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报纸的抗战》：大公报荣摘密苏里新闻奖
2016-08-11 11:09:38 来源：大公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胡政之（左二）率大公报同人由香港赴桂林途中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公报辗转香港、桂林、重庆三地。香港大公报揭露汪精卫的投敌卖国阴谋；桂林大公报为这座抗战文化城留下灿烂群星；重庆大公报在遭受日寇大轰炸的日子里，始终坚持出报，成为全国舆论重镇。一九四一年，大公报因为在抗战期间的卓越贡献，获得了密苏里新闻奖，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中文媒体。
“我们在割稻子” 抗战到底
一九三八年，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来到香港，筹划在此出报。八月十三日，在香港的第一期报纸上，大公报就突出报道了香港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活动。
发刊词中，胡政之写道：“在这一年的民族神圣自卫战之中，我们在津在沪的事业都玉碎以殉国……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们更参加到港粤同行的队伍里来……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
独家揭批汪精卫卖国密约
胡政之希望大公报能够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与日寇斗争，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抗战。然而，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军从大亚湾登陆，两周后占领广州。英国此时不想与日本交恶。迫于港英当局压力，大公报新闻里“日军”两个字不得不用“某军”代替。面对限制，大公报将文艺副刊作为抗日宣传的重要阵地。胡政之将萧乾调来香港，让他主编文艺副刊。
萧乾一九三五年进入大公报，长期负责副刊，他主编的“文艺”和“战线”两个副刊，在抗战爆发后，一直是全国文艺界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舞台，发表了很多反映抗战的散文、小说、诗歌。在香港，大公报刊载了很多来自延安的文学作品，如沙汀的报告文学《记贺龙》、丁玲的《陕北风光》等。
不久，香港大公报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大公报刊登了一份总编辑张季鸾从秘密渠道取得的文件，全名是《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签署者分别为大汉奸汪精卫和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的代表。这是一份严重出卖中国利益的文件，汪精卫向日本承诺禁止一切抗日活动，承认伪满洲国独立，日军可以长期占领华北、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
令日本人和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这份高度保密的文件竟然在香港大公报上全文刊载。这是反抗与投降的斗争，是振臂一呼与自卑懦弱的较量。消息刊出后，汪伪逆举公之于众，国人齐声挞伐。
重庆大轰炸下坚持出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重庆大公报发刊，与这座城市一道渡过了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的一段岁月。一九三九年，日本开始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孙女胡玫说：“大公报一九三八年底到的重庆，是在新丰街十九号开始创办的，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份大轰炸，大公报损失非常惨重，后来就搬到李子坝，新馆也被炸过，后来在山洞仍然继续用九台平板机坚持印报，一天也没有停刊。”
今年九十九岁的大公报老报人张炳富，当时在李子坝的大公报印刷厂工作，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悲惨的岁月：“李子坝炸了，报馆三个人死在里面。”为了继续出版，报馆员工将印刷机搬到了防空洞里。但即使在防空洞里工作，仍然免不了炮火的蹂躏。张炳富说：“那时候我是第二天到的现场，尸体从防空洞里就像堆柴火一样堆起，用卡车把尸体拉走。”
书抗战见闻提振军民斗志
为了继续出版，大公报不得不将印刷厂搬到了距离重庆两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农家院落。每天在这里排版印刷，再几经波折及时运回重庆市区。如今，这间民居依然残存屹立，它见证了中国新闻人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执着与坚守。
持续的大轰炸之中，有的老百姓感到郁闷，觉得好像没有前途。大公报编辑部主任王芸生也很着急，一天他去见养病的总编辑张季鸾，讨论之中，张季鸾突然从病榻上坐起来说：“你马上回去写文章，就写《我们在割稻子》。”《我们在割稻子》发表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的大公报上。王芸生用激励的笔触写道：“让无聊的敌机在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年度“最佳新闻服务奖”授予坚持抗战的大公报。颁奖词写道：“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这是大公报代表战时的中国新闻界，获得的一份极其珍贵的荣誉。
从香港大营救到“桂林作家群”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一天，日军猛攻香港，十三日占领九龙，二十五日香港沦陷。炮火中，香港大公报匆匆停刊。日军攻占香港后，人们纷纷撤离香港，然而茅盾、邹韬奋等一大批爱国人士陷在危险当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急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要他尽快想办法把这些人从香港营救出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悄悄地进入香港，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取得联系，一起商定了撤离路线。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大营救就此展开。
文化名人们从香港被营救过来以后，游击队就把他们送到东江纵队位于宝安的根据地白石龙村，住在民兵搭建的草寮里。此后，游击队用了六个多月，将滞留在香港的八百多名中国文化界名人和一些国际友人护送到抗日根据地。
从香港撤退后，胡政之带着香港编辑部的同事，漫长跋涉到了桂林。徐铸成被委任为桂林大公报的总编辑。桂林是抗战文化繁荣发展的中心之一，茅盾、巴金、夏衍、田汉、艾青等一千多位文化界名流都齐聚在此。桂林出版的抗战读物，占到了全国的百分之八十。大公报搬进了七星岩后面的溶洞中继续出版，与坚守在桂林的文艺界人士休戚与共，催生了抗战文艺事业的一个高峰。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桂林大公报刊载了署名“寒流”的文章，题目是《桂林作家群》。“寒流”是记者曾敏之的笔名，他用生动的笔墨描述了当时文化人在桂林的生活状况：“每天，他右手携着布袋，穿着破旧的蓝布长衫，佝偻着腰，进城向朋友借钱买米”—说的是作家艾芜；“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的生活重担，近来连谈天的豪兴也失掉了”—说的是剧作家田汉。但是处在贫穷与苦难里的这群人，却始终以昂扬的精神在抗战。
《豫灾实录》披露灾荒为民呐喊
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的河南大饥荒，是抗战期间一段悲惨的记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是第一个深入灾区采访的记者。一九四二年，张高峰大学毕业，受重庆大公报的委派，前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然而，还没有走到河南，他就发现了一条重要新闻。
张高峰之子张刃说：“我父亲是在西安的时候，就开始看到街头有难民，要饭的很多，一问都是河南人，他就意识到，河南如果不出现大灾的话，不会有这么多难民进来。”张高峰决心追踪下去。难民是从东往西跑，他是从西往东进。从洛阳走豫西，再到豫东，采访了几十个县。
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张高峰的长篇报道《豫灾实录》见报：“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第二天，大公报又刊登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作者王芸生悲愤地写道：“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蒋介石看到报道后震怒，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
《西北纪行》描述延安新面貌
一九四四年，大公报记者孔昭恺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请参观团吃饭时，让孔昭恺坐首席，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当人看”。
回到重庆后，孔昭恺发表了《西北纪行》，描述了延安的面貌：“过去两年，陕甘宁地区通过大生产运动，开垦了数百万亩良田，工农业取得丰硕成果，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大公报还配发社评《延安视察的感想》，指出：“我们看到的延安进步情况，中共的努力成绩，毋宁以喜悦的心情，而引以为慰，因为这些努力与成绩毕竟是中国人干出来的。”
抗战时期，是无数中国人舍家弃业的时期。大公报相继舍弃了天津、上海、武汉、香港、桂林五个报馆。这也是一个孕育未来的时期，大公报赢得了读者敬重，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
大公报5月7日 A19版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11 11: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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