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航空人讲述抗战故事
2016-02-02 09:35:58  来源：看航空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当中华民族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在硝烟弥漫、艰苦卓绝的抗战中锻造出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70年来，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强大；70年来，抗战精神代代相传。时间将历史变得厚重，那些经历过浴血奋战的人们，将抗战精神铸成一个时代的前进力量。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航空人，终生难忘那段历史，他们说，是凭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是凭着不畏强敌、英勇不屈的精神，才能最终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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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血少年入军营——禹永新

　　禹永新抗战期间任过通讯员、警卫员、骑兵侦察员，后任中南空军司令部警卫指导员。一生参加过大小战役80余次，3次负伤，2次立功。1942年获新四军38旅司令部颁发的抗日时期艰苦奋斗勋章。1955年授予少校军衔。1983年离休前任现中航工业动研所所长、党委书记。

　　热血少年入军营

　　目睹了日军一幕幕暴行后，1939年年仅16岁的禹永新历尽艰辛找到神出鬼没的八路军冀鲁支队。当时，他直接找到连长，要求当兵打鬼子，可连长说他人还没有枪高，坚决不收，并准备派人送他回家。还没等连长把他赶回去，一场战斗突然打响了，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这时连长突然中弹，16岁的少年想都没想，扶着连长就往安全地带跑，连长最终把他留下当了个通讯员。

　　行军打仗、中弹负伤、忍冻挨饿、风吹雨淋，禹永新什么样的苦都尝过。他随大部队从河南转战安徽、湖北、山东各地，走的路程加起来不比长征少。

　　机警战士护首长

　　1940年禹永新被调任旅司令部警卫员。警卫员要求勇敢、机灵，必要时要用自己的生命保护首长。1942年冬天大扫荡，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禹永新紧紧跟着首长，夜里行军，白天休整。一次天刚亮，迎面来了一队日本鬼子，队伍一下就被冲散了。而禹永新背着首长的脸盆寸步不离，首长急了，让他把脸盆丢掉赶快跑，这时突然来了5个日本兵，想要活捉首长。说时迟，那时快，他用脸盆挡住首长的胸口，连发一梭子弹，3个鬼子当场毙命，2个鬼子吓得转身就跑。他却不幸被鬼子的弹片击中面部，打掉5颗牙。至今他的脸上、身上还留有那些伤疤。（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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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佩服八路军的组织能力——王世卿

　　王世卿是受邀参加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抗日老战士之一。他参加过百团大战，反顽、讨逆和五一大扫荡。1943年到延安抗大总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8年，任独立八师一团教导员、作战股长。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1952年入朝参战。1965年到三机部六院任科研处长、院务部长。

　　王世卿1938年参加的八路军，之前是学徒工。15岁的时候，“七七事变”发生了，日本兵占领了北平、天津后，小火轮从天津顺着子牙河开到了他的家乡。后来，共产党、八路军来了，他们组织老百姓，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老百姓都被发动起来。感觉有了组织就有了办法、有了力量。他最佩服的就是八路军的组织工作。他被选为村青救会主任，参加抗日活动，接受了抗日的思想。当年7月3日，他带着几个同乡加入了八路军警备旅的一团一连，走上了革命道路。

　　参加百团大战

　　王世卿介绍：“百团大战，我们旅负责破袭石家庄到衡水间这段铁路，歼灭了新集、磨头等车站的敌人。我们团打了魏家桥、磨头车站，开始和老百姓破路。很多人一起把整个铁轨翻过来，真费劲。后来用修路工人给我们送来了工具，两个扳子很快就卸掉了一条铁轨。8个人、4根扁担就抬走了，铁轨拿到兵工厂去制作兵器。道木运走，运不走的烧掉或埋在地里。石头子扬散，路基挖掉一半，达到了彻底的破坏。我在抬铁轨时，累得吐了血，第一次住进了野战医院。”

　　和回民支队一起伏击敌人

　　在滏阳河和回民支队一起伏击日本鬼子。那时百八十米宽的滏阳河，两岸种着柳树，河西埋伏着警备旅，河东是回民支队。秋后水大，日本的小火轮用这条河给各个据点运送弹药、粮食等物资。更多的时候，日本兵不敢在河中间走，因为很容易被手榴弹击中，因此只能在河边走。

　　“当我们河西部队架着机关枪打的时候，他们会沿着河东走。当回民支队在河东打时，小火轮沿着河西开。只要手榴弹扔不到船上，他们就不怕。逐渐地，我们发现了这个规律，于是去找回民支队，商量两边配合着打。

　　回民支队预先在东面做好了准备：树上吊着地雷，下面投手榴弹。看到小火轮过来，我们猛烈开火，小火轮向东靠进入了回民支队的伏击地带，柳树上的鸟窝爆炸了，地面手榴弹投了过去，小火轮沉了。回民支队冲上去，我们在西岸摇旗祝贺回民支队。数日后，我们收到了回民支队转来的战利品。” （姜坤英 蒋鹏）

　　3

　　从唱《儿童团团歌》开始打鬼子——陈挺

　　陈挺1925年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昌邑县、潍县儿童团长，潍县青救会长，区中队指导员，渤海军区、清河军分区政治部民运干事、政工干事。1945年春在战斗中负伤，被评为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

　　陈挺在1949年10月1日光荣地参加了开国大典，后任航空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85年离休。

　　1938年，日本鬼子打到了陈挺的家乡山东昌邑，学校被迫停课。他和几个同学报名参军，由于年龄太小，组织将他留在县里。1941年陈挺成了昌邑县儿童团长。“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又当侦探，查行人捉汉奸。鬼子来了，我们就跑，跑到八路去报告，领着八路拿着枪刀杀退鬼子保家乡！”提到儿童团，他现在依然能完整地唱起这首团歌。在抗战期间成立的儿童团，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陈挺说：“儿童团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陈挺打过不少仗，但印象深刻的是1939年日本鬼子到根据地扫荡时的一场战斗。当时，日本鬼子所到之处见人就杀，有房子就烧，途经村庄的老百姓接到消息后都转移了，消息报告说这次来的有100多个鬼子。八路军指挥员陈龙飞非常勇敢，带领着部队会同县大队和来扫荡的敌人打了起来。

　　“村外有一条河，河面有十几米宽，很深。我们在河的北面，只有通过唯一的一座桥才能过来。日本鬼子企图在机关枪的掩护下过桥，几次进攻都被八路军打退。”陈挺介绍说，当时的武器装备很差，但面对扫荡的鬼子，八路军士气高昂。战士们用的是汉阳造，还有猎枪，自制火枪。最有威力是一种叫作“抬杆”的自制土炮，它有一个特别长的铁质炮管，很笨重，需要几个人抬着。炮弹是自制的火药加上铅弹和碎铁块，很有杀伤力。“我们只放了一炮，就有鬼子和汉奸被打死打伤了，这土炮的威力震慑住了日本侵略者。”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太阳快落山，由于地形优势，八路军终于打退了敌人，指挥员陈龙飞又带领部队沿路继续追打，粉碎了鬼子的扫荡，保护了百姓。这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虽然不是很多，但老百姓抗日的激情被点燃了，他们带着鸡蛋、赶着猪羊来慰问部队。好多青年人积极报名参军，掀起了一股参军热潮。

　　“这次战斗让我深受教育，八路军组织能力强，作战勇猛。”陈挺回忆说，这场战斗后各个村庄组织了民兵自卫团，当时有80%的村庄都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还有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真是全民皆兵，抗日激情空前高涨。村村站岗，信息互通，只要日本人有动静，就一村传一村。

　　岁月能让身上的伤疤淡去，却抹不去心灵的伤痛。王老说：“我想念牺牲了的战友们。”当记者问到过几天他将在天安门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时，陈挺很激动。“日寇侵华毁掉了我们的家园，为了打败侵略者，把他们赶走，我们南北转战经过那么多艰苦的斗争，八年哪，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不容易啊！我和我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是很小很小的一分子，抗日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就是由无数个抗战团队来实现的。我很自豪自己是这抗战大军中的一员。我非常高兴能参加阅兵，对我来讲，很激动也很光荣，国家记着我们这些老兵呢！这个时候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今天，享受没有战争的日子了，我们是战友、更是亲人，曾经互相信任，坚守信念，不顾生死地战斗在一起，我怀念他们。”（姜坤英 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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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弹纷飞中奔跑 藏身柴垛里逃生

　　马得骏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1937年4月参加西安学生乡村工作团任团员。历任年任冀中5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科长，安次县35大队政委，冀中10分区第一联合县大队政委，73团政委，独7旅20团政委。1982年从天津航空机电有限公司退休。

　　“临危不惧、临难不乱、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在马得骏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写有16个字的纸条。也许只能像马得骏这样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才能更深地读懂其中的意义。

　　1941年，日寇从正面战场调遣大批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的反复大扫荡。6月份，马得骏带几个战士向军分区汇报完工作后，和29团一小部分在河北大清河崔家营一带，被日伪扫荡队三重合围。这次突围，伤亡惨重。在向东南方向的突围中，马得骏左臂负伤。面对敌军的疯狂扫射炮轰，他和几名战士跳进树坑中躲避。“这时我的左臂背到身后去了，我看不见，以为被炸掉。转念一想掉了就掉了吧，还有右臂可以打仗写字。”马得骏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到。过了一会，大群敌人冲向他们，他们只好跳出树坑向北突围，后面的敌人一边追一边喊：“八路！八路！跑不了啦！快缴枪投降吧！”他们不敢停下脚步，仍然一直往北跑。眼看敌人逼近，马得骏回身连开了几枪。伪军怕死就放慢脚步。跑了一段后，他们发现左侧是大清河，右侧仍有成排的敌军卧倒射击，子弹不时地落在周围。“我心想今天必死无疑了，心想敌人走近时以命换命，打死一个够本，两个还能赚一个。”就这样他们冲到了敌人第二道包围圈。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左胳膊从身后回到身前了。原来胳膊还在，马得骏心中很是高兴，赶紧把失去知觉的左臂束入腰中皮带内，但血已经染红了左面上衣和右裤腿。继续前进不久，就到了第三道防线，是两段交通沟之间一段开阔地，敌军用枪炮火力封锁了道路，开阔地有几名战士已经被打死。他们趁敌人扫射的间隙猛冲了过去，终于逃出了三重包围。

　　马得骏终生难忘抗日战争时期躲在老乡家柴火垛里的逃生经历。1942年，因在容城作战腿部负伤，行走十分苦难，军分区就把他安排在任丘县老百姓家养伤。每次得知敌人来，年轻的村长都会先把他背到神庙里的供桌下，藏在一个夹壁墙中，安顿好再去顾家里。一次敌人突然到来，来不及背马得骏去神庙，房东就把他藏在柴火垛中，自己却来不及往外跑，被敌人抓住了。日伪军边打边问他八路在哪，房东没有说出半句。后来敌人用刺刀捅柴火垛，差一点就捅到他。马得骏当时摸着手枪想，如果被发现，就把枪膛里的10发子弹都打出去，怎么也能撂倒几个。幸运的是敌人并没发现，打了房东一顿就走了。 这件事对马得骏触动很深，他认定自己的生命是人民给的。为了兑现“为人民服务、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他多次资助贫困学生、救助困难职工和参加各项公益事业。（姜坤英 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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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响中国的抗日力量——孙玲

　　“鬼子太坏了！”

　　今年84岁中航工业洪都退休老兵孙玲老家在江苏天长县。孙玲说：“那个时候日本军离我们有五六十里，经常下来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鬼子太坏了！” 有一次，鬼子来村里大肆放火。孙玲看到熊熊大火快烧到她家时，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后来才知道，这些被烧的房子里都住着新四军战士。1944年前后，新四军剧团经常来天长县宣传抗日，孙玲的姐姐参军加入了天高民兵剧团。“在姐姐的影响下，我也进了天高民兵剧团。因为年纪小，我在剧组里当了文艺兵。”

　　“新四军的宣传真是厉害”

　　“宣传工作是一件极为有力的武器。”这样的认识让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斗争中来。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当时全国十九块根据地之一，后来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该根据地在开辟的过程中，除了血与火的拼杀之外，文艺宣传活动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3年冬，华中局号召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派范长江率领淮南大众剧团开展群众文艺试验工作。当时，现代洪山戏《保家乡》《送子参军》《丁赞亭》等受群众的好评。1944年9月，范长江建议在天高县成立天高民兵剧团，后来并入淮南大众剧团列为大众剧团第二团。淮南地区群众文艺在淮南大众剧团的带动下，遍地开花，文艺成为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孙玲跟着剧团四处奔走，为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抗日而不辞劳苦。一开始跟着大家做服装道具，没有服装道具就到老百姓家里去借，在话剧《送子参军》的秧歌队舞中就有孙玲的身影。“新四军的宣传真是厉害，老百姓看了剧中日本人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的情景，都非常愤怒。大家纷纷报名参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演出简单却能引起共鸣”

　　1945年前后，剧团一方面宣传日本是怎么侵略中国的，另一方面鼓励全民抗战。“受条件限制，剧目演得非常简单，如《送儿上前线》是话剧，三四个人就演下来了。但却能激发老百姓的情感共鸣”，孙玲说。

　　孙玲说：“因为面向大众，大众剧团第二团发展得很快，后来成为华中军区文工团、华东军区文工团。1949年7月，我们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唱了《淮海战役组歌》。毛主席说，我们不仅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民歌《茉莉花》的创作者何仿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编剧沈西蒙来自我们团，这是我们的骄傲。”（许珊 卢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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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张永儒

　　张永儒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满城县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940年参加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务营当战士，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抗战的经历过去了七十多年，现在回忆起来，张永儒依然感慨万千，他说：“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服从命令听指挥，这就是一个战士的本分，我没辜负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张永儒参军时还不满18岁，连长、指导员看他身材结实，又上过四年小学，所以对他很器重，让他担任学习组长。当时武器很匮乏，班里一半人没有枪，每人只有一把大刀和几个手榴弹。可张永儒却很受“优待”，获得一支德国造的老套筒枪和5发子弹。张永儒高兴得像个孩子，对枪弹爱如珍宝。为了掌握杀敌本领，他勤学苦练。在之后的塔崖驿战斗中，张永儒就是用这把枪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

　　当时，经侦查得知，鬼子正在塔崖驿北山上修建一个碉堡，碉堡已修了一半，一个班的鬼子兵已经住进去了。团里考虑如果碉堡完工再去打，困难太大，就决定早点下手端掉它。连里决定让张永儒所在的排担任主攻。他们提前一天就从几十里外的驻地出发，战士们轻手轻脚地慢慢向山上摸去。当他们摸到距离碉堡还有五六十米处时，突然有一条狗汪汪地狂叫起来，随即哨兵警觉地开了两枪。战士们估计敌人已经发觉了，就拼命地冲了上去。手榴弹投向敌人的碉堡，发出了巨大爆炸声，刹那间就和敌人拼到了一起。二班长冲在张永儒右前一点，两个鬼子直向他刺了过来。就在这紧要关头，张永儒本能地对着一个鬼子的胸部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鬼子应声倒地。另一个鬼子也被二班长打倒。他们只用了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后来，张永儒又先后从事文书、参谋等工作，1964年，他到现中航工业航材院任科室党支部书记。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张永儒和战友们结下了深厚情谊。与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此，后来他给牺牲的战友亲人写信，告诉他们战友牺牲的情况。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他觉得这是他作为班长唯一能为战友做的事。（刘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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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持久战》点燃我们胜利的希望——孙铁

　　孙铁1921出生，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抗战期间，在吕正操领导的部队任班长、指导员、大队政委、交通站总站长等职务。孙铁1965年部院合并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教育局局长等职务。

　　卢沟晓月硝烟浓，日寇炮轰宛平城；

　　七七事变卷巨浪，全国发出怒吼声。

　　——孙铁

　　“我的家乡在河间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河间县离卢沟桥比较近，轰炸声听得清清楚楚。河间城内也遭到轰炸，隆隆的炮声和飞机声把人们从梦中惊醒。”

　　“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大地腥风血雨。孙铁当时在读高级班二年级。他说：“那些日子，我们无比憎恨日本帝国主义。”孙铁从小热爱读书，文笔很好，那时候他和同学白天上课，晚上就给群众老百姓读《大公报》。“老百姓听了报纸上的内容都十分愤慨，仇恨日本侵略者”。

　　日军占领华北后，河间县也遭到了日军铁蹄的践踏。目睹了日本侵略者肆意的烧杀抢掠，日寇的残忍令百姓怒不可遏，孙铁深刻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悲痛。七七事变后不久，孙铁投笔从戎，拿起武器参军抗击日本侵略者。

　　日寇铁蹄践寰中，烧杀抢掠施兽行；

　　为挽危亡图报国，慷慨志士请长缨。

　　——孙铁

　　孙老回忆： “当时我最喜欢的歌曲是《抗战青年进行曲》，歌词写到‘前进，中国的青年；抗战，中国的青年；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我们要以一当十，以百当千，我们没有退后只有向前，兴国的责任落在我们两肩……’那时候，我们就唱着这个歌曲去参军打鬼子。有很多爱国志士，有为青年带着国恨家仇加入了抗战的队伍。”

　　“当时各部队都需要人，我参加了红色游击队”。孙老回忆，他当时知道这支队伍有纪律，给老百姓的印象好，于是就加入了红色游击队，开启了军旅生涯。

　　抬头仰望北斗星， 民族英雄毛泽东；

　　辉煌巨著《持久战》，拨开黑夜见光明。

　　——孙铁

　　参军后，孙铁到抗大学习。他知道了什么叫列宁主义，他又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著作。孙老讲，让他豁然开朗、点燃希望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

　　孙老说，抗战开始后，条件异常艰苦，难以用言语表述。“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中国是否有胜利的希望，能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当时老百姓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赢得胜利。”

　　孙老告诉记者，那时候大家都听说过毛主席的名字，但是都不知道毛主席怎么指导部队打仗。为了学习《论持久战》，部队办了学校专门学习。讲课的老师姓孙，是一位高小的校长。大家都积极去请教孙老师，比如怎么理解“持久战”，怎么打仗才能够胜利。“经过三个月的系统学习后，我们明白了中国有希望，我们要打持久战，要建立统一战线，全民抗战，军民团结就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为我们拨云见日，更加激励我们去战斗。”

　　孙老还说，“部队要求战士们绝对不和老百姓争食。战士们吃杨树叶，老百姓吃的是柳树叶、榆树叶，可见当时有多么困难。但是大家都相信，军民团结在一起，一定能够战胜困难，迎来光明。”（马宁 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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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苦也要打鬼子——龚俊德

　　龚俊德1943年参加革命，先后在江苏和山东等地的新四军兵工厂工作，为抗战部队制造子弹和手榴弹。退休前是原中航工业南方党委副书记。

　　小学徒的爱国情愫

　　1940年，15岁的龚俊德从乡下来到上海，在生产纺织机的瑞和铁工厂当铸造学徒。“在上海大街上，看到日本兵耀武扬威的样子，心里反感极了。”

　　1943年，龚俊德从上海回家过春节，遇到了曾经的工友，他们新四军的身份让龚俊德羡慕不已。过完正月十五，龚俊德没再回到上海，而是跟着新四军老乡来到了抗日队伍。由于有铸造经验，龚俊德被分到了兵工厂工技处，开启了自己的抗日生涯。

　　手榴弹，没那么容易造

　　龚俊德回忆，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做武器弹药，既危险，又没有材料。但困难再多，还是必须想办法解决。整个兵工厂不到20人，只有风箱等简陋土设备。刚开始半年时间里，五六个人一起都没弄成功一个手榴弹。在子弹、手榴弹等消耗品极难补充的条件下，连队指导员甚至想弹药都想疯了。兵工厂随部队不停转移，每个地方绝不超过10天。活动区域的不固定和敌人的残酷封锁，让造弹药的焦炭、铸模沙子等原料供应更是雪上加霜，给原本极难的生产造成了极大困难。

　　“那时候造手榴弹有一个环节叫‘打泥芯’，很难把握，费了好多工夫才打出合格的芯子。” 龚俊德对那时的生产场景记忆犹新。“打泥芯”困难之一在于铸模烘烤，泥芯铸模在浇注铁水后要烘干，烘干不到位壳子里留有气孔，手榴弹就报废了。但由于鬼子扫荡，没有容得了造烤干炉的条件，每次只能用几块砖头架起一个炉子凑合。困难之二是沙子难以补充，实在没办法他们就去湖里挖湖沙，掺在原来的沙子里头使用，但是湖沙含土量高，他们又加入面粉掺和在一起。当时粮食奇缺，他们宁肯自己不吃，也留下来给兵工厂造弹药。

　　做手榴弹壳子最重要的原材料是生铁，这个更难找。起初老乡们都把家里坏掉的机器和铁锅送来，后来甚至把好的东西都打碎了送来。当龚俊德和战友们知道生铁的来源后，连炉渣上的剩铁也一点点地敲出来再用。不久后，兵工厂周边抗日形势更趋紧张，日军加大了封锁力度，原材料更难得到补充。龚俊德记得，当时烧铁用的焦炭没了，兵工厂就千方百计找了一种“钢炭”代替，但它遇高温就易炸，每次浇铁水的时候，大家身上到处都是被铁水烫出的水泡。就在这种环境下，龚俊德所在兵工厂终于迎来了一个生产高峰，每人每天能造10个手榴弹，解决了前线部队的大问题。部队领导知道后，对龚俊德他们竖起了大拇指。龚俊德本人因积极工作，贡献突出，被新四军军工部授予“一等劳动英雄”。（龚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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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父亲讲述抗战往事

　　父亲安勤德1928年出生在山东莱州农村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12岁时，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他来到哈尔滨谋生。当时日本鬼子已占领东北地区，满大街都是日本人和伪宪兵，他们横行霸道，欺行霸市，任意打骂中国人。父亲恨透了日本人，当时小小年纪的他就发誓，宁死不给日本人干活儿。有很多人做日本人生意，父亲就不去那些店应聘。找了很长时间，他才找到一个铁匠铺里当小学徒。

　　父亲当学徒时有一个师兄姓李，为人十分好，非常照顾父亲，空闲时，经常给父亲讲一些革命道理，讲中国人不当亡国奴，讲怎样与日本鬼子做斗争，以及要团结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李师兄还教父亲识字、写字，慢慢地父亲就和李师兄成了好朋友。那时，李师兄偶尔会让父亲给别人送信、送东西。多年以后，父亲才知道当时是在为抗联工作。小小年纪的他，虽然不知情，但却已经加入了抗战的队伍中。

　　父亲跟着李师兄在1946年来到牡丹江市一个工厂当工人。这是一个制造武器的兵工厂，里面有不少日本俘虏干活儿。父亲当时已经被李师兄发展成为中共党员，秘密地混进工人堆里，防止他们搞破坏。有一天，工厂里有几个日本人在一起密谋，想破坏设备，眼看着就要发生流血事件，这时，父亲抄起一颗手榴弹，高高举起，大喊一声：“日本鬼子都不许动，举起手来，我是共产党员。”吓得那几个日本人乖乖地举起手。事后父亲还因此受到了组织的嘉奖，并被推选为党小组长。

　　1948年，东安厂成立，随后省内各地的一些兵工厂相继并入东安，父亲也加入了东安厂，开始了他的另一段人生经历。（安学群）

　　10

　　父亲母亲的抗战岁月

　　父亲王世明是一位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并经历过长征的四川籍羌族老红军。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1军改编为了八路军129师，他被编入了386旅772团1营2连。129师在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转战于晋冀大地，在太行山区多次设伏，打击日本侵略者。这期间父亲参加了著名的黄崖底和七亘村伏击战。

　　在黄崖底战斗中，日寇曾一度冲入他所在班的阵地，敌人忽然抓住了他的枪，他一扣扳机，打死了敌人。后来，当父亲所在班完成任务转移时，前来增援的日寇架起了歪把子机枪对着他们扫射。父亲说，当他刚要爬上前面一道土坎时，就感到后背被人重重推了一掌，一下子摔倒在地，几秒钟后他感觉还能动，就赶紧爬起来追赶班里的同志。追上大家后，有人看到父亲的背包烧着了，马上把父亲的背包卸下来，仔细一瞧，原来是敌人的3发机枪子弹打穿了父亲背包后的洋锹，把背包里的棉絮烧着了。同志们都说命大。

　　1940年到1945年间，父亲先后担任过129师民运干事和司令部招待所指导员。父亲在担任民运干事期间，日寇对129师根据地进行“六路围攻”。为粉碎敌人的围攻，父亲被派往敌占区发动群众，对敌开展“破袭战”。他带领群众在敌人占领的榆次、太谷两县间活动，把敌人铁路上的铁轨拆卸下来抢运回我根据地，不仅破坏了敌人的铁路运输线，还为兵工厂制造武器弹药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

　　父亲在司令部招待所任指导员时，多次聆听过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等首长的教诲，对他后来的成长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招待所工作期间，父亲遇到了后来成为我母亲的徐树英。我的母亲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1942年，她在八路军太行军区4分区医院当卫生员，和父亲经战友介绍而相识，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在那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我的父母结婚后也是聚少离多。一有战斗，母亲所在医院也就跟随部队转移。1944年，太行山区闹起了蝗灾，大片的蝗虫将老百姓种的粮食吃得所剩无几。由于粮食极度缺乏，老百姓把榆树上的叶子都吃光了。这一年，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孩子出生后，因为母亲要随部队转移，母亲在万般无奈下，强忍着泪水将孩子托付给一位大娘。一个多月后，母亲随部队回到了寄养孩子的村庄，可是那位大娘告诉母亲，因为没有食物喂养，孩子没有多久就饿死了，父亲母亲万般心痛。母亲后来对我说，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有个女战士带着自己襁褓中的孩子随部队过封锁线时，为了不暴露，她不得不用毛巾将孩子的嘴捂住掩盖哭声，等部队到了安全地带，她才发现孩子已经没气了。母亲说，这都是为了整个部队的安全付出的牺牲。

　　在八路军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母亲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在战火中，母亲右脚的两个脚趾被敌人的炮弹炸断，膝盖也受了伤，医院领导要给她报伤残，母亲坚决不要，她认为比起牺牲的战友，她的伤害不算什么。在后来的日子里，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医院的工作中，母亲视伤病员如亲人，用忘我的工作赢得了他们的高度称赞。四分区医院党委曾授予母亲“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还给她颁发了一面锦旗。

　　1984年，我从部队复员后等待分配工作时，父亲在庆安工作的老战友告诉他，庆安公司是军工单位，历史悠久。父亲很高兴，让我一定要去庆安工作。就这样，在父亲母亲的影响下，我怀着献身祖国国防事业的梦想，来到了西安市民家喻户晓的庆安公司，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王建辉）

　　11

　　抗战时期，我是女交通员——于淑敏

　　于淑敏1928年出生退休前在中航工业南方工作，抗日战争中当过交通员、妇女队队长。

　　日本鬼子是世上最可恨的人

　　“日本鬼子一进到村民家里，就翻箱倒柜，抢吃的要穿的。嫌赶猪累赘，便挥刀从猪身上劈下一块连毛生肉；嫌宰鸡麻烦，就活生生砍下一条鸡腿。村民做豆瓣酱的酱缸带不走，他们就把缸掀到猪圈里，把家具一把火烧掉，”于淑敏至今记忆深刻。

　　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抓壮丁。有一次，村民们来不及跑，都被鬼子赶到一起，先一人敲一棍。然后，将年轻男女用绳子串成几串带到海边，傍晚时分，凡是不愿当挑夫的男子和慰安妇的女子，全部给推到海里，淹死了不少人。那一年，于淑敏才15岁。

　　心中埋下抗日的火种

　　那时，村里几乎没有成年男女，就剩下老幼病残，种不了地也不敢种，靠吃野菜度日。此时，于淑敏的父亲已经秘密投奔革命，在县里的八路军抗大临时办事处工作管财务。白天，他把钱款带在身上，晚上则埋在沙地里，天微明再挖出来带走。

　　当时村里来了一名姓王的女地下工作者，于淑敏觉得她做的事都是对的，讲的道理把“心里照得亮堂堂的”，还会教大家唱抗战歌曲，很解气。她俩约好以姐妹相称相处。小小年纪的于淑敏当时并不知道，这位王姐是共产党人，她也不知道，姐姐唱的歌里讲述的共产党政策中散发出的革命的种子，已经在她心里生根发芽。而她与王姐的朝夕相处，无形中保护了王姐的地下党员身份。

　　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在王姐引导下，于淑敏认识了当地的中共区委书记。于淑敏对抗日斗争认真积极，党组织开始安排她做交通通信工作。1945年2月，于淑敏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能够秘密地为党工作，于淑敏既快乐激动又兴奋紧张，唯独没有害怕，她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但亲眼目睹过日本兵的惨无人道和烧杀抢掠，这又让她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提高警惕，克服困难，想方设法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于淑敏虽没上过学，却也识一些字，但她严守政治纪律，从不看信。每次，她把信叠好，塞进袜子里，不待天明，就开始赶路。她专挑自己熟悉但人烟稀少的路走，省去了不少盘查纠缠，碰到熟人，她就说是走亲戚。送信近的地方也有几里，远的到了外县，来回40多里路。

　　当交通员，虽说没有面对面的对敌厮杀，但每次送信路上，都充满了生与死的艰险。于淑敏记住了党组织嘱咐的同时，自己也琢磨出一些道道来，一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及早发现危险，做好应急准备；二是一路上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任何人，尤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送信途中，于淑敏遭遇过三次危险：两次经历日军与抗日小分队的追击枪战，于淑敏明白自己当时的处境，便不再赶路，在找僻静处掩蔽时，子弹从她左胯边擦过。另一次送信回程中，她遭遇日本兵冷枪，子弹冒着烟就从她额头前方穿过，还有一次是从左手背上飞过。至今她身体还残留有疤痕。（凌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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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棺材里捡回一条命——李明碌

　　李明碌1924年8月出生，1937年11月在河北省赞皇县参加革命。曾先后任八路军129师385旅九团战士，白求恩医院公务员，太行军区电台中队通讯员。

　　91岁的李明碌老人，从抗战开始就随父亲一起参加了革命，当时他13岁。

　　李老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38年山西大难关的一次战役，那场战役的主要目标是抢回被日军掠夺作为军粮的大米。当时他还是新兵，那场战役持续了三天。李老因为当时年轻胆大体力好并且特别擅长爬树，第一天就被班长安排去敌人的屋顶上扔手榴弹，结果因为经验不足未拉响手榴弹。第二天不服输，他继续请求执行任务并顺利完成，但是敌人被包围后，居然将大量的珍贵大米倒上汽油、煤油烧毁掉了。第三天，八路军决定一举歼灭残暴的敌军。

　　在战场上，腿脚麻利的李老冲在前线，不幸被炮弹炸伤头部后，居然忘了疼痛依然奋战。歼灭敌人后，他被送往医院救治，但当时还是早春，在被送往医疗站的途中，经过一条结冰的河道时，又不幸跌入河中，刺骨的冰水导致李老在负伤的情况下感染了严重感冒，送至医疗站时已经休克。

　　当时医疗站的医护人员以为李老不幸去世，就将他放在公用的棺材中，打算将他安葬。好在当时棺材的盖子还没有封上，他奇迹般地发出了声音，大家这才意识到李老大难不死，立刻进行抢救。

　　在医疗站进行疗养恢复期间，李老还主动当起了医院的临时护士。一年之后，李老身体逐渐恢复，为了组织需要，又先后在白求恩医院任公务员，太行军区电台中队通讯员。而在这期间，又不幸感染天花，为了不影响行军，他的父亲继续前行，他也与父亲失散了近两年时间。当他谈到后来与父亲再次偶然重逢时，脸上还有孩子般的笑。

　　在记者问及李老在刘伯承、邓小平师部电台中队做通讯员期间的记忆时，李老转悲为喜，告诉记者：“我们电台的地位特别重要，是很特殊的，刘伯承同志、邓小平同志的住所外人不能接近，送电报不能换人，因为特别危险，我反应快，命好 ！”（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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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激烈战斗 毅然参加革命——孙明

　　孙明曾任中航工业动力所副所长。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山东胶东军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文化干事、见习组织干事。

　　孙明的家乡在山东省牟平县九区小芦头村。1941年，许世友在胶东指挥“乳山会战”。他用2个团的兵力夹击敌人，用1个团做预备队，经过半天的战斗，就把3000多敌人打败了，最后用预备队追击敌人，缴获了许多武器，奠定了胶东抗日根据地。

　　胶东过去号称800万群众，抗日热情高，男女参军都很踊跃。过年时给军属送“光荣灯”，后来参军的多了，村里到处都有红灯，孙明的家乡村50多户人家，就有15户参军的。各村的村民争先恐后报名参军。

　　1942年，日本鬼子和伪军从西向东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前，部队有一个排20多人驻孙明的村子，半个月后，在向西赶回部队的途中，正好和向东扫荡的鬼子相遇，战斗十分激烈，那个排伤亡了一些人。为了保护老百姓，剩余的人又连夜赶回村里，掩护几百名老百姓从山沟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怕被鬼子发现，前面逐个向后面传话：不要说话，轻点脚步走。传到后面竟变成了“脱了鞋赤脚走”，结果很多老百姓的脚都被草扎得鲜血直流。虽然吃了苦，最终总算安全脱险了。

　　在大扫荡时，鬼子在村里夜宿，他们的战马吃了老百姓家里的黄豆后，喝了水，再一跑，胀死了。老百姓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后来就故意在院子里放些黄豆、粮食，引诱日本鬼子的马去吃。

　　目睹了共产党的抗战斗争，孙明就有了加入军队抗日的想法，1943年他毅然参加革命，开始了自己的抗日生涯。（李晶雪）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2-02 09: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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