就是一个修理汽车的人吗?特别特别普通那种,谁会认识他?”
王保妮想,关于自己的父亲,这封信可能就是最后的信息了。
父亲的消息
戴世新却不信王文松已经去世。“她说你爸爸身体那么好,年纪轻轻,怎么会那么早去世?不可能。”王保妮回忆,“信上盖着大公章,我想恐怕不会假。但她就是不信,认为人家说的是错的,她相信父亲在世,并且总有一天会来找我们,老有这么个念头。”
从1965年起的30多年,王文松可能只活在一个女人的等待与信念里。戴世新后来依旧极少提起他,也从没要求女儿们继续去找。直到过世前几年,忽然有一次她跟王保妮说,你们什么时候能不能打听一下你爸爸的消息,到他墓前去看一看……
1999年7月13日,与王文松一别54年后,87岁的戴世新过世。“她死不瞑目的”,王保妮想找到父亲的下落,给母亲一个交待,但“一点线索都没有,除了名字、原籍在海南万宁县,从新加坡跟着陈嘉庚回来,别的信息一点点都没有。”
2014年7月,王保妮的丈夫张维端在《新华每日电讯》上读到一篇报道——《打捞‘被遗忘’的南洋华侨机工》。文章讲述了一群罕为人知的卫国者往事:70多年前,滇缅公路在抗战烽火中通车,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一条交通线,军火、药品等国际援助物资俱由这条道路运输。因国内急缺司机与机修人员,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战火尚未波及的东南亚各国发出号召,征募机工,三千余名华侨青年志愿归国,运输救国,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2-26 14: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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