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城沦陷初期的日寇血腥“扫荡”
2016-07-27 17:21:27 来源：南通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日寇铁蹄践踏南通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日军松甫部队设司令部于濠南别业，东西两吊桥有哨所，东门外的小石桥和龙王桥，则派流动步哨配合伪警盘查，南门外八厂有一小股敌军驻守。但敌人并不能控制南通四乡，南通乡下的游击队，开始向日军发起有组织的进攻。
南通军民浴血围城
根据《团结周报》第廿八期的通讯《南通游击队近况》介绍，南通的游击队，主要由保卫总队(它的最高机关是“通海崇启指挥部”，保卫总队分四个大队四十个中队，约四千人，分驻南通、海门两县)、特务总队(有九个大队，三千多人)、人民自卫军(南通沦陷后最早成立的群众游击队伍)、常备团(三个团，约三千人)、护航游击队(约一千五百人)五部分组成。
1938年4月初，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成立，推南通县县长彭龙骧为指挥官。鉴于当时饭冢部队正在盐城一带作战，南通城日寇防备相对空虚，在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的协调下，第四区常备大队、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特务总队、实业警察大队和南通县民众自卫队等多支游击队协同作战，从东、南、西三门进攻南通城。
4月下旬，专员兼保安司令葛覃挥师围城，指挥部进驻东门外兴仁镇的通裕典当内。据蔡麟卿、单伟光的《围攻通城的战斗》回忆，其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大体如下：
一、由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张星炳负责前线指挥，以一个独立中队担任指挥部警戒，并与南通县民众自卫队(包括区常备队)的一部作为总预备队。
二、正面(东门)以常备团何克谦部刘秉政的第一大队、张永奎的第二大队及自卫总队抽调的四个中队，为主攻部队。一路由东门板桥，经小石桥攻向东吊桥，又一路由郭犁头经祭祀坛至湾子头附近，会合进攻东门吊桥。另选派一支突击队，偷渡东北濠河插入城里，袭击东门敌哨所，为主攻部队，扫除前进障碍。
三、左翼(南门)，由南通县长彭龙骧指挥，以实业警察大队董伯祥部，从陆洪闸、三圩头，进攻八厂之敌。以县民众自卫总队的徐渭樵等部，由狼山向北进行夹击，攻八厂和三元桥敌据点后，直扑濠南别业。
四、右翼(西门)，以特务总队丁维藩部，主攻西吊桥，以自卫总队顾宪尧、陈金泉两个中队，从侧面配合进攻。占领西吊桥后，直扑十字街钟楼，与东门主力会师，再向南门挺进，合力夹击濠南别业。
五、以特务总队和警察大队陈品珊部，各抽一部分兵力，在十里坊、三里岸桥一带，阻击唐闸增援之敌。
六、让出西公园至姚港一线，容敌溃逃，在运动中，追击歼灭之。
战斗在4月28日拂晓打响，马起凤率突击队员25人，在东北濠河的黄泥口子桥，乘船在北濠土墩(现北濠桥)附近偷渡入城，沿环城东路到东吊桥，未遇敌情，后赶赴钟楼，在钟楼南侧的回春药店门口遭遇从南大街而来的日军，发生激战，除个别生还外，全部牺牲。其他各路人马，都受阻于日军，未能有效地协同作战，游击队虽经奋勇搏杀，均死伤惨重，攻城失败。
是役毙伤日寇30余人，攻城战斗中，不少老百姓不顾危险，偷偷开门让士兵从后面绕道小巷，船妇卢陈氏奋力将受伤的马起凤护送过河。这是抗战初期游击战的一个重要战例，是在战略防御阶段不多的南通游击队主动进攻中心城市的战斗。
这起战事，大生厂的成纯一于“廿八灯下”写给陈葆初的信中，有过详尽的描述：“午夜城外枪声四起，东、西、南三门上机枪至今早八时稍停。九时发炮六七响后，又枪声时断时续，至午前始止。后闻夜中游击队攻入城中，卒被击退，颇多死亡。事后逐户搜索，人心不安……今有五处起火，钟楼上可见城内外尚落火。唐闸平安无事。一副厂及电厂亦安。不过副厂附近一度接触。可闻城东、南、北处游击队甚多。”
日寇暴行惨无人道
游击队攻城行动后，日军疯狂报复，枪杀无辜，放火毁屋，吊桥口施天宝银楼到东门通济典当、湾子头、山门巷化为灰烬。据《南通市志》记载，日军焚烧南通城郊房屋千余间，并枪杀被俘攻城士兵和民众80多人。
麦文果（1906年生于美国，1936年受美国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协会的派遣来华，曾在南通第一人民医院前身南通基督医院担任护士）不仅是这场战争的目击者，而且是受难百姓的拯救者，同时还是历史的记录者。1938年4月30日，她在致马轲的信中称，日军的施暴，使南通城“就像人间地狱”。在这封信中，麦文果告诉马轲：“这个月，我护理了4位伤员———都是枪伤，另外还接收了1个产妇。而昨天来了个可怕的烧伤病人，是那些暴徒干的。陪护的人手持1支蜡烛，可以看到她的胸部和腹部、臀部和腿部被烧焦了。此恐怖景象足够糟糕，此焦味令人难受。想到如此残忍，我几乎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在这‘中国事变’的岁月里，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还没有先例。作为南通唯一的上帝派来的目击者，我必须直面这些灾难中的中国人的哭泣的请求，努力保持谨慎和理性，等待事态的发展。我也每天为美国和中国的同事祈祷。”
被占领后的南通南门，上有抗日宣传标语
日军对南通游击队的“扫荡”，从5月初开始。5月5日，身处孩儿巷的麦文果，近距离地直击惨绝人寰的一幕。她在5月16日致马轲的信中说，“5月5日，施保罗和海格门住宅北面的那些矮小的农舍被纵火焚烧。我透过二楼的窗户，情形看得真真切切，而农民们凄惨的‘哎呀’的呼号声听得一清二楚。我听到机关枪声，那些试图奔向我们院子的人们被扫射。工友打开大门，我走了过去，大约200名妇女和儿童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男人，挤进我们院子里，战悚着，哭啼着。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自己站在那里的意义。”
5月3日“夕十二时”，大生一厂的王元章在写给陈葆初的信中说：“连日以来，游击队风声日紧一日。城闸、城港马路俱被游击队掘断，交通完全断绝。”身处唐闸厂内的王元章“闻说城内东门一带延烧甚久”，信中，王元章告诉陈葆初，“今日游击队已进至唐闸育婴堂附近，刻前外面枪声时闻，间有机关枪声。”（南通市档案馆B402-111-175）次日，王元章又在尚未能寄出的信上补充了几句：“再，今晨四时许，外面机枪声、步枪声互轰不已，使侄由梦中惊醒，其声之密可知。今日闸上已行人绝迹，买卖断绝矣。”
《南通市志》对日军的暴行也有真切的记录：
民国27年5月3日拂晓，一辆日军卡车，从唐闸驶至十里坊河西姚家坝头，被游击队阻击，遭到伤亡。次日上午，10多个日军窜到唐闸河东渔稚港河北，使用烧夷弹，从育婴堂起经三牌楼、十里坊、一直烧到猫儿桥，大河两岸十几华里，顿成一片火海，300多户人家，2000多间房屋不到一天即化为灰烬。两岸群众被烧死、压死、打伤多人，育婴堂里的16个婴儿也被活活烧死。5月8日，一队日军从南通城出发下乡“扫荡”，见房就烧，逢人便杀。仅有10多户人家的麻虾子榨被付之一炬，曹家老园有25人被杀。随后，日军扑向观河乡（今观音山镇）任家园、张家园，两园群众迅速逃避。老人和妇女儿童来不及绕道远走，即藏在川猫儿河边芦苇丛中。日军放火之后，四下搜索，发现芦苇丛中有人，便架起机枪疯狂扫射，又用刺刀向尸堆乱戳，顿时鲜血染红了河滩，108人在枪弹和刺刀下丧生，2人受伤。
在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民国南通县政府的档案里，有许多抗战结束后民众对战时损失的呈报，其中数量最大的是财产损失，以A208-116-812《财产损失报告》案卷为例，该卷共380页，系380份财产损失报告表，形成于1946年5、6月间，几乎全是日军对民众房屋焚烧和破坏的记录。日军行动比较密集的时间段为中华民国廿七年农历四月初三至四月初九，即1938年5月2日到8日，分别为6份、4份、92份、44份、19份、6份和15份。薄薄的一纸申报，浸透了多少失去栖身之地的百姓的血和泪。
历史记忆不容忘却
1964年3月到6月，大生一厂的许永和、何连清和保芷，对300多位工人进行了走访，许多人对1938年5月初的那场浩劫记忆犹新：
何三（1963年退休，住三牌楼一队）：1938年四月初五，日本鬼子从三牌楼一带烧起，你抢救东西他就打枪。吴招姑娘的丈夫就是为了抢一张床柜被日本鬼子打死的。我们一面逃，一面抬头看：家里烧着了！我说：“不管啦，溜吧！”我老婆伏到田中央的墒沟里。等到鬼子走了，到家里一看，连筷儿都不曾留一双。又碰上天天落雨，只得借了人家厕所住住，整半年的才弄到点毛竹，搭了棚子住。我老婆养孩子才12天，就遇到日无登场、夜无宿场的处境。
王领珍（1964年退休，住三牌楼一队）：日本人来后到处放火。四月初五，眼看前面的房子都着了火，我的男人吴生和我的父亲急忙把家里的东西向田里搬。那时我正怀着孕，眼看着吴生和我的父亲抬着柜刚跑了十几步，突然一声枪响，我的丈夫倒下去了。我父亲一看日本人来了，一面伏在他身上流眼泪，一面叫我们快快跑。我就抱着孩子在田里爬，爬了几段田，我那四岁的儿子要哭，我就急忙拾了蚕豆塞在他嘴里，不让他哭出声来。我一直爬到一个大坑里。鬼子走时，家全被烧光了。这一天晚上，我们就爬在沟头边伏了一夜。我看着丈夫，一点也没有困，眼泪水不知哭掉了多少。第二天，赊了一口棺材，把男人收了。
麦文果在1944年第3期《美国护理杂志》上发表的《“扫荡”带来的人道灾难》，对此还有更细微的描写。由于场面过于惨烈，因此很多细节似乎烙进麦文果的脑海，她的文章带给人们的现场感是震撼的：
我目击了部分日军“扫荡”的场面。在一次偷袭中，他们挨家挨户地点燃茅草顶的农舍，架起机枪扫射那些逃出着火房子的人。这样的近距离射击，许多人当场就死去了。发生了目不忍睹的恐怖事情，而我还站在楼上的窗边旁观，一种内疚感不时向我袭来。我耳边至今还回荡着那些垂死者的呼号声。
几小时后，火烧完了，我发现有人还是活下来了。敌人走后，伤者的亲朋好友们束手无策，只能用简易担架把他们送到我这来。他们躺在我的门廊里，流血不止，我开了门，单枪匹马，努力为他们做些什么。我手头没什么医疗物资，只有一两个针筒和几个针头，幸运的是还有不少吗啡片逃过了轰炸，另外还有大概20包敷料和几卷绷带。
方圆几英里之内没有医生也没有另一个毕业护士，我只能自己尽力而为。我把20多个重伤员安置在我房子的病床上，其余的替他们包扎好，关照他们每天过来复查后送走他们。在检查伤员的伤口时，滚烫鲜红的血液漫过我的双手。虽然我不知道怎么缝合血管，但我必须想办法止血。
所有躺在那里的伤员中最年幼的是一个男孩，在我为他检查时，他正忍受巨大的痛苦。我对我的一个助手说，眼睁睁地让岁数那么轻的一个好人死去，是莫大的耻辱。我觉得他存活的机会不大，但他一直央求我帮他，那眼神我无法忘怀。子弹钻过他整个腹部后，从右臀穿出。尿液从腹部伤口流出，粪便从右臀排出。我判断，如果膀胱停止充盈的话，其腹部的伤口还是有愈合的机会的。我仔细研究了为男性病人做膀胱插管的流程，放置了一根插管，每天两次缓慢注入红药水，希望能减轻感染。针对他的肠穿孔，我规定他只能少量多餐喝热米汤，再用吗啡减少肠蠕动。令人不安的一周之后，他的热度下降了，腹部的伤口首先愈合，引流出的脏东西也逐步减少。一点点地，我们移除了导管，最后他痊愈了，回家了。
有个13岁的小女孩，头上受了5处深深的刀伤。我尽可能帮她清理创口，敷药包扎。她很快陷入昏迷，之后又变得躁动不安。当时她失血已经非常严重，但脉象一直很好，我觉得如果能帮她及时补液，她也许还有救。天无绝人之路，在医院的废墟里，竟然有一副玻璃制的墨菲滴注玻璃连接管，而且没有破损。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把我自己冲洗罐上的橡皮软管剪下来，就可以凑成一副标准的输液装置，再用我的热水壶保持药水的温热。三天之后，她开始恢复意识，逐渐康复。头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感染，接下来她接受了好几周的头部引流。除了她的头发剪短了，康复后的她跟以前一样美丽，只不过当时她真的是命悬一线。
（文、图均由南通市档案局提供）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27 17: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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