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驻屯军与日本的武装走私活动
2016-07-07 14:26:02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日租界设立之时，就有日本人从天津收购白银、铜元等私运回国。“九一八“事变后，走私活动有所增加，但规模还不算大，且比较隐蔽。但是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区”后，日本军队不准中国海关缉私船在其沿海缉私，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泛滥成灾。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份情报记载，1933年人造丝和砂糖的走私量分别是550万元和310万元。加上其他杂货类，合计达到1000万元以上。1935年日本在华北推行自治运动，大力进行政治分离和经济扩张，走私活动愈加猖獗，1935年9月。华北驻屯军秦皇岛守备队竟然解除中国海关两艘缉私船的武装，并不准中国缉私船进入冀东三海里以内的海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建立后，走私活动更是转为公开。不但公然闯关而过，甚至从三三两两偷运演变为成群结队贩运。由于得到日本军方的支持，他们不仅抢回被没收的走私品，甚至还有走私者，在日本领事馆警察的眼皮底下，殴打手无寸铁的中国海关官员。

对于日本朝鲜浪人如此肆无忌惮地在华北的走私活动，并得到日本军方和官方的支持与庇护，松室孝良如此总结道：这些浪人“无家室之累，有敢干精神……既受帝国之庇护，当然对帝国誓忠，故能遇有使命，虽死不辞。帝国即放纵其行动，中国亦无取缔之勇气。……故浪人之活动，由少数军警之掩护，即可任意，不必发动大的力量也”。

走私商品大部分都运至天津，然后再从天津运往全国各地，如赁长途汽车向察、绥、陕、甘销售，甚至远到包头、宣化、西安、平凉、重庆以及鲁、豫、皖、苏、浙各省。由此，天津成了私货输入和转运的最大口岸。

天津则成为走私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据有关资料记载，日本人经营的贸易商行和一般商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事走私贸易的。日租界福岛街的奥田洋行甚至设置了武装走私者的指挥本部，即天津贸易协会。日租界内的大和、福岛、蓬莱等街区空房均堆满私货。天津日租界内，经营走私的日本“洋行”或“公司”，随处可见。走私日货堆积如山，有80多家商店转运私货，有200多家洋行将私货转运内地，并由日本人组成‘特殊贸易协会’，使走私公开化和合法化。”特别是“松岛街、蓬莱街、吉野街一带，有字号的（如千叶洋行、天龙组、清水组等）和无字号的走私组织达数十家之多。正如时人观察说，“当时日侨中从事吗啡和可卡因等禁品走私的不法之徒很多，特别是表面上堂堂正正地打着药店的招牌，背后从事走私而获富，在租界也有获利甚多的无道德的伪绅士。”

从事走私贸易可以获得暴富，一桩买卖就可以轻松获得5000日元。如此高的暴利使商人趋之若鹜。从事走私买卖的不仅有日本和朝鲜的浪人，连日本大财阀系统的三菱、三井等洋行，也多参预其事。日本的大洋行整船运来货物公开走私，所运来之物，大多是税率大的，如麻丝、呢绒、麻丝织品、白糖等物。天津海河码头堆满了走私货物，其中有人造丝、布匹、白糖、火柴、卷烟、煤油、颜料、西药、车胎等等，品种繁多，无人敢于过问。在最猖狂的时候，从秦皇岛、留守营、昌黎以至天津塘沽等沿海各个口岸上，走私船舶成百上千，码头上堆积的货物，绝大多数是日本走私货品，关卡缉私工作，几成虚设。大量的财货外流，使中国财政金融和工商经济损失惨重，大大加深了民族危机，也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

车站堆积如山的走私货物，图片源于网络

大量走私商品不仅充斥天津市场，而且通过天津贩运至华北、西北及长江流域，日货垄断了全部市场，国货无人问津。使得天津的商业活动受到很大打击。例如，因砂糖走私，天津的砂糖商相继倒闭，1936年5月经由天津的走私量超过五万吨，为从日本正常进口数量的四倍。使得天津港正常的对日贸易额激减，海关收入减少。1936年的头四个月，华北的海关收入跌落到40%。到了1936年，“走私情形，猖獗异常，为害之烈，空前罕覯。所有糖品、人造丝、匹头、煤油以及其他高税物品，私运进口者，源源而来，充斥市阃，正当贸易，备受摧残。”在华北发生了中国人所说的“走私狂潮”。根据天津、秦皇岛两海关的调查，1935年8月至1936年10月，向天津的走私逃税总额达3460余万元。1936年下半年开始，南京政府开始严厉打击，控制走私货物进入河北省。1936年7月，宋哲元也派遣部队清除了天津火车站的武装走私分子。经过严厉打击，走私活动才逐渐得以控制。

华北驻屯军庇护下的走私贸易，给中国的关税收入和民族工业带来严重打击，中国对此却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日本工厂的产品潮水般涌来，将中国的工业冲垮。当然这也损害到了外国人的合法贸易，“合法经营的英美进口行和其他进口行，亦发现生意难以为继。中国商界成百上千地倒闭，然后被日本人和韩国人三钱不值两钱买去。”尤其是中国的纺织业更是深受打击，很多华人企业被日商所吞并，“天津地区的大型华资丝织厂和棉织厂无法与日货竞争，因后者只付了平常关税的四分之一。于是只有破产关门，被日本人收购。”制革业由1930年的60余家，骤减至1937年的12家。可以说，“走私活动是日本人从经济上统治华北的更大的计划的组成部分”，是日本“摧毁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最毒辣的手段”。日本不法商人的走私活动，因为严重破坏和打击了正常的贸易，日本总领事馆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进行取缔。“邦人（日本人）的不正，即制造、走私麻药，公然走私、……有损于日本的信用和名誉，特别是白天完全无视中国官员做坏事，必须断然取缔，命令宪兵严厉取缔。”然而这些走私活动因与日本军部关系极深，是以日本军事威胁和不平等条约为背景，以分裂华北为目的，对中国实行的强迫的、公开的和不等价的掠夺。它“增强了日本在华北乃至全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实现其分裂华北和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阴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07 14: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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