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战士刘文典(下)
2016-04-22 14:30:49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林文俏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侵略政策的历史背景

　　对于日本侵略政策与明治维新两者的前因后果关系，世人一般都认为：日本是维新富强以后，需要向外发展，才侵略朝鲜、满洲、蒙古的。刘文典的见解恰恰相反。他在1932年11月13日的《独立评论》发表《日本侵略政策的历史背景》，指出：日本“侵略政策在前，明治维新在后”。日本是因为要侵略朝鲜、蒙古、满洲，所以才尊王倒幕，变法维新。刘文典举出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德川幕府时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佐藤信渊著了一部《混同秘策》。从这部书的名称，其野心之大也就可想而知。“混”者是混一天下，即并吞全球的意思，“同”者是万国来同，书同文，车同轨，就是要同化世界各国的意思。至于“秘策”，就是怎样并吞全球、同化世界各国的计划了。就并吞满洲和中国全部而言，刘文典找出《混同秘策》一段话：

　　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也。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乱，可知也……夫岂但取得满洲而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弱，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以后(编注：满洲原称鞑靼)，则朝鲜、中国皆次第可图矣。

　　在本文末尾，刘文典直言不讳地写道：

　　日本这个民族，处心积虑要吞并中国，南自菲律宾群岛，北自黑龙江和俄属极东堪察加，在八九十年前早已视若囊中之物，志在必得……什么蒙满政策咧，大陆政策咧，拥护既得权咧，都不过是一时诌出来的口号罢了。当局诸公既昧于日本的国情，又不能力图振作，把国家误到这步田地，是不足责的，今日号称知识分子的一班学者，如果不能看清楚这中间的因果关系，专在什么协定、什么条约上作精密的研究，也还是枝枝叶叶，无关大旨，决研究不出一点所以然来，和那些专讲究虚文的外交官之背诵非战公约、九国协定是一样的劳而无功。

　　中国的精神文明

　　1942年10月4日，刘文典在《云南日报》发表《中国的精神文明》。此文源于1933年3月4日承德失守，东北全境沦陷，悲观情绪弥漫全国。刘文典在清华园和某君发生激烈辩论。该君认为中国物质力量远逊于日本，如果自不量力和日本开战，是自取灭亡。刘文典则用匈牙利史学家埃密尔·莱希氏的话进行反驳：“自古无以战亡国者。能战者纵一时败亡，终有复兴之日，唯不敢一战之国家民族必然灭亡，且永无恢复之期耳。”

　　刘文典并说古今中外各国兴亡成败的史迹证明了这句话。所以刘文典坚决地对某君说：“纵然是战事毫无把握，必定亡国，为后世子孙光复旧物计，也不能不拼命一战。”针对该君说的中国武器远不如日本，刘文典反驳说：“任何利(厉)害的飞机大炮，都是人发明的，制造的。是要有志勇足备的人来使用它。所以，现代炮火虽然猛烈，但决定战事胜败的到底还是人。如果我们的人是行的，器械虽然差些，仗还是可以打的。”

　　刘文典从那场辩论总结三条：第一、精神确乎重于物质；第二、中国的精神文明确乎崇高伟大；第三、国家的兴替固然依赖科学，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一国自己的哲学。

　　刘文典写此文是1942年10月，离那场辩论已过去9年，全面抗战也进入相持阶段的尾声。抗战虽然还没有取得胜利，但日寇无法打败中国已是事实。所以，刘文典写道：

　　只要看这五年来摆在眼前的事实就足够了。日本兵的飞机、大炮、坦克车，其数量品质固然远在中国之上，其运输的便利，以至兵的被服给养都不是中国所能及的。这在西洋的军事专家，尤其是机械化部队的专家，按照他们专门精密的方式计算起来，中国和日本简直是不能对打的。可是事实怎样呢？战事初期我们诚然是失利的时候多，到一两年后情形渐渐的改观了，两边打个平手。这一两年竟完全倒转过来，总是我们打胜仗了。

　　日寇最阴毒的地方

　　1943年2月26日《云南日报》发表刘文典《日寇最阴毒的地方》一文，文中说：“日本人最可恨之处，是在他除了屠杀焚掠，毁灭我们的肉体和有形的财物之外，还千方百计的要想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刘文典先以《顺天时报》为例。笔者查到，该报为汉文报纸，是日本文化侵华的重要工具。1901年10月创刊，由中岛真雄主编，日出两大张，1905年3月成为日本外务省机关报。发行量最高曾达到17000多份，一度成为华北地区第一大报。在京城引领舆论，在反日的浪潮中于1930年3月27日停刊。刘文典说：

　　这个《顺天时报》对于中国的政府自然是肆意胡说，闭眼造谣。其荒谬的程度，连周作人都忍不下去，他的《谈虎集》上有许多篇斥责《顺天时报》的文字。《顺天时报》的使命，除在政治上极力地诬蔑挑拨之外，还要想腐化中国的社会。报上有公然提倡嫖妓的一栏，天天登些捧妓女的文字，什么“才游花园，又过柳城”，什么“碧玉年华，绿珠风貌”等等肉麻的话和不堪入目的诗词，连篇累牍登之不已。

　　抗战细节：第六纵队

　　《第六纵队》是1942年11月13日刘文典在《云南日报》发表的文章。他用此文和《中国的精神文明》一文，从一反一正两个角度说明国人的精神状态对抗日战争的影响。文中，刘文典说：

　　(第六纵队)既不劳日本的训练总监来训练，也不属日本银行拨款豢养。连奔走活动用的汽车，接受训令用的广播收音机，都是由队员自己出钱备办的。东京的参谋部海陆军省不用费半点心力，他们竭忠尽力的为“帝国”“皇军”服务。他们的工作是在经济的、社会的方面。但是直接间接也影响到军事上。

　　刘文典列举涣散抗战意志的“第六纵队”的种种表现：传播敌特广播，轻信谣言，因物价腾贵就悲观叫苦，无理抬高物价等等。他说：第五纵队的活动，只要军警防范得严密，就可以无虞。“第六纵队”的活动是在每一个住宅商店的深处，军警是稽查不出来的。这班人自己替敌人组成“第六纵队”，一半是由于无知，一半也由于无耻。要知道在今天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自己忍耐劳苦，勉励别人也忍耐劳苦，这是一个国民最基本的义务。这点道理都不明白，还算得是一个人么？刘文典指出：第五纵队把一城一地取去，大军一到就可以克复，所以并不可怕。唯有这种“第六纵队”，侵蚀整个组织的细胞，动摇国民必胜的信念，他们无意地做了国家民族的罪人而不自知，真是既可恨而又可怜的众生。我们对于这班人，一面要以慈心视之，一面也要痛痛的鞭挞策励，望他们忏悔，促他们觉悟。

　　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

　　1943年7月，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由于蒋介石对收回琉球群岛态度含糊，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没有提琉球群岛。刘文典闻说后，于1944年3月30日和31日，在《云南日报》发表一万多字的长文《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浓墨重笔谈到琉球问题，批评了蒋介石对琉球群岛的放弃：

　　我对于战后和约的主张，可以说是个“无割让，无赔偿”的，不过“侵地”必须要“尽返”、“旧物”必然要全“光复”，不能含糊了事，以收复东北四省为满足。台湾固然要收回，琉球是关系国防的要害之地，无论如何，必然要收归自己的掌握。中国之不能放弃琉球，犹之美国之不能放弃珍珠港，英国之不能放弃直布罗陀，澳邦之不能放弃所罗门群岛。关于这一点，政府固然要在和会上力争，国民更要一致的为政府后盾。总要举国上下，一齐努力，把这个地方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

　　后来，蒋介石也很后悔此事。如果刘文典是个“颓唐文人”，他能有这种惊世骇俗的远见和卓识吗？

　　孙中山奉安纪念碑

　　1929年盛夏，在中国两大城市公祭孙中山仪式上，演出戏剧性的一幕：5月3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祭堂，头山满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孙中山旧友身份公祭孙中山。6月30日，北京中央公园，在刚立起的《孙中山奉安纪念碑》碑文里，铭刻着曾为孙中山秘书的刘文典的警示文字“犷彼东胡，僭盗十代，基属国护，引弓日戒。”“张皇六师，征伐四夷。”

　　北京《中山公园志》里的《孙中山奉安纪念碑》说道：“1929年5月孙中山灵柩迁往南京中山陵奉安。由北平妇女协会、商民协会、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5个团体发起，经北平市政府批准，在中山公园内建孙中山奉安纪念碑一座。经中山公园委员会提议该碑设在习礼亭以北，马路以南，与南坛门相对之处，同年6月30日兴建。纪念碑文由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教授刘文典恭馔，计594字。1938年由公园拆下收藏。6月份被日占领军军部取走，公园曾向伪市公署报告备案。”

　　为弄清日寇把纪念碑掠走的原因，今年4月，刘文典之子刘平章把碑文寄给古籍专家诸伟奇教授求教。诸教授给刘平章回信解说道，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纪念孙中山且出自北大名教授之碑文，有收藏价值；二是，碑文可能有两处文字对倭人有触犯或忌讳，一是“犷彼东胡，僭盗十代，基属国护，引弓日戒”，这四句的意思是：凶猛强悍的东边敌人，经历十代，长期准备。我们应该加强军备，时刻警惕。二是最后一段的“张皇六师，征伐四夷”。“四夷”者，外部敌人也。其时“夷”主要指日俄；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后，“外夷”首当其冲的自然只能是日本了。这样的碑文，侵华日军当然不高兴了。

　　7月中旬，笔者在网上发现南京大学曹大臣的文章《日本人在中国的墓地(1871-1945)》写道：“1937年底日军占领北京，将中山公园孙中山奉安纪念碑的字迹磨平，另刻文纪念日本阵亡官兵，重树于卢沟桥边。”证明诸伟奇的第二点判断。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22 14: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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