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漫画抗日的冰兄先生
2016-04-22 10:10:22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廖陵儿 黄民驹  点击：  复制链接

　　——叶浅予　　 

　　今年是父亲廖冰兄100周年诞辰，又逢抗战胜利70周年，当我们再次翻阅起他在抗战时期的大量绘画作品和写下的文章时，不禁热血沸腾。透过历史的尘封，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民族存亡的年代，看到一个中华民族的血性男儿，冒着隆隆的炮火，手执画笔，转战数千里，动员民众，向着凶残的日寇愤怒地投枪。那是怎样令人难忘的岁月！

　　香港—广州—广西—武汉——辗转加入漫画抗日的洪流 

　　1937年“七·七”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在香港担任《伶星》杂志编辑的父亲廖冰兄毅然辞掉职务，返回广州，投身抗日洪流。

　　1937年8月13日，淞沪保卫战开始。广州街头的爱国气氛更浓了，抗战歌声随处可闻。父亲先是受广东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委托，和黄茅、林檎、黄超、李桦等一班热血的画家在广州画了一段时间的抗日宣传画。后因广州常常遭到日寇飞机轰炸，母亲和外婆已先行返回广西武宣县桐岭镇湾龙村避难，父亲要帮忙把留下的书籍、家当搬回去。就这样，父亲也在同年的10月返回广西武宣。

　　父亲就在湾龙村花了几十天的时间，一口气画了100多幅抗战漫画，还鼓动同母异父的弟弟——年仅10岁的光仪和7岁的光美创作漫画、写诗，投身抗战洪流。后来在1938年4月16日出版的《抗战漫画》上，就同时发表他们三兄弟的抗战漫画和抗战诗歌，成就了一段兄弟齐心抗日的漫坛佳话。在父亲影响下，他的妹妹廖冰及其他几个弟妹在上世纪40年代初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走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余光仪年仅20岁时还成为游击支队的司令员。

　　1938年2月，父亲带着百多幅作品回到广州，于2月23日在长提（今沿江路）基督教青年会举办“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由于大厅面积不够，临时还要请搭棚师傅在厅内赶搭棚架，才能摆放下他的百多幅作品。

　　这次展览，是父亲踏足抗日漫画战线的第一次大战役，内心尚有点忐忑不安，便给当时在广州的漫画家黄苗子打电话，请他过来看看。2月22日晚，黄苗子便带了刚从上海迁来的《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以及该报记者兼美术编辑郁风赶过来。夏衍一看便很兴奋，当即决定在《救亡日报》上为这个展览开专版，向市民隆重推介。

　　黄苗子还在《救亡日报》发表了题为《廖冰兄的画展》的评论文章。他动情地写道：“冰兄是一个充满热情的青年画家，他有火一样的狂热、伟大的心脏，他不仅趋向艺术趣味的探讨，他更加紧尖锐了他特有的武器，向着敌人施以命中的投击！他绝不是一个仅带有装饰风度的小品漫画家，他是一个民族斗争的武士。”　 

　　展览期间，摄影家郑景康从香港过来观看。郑常为上海的《时代漫画》提供照片，与漫画家叶浅予关系熟络，得知以叶为首的一批上海漫画家组成“救亡漫画宣传队”，此时已经到了武汉。郑景康建议父亲和他一起奔赴武汉，参加抗战。郑景康的建议让父亲怦然心动，但苦于囊中羞涩，如何筹集去武汉的路费呢？尽管好友伍千里愿意赞助十元，但仍然不够两人的路费。终于，郑景康下了决心，回香港变卖自己心爱的莱卡相机以筹集路费。

　　“说话像开机关枪”——成为“救亡漫画宣传队”中坚人物

　　1938年3月初，父亲和郑景康来到武汉。由于南京失陷，武汉就成为战时的临时首都。他们初到武汉时，天上下着大雪，天气很冷，然而战时武汉的政治气氛却空前热烈，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军民同仇敌忾。父亲刚到武汉，就赶去武昌郊区华林的一座古庙报到，加入“救亡漫画宣传队”。他在队里见到早已闻名却未曾谋面的一批漫画战友，如叶浅予、张乐平、梁白波、特伟等人。

　　救亡漫画宣传队在武汉期间绘制了大量巨幅宣传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描绘日本人民反战、反侵略的活动，在武汉市区及武昌、硚口等地展出，激励民众士气。父亲还记得，在台儿庄战役获胜的当晚，救亡漫画宣传队全体人员欢喜若狂连续干了一个通宵，赶画了一批画。他们第二天又上街宣传，动员群众献金献物，支援抗战。

　　父亲从广西带来的那百多幅漫画派上了大用场。4月10日，在汉口百货公司二楼举行“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同时同地还有著名国画家张善孖老先生的“天文祥正气歌国画展”。由于父亲的画通俗易懂，能够形象地、深入浅出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为群众喜闻乐见，参观的百姓都纷纷过来看他的漫画。父亲在写给同学丁宝兰的信中，记述了画展的情况：“观众日三千人以上，有记者来拍活动电影等，极一时之盛……” 

　　4月，第三厅国际宣传处要组织一批漫画赴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漫画展，宣传队就赶绘了四十五幅布画，于同年6月在莫斯科展出，其中就有冰兄的作品《游击队使敌人疲于奔命》。

　　在武汉时期，冰兄随着漫画宣传队住在武昌的一座古庙里，非常忙碌，生活艰苦但也很愉快，队友们十分友爱，亲如一家。那时一般队员享受准尉待遇，月薪30元，叶浅予是中校月薪80元，却把薪金拿出来与大家一起花，过的是“共产主义”的生活。宣传队里大家都尊称叶浅予为大哥。四十五年后，这位“大哥”如此忆及他眼中的冰兄“小弟”：“我和他认识在1938年春天，他夹了一卷宣传画从广州赶赴武汉，20来岁的小伙子，一副瘦身材，一对大眼睛，说话像开机关枪，全无保留，毫不客气，在见面的几分钟里，把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全部发射出来。从此他就成为‘漫画宣传队’的中坚人物。”

　　

　　“越打越强的中国”——首绘《抗战必胜连环图》

　　不过父亲在武汉仅仅停留了两个多月。

　　6月4日，漫画宣传队派出张乐平（分队长）、陆志庠、叶冈和我父亲四人组成分队，取道九江、南昌、景德镇到皖南休宁县（第三战区政治部所在地）去开展工作。他们借用一座大宅的厅堂，全力以赴绘制大量的巨幅宣传画，有时通宵达旦地干。后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父亲又在休宁附近的屯溪镇，熬了一个通宵，把宣传画缩小刻在蜡纸上，印成宣传品派发。

　　9月，张乐平、陆志庠、叶冈被召回队部，只留下我父亲一人在休宁。由于日寇长驱直入，南京、上海、相继失守，武汉又岌岌可危，国民党有妥协投降的倾向，群众也人心浮动。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冰兄一再捧读，他在信服之余，又想到面对一个武装到牙齿、国民素质又相当高的法西斯强敌，要让民族有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最后必胜的信心。

　　六年的师范教育和一年的教师生涯，这一刻让父亲顿时闪现灵感：何不绘画一套教科书式的连环画？有了想法就赶紧行动，做事风风火火，是父亲一贯的性格。他很快就构思好了，按照《论持久战》的精神，把这套《抗战必胜连环图》分成《越打越强的中国》和《越打越弱的日本》两部分，从政治、军事、经济、资源、国际关系各个方面对比着讲道理，共分成27组，采用每组四格的连环画形式来表达。为了方便露天展览，他又找来一批坚固结实的白扣布，裁成每幅宽50厘米、长1米的规格，前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布画完成。这套《抗战必胜连环图》图文并茂，而且是用韵文作说明，读来朗朗上口，比他之前所画的《抗战连环漫画》更通俗易懂，也更具说理性。

　　1938年底，父亲就带着这套作品，跟随隶属于第三厅的演剧队，沿安徽、浙江、江西水路所经的城镇乡村，作抗战文艺宣传活动。剧团露天搭台演出，父亲的连环画则在戏台周边用绳子拉开展览，彼此相得益彰，吸引了大量观众。父亲还发挥他教书的本领，现场为观众按图讲解，使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得以普及，令缺少文化的乡民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年1月，父亲离开休宁调回桂林。从此，他们就经常以桂林为基地到附近巡回展览。每次都少不了这套“经久耐用”的《抗战必胜连环图》。在1939年3月21日的《救亡日报》上，我们还找到《巡回漫展在湘桂》的战地报道。文中谈到，在湖南零陵展出时，“冰兄那套《抗战必胜连环图》漫画好极了。又通俗，湖南佬看得点点下头，口水也流下来了”。这段描述实在太生动了。

　　漫画+木刻——力促艺术融汇同御外侮

　　《抗战必胜连环图》原为彩色布画。1939年秋在桂林，父亲与木刻家陈仲纲合作，由陈把《抗战必胜连环图》刻成木版，改为“连环画”，由胡愈之、宋云彬的桂林文化供应社印制成画册，带到前线去派发，大大激励了前方将士的战斗士气。有趣的是，刻过《抗战必胜连环图》的木刻家不止陈仲纲一人，还有黄新波和刘建庵，这是我国美术史上漫画家和木刻家联合作战的佳话。木刻本的《抗战必胜连环图》，也成了父亲的第一本个人画册。

　　1939年元旦刚过，等张乐平、叶冈和麦非来到上饶，父亲便交待好工作，转赴桂林，在郊区施家园开始了一段直接和木刻家合作战斗的生活。

　　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及长沙大火之后，抗战的文化人，就暂且撤退到桂林，令这座素以“山水甲天下”著称的小城顿时成为文化名城。

　　自长沙撤退到桂林的漫画宣传队队员有特伟、陶谋基、陆志庠、宣文杰和黄茅。而木刻家则有赖少其、刘建庵、陈仲纲，到1939年5月，黄新波也从曲江来到桂林施家园。从此，漫画宣传队队部那间屋子门口就挂起两块牌子——“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的徽章。漫画和木刻，中国近代艺术最具革命战斗传统的两个艺术品种，开始紧密合作。

　　那时，抗战进入相持的阶段，因为战争的消耗、敌人的封锁，不仅武器弹药的补充有困难，连漫画家也受到颜料和制版材料来源缺乏的威胁，万分困难。只有木刻可以协助漫画打破这种阻碍。况且，从艺术的角度看，木刻的简约、对比强烈的特点与漫画的夸张、变形、极具煽动性等特性相结合，亦可以产生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木刻漫画”，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父亲从抗战时期宣传的大局出发，写了《急速训练漫木干部》、《关于漫木合作》等文章，为战时产生的“木刻漫画”鼓与呼。他还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梁寒操建议举办战时绘画训练班，增强抗战宣传队美术力量，梁寒操当场就同意了。

　　不仅是《抗战必胜连环图》被木刻家陈仲纲刻成黑白的“木刻漫画”册，父亲还在《救亡日报》及《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等报刊上发表了《日本军阀的悲哀》（冰兄作画、新波刻）、《汪精卫的变》（冰兄作画、建庵刻）、《拿起枪打仗，拿起犁耕田》等相当数量的“木刻漫画”作品，成为他抗战时期漫画的一个亮点。兴之所至，父亲甚至一度还执起刻刀，学起木刻来。

　　在美术界素有“红须军师”之称的父亲，已兼任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的理事，用自己的“鬼点子”和实干精神协助木刻界同志从事抗战宣传活动。他在1941年写下的《抗战四年来木刻活动的回顾》，已成为珍贵的抗战艺术史料。

　　施家园的木屋与独秀峰的灯笼——卖画度日仍不减其志

　　在施家园那段战时生活，父亲等漫画家与木刻家们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为父亲刻漫画时，刘建庵患着肺病，一边咳嗽一边操刀，着实让人感动。

　　战斗的日子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常常要躲日军的空袭警报。经历多了，他们也变得从容不迫，可以一直等到紧急警报拉响，独秀峰上悬起两只讯号灯笼，甚至听到日本轰炸机群远远传来的轰鸣声，才急急转入紧贴月牙山的龙隐岩洞。

　　漫画家们在桂林的生活是清苦的。宣传队每月发给经费600元，全队几个人就靠这笔钱维持生活，有时经费还不能准时拨下来。因币值日贬，物价上涨，日子过得越来越紧，父亲和战友们只好卖画度日。在为怀念黄新波所写的《施家园的一间木屋》一文中，父亲说：“屋中主人盛特伟、黄茅、陆志庠、赖少其、刘建庵和我等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写点稿，画画弄几个稿费度日，大家都是穷且快活。最‘快活’的乃是黄新波，即使在揭不开锅的日子，还有兴致涂花了脸，披张破毯子唱大戏（粤曲）。”那是他们在桂林艰苦战斗生活的生动写照。

　　然而，恰恰在这样紧要的关头，速胜幻想破灭的蒋委员长，因担心共产党利用民众壮大势力，终于不能容忍有“共党”色彩的漫画宣传队，狠狠地下了解散令。1940年8月，报国无门的漫画家终于被迫离开战斗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桂林，彷徨入川，寻找继续以漫画抗日的机会。

　　在为编辑《廖冰兄全集》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在1939年11月21日的《救亡日报》上，看到林林根据战时日本杂志文章内容写就的《日本绘画界》一文，内中一段文字可作为父亲等一辈漫画家抗战活动的光荣佐证：

　　“在日本漫画家座谈会上，麻生先生就如此的慨叹了：照我看来，现在中国的漫画比日本的还好得多，虽然带点儿格罗斯派，但确实得很。漫画家是一致团结抗日的，因为以这做中心目标，所以思想上非常坚强，加以技术也常进步，版画等也有很精妙的。日本的漫画，现在的确是打了败仗。”

　　一个民族战士在战场上，还有什么比赢得敌国同行的佩服更令人自豪的呢？

　　光荣的中国抗日漫画家！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22 10: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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