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党组织贯彻全面抗战方针,联合社会各界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和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并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作坚决斗争,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终独立撑起山东抗战大局;广大抗日军民积极创建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做出了显著成绩,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根据地及其政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团结抗战,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并在共同战斗中结成紧密相连的关系,用血肉铸造出“沂蒙精神”。山东的抗战有着鲜明的特点,当年的精神将化为今天的财富。
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周年。它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举国上下全民动员、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伟大胜利。抗战爆发后,山东作为华北的门户、东瀛的近邻、交通的枢纽,成为敌、伪、顽、我各方势力必争的战略要地。因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山东的抗战局势格外关注,果断作出派兵去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等重大决策。但当时中共山东党组织不仅没有自己的武装,没有一个哪怕是乡村一级的政权,连老百姓对共产党也知之甚少。然而,中共山东党组织发动和依靠广大民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进行根据地及其政权建设,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打败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
一、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独立撑起抗战大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张经武、张友渔等“统战专家”游说山东国民党上层,中共山东党组织也努力争取与国民党军队、地方实力派、社会各阶层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济南,促使韩复榘释放“政治犯”(400名共产党员因此出狱,赴各地开展抗日工作),开办政工训练班并培训1500余名学员;在鲁南、鲁中,参与李宗仁的动委会工作,并与张里元、石友三部、万春圃、孔昭同等建立了合作抗战关系;在胶东,参与组建抗日救国游击队,并帮助姜黎川整训部队;鲁西北的合作卓有成效,堪称典范,协助范筑先收编游杂武装,建立了30多个支队、数万人的联合抗日武装;与“中间势力”、国民党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部保持了持久稳定的合作关系,使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其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为进一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党组织还先后与范明枢、马耀南、李澄之等进步民主人士、教育家,以及开明士绅、工商业者、少数民族、乡农学校、联庄会,甚至争取与土匪、会道门进行合作,成立自卫团、战地服务团、后援会、救国协会等各种人民武装和群众团体共同抗日。七七事变当月,山东省委即作出组织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民众团体的决定,不久又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十条纲领。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要求共产党员必须依靠群众,深入群众,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山东各地广泛调动、积极发挥各群众抗日团体的抗日救国作用,鲁南、胶东、鲁西、鲁西北等区纷纷成立工、农、青、妇、文化界各种救国总会和自卫队。1940年在宪政运动促进下,山东分局加紧了团结民众的步伐,决定组织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深入组织群众,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方法,吸收各界群众、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动委会和政权工作,通过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用党的统战政策使社会各界人士很快联合起来,为抗战献计献策。到1940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入农救会、自卫团的人数达200万人,加入工人组织的人数有20余万人,加入妇女组织的人数有26万人,文化界群众组织及儿童团成员也有相当大的数量。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还成立了500多个青年游击小组。统一战线受到山东各界民众的欢迎,各方力量团结合作,积极投身抗战,各地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中共山东党组织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成员为骨干,广泛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收集民间枪支,动员民众,配备干部,筹备给养,并在日军进攻、韩复榘的10万大军溃逃之际,组织发动了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泰西等处大大小小数十次抗日武装起义。到1939年底,起义部队就作战2000余次,歼敌4.1万余人。共产党员纷纷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武装,在各地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为创建根据地打下基础。1938年夏,根据毛泽东“派兵去山东”的方针,八路军一一五师所部陆续入鲁;年底,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下辖10个支队、2.45万人。抗日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转变为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实力大增,打开了抗战新局面。八路军部队先后在樊坝战斗、刘家井战斗、梁山战斗、陆房突围、五井战斗、孙祖战斗、杨家横战斗中歼敌数千人,并创建了一些抗日根据地。山东纵队经过4期整训,到1940年秋统一编为7个教导旅、有5.4万余人;一一五师经过扩军整训,发展到7.6万余人;同时,山东的地方武装、人民武装也发展起来,初步实现了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蚕食”和“清剿”,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骇人听闻的“无人区”。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了艰难的反“扫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仍咬紧牙关坚持斗争。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战军事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敌后抗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山东各地抗日武装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配合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军区),化整为零,广泛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敌后游击战,把敌人拖入人民战争的泥淖,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并使游击战逐渐取代之、成为持久战的主要形式,也借此来积蓄力量、壮大了自己。各抗日根据地及其民主政权建立后,实行了一元化领导,开展了精兵简政、整党、整风、整军运动,扩大抗日武装,并进行了整训,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大敌当前毅然放下长期遭受血腥屠杀的阶级仇恨,与国民党联合抗日,并始终坚持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为战胜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基本保证。然而,由于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充满着复杂、矛盾和斗争,进行得十分艰难。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赵保原等积极破坏合作,不断制造太河惨案、银厂惨案、雪野事件等反共磨擦事件。根据地军民纠正以往统战工作中退让太多的错误,并根据党中央“又团结、又斗争,斗而不破、有理有节”的策略,坚决反击顽固派的挑衅,给予其重创。1942年至1943年间,日军在大肆“扫荡”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对国民党鲁苏战区也进行了频繁的大规模进攻。经过圈里、唐王山、大崮山等多地的战斗,于学忠部伤亡数千人,损失惨重;再加上一一一师常恩多举行“八三”起义后率2000余人投奔共产党的根据地、吴化文和荣子恒部3万余人投敌等事件接踵而至,于部衰弱到极点。1943年6月,国民党当局命令李仙洲部接防鲁苏战区,于学忠部撤离山东。因李部进入鲁西南后即进攻抗日根据地,被八路军部队坚决反击驱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失去庇护,不得不随于学忠撤至皖北。其他国民党地方部队、土顽在日军的进攻下难以自保,纷纷伪化,改旗易帜,甚至兼祧伪顽。国民党在山东境内已不再驻有一兵一卒,省政府也已寄人篱下,抗战只能空喊。造成这种败局的自身原因,是国民党统治集团腐朽无能、内部涣散,执行反共、反人民的片面抗战方针的结果。共产党独自肩负起领导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的重任后,年底清河、鲁南两根据地基本改变被分割、封锁的局面,清河与冀鲁边也打通了联系,为大反攻打下了基础。山东八路军部队在对敌斗争中逐渐摆脱被动局面,开始主动进攻,并发展到从局部反攻进入全面反攻。经过1944年春、夏、秋季的攻势作战和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作战,八路军山东部队全力展开5路大反攻和南、北、中3路大反攻。经过1个多月的协同大反攻,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收复46座县城、6处城市和港口、35处火车站以及大片国土,并切断了胶济、津浦、陇海等铁路,围困了济南、青岛等几个大城市。到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拥有27万八路军部队、50万民兵、150万自卫团的抗日武装;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军民对敌作战7.8万次,歼日伪军53万余人。 山东抗日根据地拥有八路军部队和消灭日伪军的数量分别占全国的1/4.8和1/3.2, 比重是很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独立撑起山东抗战大局——这种格局在全国战场罕见,成为山东抗日战场的一个鲜明特点。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但抗战最早、最坚决、最积极,是民族抗战的先锋,而且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并引领广大民众走敌后游击战的正确道路,在抗日战场(尤其在山东)确实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二、抗日根据地及其政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方面。他指出:“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1938年初,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工作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5月,毛泽东指示即将赴山东开展工作的干部,要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他还当面叮嘱山东省委负责人,要向鲁中、鲁南山区发展,注意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据此,山东省委决定有计划地全力创建抗日根据地。当年,山东陆续在鲁北、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泰西、鲁南等地创建了根据地,后又开辟了冀鲁边、鲁西、湖西等根据地,使党领导的军民开展敌后抗战有了战略基地。
建立政权是抗日根据地形成的主要标志。没有政权抗日根据地就不会稳固,抗日武装也无依托,因此抗日根据地必须创建政权。抗战之初,山东党组织一度对建立民主政权重要性的认识和经验不足,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极力阻挠,所以各地抗日武装建立后,未能迅速在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建设也是党中央极为关注、一直强调的重要问题。1938年4月在山东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前后,毛泽东就提出:“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在范(筑先)专员地区……应即经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造……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 抗战爆发后,在日军进攻下,国民党加委的从省到县的政府官员跑的跑、逃的逃,为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提供了时机,毛泽东随即要求“用一切努力争取政权”。1939年4月,他又提醒山东分局:“今后如有专员、县长逃跑,我即委任专员、县长,尤其胶东半岛方面应如此。建立坚强的抗日民主政权,不让任何人撤换。” 次年1月,毛泽东致电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再次强调:“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 山东党组织充分认识到建立政权的重要性,加快了政权建设的步伐。山东分局作出《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加紧建立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教育干部端正对政权建设的认识,接受过去忽视政权建设的教训,要求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派干部组建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具体方法是:在敌人“扫荡”中旧政权跑了的地方,我军立即委任新的专员或县、区、乡长,然后再进行民选,以树立新政权;在反击顽固派的磨擦中建立新政权;在民众为民主民生的斗争中及反对汉奸与反动分子的斗争中建立新政权;在群众拥护及我们有足够武装力量下,即使旧政权还存在,我们亦寻求机会委任新县长、新专员;在还能用“灰色”面目求得国民党当局委任的地方,仍求其委任。山东分局要求各地:除自上而下争取政权外,亦自下而上争取政权,绝不放松争取县、区、乡政权的一切机会。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21 16: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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