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沪上“四大名校”弦歌不辍
2016-07-19 15:16:54  来源： 解放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91岁的杨葆生，曾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教务长，现任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七一”之际，作为抗战见证者，杨老与“90后”大学生面对面交流，“日本侵华的罪行罄竹难书，不可饶恕的还有日军对中国教育机构和文化成果大规模地肆意损毁”。他的《即兴》一诗写道：“当年求学战事频，书桌难寻业不勤。工作辰光书恨少，晚晴始又白头吟”。

抗战胜利后，杨葆生才得以在暨南大学深造，成为暨南大学解放前最后一届学生会主席。建于1906年的暨南大学，初建于南京，后迁至上海真如，抗战期间它为时局所迫举迁福建建阳，战后又返回上海，并在虹口东体育会路和闸北区宝山路两处成立临时校舍。

据《中国高等学校变迁》一书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减少50％；　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包括校舍、图书、仪器设备，达3360余万元。

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命脉，并坚持抗战，东部地区高校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迁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及其团队研究认为，在抗战期间，因战争影响而迁移的高校约106所，搬迁次数共计300余次。譬如，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就被迫于1938年1月迁往昆明，后发展为西南联大。许多高校一迁再迁，据不完全统计，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迁校4次的有私立东吴大学和之江大学等8所。

其中，堪称今日沪上“四大名校”的4所985院校，各自办学之初有国立、外办、民办不同渊源，其本校或其前身都在抗战烽火中演绎着生存发展、弦歌不辍的故事。

沪渝两线办学

交大走出30多名院士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使交通大学面临着生死存亡。学校一再向政府提出要求内迁，然因种种原因没有如愿，师生被迫迁移到法租界内的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等处租房上课。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学校师生或创办一些简易实验室，或租借工场设备，或直接在露天马路上进行实验，逐步恢复了大部分物理、化学等基础实验课。在上海继续办学的交通大学师生最多时达1000余人，少时不足700人。

在交大撤离后，徐家汇原校址一度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难民营。1937年11月，日本宪兵队开进徐家汇校舍，设立“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交大所遗校产全部被占用。1938年4月，徐家汇大部分校舍让于原在虹桥路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随后，日本宪兵队将难民全部驱离校园，东亚同文书院师生进驻交大徐汇校园，摘下交通大学校牌，改挂东亚同文书院的校牌，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撤离。

随着战争扩大，租界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化。为应对时局、保全校产、继续办学，1941年9月学校对外改称“私立南洋大学”。1942年夏，日军进入法租界，学校被迫由汪伪政府管辖。校长黎照寰愤愧辞职，钟伟成、沈奏廷、谭炳勋、李谦若、胡端行、陈石英、吴清友、钟兆琳、王蘧常等40余名教职员先后离校。有的后来辗转到重庆九龙坡交大本部，有的转到上海其他私立大学或工厂企业，还有的干脆待业在家，拒绝与汪伪合作。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后，交大与重庆国民政府间的汇兑已经完全断绝，办学经费枯竭，告贷无门，陷入绝境。

现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长、党史校史研究室主任盛懿介绍，即使在上海租界办学的交通大学，这一时期也走出了一批知名校友，其中包括吴文俊、徐光宪及其夫人高小霞等11名院士，以及董寅初、王蘧常、许国璋等大师大家。

在学生方面，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工厂企业纷纷内迁，内地交通工程建设任务繁重，急需大批交通工程和管理人才。奔赴内地、参加建设，成为在上海租界学习的交大毕业生的首选去向。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毕业生与在学学生中，也有一些人直接奔赴抗日前线，有去延安的，也有参加新四军的。如1938年就有电机系毕业生周建南、孙俊人、徐昌裕等3人，化装越过日军封锁线，通过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

太平洋战争期间，重庆交大校友纷纷热心奔走，筹备渝地建校。1940年11月，交通大学分校（即交大渝校）就在重庆小龙坎诞生。当时，仅招收电机、机械一年级新生各一班，学生仅80余人，教职员10余人。1942年8月，交大渝校由小龙坎迁往九龙坡新校址，顺势升格为交大总校。当年10月，改称国立交通大学本部，由吴保丰出任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交通大学才由重庆回归上海。

在这一办学战线上，至1945年8月，前后不到5年里，交通大学在重庆拥有9个系、2个专修科、1个研究所，成为囊括“陆海空”、门类较为齐全的工科大学，教育层次上以本科为主，兼有专科和研究生教育。尽管由于经费、师资等原因，没有恢复设置基础教学的理学院，但在学科专业上较抗战前已有很大的发展，为回归后的交通大学构建起了较大的发展框架，成为大后方高等工程教育的一朵奇葩。至抗战结束，学校已有43个班，师生1500余人。

在整个重庆大后方办学时期，交通大学极力延聘从欧美各国留学归来的高端人才来校执教。其中，既有茅以升、倪俊、陈章、徐承燠、薛次莘、柴志明这样的资深学者，也有曹鹤荪、季文美、许玉赞、岳劼毅、马明德等30岁左右的一批年轻学人。他们此前大多在海外深造，拥有哈佛、麻省理工、康乃尔大学、芝加哥大学、伊立诺大学、密执安大学、英国特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高工、意大利都灵大学等名校学术背景。其中仅交大1934届毕业留学归来执教母校的就有11人之多。

这些教师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毅然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怀着科学救国、为国育才的理想，将世界科技的最新发展带到大学课堂上，给学校人才培养带来强劲活力。比如，美国1942年出版的教材，1943年就已经在交大使用；张钟俊教授所开的《电信网络学》是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课程。

在此期间，重庆交大走出包括21名两院院士在内的知名校友，其中就有茅以升院士。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就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并随校南迁贵州平越。1943年，茅以升被选为交大渝校土木工程“部聘教授”，在九龙坡授课两年多。

交大学子则在校内掀起从军热潮，主要有应征军中翻译员、应征青年军入伍等运动。随着来华盟军日益增多，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社会上招募人员的质量数量都不能满足需要。1943年初，重庆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征调学生从军担任盟军译员，重庆的交通大学分得名额50个。截至1943年10月底，四年级学生全部应征，总计71人。

1944年秋，日军大举进攻桂黔，严重威胁陪都重庆。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告全国青年书》，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口号，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时任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等24所大学校长联名致电，表示恪尽职责，踊跃应征，以雪国耻。

不久后，交通大学便成立从军征兵委员会，开展从军动员。至1945年2月，交大学生参加青年志愿军45人，政工人员5人，女政工人员1人，海军81人，空军高级机械班17人，空军飞行及领航12人，译员16人，总数达177人，占1944年度在校生的13.21%。

校史研究发现，1940年秋考入交大沪校机械系的学生杨大雄，1942年春转赴交大渝校就读。1943年11月就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应征战时译员，在国民党第79军担任美军翻译官，多次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1945年6月，他在柳州前线与日军遭遇，奋勇杀敌，壮烈牺牲，年仅25岁。1997年1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同济六迁

小李庄来了大学者

多难兴邦，同舟共济。根据苏智良等编著的《中国抗战内迁实录》记载，抗战时期，同济大学辗转6次迁校，从东海之滨迁移至西南边陲。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德国人在沪创办的宝隆医院和贝伦子工程学院，后由北洋政府收归国有，上世纪20年代末期更名为同济大学，是一所拥有医、工、理学院的大学，采用德语和德国图书仪器教学。“八一三”事变后，同济撤至吴淞的校舍遭到战火严重破坏，于是决定内迁。

仓促南迁，千里辗转，曾先后迁到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吉安，广西贺县八步镇。第五次迁校到云南，分为两路，一路是女同学，患病学生和教职员工，他们乘汽车经过柳州、南宁到龙川。另一路是男同学组织的步行队伍，翻山越岭到达南宁后乘船到达龙川。两路人马在龙川会合后，再乘汽车经凭祥出镇南关，经过越南终于到达昆明。1940年秋天，日军对昆明空袭日益增多，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条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也被切断，同济师生不得不考虑第六次迁校。

同济校方委托老校友、宜宾中元纸厂厂长钱子宁在川南一带寻找新校址。小镇李庄的当地士绅罗伯希、张鼎臣等人得知同济处境尴尬后，立即召集李庄各界人士商议，决定欢迎同济迁入李庄，并发出一纸电文——“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这一消息当即让无处可去的同济学子感到了雪中送炭之感。

1940年10月，同济大学迁至李庄。此前迁住的地方时间最长的仅为8个月，最短的甚至不足一百天，而在李庄，同济大学一呆就是5年。

一时间，小小李庄的街头巷尾，走来了梁思成、陶孟和、李方桂、李济等一批国内顶尖学者。到1941年初，李庄人口由3600人陡然增至15000人。在受尽流离之苦的学者、学子看来，他们无异于找到了一方学习求知的福地。

然而，李庄要一下子安置上万的外来人口实属不易。性格豪放的李庄人居然想办法给神像搬家，将几所当地土地庙里的神像全部用滑轮吊出，集中安置。专管一方土地命运的“神仙”被请出正殿，而手执教鞭的师长和莘莘学子高坐堂上，那里真正体现了“师为重，神为轻”。当地士绅罗用光把新建不久的自家宅院，没有丝毫讨价还价就卖给了李庄小学，而李庄小学则把原来的祖师殿用作同济医学院解剖实验课场地。

知恩图报的同济人，对李庄百姓也予以相应回报。迁至李庄后不久，工学院立即从宜宾架引电线，使李庄这个偏僻小镇竟比县城早10多年通了电。同济大学还在小镇上设置附设小学、中学并兴办幼儿园，一并解决了教职员工子女和李庄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可谓一举两得。如今，小镇居民吴传荣老人当年曾经和梁思成儿女一起上学玩耍过，他不胜感叹道：“那可是李庄的黄金岁月啊，从幼儿园到上大学，不用出镇一步，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川南一带长期流行一种地方病叫做痹病，轻者浑身无力，皮肤发麻；重者上吐下泻，四肢麻痹，如果病情恶化发展到胸部即无法医治。同济医学院迁到李庄后，教授唐哲、杜公振通过动物活体实验，查明病因是当地食盐中含有氯化钡，一举攻克了痹病。从此困扰川南百姓千百年的怪病不再猖獗，官绅百姓弹冠相庆，奔走相告，这项研究也被评为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

李庄办学期间，同济除了原来拥有的理工医三学院外，又增添了法学院，学生总数1100余人，毕业人数近700人。同济大学先后培养的两院院士中，有5人曾在李庄时期就读。1945年8月，坚持流亡办学的同济师生决定回到阔别8年的故土，为了感恩，他们把许多设备和书籍送给了李庄人民留作永久纪念。

复旦和大夏

千里跋涉入山城

同在上海滩，复旦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私立高校。1937年1月8日，学校董事会召开会议“拟在太湖流域另觅佳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期间，民族资本家蔡德生购买太湖边土地一千余亩，欲建复旦新校。但因抗战爆发，这一迁校计划未能实行。

同年，复旦大学发展为具有文、理、法、商4院，16个系科的大学，还附设有中学、实验中学各1所，义务小学2所，成为东南重要学府。“八一三”事变后，南京教育部派人来沪，指示复旦、大同、大夏、光华4所大学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内迁，其中大夏、光华两校是现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

抗战初期，大夏、光华校园都惨遭日寇的轰炸和蹂躏，馆藏档案记载了日寇犯下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根据记载大夏大学校舍资产损失的档案，各项损失共计7987万元（按1946年币值计算）。日寇甚至占领大夏大学校园，改为伪沪西法院，将群贤堂等处用于关押欧美侨民。在光华大学，大西路校舍原是上海高校中最为宏伟的校园之一，“八一三”事变时惨遭日寇炮轰，被日寇占领后又遭一火焚毁，损失之巨难以统计。

尽管有南京教育部的联校指示，但大同、光华因经费无着而退出，复旦、大夏则组织临时联大，分两部分别迁往江西、贵州，先后在庐山、贵阳、重庆办学。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江西联大一部分内迁贵阳与二部合并，两校师生长途跋涉，于12月底抵重庆，各界欢迎留川。

1938年2月，复旦在重庆复课，颇有一番复兴气象。与此同时，复旦与大夏之“临时联合”正式宣告解体。是年，复旦大学重庆部只有60多名毕业生。同月，留沪复旦师生也复课，上海部仅有毕业生55名。

在重庆的复旦，刚开始借用民房作为课堂，以后陆续新建了图书馆、教室和宿舍。之后，在重庆陆续增设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园艺系、农场、茶叶组、农艺系等。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复旦大学重庆部，教师宿舍王家大院被炸毁，罹难师生共7人。直至1944年，遭到日寇进逼，大夏大学还再次迁往贵州西部赤水。

因为经费实在困难，难以继续维持，重庆的复旦大学不得不谋求改为国立。1941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五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复旦大学重庆部由私立改为国立，由吴南轩任校长。此后经费较以前充裕，聘请了陈望道、周谷城等著名学者，学术水平较以前大为提高。但在上海的校长李登辉始终不赞成这件事，他认为改国立后的政治影响对学校不利，阻碍很多，后因既成事实，被迫答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李登辉宣布学校实行“三不主义”，即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立即停办。在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日文。1942年，敌伪提议将圣约翰和复旦等4所大学合并为联合大学。在李登辉的坚决反对下，此事无法得逞，最终作罢。

我住长江尾，君住长江头。复旦改国立后，经费仍很紧张，有时连考卷用的纸张也没钱购买。据复旦校长吴南轩的文书主任回忆，那时吴南轩几乎每星期都要由黄桷镇到重庆市区，张罗借钱或募捐。他为了省钱，只去吃小馆子，不知怎么传染了伤寒。所幸医治及时，虽身体大伤，但尚能保命。

1940年，江一平由沪入川，任复旦副校长。他是沪上著名企业家虞洽卿的女婿，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著名律师，公共租界的华董，又与中国茶叶公司副总经理吴觉农相熟，商妥由复旦农学院增设茶叶系以及茶叶专修科，由吴觉农兼系主任，经费也由公司分担，这使复旦好比吃了一服补药，解决了很大一部分资金问题。解放后，吴觉农任农业部副部长。1945年抗战胜利，复旦等校终于从山城重回申城。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19 15: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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