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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舟”:犹太人的二战避难所(组图)
2016-05-16 17:02:57  来源:新华网 刘锦前 汪一新整理  点击:  复制链接


当年挤住在虹口的犹太难民

1938年,犹太难民坐船到上海

1939年创办的犹太难民子弟学校
 
  ——当年犹太难民近日来信述说难忘记忆

  二战时期,欧洲各国的犹太人遭到法西斯分子的疯狂迫害与屠杀,西方一些国家却不接纳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犹太难民。而在那个生死关头,中国向他们敞开了门。上海,使近3万犹太难民逃脱了劫难;上海,成为不少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这些年来,世界各地的昔日犹太难民和他们的子孙来电来函,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保持联系。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他们更怀着激动之情,发来不少电子邮件,寄来一份份信笺,诉说当年刻骨铭心的难忘经历和对上海的真情回忆。

  劳德·威尔顿(Claude Wilton)从德国发来电子邮件——60年前情景在眼前

  一切过去60年了,可仿佛都在眼前。

  在上海下船的时候,11岁的我惊呆了,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长得跟我们一点都不像的人,船坞上满满地拥挤着中国码头工人。

  我们一家人搬到上海之前,住在德国前东普鲁士,后来发生了“玻璃破碎之夜”——那天晚上每个犹太人的商店、住房的玻璃窗户都被打碎了。那天,我爸爸受到了法西斯分子的威胁。我父母决定逃离德国。

  但当时,我们一家可以选择的去处并不多。想去美国,但当时美国接收难民的数量有限制,从报名到批准进入,至少要等8年。那时,我们惊喜地获悉,上海没有移民定额,也无需签证,于是我们就来到上海。幸亏我们没有等待美国的定额放开,否则,我们一定会死在德国。

  我们住在上海犹太人慈善会提供的难民宿舍里。我们每天吃三顿饭,是粗茶淡饭,量也小,但足够维持生命了。我们感到非常幸运,比比我的同胞,他们要凄惨多了。

  后来,我的爸爸居然买下了一套小公寓。买房子的钱,是父母从德国带来的。来上海的时候,我们带了很多东西,水晶、花瓶、碗、床单、高档衣服。后来我们把它们都卖掉了,很多犹太人都这么做。买这些东西的多数是中国人,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商店根本买不到。还有一点,中国人买我们的东西,是出于一种同情与爱心。

  我们家的房子在当时虹口区的唐山路,房子很小,但它比难民区好多了。我记得最大的苦恼,就是臭虫,它们很快就在我们房子里安居繁殖。我爸爸参加过一战,对付臭虫,有点经验——他和战友在床腿边放上一桶火油,这样臭虫就不会爬上床来。我们没有火油,就用肥皂、消毒剂来对付臭虫。开始臭虫都躲了起来,没过几天,又毫不犹豫地来“拜会”我们了。但没什么好抱怨的,我们毕竟有了一个生存之地。小屋子里恼人的臭虫,如今回想起来倒也有某种怀旧的味道。

  乔治·赖尼希(George Reinisch)从奥地利发来电子邮件——上海,我们曾经的家

  幼时的回忆依然这么真切。记得我们抵达上海时,伯父早已等在码头边的计程车里,随即把我们带到虹口那间业已租下的小屋。伯父已经在上海呆了一年,他是犹太难民“海姆”(heime,德文“家”,难民居宿地)的创建人之一。

  长途跋涉带来了劳累和病痛,全家人都为有此栖身之处而庆幸。我们的小屋坐落在虹口区公共租界中的“穷街”。除了中国人外,还住着锡克族印度人及新近到来的犹太难民。当时犹太难民差不多以每月1000人的速度涌入上海。许多犹太人到达上海时,已经身无分文了。但是,我们犹太人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这与中国人的善良与友爱有关。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母凭着自己的艰苦奋斗,从变卖一些小手工艺品,到最后竟还有了自己的独立作坊,生活完全能够对付了。更为庆幸的是,父母还把我的外祖父母从维也纳纳粹魔掌下救出来,我们全家在上海团聚了。

  我们在上海生活了7年半,直到1947年2月初。这期间父亲当过老师,母亲靠手工制花来谋生,后来我们开了个小皮包加工厂,生活逐步稳定下来。我们和中国人一起劳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家族的人总是说,上海——我们曾经的家。

  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从美国来信——全部财产10个美元

  我们家初到上海时,全部财产只有压在箱子底下的10个美元。但是中国人是友好的,上海的天空是明媚的。也许因为我的父母有些文化和技能,他们双双幸运地找到了工作。

  然而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变化。日本占领军命令犹太难民搬入虹口的隔离区。我们被迫放弃了公寓,住进一所学校的一间小单间里,日军还逼迫我们付了一笔荒谬的“钥匙钱”。我们长久住在这个又小又暗和通风不良的房间里,后来又搬入一个更小的房间。我们的房间没有浴室或厨房,甚至自来水也没有。整幢建筑只有一间公共厕所。每天早晨,一名苦力推着被委婉地叫做“甜蜜车”的车子运走粪便污物。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我记得小煤炉简直与花盆一样大,只有不断煽风才能保持火旺,我总是被煤烟熏得直冒眼泪。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我便可以在大街小巷中串来串去。那时,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老虎灶的记忆与我的童年就这么连在了一起。

  犹太医生开小诊所,营业额相当不错。犹太工程师和建筑师为重建虹口出了很多力,修复了数十条被毁坏的街道,盖起新的住房和商店。律师、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等则没有机会表现他们的才能了。但是办法总是有的,一些人做起了小贩,另一些人卖报,一些有创业精神的人甚至建立了小作坊,生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之类,还生产欧洲风味的食品——腊肠、软饮料等,不少产品在中国人中还很畅销呢。

  瑞娜·克拉斯诺(Rena Krasno)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电子邮件——俱乐部的愉快时光

  1945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里反法西斯战争彻底取得胜利。记得那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和父母一起到犹太俱乐部去。

  俱乐部是1932年成立的,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犹太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我父亲是犹太俱乐部文化委员会的秘书。

  俱乐部每周四有文化之夜活动,这是埃尔哈卡社——俄文文学艺术圈的字母缩写。这个团体是一小批渴望探索创造性表现手法的人建立的,目的是为探求各种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个论坛,激励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发挥才能。每周四晚上俱乐部里都有音乐和戏剧小品演出,还组建了俱乐部图书馆。这种合作相当活跃,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员,无偿演出各种剧目。父亲曾写了一首《埃尔哈卡赞歌》,谱上高亢激昂的曲子。不论是欧洲的纳粹,还是上海的日本人,都不能使我们犹太人的理想受挫。

  我们坐在长桌旁,同胞们互相亲切问候。俱乐部的房间呈长方形,有高高的天花板,窗户上悬挂着巨大的窗帘让人感到协调和谐,这实在是日本军装与刺刀间的一个世外桃源。父亲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一首俄语诗,反响很热烈。大家围坐在桌旁闲谈,啜饮着热腾腾的柠檬茶。每周一次的俱乐部愉快时光与期盼,伴着岁月的艰辛,使我们单调的生活有了色彩,也给了我们生活的依托,让我们获得生存的勇气。

  朱迪丝·本·埃莉莎(Judith BenEliezer)从以色列来信——为抗日组织做交通员

  一天,我的好友T.S.王来找我,他说:“朱迪丝,我想请你做件事,如果你觉得难办的话,就请爽快地拒绝,我能理解你。”

  “唉,这件事挺难以启口,但我想你即使不愿介入,也不会泄密。中国游击队已渗透到了上海郊区,经常打击日军。小打小闹已无济于事,关键是要打击敌人的最敏感部位。游击队必须掌握敌军敏感地段的情报、特种兵团的部署以及重要的设备部署情况。汪精卫伪政府成员在跟日本人合作,尤其在帮助日本情报部门,他们了解日军的防卫情况。我们已有一位同志秘密打入了伪政府,凭他的职位可以获取秘密情报……”T.S.王迟疑着等待我的反应。

  “继续讲,”我鼓励他说,“你是什么意思?”

  “这位同志把情报传给我,由我转送到急需情报的部门。困难在于一旦被怀疑,就会被跟踪,我们必须有一个中间人联系。”

  “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中间人,让他把情报转给我吗?好,我愿意做这件事。”我立即回答。

  就这样,我担当着中间人的工作。我后来多次被上海的日本警察、情报科特工和日本驻上海宪兵总队等审问过,万幸自己灵活应对,一次次化险为夷。

  莉莉·芬克尔斯坦(Lilli Finkelstein)从奥地利来信——我和中国人一起泪流满面

  我们怀着希望来到了上海,在虹口舟山路安排好住处后,新的生活就开始了。我很快就学会了去附近街道的菜市场买食品。小贩们说着洋泾浜英语,我能很好地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友好、乐于助人。

  后来,我们经常看见许多日本兵行进在上海的大街上,我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几个月后,日本人命令难民迁往虹口的指定居留区。附近几乎找不到住宅房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一间。我把那间房子好好打扫了一下,终于可以住在里面了。但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居留区,日本人剥夺了我们的自由。

  但是,我们并不孤独。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非常通情达理。我和他们中的一两位妇女还交上了朋友。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

  有一天下午阳光明媚,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到有着近2000年历史的著名的龙华寺和龙华塔去作了一次远游。我十分喜欢那些美丽的古老建筑,它们似乎在诉说着佛祖的生涯。寺内有一座大殿,里面有几百个菩萨和罗汉的镀金塑像。我们观赏着,赞叹着,渐渐我把朋友们甩在了后面。

  我漫步到了龙华塔的门口,台阶上坐着一个老人,出售供佛的香烛。我看了看他,他便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忧虑。我说:“我兄弟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我听不到他的消息,他可能在危险之中。”我不知道这个老人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但他说:“请接受一份香烛吧,当你在佛祖前点燃它时,就想你的兄弟吧,菩萨会保佑的。”我感谢中国老人善良的心,我按照他的话去做了。那一刻我感到了心灵的慰藉。

  我不知道这香烛或是菩萨是否保佑了我们。战争结束后,美军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找到了我的兄弟。后来他成了维也纳一个很成功的古董商。

  当我们得知希特勒被打败了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投降,他们在虹口的街上挖起了战壕,企图继续顽抗。1945年8月我们获得了自由。我们和中国人一起上街欢庆胜利,泪流满面。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16 1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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