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区是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所在地。1940年11月,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也来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在山东纵队直接指挥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分别依托沂蒙山区和泰山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直接威胁济南及津浦、胶济两线。
早在1939年5月下旬,日军第十二军就开始集结兵力,以其第五师团为基干,加上第二十一、第三十二、第一一四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把鲁中的沂蒙山区为主要目标,由北向南,由西向东,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企图一举歼灭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和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同时“扫荡”驻鲁中的国民党鲁苏战区、省政府及其部队。
6月4日,日军从临沂、平邑、新泰、莱芜、临朐、安丘、诸城附近同时开始行动,以沂水、曹县为合击点。9日,从北部胶济路进攻的日军占领莒县、沂水,从西部津浦路、南部滋(滋阳,即衮州)临(沂)公路进攻的日军进占大店镇、河阳镇、坦埠、南麻一线,企图切断鲁中区与滨海区和鲁南区的联系。
山东纵队针对日军企图,发出反“扫荡”指示:要求缩减与分散后方机关,并配备自卫武装,以利独立行动;在作战指导上,避免正面作战,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广泛的分散的游击战,向敌侧后薄弱点和交通线出击。
为此,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率特务团转战于沂蒙山北部地区,坚持内线斗争,并组织指挥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不断袭扰日军。主力部队则分散活动于外线。第一支队主力活动于新泰、蒙阴、泗水间;第二支队活动于费县以北敌之侧后;第三支队活动于鲁山以北地区;第四支队活动于泰(安)莱(芜)边之莲花山区。
各部队积极钳制与打击日军,先后在莱芜东北之苗山和蒙阴以西之旋风峪等地予敌以重创。自15日起,日军开始增加兵力,并向沂蒙山区腹地压缩包围。
在此次战斗中,国民党军于学忠、沈鸿烈等部损失较大。山东纵队则在外线积极打击敌人,以掩护友军突围转移。经月余战斗,共作战70余次,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对山东鲁中的大“扫荡”。
反“扫荡”结束后、第一、第二支队坚持沂蒙区的斗争,并向北发展,保持与渭河区的联系。第一支队于8月进入淄河流域活动,向临朐南部地区发展,于9月间先后攻克五井、三岔店、冶源(均属临朐县)等地区。
10月25日,临朐日伪军400余人向第一支队驻地五井进犯。第一支队在临朐县独立营配合下,全歼日军1个分队40余人,俘日军1人,毙伤俘伪军12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掷弹简2个,取得重大胜利。
进入1940年,日军更加拼命地和八路军争夺沂蒙山区,他们连续向八路军根据地进犯,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3月16日晨,沂水日军300余人、伪军100余人向沂蒙区孙祖进犯。
当时,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在孙祖南面的东高庄,《大众日报》社驻西高庄,中共山东分局党校驻铁峪。日军企图围歼山东军政领导机关。在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指挥下,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孙继先率第二支队及山东纵队特务团、第五支队交通营等,在孙祖附近的九子峰伏击敌人。
山东纵队参战部队先用小部队诱敌深入。继之,主力部队在九子峰与敌激战1天,当夜将敌逼入孙祖村。八路军连续两个夜晚袭击敌人,残敌不支,仓皇逃窜。是役击毙日军120余人,击伤7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支及大批物资弹药,并乘胜收复沂水铜井据点。
8月中旬,日伪军1500余人再度向八路军进犯。当其进至沂水县西南鼻子山时,遭山东纵队特务一团的伏击,死伤100余人。
9月12日,山东纵队第二支队一部进攻铜井日伪据点。
这些战斗,打破了日伪封锁,巩固和扩大了临(沂)费(县)边地区。
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在坚持泰山区的斗争中,于1939年8月向津浦路泰安至大汶口段出击,一度中断了日军交通。
9月,第四支队又击退了日伪军400余人的围攻,保卫了徂徕山根据地。11月,日伪军2000余人对泰山区进行合击“扫荡”。第四支队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先后击毙日伪军500余人。
1940年1月,第四支队一部又在莱芜马家庙全歼日军1个小队。5月,为配合鲁南反“扫荡”,第四支队向博山、莱芜、新泰之敌连续出击,歼敌一部,并歼灭了由泰安、莱芜、博山出犯之敌300余人,保卫了根据地。至年底,扩大了部队,建立了政权,巩固了鲁中区,并打通了与鲁南、清河区的联系。
1939年3月底,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干部、战士及护送部队270余人,由鲁北南下鲁南,途经博山太河镇。
此时的太和镇春暖花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就在这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却突然对途经这里的我八路军进行了袭击,造成我军两人当场死亡,20多人负伤,近200人被俘。此即“太河惨案”,又称“博山惨案”。
其实,“太河惨案”只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制造诸多反共流血事件的一起。早在抗战一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就开始阴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企图限制和反对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随着抗战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筹划部署反共蒋介石先后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全国范围内的反共事件不断发生。
在山东地区,国民党也调整了部署,组织了苏鲁战区,任命东北军的于学忠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随即于部的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约20000人先后进入山东,抢占了沂山、蒙山等重要地区。
沈鸿烈也由鲁北进入鲁中山区,抢占了沂蒙山区要点东里店、鲁村一带,进一步扩大实力,对我实行政治限制,制造军事摩擦。
于学忠到山东之后,于、沈又同牟中琦等人一起,再次策划限制我们的办法,规定我山东纵队在泰安以西,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并限令我鲁南、胶济路以北各支队,在几天之内开赴指定地区集结。
此外,国民党军政部也直接下令调我山东纵队去北宁路作战,限制我向南发展。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与命令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把我党领导的军队,限制在一个对我不利的狭小地域里,置于他们的严密监督与控制之下,不准我们发展根据地,不准我们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准我们发展军队,只准他们为所欲为。
同时,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枪口对内,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东的顽固派中,第一是沈鸿烈,第二就是秦启荣。
秦启荣是山东邹县北关人,曾南下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北游击司令,组织鲁西、鲁北国民党地方武装。
韩复榘撤离济南,山东大部沦陷,秦启荣被任命为别动总队游击第五纵队司令。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之后,秦启荣积极行动,不断制造袭击八路军山东部队的流血事件。“太河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断进攻,朱德、彭德怀曾以总司令、副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呼吁全国党政军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痛亡国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加紧团结,以利抗日”。
在山东根据地,我党同志一方面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主动和国民党军队及各种地方力量疏通关系,配合作战,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另一方面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
在不断与国民党顽固派周旋的过程中,我党同志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摩擦,才能巩固与发展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当然,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我党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始终把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首要位置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用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号召民众,组织民众,团结一切爱国抗日的进步士绅,孤立和打击反共、反八路军的顽固派。
按照区别对待的指导方针,根据地首先要针对的两个对象是于学忠和沈鸿烈。于学忠和沈鸿烈比较起来,他虽然有时候对我根据地态度也很强硬,但比沈鸿烈要好一些,同我党的摩擦比较少。
而沈鸿烈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从鲁西南到鲁西北,再到鲁北、鲁中,到处组织反共。他在鲁西北阴谋分裂范筑先与我之合作关系;在鲁北企图夺取我冀鲁边中心根据地之乐陵,限制我向鲁北发展;在清河区唆使当地的国民党部队联合向我进攻。
在其进入鲁中地区以后,沈鸿烈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限制与消灭人民抗日力量,驱赶我军出山东。此外,他还策动秦启荣等部秘密勾结日军,订立“共同防共协定”,制造了许多摩擦事件。因此,沈鸿烈是典型的顽固派,必须予以打击。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22 11: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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