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遗症
2016-03-01 11:40:52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论文摘要】：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大屠杀的幸存者是遭受伤害最严重的群体，他们曾经面临过死亡的威胁，目睹了亲人的死去，并且终生饱受大屠杀后遗症的折磨。

　　通过学习、借鉴西方研究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方法、范式和经验展开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遗症的研究，发现多种因素深刻影响着幸存者的大屠杀后遗症，其中战后环境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良好的战后环境有利于幸存者释放自己的感情，减小后遗症给幸存者带来的伤害；而恶劣的战后环境则会导致幸存者压抑自己的感情，加大后遗症的摧残。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会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尊严，解决大屠杀幸存者的后遗症是其中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因此，我们需要给大屠杀幸存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战后环境。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后遗症 幸存者 战后环境

　　南京大屠杀由于政治原因导致的中日学术界“火星撞地球般”的激烈斗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但无论是微观案例还是宏观整体的研究，都几乎全部围绕南京大屠杀史实本身在展开，只是把幸存者证言作为同日本右翼分子斗争的武器，很少对大屠杀幸存者本身进行研究。笔者发现，相关研究也仅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所著《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和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1]，而且由于研究起步晚，我国相关研究视角和方法都较为滞后。

　　相比较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对社会（战争）幸存者精神创伤的调查研究与医治早已引起社会工作者的特别关注，社会各界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社会治疗与研究几乎从二战一结束便已开始，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研究的视角已触及到幸存者的感情失调、幸存者的家庭认同、幸存者的慢性反应，甚至有很多成果是关于大屠杀对幸存者第二代的影响，在临床治疗方面，他们也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先进的社会治疗方案与措施。[2]

　　笔者认为，西方学界由于不存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同日本右翼分子斗争”等历史与政治原因（尽管战后也出现过所谓“修正主义”[3]对侵略行为的辩护，但西方学界对幸存者的研究视角并未受此影响），使得能够从战争一结束便开始关注到对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研究，研究成效硕果累累，诸如阿伦·哈斯所著《大屠杀幸存者后遗症》、威廉C·尼德兰所著《受害者的精神失调对集中营病理学及其后遗症的理解的贡献》、罗伯特J·利夫顿所著《目击幸存者》、乔尔·沙南所著《幸存者的生存：大屠杀犹太幸存者的后期人格发展》、P．马图塞克所著《集中营的监禁及其影响》、泽夫·哈雷尔、博雅兹·卡哈纳和伊娃·卡哈纳等所著《幸存者的生存：大屠杀犹太幸存者的后期人格发展》等等[4]，他们对大屠杀幸存者所受的大屠杀创伤与战后的一些生活情况作了许多详实深入的研究。

　　笔者认为，最新的西方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当属1999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戈兹山分校心理学教授阿伦·哈斯所著《大屠杀后遗症》，其个人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素养，搜集了大量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信息并指出：幸存者们经历了毫无自尊可言的青春期和成年期，但他们终究都能成功地恢复遗忘遭到损害的自尊。

　　这一观点颠覆了学界过去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许多停留在浅层次的看法，把对幸存者大屠杀后遗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纵观西方学界对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由于研究起步早，可采集到的幸存者的资料丰富，并且可以大量运用访谈和问卷法，这使得西方学界汇集了大量关于幸存者大屠杀后遗症的数据资料。

　　西方对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还广泛涉及到了其他许多方面，仅以幸存者的后代为例，如卡洛德纳所著《集中营幸存者的孩子们的社会化》、勒诺尔·波德兹所著《大屠杀幸存者家庭的约定》、伯纳德·特罗斯曼所著《集中营幸存者的青春期的孩子们》、罗伯特·普林斯所著《大屠杀的遗产：第二代人的心理历史学的主题》、希勒尔·克莱因所著《大屠杀的孩子们：悲伤与亲人的死亡》、马丁·伯格曼和弥尔顿·雅格威所编《大屠杀后的数代人》、《戴维·赫勒》所著《集中营幸存者孩子们的文化与传统的主题》和沙麦·戴维森所著《大屠杀幸存者家庭的跨带影响》等等。[5]这些领域的研究在我国完全处于空白状态。

　　从国内外对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在这一领域已经落后西方几十年了，而且这种差距不像是科技上的落后那样是可以追回来的，我国对这一块的研究落后将会伴随着幸存者的逐渐去世而成为永远的遗憾。

　　因此，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尤其是幸存者大屠杀后遗症的研究迫在眉急，这是一块空白的创新领域，也是一项极具价值的跨学科研究工作。

　　一、个案

　　个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对微观史实进行深入了解的最好途径。

　　在长达一年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和诸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接触，其中有著名的对日诉讼名誉侵权案的夏淑琴老人，也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农村地区的幸存者。

　　笔者决定对两个典型个案进行分析，通过微观案例来了解大屠杀幸存者身上存在的后遗症。

　　1、82岁的夏淑琴老人

　　现年82岁的夏淑琴老人是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其赴日诉讼东中野修道“名誉侵权”案取得全面胜诉，是目前唯一活着看到终审胜利并获得赔偿金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笔者同夏淑琴老人及其中方辩护律师——江苏法德永恒律师事务所谈臻律师进行了接触。

　　笔者记录的夏淑琴老人口述当年的遭遇：

　　“12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我们一家人正张罗午饭，一群日本兵端着刺刀闯了进来。父亲来不及后退，当场被一枪打死。母亲抱着1岁的妹妹吓得躲到了桌子底下。外公外婆带着我和大姐、二姐、4岁的妹妹躲到另一个房间。在房间里，我听到外面的喊杀声很厉害。我通过被子的隙缝看到，半间屋子站满了鬼子，少说也有二三十人。几个鬼子把我母亲从桌下拽出来，强奸后杀害了，我那可怜的1岁的妹妹也被活活砸死。过了一会儿，鬼子冲进我们房间，外公外婆来不及反抗，就被他们“砰、砰”两枪打死。一个鬼子把被子掀开，把15岁的大姐拽到桌子上，几个鬼子一拥而上，轮奸了她，还将一根木棍捅进了她的下身。还有几个鬼子按住蜷缩在被子里的13岁的二姐，也强奸了她。我的左肩、左腰和背部被鬼子连戳了3刀，当时就昏死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我醒过来了。我听到4岁的妹妹在哭喊：“我要妈妈！”她当时被包在被子的最里面，没死掉。就在一个上午，我们一家9口只剩下了我和妹妹。”

　　夏淑琴老人是笔者接触的第一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虽然笔者同夏淑琴老人的接触时间只有短短两个小时，但在这两个小时里面，笔者切身感受到了大屠杀带给幸存者的后遗症是一种终身的、长期的伤害。

　　夏淑琴老人提及当年的历史，甚为愤慨，激动之余，更泪水满眶。她身上充斥着一种仇恨的情绪，映射了一种悲催的人生命运。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直到1998年日本右翼分子东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6]一书问世后，夏淑琴老人才逐渐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认可与支持，从1945年到1998年，长达43年间，失去了几乎全部亲人，夏淑琴老人忍受的是怎样的一种孤独？古稀之年更遭遇了日本右翼分子的诋毁与抹杀。南京大屠杀也就成了老人生命的全部，仇恨记忆便成了折磨老人的杀手。

　　就笔者所接触的夏淑琴老人而言，笔者主要认为夏淑琴老人身上存在的大屠杀后遗症为仇恨记忆，这种后遗症有政治原因，但更多的折射出了老人长期以来得不到社会的帮助与鼓励，陷入困境的一种无助。

　　2、88岁的周王氏老人

　　笔者在同南京炮兵学院退休教授费仲兴一起走访南京城东地区幸存者的时候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幸存者情况，这些幸存者完全不同于夏淑琴老人。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麒麟镇丁家村88岁高龄的周王氏老人。

　　笔者整理的周王氏老人的口述资料：

　　“我今年87岁，属鼠的，过了年就88岁了，跑反时15岁。我们村上除了丁大章，我就是最大的了。丁大章今年95了。鬼子刚来的时候，有目标在天上的，那年属牛。鬼子来了有74年了。我们家跑反，头一回跑到窦村，第二回跑到山口，第三回跑到茅屋。第四回跑到七甲村，住在我姑奶奶家。他们嫌弃我们，说跑反了你们就认我姑奶奶了，平时怎么就不认姑奶奶了呢？后来我们就跑到栖霞江乘，住在我老子的姑奶奶家。我老公公卖豆腐，我老头卖草鞋，我在那里扎柴（砍柴）卖柴，挑（挖）野菜，住到四月里才来家（回家）。我8岁就过来了，在村里住了80年了。我娘家在南庄（今属建南），我老子叫王光华，是当先生的。我妈41岁时生我，她养了14个儿女，那时候生病没钱瞧，落下7个（只有7个长大成人），我有12个侄子呢。鬼子来的时候，我妈在城头村女儿家看房子，被鬼子一枪打死在城头庙东边的田里了。我家72箩稻谷全被鬼子烧光了，瞎子奶奶哭死了。我那时候个子高，好几个鬼子拖我，我就往水塘里跳。那个水塘现在还在，叫菱塘。那时候老百姓把好多桌子板凳摔在水塘里，我穿着棉凳子（棉衣）棉裤，扶着家具，没有沉下去。有鬼子来了，我就把头伏下去。后来鬼子走了，我望望没有人了，就自己爬上岸来。爬到山上，躲在草窝里，天黑了，一点也看不到了，是我大大（指丈夫的父亲周正瑾）在夜里把我带到千家山的，后来又来接我到栖霞。窦仁财（窦义和的父亲）是在小楼堂的地窖子那里被鬼子开枪打死的。周双九是被鬼子用刀劈死的。”

　　从周王氏老人的口述资料中可以看出，周王氏老人当年险些遭到侵华日军的强暴，幸存于侵华日军的屠刀之下。幸存以后却不得不面临极其艰辛的跑反生活。

　　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了，等到生活恢复正常了，老人已经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财产，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但老人还是坚持了下来，重新投入了生活，结了婚并有了孩子。但这么多年下来，比夏淑琴更为不幸的是，周王氏老人迄今为止没有得到社会和政府的任何关注，从1945到现在2011年，整整66年，这66年里，大屠杀给老人带来的后遗症是难以想见的。

　　就笔者同周王氏老人的接触中感受到，南京大屠杀已经深深锁紧了老人的内心，使得老人对当年的历史几乎只字不提，若不是南京炮兵学院的费仲兴教授无意中了解到该信息，周王氏老人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可能就终身无人知晓了。

　　长期以来缺少社会和政府的关心与救助，使得周王氏老人身上出现了许多大屠杀后遗症并愈演愈烈。笔者看望周王氏老人时，当时87岁的周王氏老人竟然还在田间劳作，这是何等的一种心酸。笔者主动要求帮老人提菜篮，却被老人一再拒绝，从老人不信任的眼光中，笔者深深感受到了大屠杀幸存者对世界充满了一种不信任，这是大屠杀带给他们的巨大的后遗症。

　　除了对世界的不信任，笔者在同周王氏老人的接触中，深深感受到老人反应迟缓，这可能同老人年纪到了有关，也可能是老人遭受大屠杀精神创伤的一种表现。

　　大屠杀留给老人的后遗症挥之不去。

　　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一直在与史实本身，除了口述历史外，很少有关于幸存者的详细信息，使得笔者在做个案分析时感到困难。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通过对历史背景以及幸存者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从1945年以后到现在，很多大屠杀幸存者都没能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与帮助，使得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陷入一种孤僻的生活，无人问津，最终遭受大屠杀后遗症的疯狂折磨。

　　微观案例给笔者很大的启示，笔者认为大屠杀幸存者身上还可能存在着许多其它的大屠杀后遗症，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大屠杀后遗症给幸存者带来的伤害，笔者收集了大量的相关史料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

　　二、后遗症

　　众所周知，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的暴行极其残忍，其杀人手段复杂多样，极尽人间之暴行，给战争受害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通过对第二节82岁的夏淑琴老人和88岁的周王氏老人两个个案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在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上存在着许多大屠杀后遗症，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大屠杀幸存者的大屠杀后遗症，笔者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史料，对大屠杀后遗症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

　　笔者认为，大屠杀后遗症的概念范畴除了典型的生理创伤外，还包括心理创伤（内隐），生活方式与处事态度（外显）。

　　1、大屠杀生理后遗症

　　侵华日军不但在战争期间残忍杀害了无数南京平民，其惨无人道的暴行也使许多幸存者在生理上受到极大的伤害，给大屠杀幸存者留下了生理上的巨大伤痛，这种生理上的大屠杀后遗症对幸存者战后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影响。由于幸存者的大屠杀生理后遗症种类繁多，以下仅举具有代表性的几例：

　　幸存者李秀英

　　李秀英老人是南京大屠杀对日诉讼著名的幸存者，也是一位极其勇敢的女性。

　　1937年12月19日，怀有7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因不甘受辱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当时，奄奄一息的她被父亲送进南京鼓楼医院（时为美国教会医院），经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救治，得以保住生命，但胎儿却因此流产。[7]

　　一个怀孕的妇女身中37刀并失去孩子，这是多么让人恐惧的一种伤害啊，仅此一例，足可见侵华日军的疯狂暴行。

　　幸存者杨明贞。

　　杨明贞老人是典型的终身遭受大屠杀生理后遗症折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她年仅七岁就遭强奸，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小便失禁，七十多年来一直在裤裆里兜着尿布。[8]

　　七十多年来一直在裤裆里兜着尿布，这是怎能想象的一种生活，这不但是一种生理上的后遗症，对老人的精神世界和自尊心都是一种巨大的摧残。

　　幸存者杜秀英

　　许多妇女遭到日军强暴后就像杨明贞一样，在生理上受到极大摧残，有的妇女甚至终身不育，失去生育能力对一个妇女的伤害是多么巨大。

　　1925年出生，当时只有12岁的杜秀英老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年仅12岁就遭日军强暴的杜秀英老人一生失去了生育能力，因为不能剩余后代，杜秀英老人三次结婚又三次离婚。[9]

　　大屠杀给杜秀英老人造成的生理伤害直接改变了老人一生的生活状态，这种生理上的大屠杀后遗症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老人的心理，这对老人的摧残是难以想见的。

　　幸存者李德坤和李圣有

　　费仲兴教授在南京城东姚家边地区调查了解到的一场大屠杀中，大屠杀幸存者的遭遇更让人心寒，巨大的生理后遗症使得幸存者过着痛苦不便的生活。

　　姚家边的李德坤和李圣有虽在大屠杀中幸存于日军屠刀之下，但被日军用刺刀戳穿食管，吃饭漏饭，喝水漏水。[10]

　　很难想象“吃饭漏饭，喝水漏水”的情形，那样的生活一定非常不方便，可见大屠杀给幸存者带来的生理后遗症严重影响到了幸存者的战后生活。

　　幸存者吕维先

　　吕维先老人是典型的生理后遗症幸存者，当年5岁的吕维先被日本兵打瞎了眼睛。

　　许多幸存者都像吕维先老人一样在大屠杀中失去了某些生理器官。

　　“那天日本兵刚刚进村，老远看见我们，就朝我们这边开了一枪。子弹从我的右耳旁边进去，又从我右眼出来了。”[11]

　　可以想象，一个失去一只眼睛的人在战后生活是多么困难，这种生理伤害给吕维先带来的不便对他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南京大屠杀给幸存者造成的生理后遗症严重影响到了受害者的战后生活，笔者综合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大屠杀造成的生理后遗症使一些幸存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劳作生存的能力，他们大都失去某些生理器官，使得战后生活充满了不便与痛苦，这对他们的战后谋生能力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

　　二、大屠杀造成的生理后遗症使一些妇女失去了生育能力，这对妇女的自尊心、战后归属以及对生活的热情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2、“幸存者综合症”与PTSD

　　笔者通过研究归纳发现，遭受严重生理大屠杀后遗症伤害的幸存者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幸存者在生理上与正常人并无明显差异。笔者认为，对幸存者伤害最大的是心理与精神层面的大屠杀后遗症，简单地说，就是“幸存者综合症”。笔者深入研究发现，大屠杀幸存者后遗症不但症状多，而且对幸存者的伤害极为严重。

　　根据精神病学家威廉·尼德兰的理论，大屠杀“幸存者综合症”主要有：慢性焦虑症、恐惧再受迫害、抑郁、不断做噩梦、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快感缺乏症、易怒、对世界充满敌意和不信任。在许多案例中，还有产生幻觉的人格分裂等症状（对自己评价的改变导致对自我存在的真实感的短暂消失）。

　　笔者认为在研究“幸存者综合症”的时候，还应该引入一个概念——PTSD。按照美国精神病协会1980年的定义，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中文译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通常由亲身经历或目睹的严重威胁和令人极度恐惧而又无助的暴力事件引起，当事人经常在脑海中浮现或在噩梦中经历当时的情况，并有严重的焦虑、失眠、情绪失控、抑郁、失忆等症状，严重者自杀倾向明显。[12]

　　传统的“幸存者综合症”和PTSD在一些方面类似，互为补充。结合传统的“幸存者综合症”和PTSD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大屠杀后遗症进行研究，就能够较为全面、完整地了解幸存者心理与精神层面的大屠杀后遗症。

　　（1）、精神失常

　　许巷村民崔士才在大屠杀中幸存，当时他和被赶到田里的青壮年男子跪成3排，他在中间一排。前面一排的陈光东被刺，身子倒在他身上，鲜血直喷。后面一排的时有恒被刺，倒下后又压在他身上。日军杀毕，用枪托捣他的脑壳，头被敲破了，流了许多血。这批日军走后，时有升的奶奶跑到杀人现场喊：“还有没有活的啦？能跑的就快跑，后面又有鬼子来了！”他听到后跑到村前义冢地，用一只装过死人的缸套住自己，拱在里面。不久来了6个骑马的日军，看了一眼策马就走了。崔士才后来找到家人，一个多月一句话也不说，痴痴的，饭端到他手上，他就吃点，端远一点就不晓得吃。[13]

　　像崔士才这样受到日军暴行极大刺激、精神失常的受害平民还有很多，他们终身都难以摆脱大屠杀的影子，心里始终存在一个解不开的结，他们虽然没有在大屠杀中失去生命，但日军暴行给他们造成的精神伤害使得他们在战后的生活几乎失去了意义。

　　（2）、自杀

　　许多人在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时，往往无法忍受痛苦，选择了自杀。

　　侵华日军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大学张生教授曾在其论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研究初步》中提到“遭受凌辱的妇女，更加容易选择自杀结束痛苦”。[14]这在大屠杀幸存者中也发生过的，从幸存者口述中可以找到这样的情况。

　　汤山镇龙尚孟家场幸存者陈德梁口述：

　　“跑反时，龙王庙、北尚庄那里打死的人不多，但安民后鬼子经常去抓花姑娘，糟蹋了许多人，有的妇女被强奸以后就自杀了。”[15]

　　侵华日军疯狂的强奸行为使得大量妇女在受辱后选择了自杀，她们脑海里总是充斥着日军侮辱她们的场面，使得她们无法面对生活，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3）、不敢反抗

　　南京大学张生教授曾在其论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研究初步》里面提到大屠杀受害者被暴力和恐惧震慑，对显而易见的危险表现得极为冷漠，有些受害者甚至失去了最起码的人格和尊严，他们在面对屠杀时，只有极少数的人选择了反抗，大都不敢反抗。

　　日军在侵略战争中会对稍有反抗、手无寸铁的平民展开疯狂报复，这在平民心里产生了严重的精神负担，让他们对反抗变得麻木、不敢反抗。目睹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斯蒂尔的判断：“日军似乎想把恐怖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以便使中国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果抵抗日军，就会有可怕的结果。”[16]

　　汤山镇青林沿城幸存者李昌龙口述：

　　“听说安民后，“大楼”里一个鬼子跑到黄梅南巷找花姑娘，被大刀会的人杀了，后来别的鬼子就去报仇，把南巷的许多房子烧掉了。”[17]

　　在日军的疯狂报复下及残忍的大屠杀下，活下来的幸存者曾经经历了不敢反抗的场面。

　　汤山镇寺庄的幸存者侯国明口述：

　　“在李岗头，日本人杀人，那一次被打死的就有6个。这六个人是在李岗头的一个水塘边被日本人打死的。当时有200多个老百姓在场，就来了2个鬼子，大家都跪下了。大家看着鬼子怎么开枪杀人，没有一个敢动。要是有人组织，200多个人打2个鬼子，怎么说也能打死他们吧。”[18]

　　汤山镇龙尚孟家场幸存者陈德梁口述：

　　“那里有个地藏庵，躲了不少人。一个鬼子背着一支枪，跑到地藏庵，把枪交给一个老头，自己抓妇女强奸。当时有一百来人看着，都不敢动手。要是现在，肯定把这个鬼子敲死了，活埋了”[19]

　　在大屠杀幸存者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十倍乃至百倍人数于敌人，却像羔羊一样等待被屠杀，当他们面对日军施暴时，因恐惧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笔者认为不敢反抗在一定程度上给幸存者造成了懦弱、屈服的后遗症，使得他们在战后的一些境遇中较为被动。

　　（4）、冷漠

　　侵华日军随意杀人，长期的屠杀生活让平民对死亡变得有些麻木，在很多时候失去了营救他人的意识，也就发生了许多很可悲的事情。

　　汤山镇古泉侯家塘194号的幸存者庞桂英口述：

　　“跑反时，我丈夫才7岁。晚上，他父亲从北尚庄回家，想弄点粮，刚从山洞里出来，就被鬼子发现了，鬼子在他身上连砍几刀，膀子上也砍了一刀。当时并没有死，要是有人去救，还能活下来，但那时谁会去救呢？后来就死掉了。”[20]

　　根据一些西方的研究理论，大屠杀留下的冷漠后遗症不但会使幸存者在战后变得孤僻，脱离周围环境，并且会使幸存者在战后内疚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因此产生一种终身的种罪恶感和赎罪感。[21]

　　（5）、失去尊严

　　南京大学张生教授曾在其论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研究初步》中提到“长时间被暴力和恐惧震慑，有些南京市民失去了最起码的人格和自尊。”[22]类似的情况在南京城东地区也出现了，除了对日军暴行的恐惧是一大原因外，日军侵略带来的生存所迫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有的平民为了活命竟然“欢迎日本人”，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尊严。

　　汤山镇作场言家村幸存者沈桂英口述：

　　“一提起那时候的事，我就忍不住流眼泪。我们在北圩没吃的，父亲就和小姑爷（姑夫）言智瑞一起回家挑粮。当时，他们身上都带着一个大袖章，上面印有红疤疤，还有“欢迎打日本”几个字。”[23]

　　有的平民在经历了大屠杀后因生存变得麻木，做出了一些失去尊严的事情。

　　汤山镇寺庄的幸存者殷侯氏口述；

　　“跑反时，我父亲是先走的，他从大赤燕跑到了北圩。到了北圩，还是没有吃的，就问一个大地主家借了100斤稻谷。十来个人呢，不够吃，好可怜呢。后来又问一家借了200斤米。我们同这一家本来就有点亲戚关系的，他家想用200斤米换一个姑娘。我姑老太，就是我父亲的妹妹，才16岁，为了换这点米吃吃，就同他家结婚了。”[24]

　　有的平民在乱世当中为非作歹，贪图钱财，在生存条件逼迫下，没有去反抗日本侵略者，反而杀害国军军官，失去了一个理智的人的尊严。

　　汤山镇孟塘张家岗33号幸存者王贤珍口述：

　　“我听说有个中央军的军官躲在洞里，有个人见他可怜，就天天给他送饭，他吃一顿就付一顿的钱。后来有一天，那个人送饭去得早一点，他来不及拿零钱了，就把皮夹子拿出来取钱。那个人见皮夹子里有那么多钱，就起了黑心，趁中央军军官不注意就把他敲死了。”[25]

　　在侵华日军的暴力伤害下，不但无数幸存者惨死于大屠杀，，更多的幸存者则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了生存带来的迫害，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尊严。

　　笔者认为，失去尊严不但是大屠杀幸存者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创伤，并且直接给幸存者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大屠杀后遗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幸存者在战后可能出现自卑、失去人格等现象。

　　（6）、噩梦

　　前文提到的杜秀英老人，当年十二岁就遭到了侵华日军的强暴，终身失去了生育能力，这对老人的伤害可想而知，给老人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大屠杀后遗症，老人经常出现做噩梦的情况。

　　“夜里经常做噩梦。有时那种情景还会出现在梦里。”[26]

　　西方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心理测验表明：“大屠杀幸存者有睡眠障碍，经常出现噩梦情况”。[27]

　　笔者认为，大多数幸存者都有噩梦经历，但噩梦的次数和影响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小，但噩梦的确一度给幸存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7）、对世界充满不信任

　　大屠杀幸存者由于特殊的经历，他们总是对生命和生活充满一种质疑，使得他们很难对周围的环境和他人产生信任。

　　幸存者对其周围人的不信任，不仅是因为人们的迫害和背叛，还因为他们认识到，人们对同伴的难处经常装聋作哑（前文提到的冷漠）。西方学者伊利·威斯尔写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仅人死了，就连他们的良心也死了。”幸存者强调，一个人只能依靠自己。[28]

　　笔者同费老师走访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幸存者对我们抱有一种怀疑的眼光。在南京城东麒麟镇走访一位95岁高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该幸存者一再拒绝我们的调查，使得我们最终没能了解到由价值的资料。[29]

　　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他们对世界充满了不信任，笔者认为这和大屠杀的历史有一定的关系。

　　笔者认为，大屠杀的特殊经历使得幸存者深深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并且将这种感觉一直保持，最后导致了一种对世界充满不信任的大屠杀后遗症的产生。

　　对世界充满不信任将会使幸存者在战后处于一种孤僻的生活状态，难以接受别人对他的帮助与关怀，使生活变得枯燥而又毫无意义。

　　（8）、罪恶感

　　罪恶感是大屠杀幸存者一种不健康心理的表现，也是一种“幸存者综合症”。

　　除了前文中提到的情况可能导致幸存者产生罪恶感以外，使幸存者产生罪恶感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幸存者在大屠杀中鲜为人知的经历，那就是被迫的自我摧残。

　　南京平民在侵华日军的疯狂屠刀下，有时不得不被迫进行自我摧残，这比日军的屠杀更恐怖，这对一个人意志力的摧毁是致命的。

　　经常发生有的母亲为了生存不得不亲手杀害自己的孩子。母爱的光辉在此刻变成了无言的感动，亲手失去自己孩子的痛苦，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母亲内心深处的感受。

　　汤山镇青林周边幸存者江恒贵口述：

　　“有个三四岁的女孩哇哇地哭，怎么哄也不行。站在旁边的人挤得直跺脚，说：“不能让她哭，日本人听到就全没命了。”女孩的母亲没办法，就用床单把她捂死了。”[30]

　　汤山镇龙尚神家庄150号幸存者潘巧英口述：

　　“晚上，我们从孟家场出来，八九点钟的样子跑到了汤山头，小妹妹会哭，大家都怕鬼子听到，就把她摔在水塘里呛死了。”[31]

　　汤山镇作场大高村43号幸存者高树明口述：

　　“父亲被日本人杀死后，母亲无法养活四个小孩，就在殷家边把3岁的妹妹虽在水塘里淹死了。”[32]

　　大屠杀给一些幸存者留下了终身罪恶感这一后遗症。西方精神分析学家克里斯托尔写道：“幸存者有一种终身赎罪的心态。”[33]这种心态主要来源于幸存者在大屠杀经历中的自我摧残。笔者认为，罪恶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幸存者在战后出现情绪低落、消极、悲伤、自责的情绪，严重影响到幸存者战后的生活。

　　（9）、仇恨和情绪失控

　　幸存者由于在大屠杀中遭受了侵华日军毁灭性的伤害，使他们失去了亲人甚至险些丢掉了性命，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因而一些幸存者对侵华日军充满了仇恨的情绪，并且及其容易失控。大屠杀留给幸存者的这种后遗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幸存者在战后的生活，使得常人难以接受、走近他们，同他们交流，无形中使他们把自己孤立起来，得不到周围人的关心。

　　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大屠杀幸存者造成了永不磨去的伤害，他们对侵华日军的疯狂行径表达强烈的愤慨。

　　汤山镇西梅西岗头的幸存者裔文钊把抗战期间西岗头遇害村民的姓名、遇害经过、财产损失等调查清楚，写成材料。当年幼小的他亲眼看见爷爷裔建和被鬼子砍头，十分愤怒：“这笔账一定要算！”[34]

　　前文提到的遭日军强暴终身不育的杜秀英老人对侵略者充满了仇恨情绪：

　　“我非常恨日本人。我平时都不看有关日本人的电视、报纸。日本人太坏了，那是是这样对我们的，我这一生就是恨日本人，我不会看他们的消息。”[35]

　　在笔者和费仲兴老师对南京城东地区幸存者的走访过程中，也发现受害平民回忆当年的大屠杀，会出现情绪失控。他们经历过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大屠杀中有的失去亲人、有的受到巨大伤害，活着比死去更痛苦，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永远无法抹去侵华日军施暴的场面，经常出现情绪失控，这使得他们终身都对侵华日军有着强烈的仇恨感，这样的情绪伴随他们一生，深刻影响他们的生活。

　　（10）、失忆

　　失忆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幸存者由于特殊的大屠杀经历使得神经受到了巨大刺激而导致病理上的失忆，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创伤。失忆严重影响到了幸存者的战后生活。

　　幸存者李高山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市，当初满口粤语，现在却已经听不懂广东话。在那场68年前的劫难中，李高山奇迹般地几乎没有收到任何皮外伤，带给他的后遗症是：对当下的事常常过眼即忘，他的好记性只停留在68年前。李老可以清晰地复述出救助自己的那位老太太当时的打扮、表情，详细地描绘当年日军所使用的机关枪的型号、样式、却常常记不住刚刚看过的一则新闻或人名。[36]

　　笔者认为，失忆的现象在幸存者中为数并不多，但失忆这一大屠杀后遗症确确实实给幸存者的战后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除了以上10点，笔者还发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一些幸存者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还有一些幸存者像奴隶一样地生活着。更令笔者惊讶的是，有些大屠杀幸存者似乎“不恨日本人”。笔者认为这都是一些大屠杀后遗症。由于我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成果这方面材料有限，故笔者较多引入西方的一些研究事例进行分析。

　　（1）、失去对生活的追求

　　阿伦·哈斯教授在其著作《大屠杀后遗症》中提到“除了一般感情的丧失外，少数幸存者还泯灭了他们对生活的追求”。[37]

　　在笔者同不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接触过程中，发现他们处于一种麻木的生活状态，完全看不出对生活的追求。

　　奥尔加·希梅尔法布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的幸存者，在美国洛杉矶过着一种现代正统犹太人的生活。她有信仰，但仍心存恐惧，“生命毫无价值，杀人也无关紧要，生命不再像过去那样有价值”。[38]

　　海伦·舒瓦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塞弗勒斯长大，1939年时，该地被匈牙利吞并。因为海伦一家拿不出作为匈牙利公民的证件，1941年全家被驱逐到波兰。1944年，在一辆马车上，她和父母一起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的父亲是一位内科医生，他建议大家服用他备好的毒药，以应付不可避免的局面。海伦已经懂得，家、财产、生命都是那么的容易消逝。“我从来没有想要一所大房子。我知道的人的需要很少，物质财富并不意味着富有。我知道人最需要的是生命。”海伦懂得金钱、物质财富或者身体健康只能提供假想的安全。[39]

　　在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中，也出现了西方一些类似的情况。许多幸存者由于对生命的存在感产生了消极的认识，使得他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由于过去的口述资料都是与大屠杀史实有关的，很难找到关于幸存者对于生活的感情的，因而笔者没有找到相关的口述资料，但是笔者在同幸存者的接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幸存者明显存在这样的现象，所以笔者引入了西方的研究事例对此加以说明。

　　失去对生活的追求，很多时候让幸存者对大屠杀历史产生了抱怨，阿贝·斯塔克是在1945年4月10日从布肯瓦尔德被解放的。“那时我只有23岁，却在德国的集中营里像奴隶一样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1969年，由于阿贝很消沉，他进行了心理治疗。“我所有的事情都不对劲，倒霉的事接踵而来。我感到生活压力很大。如果不是因为大屠杀，我一定会是另外一种状况。”[40]

　　同样，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中也能听到抱怨，其中最多的莫过于“该死的日本鬼子为什么这么残忍啊”，的确，无论是犹太还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他们很多时候都将不幸的原因归咎于大屠杀历史，他们认为他们的命运完全毁于大屠杀，这无疑使他们自我产生了一种消极想法，加重了他们失去对生活的追求。

　　笔者认为，幸存者对生活不再充满追求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得很平淡，放弃了一切，有时候看起来似乎也放弃了仇恨，就像笔者所看到的“不恨日本人一样”，但是笔者认为事实的真相并不是这样，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影响到幸存者失去对生活的追求。

　　失去对生活的追求也是诸多大屠杀后遗症的一种集中表现，幸存者所受创伤之深不仅仅是战时遭受的大屠杀，更长期受到大屠杀后遗症的影响，以至于在战后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

　　（2）、像奴隶一样的生活

　　笔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一些大屠杀幸存者像奴隶一样生活着，他们对生活似乎没有任何感情，对于大都农民身份的她们，似乎只知道盲目的在地里干活，并没有对生活有太多的思考。

　　在犹太大屠杀幸存者身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西方学者克里斯托尔在其著作《巨大的精神创伤》中写道：接受奴隶的角色可能会成为幸存者永久的性格特征，一些幸存者的行为就好像他们从未被解放过似的。在一些案例中，我们发现对智力功能、记忆力以及工作和家庭日常事物之外的兴趣严重压抑的例子······他不停地工作，盲目地服从命令，不表现出自己的任何兴趣或行为，似乎只有这样完全地服从奴隶的劳动，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41]

　　阿伦·哈斯教授指出：在战后生活的40年里，大多数幸存者都通过工作、通过不去思考和不去感觉来逃避过去灾难所带来的冲击。[42]

　　笔者还是举麒麟镇丁家村120号周王氏老人的例子，笔者去拜访老人时，87岁高龄的老人正在田里干活，眼神中充满了一种盲目。当笔者和费仲兴老师在做口述资料收集的工作中，发现老人充满了压抑，反应迟钝，对事物并没有太多的感情。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就好像从未被解放过似的。

　　同失去对生活的追求一样，像奴隶一样的生活也是幸存者诸多“幸存者综合症”的一种集中表现。

　　笔者认为，大屠杀后遗症的创伤竟然到了把幸存者无形中折磨到“像奴隶一样的麻木生活”，足可见大屠杀后遗症对幸存者的危害之大。

　　通过对以上12点关于“幸存者综合症”和PTSD，以及大屠杀生理后遗症的分析发现，无论是大屠杀的生理后遗症，还是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后遗症，都在幸存者的战后身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严重影响到了幸存者的战后生活质量，这对幸存者的摧残可想而知。

　　大屠杀幸存者已经经历了一次人间暴行，他们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在战后却要继续遭受大屠杀后遗症带来的巨大痛苦，这是多么地不幸。

　　三、原因

　　笔者为了探究影响大屠杀幸存者后遗症的因素，对各方面史料进行了收集、整理与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对大屠杀幸存者大屠杀后遗症影响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大屠杀历史本身与痛苦的记忆，而是幸存者所经历的生存环境。

　　1、战前与战时环境

　　笔者发现，战前与战时幸存者所处的环境是影响幸存者大屠杀后遗症的重要因素，它影响着幸存者的战争认识，决定了幸存者的命运，同时，战前与战时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幸存者战后对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

　　战前与战时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教育。

　　阿伦·哈斯教授指出：因大屠杀而产生的生活压力和创伤，并非始于集中营。最初犹太人得不到某些职业和必要的受教育的机会，犹太人的孩子被禁止与非犹太人的孩子一起上学，后来则关闭了犹太人的学校。[43]

　　这样的情况在南京则不同，笔者为了了解大屠杀幸存者所受的教育情况，查阅了相关史料。据1936年的社会调查，在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达到53.36%。[44]

　　在侵华日军攻占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之前，南京有能力迁移的市民迁往了内地。在内迁中，除党政军界外，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等较多，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比例越高，农民比例最小。[45]在南京沦陷前，逃离的民众约有40万，其中20万事比较富裕的商民；另外20万是无依无靠的老百姓，他们无法远走他乡，大都投奔市郊，暂避战火的侵袭。[46]

　　农民迁移者的比例绝对数少，其原因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大河流域民族“重土安迁”的特性。“农民躲近不躲远”，是因为没有自己的田则无从生活。[47]

　　可见，大多大屠杀幸存者在战争之前均为南京地区最为平穷而无力迁移者，且大都为贫民和农民。

　　笔者从南京市档案馆调出了一份国民政府所做的调查报告《南京市汤山区抗敌伤亡人民调查表》，该报告记录了260名遇难同胞的职业以及学历信息，基本可以作为当时南京城东地区平民的代表，因而可以推测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一些信息。笔者将该报告做了一下整理、分析。

　　数据统计发现，当时的平民有整整一半（约49%）的人不识字，这与政府报告的户口统计报告中53.36%的文盲率相近。其余的人都只或多或少受了一点扫盲教育，上过初中的人仅有5%，这还只是保守估计，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糕。

　　旧社会中国的教育落后，侵华战争爆发后遮阳的情况更糟。日伪当局在对南京民众培植亲日、媚日、崇日、降日的汉奸思想文化的过程中，把控制学校、实施奴化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48]这样导致普通民众的知识层次非常低，幸存于那个风雨年代的百姓文化水平极度落后，这样的情况印证的笔者的观点，也比较符合战后幸存者的一些情况。

　　笔者和费仲兴老师在帮助麒麟镇丁家村周王氏老人整理史料以寻求政府帮助的过程中，发现周王氏老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化程度伴随幸存者一生的过程中，必然会让幸存者在战后的环境中只能默默地在田里耕种，这样的文化程度使得幸存者在战后对周围环境的很多东西感到难以理解，难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们往往对事物缺乏科学的认识，做出错误的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幸存者与周围环境的孤立、与政府的孤立，使得大屠杀带来的创伤无法愈合，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屠杀后遗症的出现。

　　2、战后环境

　　比较西方关于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与笔者对南京城东地区幸存者的观察，笔者发现，战后环境是影响幸存者大屠杀后遗症最重要的因素。

　　战后是指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以后。

　　（1）、周围环境的忽视

　　大屠杀幸存者总是压抑自己的感情，这与周围环境的忽视有着极大的关系，幸存者压抑自己的感情导致了其大屠杀带来的创伤难以愈合，直接导致了一些大屠杀后遗症的产生。

　　一位犹太幸存者说道：要知道，集中营的经历使人们不会与你亲近，所有到过我堂兄妹家的人，总要向我问一些问题，例如，我之所以幸存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我与纳粹党卫军睡过觉？[49]

　　在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中，虽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同样有这样的感受。阿伦·哈斯教授指出：在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之前，幸存者强迫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他们确信，没有人能领会或理解他们的痛苦经历。幸存者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太软弱天真了。这种想法妨碍了他们与其他人进行正常的比较。他们相信，心理差异致使自己不能同人相比——没有人像我这样。内疚和羞愧拉大了他们与普通人的心理距离。[50]

　　笔者认为，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与关注程度会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遗症产生一些影响。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在1999年曾组织部分大学生在南京市民中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非常了解的有56人，基本了解的251人，了解但不太多的有85人，三者和为395人，占总调查人数的88.95%，不知道者49人，占总数的11.05%。[51]

　　就张连红教授的调查结果，笔者认为社会对南京大屠杀本身的关注度就不太高，更不用说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了。为了了解社会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了解程度，笔者在南京市民中发放了50份问卷。

　　数据统计表明，社会群体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通过与问卷调查对象交流，发现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了解几乎为零，他们对幸存者的了解很多时候只是基于对史实了解的一些推断，从未刻意去关注过幸存者的现状。

　　笔者在走访幸存者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幸存者对于能有一个人去聆听他讲述当年的历史感到非常欣慰，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幸存者受到社会的关注的确太少太少，除了宏观层面政府组织的爱国教育活动以外，很少有人愿意走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在犹太大屠杀幸存者所处的环境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西方学者汤姆·塞格夫在其著作《第700万》中写道：当伞兵约尔·帕尔吉在完成匈牙利的使命回家几天以后，他前往特拉维夫的一个老兵俱乐部，那是1945年6月，每个人都用赞美之词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都想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有关犹太人的遭遇的叙述感兴趣。他们想听不同的故事，想听为数不多的人如何像狮子般地进行战斗。帕尔吉写道：“我提到的每一个地方，他们都问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不反抗？为什么他们像被人宰割的羔羊？忽然，我意识到，我们为那些被拷打、被枪杀、被烧伤的人感到耻辱。人们又一种普遍一致的看法，认为那些大屠杀的死难者是没有价值的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纳粹的观点：犹太人是下等人······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玩笑：“难道我们不是在让自己的600万同胞接受审判吗”[52]

　　就像同样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我们记住了邱少云、记住了黄继光、记住了刘胡兰，却没有记住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因为在世人眼里只会记住英雄。社会对犹太与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的态度存在相当大的共性，人们根本不知道幸存者当时想要生存下来是多么的艰难，他们缺少对幸存者的了解。他们根本不想了解这些，他们只想听光荣的故事。[53]

　　正因为幸存者长期处于一种被社会忽视的状态，幸存者开始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笔者在走访南京幸存者的过程中，很多幸存者流露出了一种“讲了也没用”的想法，对于讲述历史显得很渺茫，他们寄希望于世人能够了解他们的痛苦经历，却看到世人在现实的繁华中不居安思危，这对幸存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

　　（2）、政府的关注不够

　　南京大屠杀是抗战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是一个最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家园曾经饱受侵略者摧残，身心遭受巨大的伤害，而且幸存者以老人、妇女和儿童居多，战后谋生能力比较薄弱，他们是应该得到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群体，但由于政府的关注度不够，文化落后的大屠杀幸存者又无力反应他们的情况，加之长期以来学界将幸存者作为同日本右翼分子斗争的工具，这一切都使得大屠杀幸存者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

　　战后民国由于物价飞涨，曾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救济。南京市参议会曾决议，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属给予生活救济，但僧多粥少，能够得到救济的人寥寥无几，一些大屠杀幸存者“以为生活重压，对于调查填报，知无补于其口腹之奉，间有以不关心之态度，漠视调查人员之往返。”[54]从中可以看出，幸存者所受的教育缺乏科学认识，是他们做出这种行为的原因，同时可以看到，政府的救济力度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46年4月，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曾发起节约捐款救济运动，到该年10月止，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共26人获得援助，计102万元。[55]这一补助数额在当年物价飞涨的年代确实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这种对受害者的援助只是昙花一现而未能持久。[56]

　　笔者还根据档案资料整理出了一些关于幸存者的生活状况的信息。

　　档案资料表明，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过着捉襟见肘的贫苦生活，笔者走访调查下来的情况也大都如此，正如张纯如当年提到的情况一样。我所见到的情况令我震惊和沮丧。他们大多住在黑暗、肮脏的房屋里，屋内潮湿，散发着霉味，到处是贫困的痕迹。[57]

　　物质上得不到政府的救助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政府对大屠杀幸存者在精神上的慰藉与历史记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里，中国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受到政治扭曲。在政府挂帅的年代里，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再次受到惊吓。[58]

　　在政府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救助与认识肯定上出现的种种挫折与坎坷导致了幸存者长期以来不得不过着默默无闻的艰辛生活。

　　笔者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幸存者向有关部门反应相关情况太难了。费仲兴教授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帮助幸存者整理经历大屠杀的幸存者证据并向政府反应，使得政府能够了解他们幸存者的身份并给予幸存者一个身份的肯定与帮助。

　　费老师告诉笔者，他迄今为止已经帮助了大约22名幸存者，但是这项工作非常困难，政府方面的工作比较滞后。由于一些原因，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幸存者调查工作尚未开展，使得一些农村地区的幸存者从未得到过政府的认可与救济，这无形中导致了幸存者不但要继续为生计而奔波，更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

　　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和费仲兴老师在帮助麒麟镇丁家村周王氏老人申请办理幸存者证的过程中，老人及其子女一再问我们这样能不能行。笔者深深感受到幸存者由于长期得到不到政府的认可与救济，逐渐出现一种不信任和绝望的感情，这无疑是一种幸存者后遗症的体现，是由于战后环境的漠视所造成的的。

　　这在西方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在1954年，西德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目的是那些曾在大屠杀期间受苦受难的人给予一定的赔偿金。但是，为了证明是否有资格获得赔偿，幸存者必须接受大量的医学和精神病方面的检测。检测者通常是德国籍的医生，证明的费用须有幸存者承担。他们还要将现有的症状同以前遭受纳粹的迫害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西德赔款办事处经常遭到一些幸存者的抗议，因为德国医疗卫生组织强迫他们做一个自我声明：幸存者们的症状都是由病态的体制造成的。这些医生声称，幸存者们在婴幼儿时期就患有恐惧症，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伤害，这就导致了以后出现的种种问题。[59]

　　虽然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但都说明了幸存者想要得到救助充满了困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幸存者对得到外界的帮助失去了信心。

　　生存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贫苦使得幸存者不得不长期忙于生计的奔波，长期为生活所苦使得他们无法宣泄自己的情感，对于大屠杀历史的记忆逐渐变得疏远，对历史仇恨的感情逐渐变得平淡。很多幸存者讲述历史也仅仅只是为了能够通过我们向政府反应他们的情况，以获得政府的救助。通过这些情况，基本可以解释笔者先前发现的一些问题，诸如幸存者对历史非常平淡，幸存者似乎“不恨日本人”。

　　（3）、政府的对日态度

　　笔者还发现，政府的对日态度是影响幸存者后遗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为了同日本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对日本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主动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这对两国的友好邦交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但这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一位南京大屠杀期间差点被日本人活活烤死的幸存者告诉张纯如：“当他听到传言，说中国政府已经原谅了日本人过去的罪行时，不禁失声痛哭”。[60]

　　一位丈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本人杀害的妇女在广播里听到日本总理大臣到中国访问的消息时，立刻昏倒在地。[61]

　　在政府的对日友好态度下，索赔似乎就成了对这种友好建交的破坏。

　　1993年春节前，无锡市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律师周林初自带干粮，来马山镇调查日军在马山暴行的时候，马山曾有过扶老携幼前来老律师面前控诉的场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公安局向周律师发去了警告：不要借控诉日军暴行和向日本索赔一事，破坏中日友好关系。伺候，公安局又四次找到周林初并以撤销老人无锡市人大代表资格相威胁，老先生就此沉默了。[62]

　　笔者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分子猖獗，中国政府还是比较支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例如笔者所熟悉的夏淑琴赴日诉讼东中野修道的案件。

　　但由于绝大多数幸存者文化落后，信息闭塞，并不知道政府放弃的只是官方索赔，保留了民间索赔，他们对对日索赔表示出了绝望。所以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夏淑琴老人敢于痛斥侵华日军的暴行，释放自己的感情，赢得一个幸存者应有的权利，而绝大多数的大屠杀幸存者却只能默默无闻地过着贫苦的日子，压抑自己的感情。

　　政府的对日态度对幸存者的大屠杀后遗症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幸存者觉得仇恨毫无用处，便逐渐出现了笔者所看到的“似乎不恨日本人”这一现象。其实幸存者心中充满了对侵略者的愤怒，只是现实的无奈使得幸存者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

　　四、反思

　　进入学界一年多来，通过与不同幸存者的接触，笔者发现，同样都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幸存者之间却出现了天壤之别。夏淑琴老人可以义无反顾地同日本右翼分子进行斗争、大声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和日本右翼分子的无耻、得到社会的关注与支持，获得日本右翼分子的赔偿，而周王氏老人88岁高龄却无人问津，不得不在田间为生计而忙碌。

　　夏淑琴老人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并不是仅仅因为夏淑琴老人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是因为夏淑琴老人涉及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名誉侵权，夏淑琴老人是同日本右翼分子斗争的英雄。

　　难道一定要等到日本右翼分子叫嚣上门了才去重视大屠杀幸存者？难道大屠杀幸存者只是我们同日本右翼分子斗争的工具？

　　阿伦·哈斯教授指出：对罪犯予以严厉惩罚，这不仅惩罚了坏人，而且也是解开内心死结的方法。[63]

　　夏淑琴老人虽然饱受日本右翼分子带来的名誉侵权的巨大伤害，但是夏淑琴老人可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能够毫不压抑的同日本右翼分子进行斗争，这对老人的内心死结是一种解开，也是解决老人一些大屠杀后遗症的根本途径。

　　在西方，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同样有着如此明显强烈的感觉。

　　艾默里写道：“在内心深处，迫害的经历使我感到极度的孤独，摆脱离弃感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纳粹分子站在刑场的时候，我想他也经历着对自己所犯罪行的精神惩罚，在那一刻，他收到了公正的惩罚。”[64]

　　笔者认为，幸存者之所以出现天壤之别，最大的责任在于我们自身，社会和周围环境对幸存者的长期忽略导致幸存者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许多大屠杀后遗症对幸存者的伤害愈来愈大。感情的释放有助于幸存者自我愈合大屠杀后遗症的创伤，减小大屠杀后遗症带来的伤害。

　　五、解决办法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牢记历史”，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一味牢记历史而不去关爱战争受害者，长期以来我们忽略、冷落了大屠杀幸存者，使得他们过着无人问津的艰苦生活，遭受过巨大创伤的他们在战后生活中得不到理解与关爱，使得他们的大屠杀后遗症给他们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摧残。

　　经历过人类空前暴行的大屠杀幸存者，大屠杀后遗症在他们身上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这种后遗症是可以通过良好的战后环境减少伤害的，无情的战后环境只会让大屠杀幸存者的大屠杀后遗症愈加严重。笔者认为我们是有能力解决好幸存者大屠杀后遗症的。

　　1、政府加强对幸存者的救济力度

　　在笔者和费仲兴老师走访幸存者的过程中，发现一些确确实实从日军屠刀下死里逃生的大屠杀幸存者并未得到政府的认可与救助，政府相关部门并未对他们进行救济。

　　政府加强对幸存者的救济，不但可以使年老贫苦的幸存者得到雪中送炭的物质救济，更能对他们的创伤心理产生极大的安抚，这是我们能对大屠杀幸存者所做的最有效、最切实的措施。

　　真正的救济并不是一味的施舍，而是为弱势群体创造更多的劳动机会，使得他们能够自食其力。但是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救济纯属一项抢救工作，他们失去了劳动力又面临着死亡，对他们只能进行抢救性的补偿。

　　笔者了解到，政府每年都会对一些领过幸存者证的大屠杀幸存者进行救助，但笔者呼吁政府能够加大这一工作的力度，使更多从未得到关注的幸存者能够得到帮助。

　　2、呼吁社会提高对幸存者的关注度

　　正如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在其论文《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创伤》中所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幸存者而言，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945年战争的结束而消除，战争的创伤像梦魔一样一直伴随着所有经历者的一生，甚至影响他们的下一代。60多年过去了，社会各界在重视幸存者证人角色的同时，应加大关注幸存者晚年生活的力度，投入精力治疗幸存者的战争创伤”。[65]

　　我们总是在生活中提到去敬老院，但从未想起过去帮助、聆听或者看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这正是因为我们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关注度不够，笔者呼吁政府和媒体加大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关心和支持他们，关注灾难幸存者是解决幸存者后遗症的根本途径。

　　（感谢作者授权中日网发布。作者简介：樊杰：上海市位育中学高中生）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1CZS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2]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3] 就第三帝国历史和德国人的名誉问题，曾经爆发了为世人所熟知的争论。当时在德国掀起了一股修正主义思潮，试图为大屠杀暴行进行辩护，遭到包括犹太人在内的维护正义人士的强烈抗议。——笔者注，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225页

　　[4]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由于我国对西方对犹太幸存者的研究现存资料很少，故笔者从该书中整理出了西方研究的相关情况。——笔者注

　　[5]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由于我国对西方对犹太幸存者的研究现存资料很少，故笔者从该书中整理出了西方研究的相关情况。——笔者注

　　[6] 在这本书中，日本右翼分子全面否认诋毁南京大屠杀历史，污蔑夏淑琴老人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为“假证人”。为此，夏淑琴老人同日本右翼分子打了长达九年的“名誉侵权案”官司，从南京打到东京，取得了全面胜诉。——笔者注

　　[7] 当年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拉贝、麦卡伦、马吉等人对此事都有详细记载。特别是马吉牧师在治疗现场拍摄的影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笔者注

　　[8]《杨明贞：回忆当年灾难》、中国新闻社2005年7月10日，记者：丁翔。转引自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396页

　　[9] 张连红、戴袁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中）》，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77页

　　[10] 费仲兴：《城东生死劫》，中国工人出版社，第80页

　　[11]《吕维先：七旬老人回忆当年血泪史》、《现代快报》2005年7月8日，记者：吴聪灵。转引自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393页

　　[12] 张生：《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编辑：秦利明

　　[13] 费仲兴：《城东生死劫》，中国工人出版社，第166页

　　[14] 张生：《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编辑：秦利明

　　[15]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157页

　　[16] （美）《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转引自张生著：《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编辑：秦利明

　　[17]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125页

　　[18]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041页

　　[19]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157页

　　[20]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197页

　　[21] 普莱姆·利瓦伊：《淹没者与获救者》，第76页和第78页。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54页

　　[22] 张生：《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编辑：秦利明

　　[23]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004页

　　[24]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047页

　　[25]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397页

　　[26] 张连红、戴袁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中）》，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77页

　　[27] J.罗森和C.雷洛兹等：《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睡眠障碍》，《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991年第148期，第62-66页。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86页

　　[28]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80页

　　[29] 由于没能进行调查，故无法提供该幸存者的准确信息。——笔者注

　　[30]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113页

　　[31]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175页

　　[32]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007页

　　[33] 克里斯托尔：《巨大的精神创伤》[M]，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第4页。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54页

　　[34] 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110页

　　[35] 张连红、戴袁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中）》，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77页

　　[36]《李高山：皓首作证南京大屠杀》，《羊城晚报》2005年10月10日，记者：邓琼、车琳。转引自费仲兴、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幸存者口述（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414—1416页

　　[37]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84页

　　[38]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76页

　　[39]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77—78页

　　[40]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86页

　　[41] （美）克里斯托尔：《巨大的精神创伤》，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第3页，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16页

　　[42]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36页

　　[43]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23页

　　[44] 《民国二十五年度南京市户口统计报告》，南京特别市地方自治推进委员会1937年6月。转引自张连红：《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45]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页。

　　[46] 赵洪宝：《南京大屠杀前后的南京人口问题》，《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转自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47—148页。

　　[47] 忻平：《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79页。

　　[48] 经盛鸿：《武士刀下的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31页

　　[49] 多萝西·拉比诺维茨：《新生命》，纽约，阿冯出版社，1976年，第66页。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32页

　　[50]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58页

　　[51]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

　　[52] 汤姆·塞格夫：《第700万》，希尔和王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转引自阿伦·哈斯著：《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34页

　　[53] 同上，第31页

　　[54] 郭必强、姜良芹：《日军罪行调查统计》（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第1722页。转引自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编辑：邸皓

　　[55] 《临时参议会拨发大屠杀被害难民救济金的通知名册》（1006-1-113），南京市档案馆藏。转引自张连红：

　　《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创伤》，《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56]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57] 张纯如：《南京浩劫》，东方出版社，第244页

　　[58]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

　　[59]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28页

　　[60] 张纯如：《南京浩劫》，东方出版社，第245页

　　[61] 张纯如：《南京浩劫》，东方出版社，第245页

　　[62] 柳白：《以人类的名义——向日本控诉》，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年，第139—140页

　　[63]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28页

　　[64] （美）琼·艾默里：《心灵的界限》，纽约，斯考克肯出版社。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第208页

　　[65]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1 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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