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始末
2019-01-11 09:56:37  来源：苏州史志 作者：赵晓明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1937年11月19日，日本侵略军进占吴县县城苏州。时国民党地方行政官员早在苏州沦陷前即已纷纷逃离避难，吴县政府迁往无锡荡口，环围苏州城区的吴县农村陷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之中。

　　这时，社会上一些不同面目的人物，收集国民党军从溃退时遗弃下来的大量枪枝弹药，拉起队伍，组织起各种各样的游击队。但是这些游击队大都没有明确的抗战救国政治主张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只是各占一块地盘，摊派田捐，设卡收税，盘剥民众，被群众讽称为“游劫队”。而当时盘踞在吴县、常熟、昆山三县交界的阳澄湖一带的胡肇汉部就是这样一类的部队。

　　江南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开辟这里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重建。翌年春，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省委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的根据地“指示，陆续派出干部到上海外县及沪宁铁路沿线农村，重建党的组织，组建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开辟这些地方的抗日游击斗争。

　　1938年冬，继中共江苏省委建立了中共江南(又称苏常)特委、常熟县委和常熟“民抗”、“新六梯团”两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之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江南一带的抗日武装，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地方游击队做争取改造工作”的指示，派中共党员翁迪民等六人到在阳澄湖一带活动的胡肇汉部做争取改造工作。起初，胡肇汉对翁迪民等尚表欢迎，接受他们的提议，将部队命名为“苏北(苏州北部)抗日义勇军”，任翁迪民为政治部主任，整肃部队纪律，调整官兵薪饷分配，缩小官兵待遇差距，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减少了扰民事件。

　　1939年初，在翁迪民等和江南特委接上组织关系后，翁迪民又按特委指示，说服胡肇汉部和常熟“民抗”建立了抗日合作关系。同年5月中旬，叶飞率以新四军六团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东进，在阳澄湖畔太平桥一带与常熟“民抗”、“新六梯团”及胡肇汉部会合，基本廓清了常熟东乡的伪匪势力。之后，6月24日夜，“江抗”袭击浒墅关火车站日军据点，全歼守敌廿余人，烧毁营房两座，破坏铁轨一段，迫使沪宁铁路交通一度中断。消息传出，极大地鼓舞了苏州人民的抗战热情。月底，“江抗”总指挥部根据陈毅“用大力争取在苏州、青浦一带创造根据地”的电示，从无锡梅村移驻阳澄湖畔太平桥，收编胡肇汉部为“江抗”独立第一支队，随“江抗”主力东进开辟青(浦)嘉(定)地区。与此同时，“江抗”总指挥部还协同江南特委、常熟县委在常熟东乡一带开展民运、统战等工作，成立了常熟县各界人民抗日联合会及各种群众抗日组织;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并在东唐市(今常熟唐市镇)、太平桥、肖泾设立办事处，进行筹款扩军工作;在阳澄湖地区建立后方医院，收留医治伤病员。

　　“江抗”主力在常熟东乡和阳澄湖北部地区的军事活动和江南特委、常熟县委各项工作的开展，为建立苏(州)常(熟)抗日游击区创造了条件。9月，江南特委为深入开辟常熟南乡和阳澄湖东南地区，进而与青嘉游击区连成一片，将特委机关移驻到太平桥镇，由特委组织部长张英负责接受省委由上海动员下来的一批干部、工人、学生，派往太平桥、湘城一带乡村进行民运工作;同时成立中共苏州县委(一说工委)，由翁迪民任书记，划常熟白茆塘以南，苏常公路以东和吴县的肖泾、陆巷地区为县委活动区划，其范围以太平桥为中心，包括南桥、北桥、渭泾塘、沺泾、湘城、悬珠一带。县委在这一带先后建立了南桥、渭塘、太平、湘城、悬珠五个区工委。特委还发起组织了苏州县各界人民抗日联合会，团结当地各界人民进行抗日斗争。

　　10月，“江抗”奉命西撤渡江北上，开辟苏中抗日游击根据地，编入“江抗”的地方武装包括胡肇汉的部队也都随主力西撤北上。胡肇汉对“江抗”带走他的部队十分恼怒，在阳澄湖一带收纳亲信游民，重新拉起一支数百人的武装，乘十八条大船巡弋到东唐市、肖泾一带骚扰，伺机寻衅。江南特委和苏州县委估计难在太平桥一带继续活动，遂转移到尚有少数常熟“民抗”坚持斗争的东唐市、横泾一带活动，下属五个区工委亦随之撤销。自此，东唐市便成了苏州县委活动的中心。

　　二

　　“江抗”西撤后，留在苏常地区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仅常熟“民抗”总部警卫班十余人、常备队三十余人和“江抗”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五六十人。而蛰伏在这一地区的伪匪顽军即有千余人。敌我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为坚持这里的抗战，11月6日，江南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在东唐市镇外的一座破庙里召开了有常熟、苏州县委及常熟“民抗”和部分“江抗”伤病员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决定“重建武装，开展统战工作，坚持斗争。”会后，即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随即以“江抗”后方医院痊愈出院的十余名干部战士组成一个特务排，并说服动员在陆巷、横泾一带活动的周嘉禄部取出一挺机枪和十余支步枪，武装了特务排。随后逐步添员，扩充为特务连，控制了东唐市一带地区。与此同时，为减少磨擦，争取胡肇汉、周嘉禄两部与我团结抗日，特委和“江抗”东路司令部又灵活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委胡肇汉为副司令，任周嘉禄为参谋长，准允他俩各在其驻防的湘城、太平、沺泾和陆巷、肖泾一带活动，互不相犯。这样既隔阻了我军与南面苏州日伪军的正面接触，又防止了西面匪顽势力向阳澄湖地区的渗透，使“新江抗”与虞西力量较强的顽固势力马乐鸣、赵北部之间有了缓冲地带;也使新近迁移到东唐市的苏州县委很快站住了脚跟，并迅速展开了建党和民运工作。至1940年2月，除县委调整充实领导成员外，还建立了唐市、横泾两个区委，并在坞丘、南桥等地建立了基层支部。党员数量和素质也发展、提高得较快。时苏州、常熟两县委就有党员九十人左右，其中农民党员占了一半。至于民运工作，县委陆续派出近廿多名民运干部深入乡村，结合实例，因势利导，教育、动员群众组织人民抗日自卫会。很快在这地区东唐市、横泾、白茆一带的乡村都建立了自卫会。这些自卫会建立后，或组织群众修桥铺路;或举办公益事业;或调解民事纠纷;或配合常熟“民抗”总部和“江抗”办事处征粮、运输。这时的自卫会，虽还只是公开的群众性团体，但它已部分地代替了乡保甲长的行政管理作用。群众发动起来了，地方人民抗日武装的扩建也就有了基础。继年初东唐市常备队上升入编“新江抗”后，县委又建立了县常备队。而也正由于党组织的发展，群众的发动，加上又有一支县委直接领导的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新江抗”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抵御敌伪顽匪的骚扰侵袭，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到1940年4月，苏州县委的活动范围已由点到面，从东唐市周围逐步扩展到白茆塘以南，东唐市镇以北，横泾镇以东，李市以西的地区，且和常熟县委、常熟“民抗”活动控制的常熟东南地区连成了一片较为稳固的苏常游击区。

　　三

　　1940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召开联席会议，的工作，以阳澄湖为基点，努力扩大充实与壮大现有的部队，积极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使东路地区发展为江南新四军人枪款来源的基地。”为此，3月下旬，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调派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到东路组建军政委员会，统一党军领导，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

　　4月下旬，谭震林率一批干部抵常熟东乡董浜、徐市一带后，改“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番号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化名林俊)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指挥部就驻在东唐市;同时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东路军政委员会;江南(苏常)特委则根据省委的决定改称中共江苏省京沪线东路特别委员会(简称东路特委)，划归东路军政会领导。5月，东路军政会制定了“以苏常为基地，东出昆嘉太，西入澄锡虞，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方针。决定东路地方党的工作“为适应目前任务，配合部队的发展及行动，要大胆公开地组织群众;发展群众自卫队的脱产武装;以人民抗日自卫会等形式建立民主抗日政权;公开扩大党的影响并大量发展党员。”随即，在有两个支队(相当于营)的“江抗”主力军事控制的苏常地区内，东路特委和苏州、常熟两县委迅速掀起了一场“红五月”群众运动。大量民运工作人员深入村、乡、镇，通过组织纪念“五·一”、“五·四”、“五·九”、“五·卅”等活动，广泛宣传特委公布的《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工作十大纲领》，帮助建立和整顿各种群众团体，发动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日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至7、8月间，在苏州县委及其领导的区委活动区域里，不少村、乡、镇都建起了职工、农民、妇女、青年、商民抗日协会等群众团体。且先后成立了县“工联”、“农协”、“妇协”领导机构。其中“农协”会员即有三千多人;“工联”、“妇协”会员也都有一千余人。县委还在开辟较早的唐市、横泾、白茆、肖泾等地，建立了由泥水匠、木匠、裁缝等手工业者组成的工联会和由绸布业、米业、南货业等经营者组成的各业工会。各种群众团体成立后，积极开展平粜米价，查治“白稍”(即由稻螟虫害引起的白枯稻棵)，加薪，识字，劳军，文体活动，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群众投身抗日斗争的热情和积极性。随着民运工作的深入，苏州县委至7月又先后增建了李白，肖陆、任石区委和东唐市镇直属总支部以及一些村、乡支部。

　　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团体的建立，为苏州县的民主建政打下了坚实基础。1940年夏，苏州县委在东路军政会和特委“建立东路民主政权”的号召和统一部署下，开展了以人民抗日自卫会的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运动。县委根据其活动区域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对早在“江抗”西撤后，唐市、横泾、白茆等地村、乡即已建立的群众性抗日自卫会，进行重新改组，使之机构有所变动，赋于执行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职能;改变其原来分散、独立活动的状况为按某区委活动中心区域划分的，从乡到村，上下垂直领导的系统化工作机构;对新开辟未建自卫会的乡村，则另又新建了10多个乡自卫会，40多个村自卫会。同时，筹组县、区两级的抗日自卫会。到9月，东唐市镇、横泾、李白、肖陆区自卫会相继成立。接着，9月28日，由基层自下而上选举产生出来的苏州县人民抗日自卫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云集白茆坞丘山庙，在此召开了为期三天的苏州县人民抗日自卫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谭震林及先于8月初成立的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任天石到会讲了话。会议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经过民主选举，正式成立了苏州县人民抗日自卫会。选出浦清、周鼎、高山等七人为执行委员，浦清任主席;顾复生、顾民、茆冰、苏贻民(女)、钱雪司为监察委员，顾复生任主席。县自卫会内设秘书处、民政科、财经科、教育科、军事科、公益科、总务科、锄奸科八个工作机构，各专其职，对社会各类事务进行分门别类的管理。县自卫会成立后，一方面为行使政权职能的需要，陆续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与条例，诸如《保障人民暂行简约》、《禁毒暂行条例》、《禁烟办法》、《禁赌暂行条例》、《工作人员奖惩条例》、《各区施诊给药办法》、《管理中西医暂行规则》等，既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卫会是替人民办事的维护他们利益的组织，又为自卫会严格依法办事，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切身利益提供了法规依据;另一方面为有效地使我党的方针政策顺畅地传到基层，使乡、村自卫会能够完全地替代保甲长的行政管理作用，在县自卫会成立后，迅即着手建全基层村、乡、镇自卫会。至年底，县委所属区委活动区域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镇、乡、村都健全了自卫会，并在新开辟的任石、辛莫地区建立了区自卫会。各级自卫会的工作，已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有了密切的关联。如民间纠纷及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提到自卫会来解决。而拥军支前援助“江抗”主力进行抗日游击斗争，自卫会更显示出了它的人民性和组织性的优势。无论是县、区常备队的扩建和自卫队的组建训练;运输船只的征集、编队;还是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只要自卫会一出面，无不得到圆满的解决。人民抗日自卫会的政治威信日益增长，同时它的行政权威也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拥护。

　　从1940年5月到是年底，中共苏州县委在东路军政会和东路特委的正确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各种群众抗日团体;扩建县、区人民抗日武装——常备队(县为常备大队，区为中队，每区一个);组建乡、村自卫队，在“江抗”主力的支持下，积极展开对敌伪顽匪的游击斗争，在对县委及其所辖各区委活动区域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的同时，创建县区乡镇村系统化的，实行上下垂直领导的人民抗日自卫会。据统汁至1940年底，驻于常熟东唐市的苏州县人民抗日自卫会已辖唐市、横泾、李白、肖陆、任石、辛莫六个区自卫会并东唐市、李市、白茆、肖泾、陆巷、任阳、石牌、辛庄、莫城九个镇及四十多个乡自卫会。至此，中共苏州县委就在吴县、常熟、昆山三县交界的阳澄湖以北地区建立了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其范围东起昆山县西缘的任阳、石牌;西迄苏常公路之辛庄、莫城;南抵阳澄湖北吴县的肖泾、陆巷;北濒白茆塘，境内居住人口约四十万。

　　可是盘踞在阳澄湖区里作威作福的胡肇汉，对苏州县人民抗日自卫会的成立和阳澄湖北部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高涨，却十分忌恨。随着是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胡肇汉公开暴露了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立场。在湖区内，他不但继续以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加紧盘剥人民;而且禁止人民进行抗日活动，先后捕杀了“江抗”湘城办事处主任钱亮臣、肖泾妇女抗日协会主任沈菊英和湘城青年抗日协会主席张晨曦。为打击胡肇汉的反共气焰，遏制其部对新生的苏州县抗日根据地的袭扰，“江抗”决定围歼胡肇汉部，收复阳澄湖地区。12月13日，“江抗”二支队进抵阳澄湖畔张家浜宿营。未料被胡肇汉探悉并引领日军前来偷袭，“江抗”奋勇反击，战斗激烈，重创敌军，然胡肇汉却乘机逃脱，其部未能被歼，留下了后患。

　　四

　　1941年初，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东路地区敌伪顽匪趁机泛起，联合进攻“江抗”，并企图渗入根据地内建立亲日政权。面对这种形势，东路军政会和特委一面动员群众，组织力量反击敌伪顽匪的联合进攻，一面决然推行行政组织的改组，以充分运用政权的力量，团结民众，坚持抗战。1月22日，“江抗”政治部颁布了改组和重新建立东路地方行政组织的通令，决定撤废保甲制度，地方村乡镇另立村乡镇民(代表)大会为行政组织最高机关，以民选村乡镇长及副村乡镇长为行政组织之执行者;同时改组县区行政机构，自卫会改为参议(政)会，另组县区抗日民主政府，其县区长原则上二律民选，但在村乡镇长及区县长民选产生前，暂由“江抗”政治部委任行使职权。2月10日，苏州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浦清任县长。辖东唐市(直属)镇公所和横唐、唐藕、藕渠、李白、任石、肖陆、辛莫七个区公所。同时，为收复阳澄湖地区，打通苏常太根据地至淀山湖根据地的通道，“江抗”东路指挥部和东路特委决定设置洋澄县(抗日民主)政府，陈鹤任县长，辖苏州县划给的肖陆、辛莫及另设的洋沺、巴城四区;并从苏州县委抽调部分干部及肖陆区常备队和主力部队派来的骨干二、三十人，组成随军工作团，配合主力部队待机收复阳澄湖地区后，进行该县的基层民主建改工作。

　　3月初，“江抗”一支队进到吴塔以东、湘城以北一带，准备进击胡肇汉部。9日晚，胡肇汉部下探悉一支队在湘城北渡船头、马汾泾村宿营，即向敌通风报信。10日上午，苏州日军出动四艘铁壳汽艇，偷袭我军。双方对峙数小时，互有伤亡，至晚停战撤移。而胡肇汉却坐旁观战，未损一卒一枪。次日拂晓，一支队分乘数条木船转移到任阳北边、东唐市东北的毛家潭村一带宿营。不期恰逢苏州、昆山、沙溪三处开出的日伪军一千五百余人，向苏州县委和县政府驻地东唐市一带实行合围扫荡。部队因敌情未明，不便应战，遂复登船，遁水路，由东朝西向阳澄湖畔的车渡方向转移。然当部队到东唐市南边环潭附近时，即遇从昆承湖、八字桥方向来的日军数艘铁壳汽艇的突袭。部队猝不及防，火力不济，加上河面较宽，木船一时靠不上岸，大部分战士未及登岸，便牺牲在船上或水中。这一仗，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教导员陈岳章等百十人壮烈牺牲。之后，一支队不得不撤离湖区休整，武装收复阳澄湖地区的计划未能实现。

　　4月1日上午，陈鹤率洋澄县“民抗”流动到毛家浜宿营，突然遭到巴城开来的日伪军袭击，部队边打边撤至曹家尖休整。当日傍晚，胡肇汉又率部200余人包围我部驻地。陈鹤等奋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陈鹤等12被捕(6月陈鹤被胡肇汉杀害于渭塘肖家浜村)。洋澄县的基层民主建改工作未及开展，便告中断。

　　由苏州、洋澄及常熟、太仓四县抗日民主政府管辖区域组成的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直接威胁着上海日伪统治中心，成为日伪的心腹之患。1941年7月初，日伪集结一万八千余重兵首向苏常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加上国民党“忠救军”乘机袭扰，致使在这里进行反“清乡”斗争的新四军十八旅不得不于中旬撤出苏常太地区，苏州、洋澄、常熟、太仓四县抗日民主政府随之奉命撤销，大部分干部辗转突围到江北，投入到开辟新区和恢复苏常太“清乡区”的斗争中。

　　尽管苏州县抗日民主政权从建立到撤销仅半年多时间，但当年处在日伪顽匪包围夹击环境十分复杂艰苦情况下的苏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斗争业绩，却在苏州抗战史篇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9-01-11 09: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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