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在抗战中的故事
2016-09-30 10:01:14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闻一多红烛书画院 汪德富 点击： 复制链接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郑重提出：“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62位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中，将闻一多与邹韬奋、郭沫若、茅盾、李四光等一同列入卓越的科学文化战士行列;2001年4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赞扬“闻一多先生横眉冷对反动派，宁死不屈，表现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风亮节”，号召中国大学生学习闻一多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把自己煅炼成为一个有志和有为的青年；2009年在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评选的“双百人物”活动中，闻一多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1年4月，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闻一多、朱自清等一大批革命先烈和民主志士，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
1937年，正是闻一多在清华任教满五年之时，按清华大学制度，教授任职满五年就有一年的休假，这一年可以出国，经费由清华提供；也可以在国内做研究，薪水照发。如果没有战争，正应该是闻一多生活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但抗战的爆发，打破了闻一多在清华大学平静而安详的生活。卢沟桥事变前一个月，闻一多妻子先行带着两个大点的孩子回浠水省亲，家中留下了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孩子的吵闹让一向不理家务的闻一多焦头烂额，加之随后传来的战争的消息，平静生活的安排被战争打破，所有的一切都让闻一多焦躁不安，闻一多在给妻子高孝贞的信中诉苦道：“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小弟闭口不言，只时来我身边亲亲，大妹就毫不客气，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会说罢了！家里既然如此，再加上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
事变伊始，闻一多并没有想到离开北平。“卢沟桥事变”最初，清华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感觉出它在中国历史天平上的沉重份量，大家都以为这和近年来中日间经常发生的冲突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会通过谈判签约得到解决。闻一多尽管有担忧，但他同样有着这样的心理。事变发生后，直到7月15日，闻一多还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好了，现在计划是有了，要走，三天内一定动身，再过四五天就可到家。不过，最好时局能好转，你们能短期内回北平。万一时局二天之内更恶化了，那就根本走不动。不过照目下情势看来，多半不至如此。”跟大多数人一样，此时的闻一多感受更多的是中日战争爆发的紧张和愤慨，而没有想到这个事件将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多么大的影响，闻一多回忆说：“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事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记得教授们每天吃完晚饭，大家都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
7月16日，形势进一步恶化，日本拒绝了英国驻华大使的调停。清华园内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紧张，离开北平南行的人越来越多。7月19日，闻一多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离开北平南下。闻一多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延续八年，他总觉得这场战事一个月总能见分晓，所以离开北平时他只是携带了随身的衣物以及《三代吉金文存》和《殷墟书契前编》两部书，其馀贵重钱财以及妻子陪嫁的首饰，他统统留在清华园委托司厨赵秀亭（保姆赵妈的丈夫）照应。此时的闻一多也绝对没有想到，此次匆匆离别，竟是他与北平这座古城的永诀。在逃出北平的途中，在天津乘车时闻一多遇到了自己的学生臧克家。臧克家看到闻一多只是携带着家眷和一点随身的东西，很疑惑地问：“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随口回答：“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臧克家回忆两人此时见面的情况说：“很感慨，我很难过。”
闻一多步行入滇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000多里。
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在这二百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刚好四十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湘西是土匪出没之地，团长黄师岳为此着实焦虑过一阵。他一个劲儿往前冲，然而学生究竟和当兵的不同，怎么也跟不上；跟在后头的那些教授们，则照样有人在踱方步，他们根本没把土匪当回事。其实，沈从文按张治中的布置，事先已经和湘西的各方势力打过招呼。土匪们听说是从敌后逃难来的穷学生，才没有为难他们。沈从文一直把队伍送到湘黔交界的晃县，这才回沅陵去了。过了湘西，队伍开始稀拉下来，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一般每天下午五点以后，他们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九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而每天最后一个到的总是曾昭抡。这位曾国藩的后人，后来成为和闻一多一样的民主战士，并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然而对旅行团的二百多名师生来说，赶路并不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全部内容，而是被当作一个教学任务。到达昆明以后，学生每人要写出千字以上的调查报告。在行军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师生们沿途还收集了二百多首民歌民谣。这种跨学科的社会实习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就在这二百多名穿着草鞋走中国的学子当中，就有后来著名的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业的巨匠屠守锷等人。
闻一多挂牌治印
在西南联大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1944年4月，昆明的报纸上登出了一则为闻一多治印写的广告：《闻一多金石润例》，推荐闻一多挂牌治印。这则广告写得典雅，骈四骊六，绝妙无伦。全文如下：
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渊远。自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傥有稽古宏才，偶涉笔以成趣。
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忘，占毕余暇，留心佳冻。惟是温馨古泽，徒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并世。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聊定薄润于后。
这份广告由浦江清执笔，署名者有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唐兰、陈雪屏、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罗庸。所谓“润利”，是指为别人刻图章的收费标准：“牙章每字一千元”，“石章每字六百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算”，“润资先汇五日取件”。
闻一多治印虽然为了谋生而治印，但他并不把钱看得过重。穷学生刻印他一般不收费，好朋友请他刻印他有时连石头一并奉送。他给华罗庚的石章有边款：“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蓄，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如今成了贵重的文物了。他为民盟云南支部刻的“田省三印”（代表民盟云南支部）、“刘宓”（秘书处）、“祖范之印”（组织部）、“杨亦萱”（宣传部）是连夜赶刻的几方印。表现了闻一多的机智和秘密斗争的经验。据友人回忆，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他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当时也有高官显爵重金厚润求他刻印，他都坚决拒绝了。这便是闻一多可贵的气节，值得我们永远敬仰的做人风度。
喜剃美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报童举着号外，一路上边跑边叫：“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胜利了！胜利了！”熬了八年艰难岁月的中国人民，终于见到了这一天！消息传来，昆明城内万众欢腾，人人喜笑颜开。这一晚上昆明人几乎狂欢了整整一个通宵。那天父亲并不在城里。我们家虽然搬进了城，但文科研究所还在司家营，那天他恰好有事又去了文科所。当年收音机还很不普及，胜利的消息所里还都一无所知。第二天一大早，哥哥和研究生王瑶不约而同地怀揣号外，匆匆奔往司家营报喜。所里诸“秀才”先生得此喜讯，一下子炸开了锅，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啊！父亲乃是情感丰富，易于冲动的人，没给任何人打招呼，独自一人直奔附近的龙泉镇，找到一家理发店，把蓄了八年的胡须剃了个精光。理发的师傅都觉得可惜，他却毫不犹豫地像下命令一样：“剃！剃！全都剃掉！”
当天他在哥哥的陪同下急忙回到了西仓坡。一进宿舍院子，正在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了奇迹：闻爷爷的胡子没了！一个个学着美国大兵，伸出小手跷起大拇指叫喊：“顶好！顶好！”吴晗闻讯过来看这位亲密战友，见他的胡须没了也颇为惊诧。问他怎么现在就把胡须剃了呢？父亲笑眯眯地回答：“实践诺言啊！”吴晗直摇头，连说：“剃早了！剃早了！”吴晗认为现在还不是庆贺的时候，内战的阴云正笼罩在全国人民的头上，只有和平民主完全实现的那一天，才是我们大家应该欢腾庆贺之时！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30 1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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