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重庆市民看红球躲轰炸 曾缺氧酿惨案
2016-08-05 17:42:00 来源：中国青年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于是年11月正式迁抵重庆，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核心区域。随着战争的进行和人口的内迁，战时重庆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物价上涨、百货匮乏等不断呈现，为当地市民的日常生活烙上了深刻的战争印记。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也给重庆城市生活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时尚气息，促进了市民生活的衣食住行乃至风俗观念的革新，加速了东西部思想文化的交融。
战争笼罩下的艰辛生活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虽没有正面战场上的血腥与惨烈，但始终笼罩于战争阴霾下。
国民政府迁渝后，陪都重庆日益成为敌军轰炸的重点。每当日机临近，警报“红球”随之挂起，市民们纷纷避走它处，由此形成了大后方独特的“跑警报”生活。“红球”警报是战时重庆的特定产物，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空袭警报经常无法用电，防空人员遂采取高处悬挂红球示警。挂一个表示预行警报，再串一个即为警报，此时居民要急行入壕钻洞，当串第三个就是紧急警报，路上行人不准再走动。红球台分设于市郊和市内制高点，市内如小什字的美丰银行顶楼、纯阳洞、李园、虎头岩等处，至今重庆还留有“红球坝”地名，可见影响之深。
一些市民回忆，警报出现后，市民们不得不中止日常的工作或学习，四处逃逸，“有的乘轮渡木船、过南岸上山躲避，或顺流东下，到溉澜溪等地躲避；陆上出口，只有一条沿嘉陵江西行的公路，小轿车、客车、人力车挤在一块各奔生路，顿时车水马龙、人喊马叫川流不息”。有时，甚至一天要跑二三次警报。
防空洞是重庆市民躲避日机轰炸的避难所，却有高低贵贱之分。政府高官显贵专用的防空洞设备先进、清洁卫生、安全舒适；一般百姓的防空洞则陈设简陋、油灯照明，无通风设施，且洞内潮湿肮脏、空气浑浊，人多了就难以呼吸。对此，有过亲身经历的陈未云深有体会：进入十八梯的防空洞后，“漆黑一片，里面早已坐满人。宪兵拉着我向里面硬挤，踏在别人身上，两边的人把我推来推去，最后跌坐在人堆之中，那滋味可想而知。一小时后出洞，阳光刺目，好一阵才能适应。”即便是这样的防空洞也经常人满为患。1941年6月5日深夜，在日机的突袭下，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较场口防空隧道挤进了1万余人。粗陋的设计与管理，造成数千市民在极度拥挤与缺氧中伤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防空大隧道惨案（又名“六五惨案”），给山城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重庆市人口仅为47万，1943年激增至88万多，到1944年猛增至103万。大量的人口涌入本来就地窄山多的重庆，造成市内的住房拥挤不堪，物资储备日益匮乏，居民生活苦不堪言。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重庆的大批民房惨遭焚毁。为了纾解住房紧张，重庆建造了大量的捆绑式简易工棚。这类寮屋简陋阴暗，质量低劣，几乎一推就倒；若遇日机轰炸更是顷刻崩毁，以致流离失所的人们连茅棚都没有，只能“天空就是屋顶”。物价飞涨最为市民头痛，八年全面抗战，重庆的物价是一日一价，日增月涨。老舍后来著书回忆道，“从二十九年（1940年）起，大家开始感受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不少罹灾之民，终日饥肠辘辘，民不聊生。迫于生计，灾民创制“八宝粥”维持生命。所谓“八宝粥”，无非是米糠掺杂砂子、稗子、稻壳等杂物。总之，在战时重庆，普通民众生活困窘不堪。
困苦生活中也有时尚追求
但同时，因东南沿海各阶层人群如潮水般涌至大后方，也给陪都重庆注入了时尚气息，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之一变。
山城服饰悄然革新。重庆莅居巴蜀崇山峻岭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市民多遵循陈习，服饰沿袭清末民初旧装。男士内穿短褂，外罩右襟长衫，下着长裤，颜色尚蓝、青、灰三色调；未婚女子多蓄长辫，扎红绳；已婚女子则挽发髻，佩耳坠，戴玉镯，遗存有白布包头之风俗。重庆成为陪都后，市民服饰随之革新。高绍聪在《重庆琐记》中描述，“此地人士多喜穿短服，中上级之外，均长年赤脚草鞋；有的虽为宾客，上身衣冠如士子，其长衫马褂帽顶，而足下仍穿草鞋。学校学生（小学）赤脚并不伤雅，士兵未见穿袜，女人绝无高跟皮鞋及烫发等恶习，金兰布衫可谓全体一律。迄至战事起后，苏浙人士居多，摹仿时髦者始成为上海化。”外来人口的迁入，尤其是江浙移民的新潮时尚给山城增添了绚丽多姿的色彩，重庆市民莫不效仿。男子渐祛长袍马褂，穿上了时兴的中山装与西服，戴起了礼帽。女性服饰花样繁多，大多装扮沪式改良旗袍，佩戴戒指，着皮鞋长袜、理齐耳短发，并抹口红、涂香脂、烫卷发，各种时髦装扮层出不穷。
此时，餐饮业日臻兴旺。大量外埠人口涌入重庆后，给山城的传统餐饮业带来了新的气息。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对此深有感触，“渝市大小吃食馆本极多，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客民麋集之后，平津京苏广东菜馆，如春笋怒放，愈觉触目皆是。大批北味最盛行，粤味次之，京苏馆又居其次。”全国各式风味沓至山城，打破了战前单一的饮食结构。即便是最普通的市民，除了火锅外，还能买到“福建味的鱼羹、广东的点心、湖南辣子鸡、北京烤鸭”等风味佳肴。此外，西式的餐馆、咖啡厅也迅速发展。抗战初期，重庆的西餐馆只有5家，到1943年已增至30余家。在饮食习惯方面，重庆市民由以往一天两顿干饭（即上午十点为吃“上午”，下午四点为吃“下午”，有时夜间十点再吃“宵夜”）渐演变为一干二稀，并用笼屉蒸饭改为饭锅煮饭，当地人称之为“随水干”。
住房建筑方面，重庆传统民居大抵以土木瓦房结构为主，最富特色的莫过于建在山坡上的吊脚楼。何为吊脚楼？张恨水先生有一番惟妙惟肖的描述：“吊楼之形，外看如屋，惟仅半面有基，勉强立平地。其后半栋，则伸诸崖外。崖下立巨竹，依石坡上下，倚斜以为柱。在屋后视之，俨然一楼也。”传统吊脚楼不能满足外埠寓居者的安全与审美需要，于是各种款式新颖、装潢别样的楼房继踵而出，使重庆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时人将重庆与香港、上海等大城市相比较，有人赞叹道：“她正和香港一样，纤回的马路和高矗的洋房，都是建筑在山顶上，只是富丽堂皇不及香港罢了……重庆真是一个大上海的缩影。”
重庆是久负盛名的山城，城区傍山而立，依山而建，地势高低不平，却错落有致。但交通发展难度颇大。传统的运输工具有川式的滑竿、轿子、板车、独轮车、人力车、马车、小木船等。当地人将人力车的车夫、抬轿子的滑竿师傅，及拉船的纤夫统称为“棒棒军”；外国记者不太明晓这个称呼，唤其为“Coolie”，类似中文“苦力”的发音。最为艰辛的是沿江纤夫，据时人回忆，1938年他们一家乘坐小木船从宜昌逆水前往重庆，“想要一条小木船逆水而行，通常需要20个纤夫，把几十米长的绳子绑在腰间，个个佝偻着背，缓慢挪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山城的街头出现了许多私人小汽车，江上也响起了的小火轮的汽笛声，重庆的交通运输较战前有了较大改善。1940年的公共汽车由1933年的1辆，增加至99辆，行车线路也由一路增加到三路，还开通了缆车线路，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市民习俗也有改观。外埠人口迁抵重庆，全国各地操着不同方言的人们涌入大后方，促使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原来操着一口川渝方言的山城市民，也日渐学起“国语”，掀起了 “国语运动”。同时，蓄养婢女、收养童养媳等陋习悄然沉寂。既往不少市民随地吐痰或便溺的陋习，也随着文明风尚的宣传与教育而得到了很大改变。
战时重庆的婚俗观念也日渐趋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并逐渐放弃了传统的结婚仪式，采用新式婚礼或集团婚礼。从1936年3月至1949年9月，重庆市共举办过50多次集团婚礼。起初，市民对此采取观望的态度，头两届只有9对和5对新人参加，可到了1949年元旦，共有91对新人参加集团婚礼。更为特别的是，在重庆北碚民众会场经常举办周末演出会，时常在戏剧高潮时插入一段结婚典礼，使整个戏剧舞台瞬间变成结婚会场，这种节俭而热闹的婚庆方式，深受当地市民欢迎。过去，囿于陈俗所限，人们羞于离婚。这时,缘于战争的影响，夫妻分居两地，许多眷侣不得不选择离婚。1944年在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广告版上就刊载过一则离婚启示，两人因长期异地分居，公开协议离婚，毫不避讳。
战时文娱生活依然多彩
即便终日笼罩于战争阴霾中，重庆市民在空暇之余依旧热衷于泡茶馆、郊外出游、观影剧、看书报的闲适生活。“听到警报就赶快跑进防空洞；警报消除，人们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补补，该工作的继续工作，该读书的继续读书。”这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泡茶馆、摆龙门阵”本是巴蜀民众传统的休闲方式，茶馆也是人们消遣娱乐的场所。山城市民，无论男女老少，皆爱躺在帆布椅上，悠然自若地喝着茶，看看报，或是摆龙门阵。不少店家将茶馆开设在防空洞内，冬暖夏凉，听书品茗，好不热闹。战时，国民政府对各公众场所实施限制管理措施，“茶馆”自然成为各阶层人们休闲的最佳去处，亦成为上至各党派设台演讲，同业公会倡论决议，社会大佬公决纠纷，下至贩夫走卒闲聊，学生们畅谈心声的重要场所。
重庆枕山带水，独特的地质环境造就了奇峰异石，名胜风景数不甚数。寓居重庆的外省人，无不对重庆的山水流连忘返，赞誉有加。沈弢在《忆重庆》一文中描述，“渡长江是南岸的风景区，走远点有南温泉，花溪，虎啸口，仙女洞等名胜；沿嘉陵江有土湾瓷器口等近邻小镇；以及文化区的沙坪坝和以温泉著称的北碚。不论你喜欢走陆路或水路，你到处可赏心悦目地浏览风景，山和水。”沈弢还特意推荐了三个最佳游览地，分别是中央公园、南山公园、黄山公园。
抗战时期，全国的新闻机构、文化团体西迁重庆，各地的知名教授、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麇集山城，使重庆的文化事业蓬勃兴起，读书看报、观戏看剧成为市民战时休闲的重要方式。此时重庆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自南京迁抵至渝的中央书店、拔提书店、正中书店、军用书店，上海在渝开设的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分号，从汉口分来的新生书店、华中图书公司等，纷纷聚集重庆。据统计，至抗战胜利前夕，重庆有大小书店共计184家，深受市民喜爱的书报有《抗战》、《新华日报》、《群众》、《解放》、《全民周刊》、《世界知识》、《文摘旬刊》等。
抗战时期，重庆除本地川剧团外，还聚集了京剧厉家班赵剧团（赵如泉、赵君玉）、山东班（王雨生）以及上海歌舞团等艺术团体。这一时期的话剧更是发展到一个高峰。每逢9月，重庆就会迎来雾季艺术节，话剧天天演出，场场爆满。1941年，观音岩抗建堂剧场上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从11月20日上演至26日，引发了山城轰动。12月16日至19日再次公演，共计演出24场，观众人数多达15000人，可谓盛况空前。翌年，《屈原》历史剧在渝公演，许多市民彻夜通宵排队买票，不少人冒雨前去观演。抗战时期，重庆4个雾季共上演了242出话剧，极大丰富了大后方市民的文化生活，激发了市民的抗战热情。
除了传统的娱乐方式外，一些时髦的西式娱乐，也逐渐在山城流行开来，诸如溜冰、摸彩票等。那时，滑冰场一般都位于公园内，门票低廉。一到周末，许多年轻人就自带溜冰鞋，围聚在滑冰场上嬉笑打闹。彩票最早于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其“以微资攫获巨款”的特点及操作方式的公开，对广大市民颇具吸引力。1941年在重庆实验剧场的中央储蓄会有奖储蓄卷第一期开奖，热闹非凡。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05 17:45:3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