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美军来华,对译员的需求剧增。译员训练班学员多为高校学生,他们经过短暂培训后进入军队,任上尉译员或少校译员。云南省档案馆“西南联大档案”保存有一份参加译训班第一至九期的同学名单,总人数达482名。出生于四川自贡的西南联大学生王蜀龙,就是在这个时候投笔从戎,和众多四川大学生一起奔赴抗日前线……
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而颁发的勋章运往中国。但有一枚勋章,迟迟没有找到主人。
直到1990年,美国政府收到了一封认领信。写信人是一位住在纽约的六旬老人,署名“王蜀龙”。
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的校史册上,也有“王蜀龙”的名字。
他出生于1925年,1942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11月参加抗日远征军,任译员,协助美军官在云南南部训练中国陆军,曾参与滇西抗日战役。
昨日,远在美国的王蜀龙老先生通过外甥女黄丹,给成都商报记者发来了勋章的照片。圆形的勋章被一枚细长的棕榈叶别在红色绒布上,勋章上是一位战士的侧面浮雕像。战士头戴鹰嘴盔、额绕星辰,目光坚毅地注视着前方……
在松山他亲见战友慷慨赴死
中美联军招译员
18岁四川大学生报了名
王蜀龙青年时期。图片由黄丹提供
1943年,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立,同时,中美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联合作战。为训练中国士兵使用美式武器,美军主办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及各类不同的训练班相继成立。
大批美军来华,对译员的需求剧增。“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在昆明成立,并开办译员训练班,学员多为高校学生。他们经过短暂培训后进入军队,任上尉译员或少校译员。
“大学生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王蜀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43年秋,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在一次讲话中鼓励大学生们志愿报名服务。一时间,响应者众。云南省档案馆“西南联大档案”保存有一份参加译训班第一至九期的同学名单,总人数达482名之多。
王蜀龙也报了名:“我们能亲身参加战斗,打翻身仗、反攻日寇,可不是好机会吗!别错过了!”
在培训班里,这批大学生学员接受了6个星期的培训。
在6个星期里,他们都学了些什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左华曾在《抗日时期盟军中的中国译员》这篇研究文章中描述了译训班的日常:“西南联大一些教授受邀出任教员……也有美军军官来上课……军事知识约占35%,讲各种步兵兵器的结构和功能,由已任职的译员做教学示范,并去步校和炮校观摩教学过程……经过短期突击,能掌握一般日常英语……其中有军事礼节、纪律、军衔、步兵武器、迫击炮、榴弹炮、侦察……”
培训结束后,王蜀龙随着抗日远征军前往云南。在战场上,大学生译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后方,王蜀龙协助过美国军官培训中国陆军,翻译讲解美国新式武器的使用方式;在前线,他是中美战术智囊团的沟通桥梁;在松山战役中,美军指定了一位少校每天报告当天战情,他还需要协助少校从中方处了解最新情况。
44年后
他获得了迟到的荣誉
蜀光中学校友会副秘书长王举孙,和王蜀龙一直保持着邮件往来。在王举孙看来,松山战役的胜利,译员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松山战役中,正是因为使用了一种“凝固汽油”的小型喷火器,最后才能将日军几近全歼。这一武器是1942年哈佛大学为美军研制的新式装备,有了译员从中翻译讲解,才能为中国军人使用。
“得靠工兵背在肩上的小型喷火器去攻坚!要尽可能地爬到堡垒洞口,够近了,才能往里喷火,把日兵一个一个地烧死或赶出来。”
这场战役异常惨烈,给王蜀龙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记忆。“开头,大家慢慢地往山坡上爬。过一阵子,有些人不动了,其他继续往上爬,走出了我的视野。再过一阵子,再一阵子,那些没动的人还是不动。就这样,这些人到达了他们的‘尽可能’的终点,一个一个战死了。”
1945年初,王蜀龙等100名中国译员先后乘军用飞机前往美国,协助训练中国空军。抗战胜利后,王蜀龙退伍,和美国姑娘结婚,定居美国。
他不知道,有一枚勋章在静静等待着自己。
1946年,一批铜质自由勋章从美国运抵上海驻华美军司令部。这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而颁发的奖章,获奖名单上有300余人,从高级将领到中、下级军官、技术人员及随军翻译。
直到1990年,王蜀龙才从媒体报道上知道自己被授予铜质自由勋章一事。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政府。44年后,他终于获得了这份迟到的荣誉。
学哲学的大学生当了汽车兵
抗战期间,有多少大学生像王蜀龙一样,为国家奉献所学和青春?其中又有多少来自四川?
我们没有能找到确切答案。档案馆里也只零星记载着,不完全统计,在四川大学先后参加青年军和远征军的共133人,华西协和大学共47人。仅蜀光中学,就有超过13名毕业生在进入大学后投笔从戎,参加抗日。
黄枬森在西南联大纪念碑前,碑上有该校800多名参加抗战学生名单。图片由黄丹提供
闻一多的演讲
坚定了他从军的决心
王蜀龙的妹夫黄枬森正是其中代表。这位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和中国人学学科开创者、当代著名哲学家1944年参加抗日远征军赴缅,成为了一名汽车兵。
他的女儿黄丹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父亲曾告诉她,是闻一多教授让他坚定了从军的决心。
那一年年底,西南联大举行了全校动员大会,冯友兰、闻一多、潘光旦等教授都上台做了动员演讲,鼓励青年学生们从军入伍。“闻一多教授的讲话特别打动父亲。他说,知识分子参加到军队中,能改变战士的素质。何况大敌当前,男儿当挺身报国。”
入伍后的黄枬森与200多名联大同学一起,被编入了炮兵第207师,军衔为二等兵,不久又被编入汽车兵第一团,乘飞机前往印度蓝姆迦受训。
那是黄枬森生平第一次坐飞机,而且坐的是运输机。黄丹说,那段记忆就像刻在父亲脑子里一样,即便是年过九旬时,仍然能清楚地描绘出来:“机舱里没有座位,飞机一直向西飞。经过澜沧江和怒江时,机舱内的温度骤然降低。再向前,越过白雪皑皑的‘驼峰’,又飞行了3个小时,中午时分终于在印度汀江机场着陆。走下飞机时,全身已冻得像冰块,两耳又痛又聋,互相讲话要大声喊才听得清楚。”
1700公里回国路
他们与死神擦肩而过
抵达基地后,这群年轻的学生兵就开始学习驾驶技术,以便使用美军援华的军用汽车,以备参加滇缅公路的军备运输。
1945年7月,训练结束,汽车暂编第一团分成4批驾军车从印度经缅甸分批回国参战。在这条中国战区唯一的后方补给线上,半个月的行程,1700公里的长途跋涉,山高水险,艰苦遍尝,几次与死神擦身而过。在黄枬森的回忆中,最险峻的是翻越怒山那一段,坡陡、弯多、路窄,还要保持车队队形,几米外就是几百米高的悬崖。
回到昆明,从军学生受到热烈欢迎。1945年7月19日的《云南日报》发表专文称赞学生兵,还引用了美军中校盛赞学生兵的话:“彼等为前所未见优良驾驶员,暨彼等有佳之守法精神、合作精神。”
部队驻扎在昆明西郊等候分配任务。当时,日本战败已成定局,黄枬森和绝大多数投军的联大同学又回到了校园,继续各自的学业。
学生兵的从军宣言:
命丧何畏视死如归
黄枬森的驾校毕业证。图片由黄丹提供
在蜀光中学,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这样一段往事:1943年,数学教师高峻乾在毕业生欧阳渊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的寄语:“建国之责,舍我其谁?”。同年底,考入西南联大的欧阳渊走上了抗日战场,在腾冲大血战的战场上和日军刀剑相向。临走前,他给母校发回一篇《从军宣言》:“命丧何畏,视死如归!”
欧阳渊后来成为了中国开展煤炭直接液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当年,在滇缅战场忙乱的行军和惨烈的战斗中,他丢失了那本随身携带的《毕业纪念册》。正当他为此痛心之时,不想友军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这本纪念册,最终交还给了他。从此,这本在滇缅战场失而复得的《毕业纪念册》就伴随着他度过一生。
在美国的王蜀龙则成为了一名计算机应用和人工智能专家。今年90岁生日那天,他在家中穿上了那身珍藏了72年的军装,军装依旧挺拔如新。
而在黄枬森的个人简历中,记者没有看到他对那段从军历史的记述,只记载着1943年转入西南联大哲学系,然后在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中间则是空白。
“因为父亲觉得他虽然报名从军,却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为国家尽忠。他对此感到非常失望,所以也很少和我们谈起他当年的经历。”黄丹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父亲会开车,但在她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开过车。
“在抗日战争中,他们没有取得什么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丰功伟绩,但是,他们尽到了一个中国人和一名中国大学生应尽的责任。他们的故事不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被人们遗忘。”黄丹说。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11 08: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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