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抗战故事：她曾这样穿越烽火硝烟
2016-08-23 17:11:43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与日寇英勇抗争

1926年5月14日，上海有位极为富有的英国侨民雷士德(Henry Lester)病故，他生前立遗嘱规定留给仁济医院100万银元用于重建新院，同时将四处房地产赠予医院，其收益指定为补助医院开支之用。时任院长的帕德森(J.L.Paterson)成立了医院建筑委员会，使用这笔资金历时三年建造了一栋宽敞的新院舍。1932年元旦，新院舍竣工启用，建筑总面积为13808平方米，设床位250张，仁济医院从此进入全国大医院的行列。这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师来院工作，包括外科的叶衍庆、兰锡纯，内科的钱建初，妇产科的李文等。此外五官科、齿科、皮肤科均已开设门诊，由特邀专科医师兼职主持；放射科已有两台X光机，供透视和摄片用。此为仁济医院重建后的全盛时期，在当时的中国，仁济的医疗水平已属顶尖水平。

正当医院加快发展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我国，于1937年继“七·七”事变之后，又在上海制造事端，爆发了“八·一三”事变。在战争的最初几天，日本飞机于8月14、23和28日在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南京路和南站等处投掷炸弹，仅在三天内就有200多名严重受伤平民收入仁济医院病房。不少人入院后不久身亡，还有大量伤员经急救处理后离院，或转其他医院。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受战争影响，物价飞涨，食品短缺，大批难民涌入租界，贫病交困，来院求治者增多，医护力量不足，社会捐助减少，经费拮据，医院陷入了困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立即占领了上海的租界。数日后仁济医院的事务、药局两个部门就由日军派员控制。1942年9月2日，日军正式宣布接管仁济医院，成立了由赤泽辰三郎等6人组成的接管委员会进驻医院，强行接管。

1942年11月27日下午3时举行接管仪式，通知全体职员集中于医院后广场。开始前，命令全体职员向接管者行“鞠躬礼”，而后由院长代理角田贤吾“训话”。接着宣布“旧职员”解职，“旧职员”向日军宣誓者依然留用。

宣誓后，日寇宣布了接管事项和警告事项。警告事项表述如下：“移交忙杂时，如对医院业务设备障碍或顺从引起障碍行为者，或有鼓动助澜言行者，引渡军部对其作严重处分。望全体职员慎其言行，无憾事发生为是”。

时隔不久，英国职员被“引渡”进集中营。英国职员的院内宿舍及院外住宅以及雷士德研究院实验室，全由日本人霸占为宿舍。

日本人接管后，在医院四周架设了铁丝网，医院如同兵营，全院职工出入均受监视，工作生活皆处在恐怖气氛中。

为保持民族气节，免遭日本人的歧视和迫害，中国高级医师如叶衍庆、钱建初、兰锡纯等先后离开了仁济医院。他们或者到社会上去开业谋生，为自己的同胞服务，或者去其他医院工作。一些护士也因不甘忍受日本人的统治而离院，当时仅手术室就有盛启文等4人提出辞职去他院工作。日本军方从日本帝国大学征调3名医学博士来院任职。另有几名日本护士来院担任护士主任及手术室、各病房护士长，他们来自上海日侨私人开办的福民医院。由于仁济医院医护力量大为削弱，加上有些日本医务人员以占领者姿态，趾高气扬，医疗作风恶劣，不仅住院病人不断减少，门诊病人也大幅下降。医院业务出现严重衰退的局面。

日本人接管后，职工生活每况愈下。由于粮食供应不足，除保证供应日本人外，对中国员工实行“承包供饭制”，这制度使许多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友常处于饥饿状态。护校学生因吃不饱而举行“罢饭”斗争。1942年底，全体护士职员要求加薪，院方怕中国员工团结起来罢工示威，被迫同意增加工资，以平息职工的不满。

日军在医院中实行法西斯统治历时三年半，他们横行霸道、奴役职工、滥用公款、腐败贪污，劣迹斑斑；各种物品消耗殆尽，房屋失修，医疗设备破损不堪，使仁济医院大伤元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同年9月，日军奉命向中国接收者办理医院移交后，被集中遣返回国，仁济医院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有一批默默奉献的仁济医院地下共产党员，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医护知识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仁济医院地下党活动始于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护校学生左英（原名瞿虹霞）在党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于1938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左英发展应仁珍入党，加上已入党的李玉芝三个党员成立了党小组，左英任组长。党小组曾发动学生募捐，慰问抗日将士，到工人夜校宣传抗日，加强抗日救亡斗争。

1939年初，左英奔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仁济医院的地下党工作由应仁珍接任。她先后发展了陈梅英等4位同学入党，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应仁珍任支部书记。由于她积极开展爱国抗日活动，1939年8月遭校方无理开除。应仁珍离校后，由陈梅英任支部书记。1940年支部又先后发展了陈恩和等同学入党，并动员了6名学生离校去抗日根据地工作。1941年陈梅英离校，陈恩和接任支部书记。

1941年12月，抗战全面爆发，日寇攻入英租界，占领了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党支部为防止敌人破坏，采取更隐蔽的斗争方式以保存实力。

1945年春，抗战胜利即将来临，党支部先后发展了8名党员，还有医务系统转来的医生党员朱瑞镛，从而加强了党的力量。抗战胜利后，支部又先后发展了9名党员，为壮大党组织输送了新鲜血液。

战伤外科与骨科的飞速发展

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战争也能促进医学的发展。仁济医院战伤外科的发展，就与这场艰难的抗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还要追溯到被誉为“中国医界之柱石”的牛惠霖身上。

牛惠霖于1889年生于上海，是中国第一代海归西医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还领有皇家内科学会开业证书，并任伦敦医院主任医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积极参加伤员救治工作，任伦敦叶普斯惠区医院、密它瑟斯医院战伤外科手术主任医师。民国8年(1919年)回国，任仁济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他带回了消毒、麻醉等一系列新技术，开展了四肢创伤等新手术。从此，仁济的外科开始与世界同步发展。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牛惠霖作为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医务组长东渡救助，积累了丰富的创伤救治经验。1927年和1931年，红军将领陈赓腿部重伤两次秘密来沪就医，也是由他和他的弟弟、骨科专家牛惠生（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共同治愈。这也为后来的战地救护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牛惠霖后来曾任上海红十字医院（今华山医院）院长，牛惠生则是中山医院的第一任院长。

淞沪抗战期间，牛惠霖牛惠生兄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组织战地救护工作，在上海、苏州两地分别设立伤兵医院；牛惠霖先后出任上海地方协会救护伤兵第一医院院长、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华队军医长。他以丰富的经验组织指挥并参与救治了大量伤员，挽救了许多战士与百姓的生命。

抗战期间，除了牛惠霖牛惠生兄弟的杰出贡献，还有一位医师值得我们铭记，他就是中国骨科创始人之一的叶衍庆教授。

叶衍庆于1906年生于江苏苏州。1931年，叶衍庆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来仁济工作。当住院医师四年后，于1935年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良好的机遇为叶衍庆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1936年秋他以优异的成绩修完各门课程并获得骨科硕士学位。1937年英国骨科学会承认他英国皇家骨科学会会员的资格。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开始。报国之心极为迫切的叶衍庆毅然离开英国，返回祖国，任仁济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同年，因为战事不断升级，伤员增多，仁济开设了骨科病房，这是上海最早设立的骨科专业病房，叶衍庆任骨科主任。

叶衍庆时刻关注着战争的进展情况。“八·一三”事变爆发不久，仁济医院就设立了伤兵医院，叶衍庆成为上海红十字会骨科中心小组成员之一（成员共五人），他们在有限的医疗卫生设备条件下夜以继日地抢救伤员。由于战火不断，骨科外伤病人越来越多，在当时仁济医院的手术统计中，截肢手术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各种手术。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给伤员造成永久性的肢残，叶衍庆将国外学到的股骨颈囊内骨折三刃钉内固定等新手术应用于临床，并在国内加以推广；经他治愈的伤员有千人之多，这也极大促进了我国骨科学的发展。

战后重建与发展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卫生局委派陈邦典为接收委员接收仁济医院。陈邦典是泌尿外科专家，战前曾是仁济泌尿外科特约医师，仁济医院医护员工对他来院接收普遍表示欢迎与支持。

1945年11月上海市卫生局通知仁济医院依法成立董事会。重新组建的董事会由华籍董事16人，英籍董事9人，共25人组成。华籍董事有颜惠庆、丁贵堂、唐星海、奚玉书、赵晋卿、刁信德、何世桢、李祖苑、侯祥川、韦增复、孙瑞璜、郭棣活、荣德生、荣鸿元、刘鸿生、潘公展；英籍董事除保产委员4人外，其余是伦敦教会有关人士。该董事会设常务董事会，由董事会主席1人，副主席2人，财务员2人，秘书1人及华英籍董事各1人组成。

抗战胜利后，上海医务人才奇缺。当时沪上外籍医师或在战前撤离，或在战后回国。仁济医院原有特约顾问医师制度，为推进业务，医院聘请了骨科专家叶衍庆、内科专家钱建初、妇产科专家郭泉清、胸外科专家邱少陵、小儿科专家郭迪、泌尿外科专家陈邦典、耳鼻喉科专家毛承樾、神经科专家王慰曾、眼科专家凌炽桓、放射科专家邹仲等为特约医师，或顾问医师，这就使仁济医院专家阵容堪称豪华，各科均有专家参与。他们除负责住院部临床诊治和手术外，还主持专科门诊。住院部分三大组。内科组包括神经科、肺科、小儿科，钱建初为内科组主任。外科组包括骨科、泌尿科、胸外科，陈邦典为外科组主任。妇产科郭泉清为主任。眼科、耳鼻喉科如有病人需要住院收入外科病房。每组各专业均有专业医师分别负责。经过整顿，至1946年底，门诊已恢复正常，日门诊平均600人次。床位数已增至333张。普通病房床位使用率很高，在冬天亦告客满。

这段时期医疗业务有显著进步，尤其在外科领域。1946年邱少陵医师留美回国，在仁济医院做了首例肺切除术，当时的上海胸内大手术尚在萌芽。同年陈邦典医师与何尚志医师在推广膀胱镜检查的同时首次成功施行全肾切除术，并开展了尿道修补术。1947年，董方中、李杏芳夫妇从美国回来后，推动了普外科和麻醉学的发展。董方中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外科硕士学位，来院担任代理外科主任。李杏芳在美国进修麻醉学，回国时携带麻醉机送给医院，此机当时成为国产仿制的样机。此外，他们还带回一批麻醉药品及电灼机和手术器械等。他们的到来使仁济医院外科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工作出现新的气象，设备有所更新，在术后处理、抗休克措施等方面，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普外科大手术如胃、胆、直肠、甲状腺切除等也先后开展普及起来，随着抗生素的应用，血库的建立，输液方法的改进，手术室消毒隔离制度的加强，感染率、死亡率日渐下降，医疗质量显著提高，这使仁济医院外科在上海乃至全国都赢得了声誉。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3 1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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