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浙江抗日军民冒死救护遇险盟军飞行员
2020-07-24 08:54:48  来源：文史纵览  点击：  复制链接

美国空军杜利特尔中校(前排左四)及机组人员与救助他们的中国朋友在浙江临安的合影。

1990年，美国考察团赠给中国营救人员的“多谢牌”，上面有44名被救飞行员的签名。

　　浙江省档案馆和浙江省内各地档案馆，藏有许多浙江人民营救杜利特尔东京轰炸队美军飞行员的档案文献，细节及经过颇详。这些档案于2010年2月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16架轰炸机奇袭东京

　　1942年4月18日，美国传奇中校詹姆斯·杜利特尔，率16架轰炸机，轰炸日本东京。

　　这是一次闪电般震撼的奇袭。

　　这是一场威力巨大的心理战。是通过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提振美国人的信心，打击日本人的士气。

　　美国战争部一年后发布的公报说，轰炸东京，迫使日本“在战争的关键时期，限制了部分军力的运用”。轰炸还大大影响了日本的军事战略。

　　公报发布后，日本用杜利特尔(Doolittle)的名字，讽刺这次空袭“成就甚微(do little)”。不过日本海军航空兵渊田美津雄在《中途岛战役》一书中说，物质上的确成就甚微，“但对日本海军首脑思想上的打击以及对尔后的海上战争的影响，就不能等闲视之，相反地应该说是一次‘成就很大’的空袭”。

　　当时，轰炸机没有按预订计划降落浙江机场，因为油不够了。油不够是因为需要保密。

　　7号机机长泰德·罗森在《东京上空30秒》中写道，行动十分秘密，三个月训练中，这些飞行精英都不知将执行什么任务。当杜利特尔向他们讲话时，窗外走过几个陆军军官，他便立马闭口。

　　轰炸机是用吊车吊上“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航母编队悄悄向日本靠近。但终于遇上了日本巡逻船，虽然三分钟内将它击沉了，还是担心它发出了警报，原定摸到离日本400英里再起飞的计划，不得不立即提前，多飞了400英里。

　　这艘日本船的确发出了警报，日本海军数支部队也作出了反应，但没找到美国舰队，也没想到美国续航能力很强的B25轰炸机，敢于超低空杀向日本本土。

　　完成任务后，他们不得不提前迫降或跳伞。16架轰炸机的下落如下：

　　江西(包括闽赣交界)5架：4号机、9号机、13号机、14号机和16号机，其中16号机5个飞行员被日军抓去，两人被处死。

　　海参崴1架：8号机，5个飞行员被苏联人关押了一段时间。

　　另外10架落在浙江：

　　临安1架：1号机;

　　丽水1架：3号机;

　　宁波4架：2号机、6号机、7号机、15号机;

　　衢州4架：5号机、10号机、11号机、12号机。

　　到达浙赣两省的75个飞行员，3人降落时遇难，8人被俘，64人得到当地军民的救援，安全转移。

　　2、三张收条

　　在浙江省档案馆，可以查阅几张1942年的收条，是江山县护送美国杜利特尔轰炸机队奇袭东京飞行员的车轿费。

　　一张是人力车夫朱招根的，落款时间是“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张是轿夫陈明高和周柏日的，时间是“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四月和五月，是阳历。

　　两张收条笔迹相同，有指印。字可能是镇公所工作人员所写，车轿夫按指印确认。

　　还有一张收条，写在“江山县立初级中学便用笺”上，是周仁贵出具给长台镇公所的，时间是“卅一年五月廿七日”，这张收条字迹与另外两张不同，可能是周仁贵手书。

　　周仁贵的这笔钱是32元，车轿夫的钱共45元。这只是当时支付与报账的一小部分。

　　据江山一家政府网站介绍，周仁贵是中山大学理学士，1939年为避日军飞机空袭，江山县立初级中学迁到长台的两朱祠，周仁贵被推为校长。当时，可能是他出资垫付了部分人力车费，后来由政府报销。

　　档案显示，1945年5月，政府颁布了“救护我国及同盟国空军迫降人员奖惩办法”，救一人，奖十万(护送费用还可报销);救护中受伤，另发抚恤;送到后回不去的，给工作。

　　这是抗战胜利前夕的事了，救护杜利特尔轰炸机队时，还没有这一奖励办法。

　　3、一条护送线路

　　前两张收条，有一条明确的行走线路：从田青蓬抬轿到长台镇，再从长台镇拉车到江山县城。从田青蓬而来的美国飞行员，是查尔斯·奥祖克中尉。他是杜利特尔轰炸机队3号机的领航员。

　　7号机机长泰德·罗森在《东京上空30秒》一书中说，奥祖克跳伞时，蹭着峭壁滑落，降落伞挂在崖顶，他被绳子荡过去，重重撞上崖石，小腿撞伤。他就挂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积蓄起一些力气，爬上崖顶，又晕过去，到下午才醒。他手脚并用朝前爬，“被中国人发现时，他的小腿已经感染”。

　　中国媒体追寻这段历史，引用了当时营救人员后人的回忆，与罗森的记述略有出入。

　　奥祖克降落的地方，是大见坑村的山上，4月19日清早(不是下午)，巡山人廖金和下山时看到了一个全身红毛的高大怪人坐在石头上，吓得逃下山，叫了大见坑村民，上山找到奥祖克，搀扶他下山，并报告保长廖诗原。廖诗原堂侄廖万富当时15岁，他回忆说，奥祖克小腿上的伤口，有一尺长。

　　保长带了弟弟廖诗清等，用竹躺椅把他抬到家里，换上干净衣服，清洗伤口，又采药敷伤，保长妻子用豆、鸡蛋、红米稀饭给他吃。他在保长家住了四天，白天躺在躺椅上，晚上睡廖诗清让出的床。

　　4月23日早上，廖诗原和田青蓬(篷)村的保长廖荣根一起，雇了陈明高、周柏日，抬着奥祖克，一路往北，翻山越岭，中午到达下许村，在保长张怀森家吃了饭，接着赶路，抬到长台镇公所。镇公所雇了长台下宅的人力车夫朱招根，当天出发，送到江山县城。

　　这样看来，两张车轿费收条的日期有笔误：轿抬在前，而落款时间在后，车送在后，而落款时间在前。我推测均是4月23日当天。另外，朱招根住址写着“上台下宅”，也应是长台下宅之误。

　　4、3号机的战友们

　　3号机另外4人中，还有副机长雅各布·曼奇中尉也降落在江山县境内，双溪口乡东积尾村，比奥祖克更靠南。

　　罗森在《东京上空30秒》中说，曼奇“也许是史上携带武器最多的伞兵”，两把点45口径手枪，一把点44口径步枪，一把点22口径自动枪，一把鲁格尔手枪，还有弹药，还有一把猎刀，一把双刃长匕首，一把斧头。

　　这些武器，他跳伞前全带上了，还在衬衫里塞了不少巧克力棒。

　　媒体曾报道当事人及其后人的回忆，说一个叫陈裕的村民发现了这个带枪的怪人，逃回村里，大批村民就带上鸟铳、砍刀，将曼奇围住。东积尾保长曾高阳带上甲长毛继富赶来，让他们别鲁莽。

　　罗森说，曼奇在日本国旗前，捏着鼻子做了个鬼脸，人们才相信他是好人。

　　毛继富背着他，后面需要人托着他的脚。曼奇是个巨人，身高2米，他的战友给他起的绰号叫“矮子”。

　　巧克力半空中甩出，步枪和三把手枪摔坏了枪托。不过他的巧克力可能没有全丢，在媒体报道的回忆中说，他喝炖蛋要在别人喝给他看之后才喝，也不吃米饭，只吃自己带的巧克力，还分给村民吃(有药味，村民说)。

　　村民没有送他去江山，而是去了邻县遂昌的北洋村，带他去看坠毁的飞机，以及他的战友，机械师兼机枪手利兰·法科特下士。据回忆，当地人夜间守着法科特遗体，以免被野兽吃掉。

　　法科特的伞包已经打开，“但降落伞并没有张开多少。”罗森在书中说，“曼奇通过尸体皮夹克上残存的踢腿驴徽章认出了他。”

　　3号机的机长罗伯特·格雷，降落伞才打开就落到山上，直接撞晕，不过没什么大事。投弹手阿登·琼斯也没受伤。他们很快被当地人护送去了衢州。

　　一年半后，1943年10月8日，格雷阵亡于驼峰航线。在日军封锁海岸线之时，这条极其危险的航线，为中国抗战打通了物资运输路线。

　　5、第一眼

　　奥祖克在大见坑村、曼奇在东积尾村，当地村民是初见害怕，了解身份后全力营救。这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别的飞行员身上。

　　在众多回忆性报道中，有一个细节经常出现：

　　语言不通，无法说明身份，美国飞行员便对着日本国旗怒目而视、做鬼脸或握拳砸它，对着中国国旗则咧嘴而笑或竖起大拇指，于是村民和他相认。这细节也许真的发生过多次，因为这是双方那时候最通行的国际语言了。

　　这情形见诸馆藏档案的，是象山县爵溪镇。1943年12月6日第六区专员公署发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呈文说，海涂上看到三个很狼狈的外籍男子：“咨询情由，则因语言不通，款曲难知，不得已遂各已(以)指画沙，明示国旗，始知系美籍驾驶员。”

　　遂昌县磜岱乡乡长张志伦的呈文《紧急报告》说，发现飞行员、降落伞和飞机，是在那天早上7时、9时、10时陆续送达。7时，三保保长黄贵德报告说，“昨晚由飞机降落一人”，“身穿皮衣并带有枪枝及其他特品”，他们就搞不清这人的身份：

　　“职据报，随赴柘岱口，询其来历，言语既不懂，中国文字又不识，职未敢擅自处置，立即亲率警备士将其护送柘德乡公所。”

　　这个飞行员，就是3号机的，不知是机长格雷还是投弹手琼斯。他没有用国旗表明身份。

　　轰炸东京之前，杜利特尔中校就是大名鼎鼎的传奇飞行员，创造过无数飞行奇迹。他这次运气也挺好，落在临安的稻田里没受伤，据说走到当地一户人家，吓着了人。不过他的困难只是吃了闭门羹，露宿了一夜，第二天遇上了几个青年学员。他的队员运气也不错，虽然有人被疑日本间谍，但懂英语的小学老师朱学三很快赶到。他们被送到浙西行署。

　　后来杜利特尔写回忆录，题目是《我决不可能再那么幸运》。

　　1号机领航员亨利·波特中尉1946年3月26日曾写信给朱学三感谢，这封信直到1990年重聚时，他亲手交给了朱学三。

　　6、忐忑的飞行员

　　那时候，村民猛一见外国“怪人”，很害怕，但这些外国“怪人”也同样害怕。

　　罗森在他的书中说，在象山南田岛，发现他们的中国人架着他们去村子时，他突然想起听过的讲座，说日本人在中国许多地区扶植了傀儡政府，语言不通，他担心被交给日本人。他们知道，就算到达处州丽水机场，距日占区也非常近，有不在机场降落的心理准备。

　　15号机飞行员被发现时也很狼狈。他们降落在南田岛以东的檀头山。

　　后来媒体报道说，当地人麻良水赵小宝夫妇，听到飞机声，怕日军空袭上山躲避，想起屋内灯还亮着，下山听到声音，从猪圈那儿的草堆里将他们拉了出来。罗森则说是羊圈(也许美国人分不清，或猪圈中也有羊?)，主人出来领他们到家住，自己睡羊圈。

　　麻良水找了船，将5个飞行员悄悄送走。经过南田岛时，差点遇上85个日军，他们藏入寺庙地窖才躲过(据罗森《东京上空30秒》)。

　　7、他们做事很认真

　　遂昌磜岱乡7时得报找到美国飞行员后，9时又有第二保的报告，找到了降落伞。二保保长叫黄贵华，他关于此事给遂昌县县长郑惠卿的呈文，也没有遗失，在档案馆留存。

　　黄贵华显然念过不少古书，颇有些明清公文的文绉绉古怪客套，比如：“仰祈鉴核，电夺办理，并乞指示祗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实为公便”。

　　他做事情一板一眼。说到那个美军飞行员，用括号标注：“有一洋人自山岗而下……(据考查系美人样子是飞行员)。”

　　报告村民捡得降落伞这样写道：“是日下午，职保住民黄林洲等三人，上山做工，在山岗上，拾得绸做器物一幅，(谅是航空保险伞)暂由职保存办公处内，负责保护。”

　　这些基层官员和当地老百姓，做事都这样认真负责，呈文一封接着一封报上去，很详细周到。档案中，周将超(有报道说他是下乡征兵的)和王村口区指导员毛钟彪的呈文，4月20日下午3时两人联署一封，21日下午5时周将超有两封(详略侧重有所不同)。

　　4月25日，毛钟彪开列了飞机上物品的清单，从降落伞、枪弹、衣帽、地图到皮夹、布袋、戒指、手镯，3页27种共计80件，雇工送到王村口暂存，等命令转送。

　　5月12日，王村口镇又开列了一份更详细的清单，7页67种781件。

　　比上次汇报多出了这么多物件，其中子弹从7发增至596发，书从13本增至24本。

　　从这些数字，可以想见那十多天的情形，当地人怎样在山上沟壑树丛岩石间，仔细搜寻散落的物品，仔细清点归类，交到毛钟彪那里。

　　档案中还有一份“遂昌县办理友机降落营救出力人员名册”，其中有基层官员、住民、警察、地方武装人员，以及他们做的工作，毛钟彪自己居末。其中王村口镇住民程君甫名下注曰：“不辞跋涉，陪同王村口区区长步行前往上定，担任翻译。”

　　8、罗森的左腿没了

　　罗森在书中说，他们预定降落“处州丽水机场”。译者认为处州便是丽水(旧称)。也有人认为，处州(ChooChow)应是衢州或株洲，比如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中，说的是“衢县机场”和“衢州机场”。

　　燃油用尽，心知无法到达机场，罗森准备迫降海滩，结果落入海水中。这是宁波象山南田岛鹤浦镇大沙村靴蜐头。

　　5个飞行员为当地渔民所救，游击队护送他们到临海。路上停了下来，好像什么委决不下，这让罗森很担心。后来他知道，他们可能与85个日军遭遇(即后来15号机飞行员遇上的那一支日军)，所以要改道。

　　当时还发生一个小插曲，一个中国游击队员，去拿撒切尔的枪，撒切尔大叫“住手”，他不知道游击队员其实是想和他交换一颗子弹，并不要他的枪。

　　后来他们还遇到过日军机枪艇盘问，幸亏日军没有上船检查。

　　在临海恩泽医院，追上他们的15号机机枪手兼军医托马斯·怀特中尉，以及医院的陈慎言医生，给罗森的左腿做了截肢手术。当时，医院已给他准备好了棺材。

　　到5月18日，他们才出发。此时，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已经3天，一路上轿夫抬着他们，始终领先日军，终于脱险。

　　他们要找飞机去重庆，但南昌机场已毁，吉安机场已毁，衡阳机场也不能起降了，终于在桂林等到了飞机，飞往印度，然后一路向西，到巴格达、开罗，经尼日利亚、黄金海岸(今加纳)，越大西洋飞南美，返回美国。回家的路很远。

　　这是罗森书中所载的转移线路。和他的书同时上映的同名电影，略去了这部分内容。

　　在华盛顿，罗森看见妻子推开房门进来，跳起来迎上去，脸朝下狠摔一跤：他忘记自己的左腿已经没了。罗森终于没来得及给母亲送终，他一直瞒着妈妈他左腿没了，但葬礼后整理遗物发现，妈妈早就从临海传教士的来信中知道了一切，只是装作不知道。

　　9、十壮士

　　1942年4月19日上午，象山县爵溪镇10位壮丁，护送3位轰炸东京的美军飞行员离开险地，遭日军拦截，美军飞行员被捕，10位壮丁遭枪杀。

　　在浙江省档案馆，可以查到一份档案，详细记述了这个悲壮故事。

　　这是一份公函，1943年12月6日发出，是第六区专员公署发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呈文。

　　这份档案说，1942年4月18日下午6时许，一架飞机落在牛门礁附近海面，乡长杨世淼听说后，跑去探视，看到海滩上有三个外国人，“伛偻涂上，满身淋漓，状极狼狈”，知道他们是泅水而来。

　　在沙上画国旗，得知他们是美国飞行员，从东京飞来失事，同行5人，两个不会水，已经淹死了。这两个飞行员的遗体，后来在海中寻获，杨世淼设法捞上来后，具棺葬于爵溪沙头，立有碑志。

　　据相关报道，遇到杨乡长之前，飞行员先遇上了渔民叶阿桂，是他藏起了他们。

　　档案说，杨世淼将飞行员带回家，殷勤款待。第二天上午9时，密派10名壮丁，绕道护送出去。但当地被日军占领后，派驻了一个连的伪军，伪军已知道此事，密报驻扎在茅洋的日军。他们走到白沙湾附近，四五十个日军蜂拥而至，“狭路相逢，无可避匿，悉数被获”。

　　这3个飞行员，是美军轰炸东京的16架B25轰炸机中的6号机，它按预定计划轰炸了钢铁厂。溺亡的两人，是投弹手威廉·迪特尔中士、机枪手唐纳德·菲茨莫里斯下士。

　　被日军掳去的3人是，机长迪恩·霍马克中尉，副机长罗伯特·米德尔中尉，领航员蔡斯·尼尔森中尉。机长当年10月15日被日军处决，副机长次年12月1日死于狱中。

　　日军分兵，一面将3个美军飞行员押到茅洋，一边强迫十个壮丁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档案中描述道：

　　“密弹之下，无一幸免，断头折臂，横尸向道，伤心惨目，不忍卒睹。”

　　另一份附件《日军枪杀护送美籍驾驶员壮丁名册》，是爵溪乡十个遇害同胞的姓名、年龄(25至34岁)、住址和职业(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和小贩)。他们的姓名是：刘成本、李志高、王必昌、周方根、姚万年、李维良、郁阿寿、龚月庭、叶天生、赵福根。

　　附件还注明了每个人的家庭成员，父母妻子和儿女，还有他们的家境——九个“贫”字，一个是“无恒产”。这几个字，很重。

　　10、死生可托

　　资料及事后的回忆均显示，当年4月18日中国民众营救美军飞行员，是自发行为。真是陌路相逢，生死可托。

　　当时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岳星明，在《浙赣战役回忆》说，他是1942年4月18日深夜，才接到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电话，要他通知当地政府和部队全面出动，协力营救。

　　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在巡视途中，这个通知在他的《五十回忆》中没有提及，也许没有接到。他一开始还以为是日本飞机迫降，打算活捉几个敌人。

　　迟至轰炸东京的深夜才安排营救，估计原因便是这项行动极其秘密，不能提前透露丝毫消息。那么，如果命令传达得足够快，也要到19日凌晨才可能出现有组织的营救行动。

　　但在偏僻的山区、海隅，人们19日也不知道上面的营救令，所以有“第一眼”看见时的惊诧、猜测和确认。

　　《东京上空30秒》中，后半夜出现了游击队首领“查理”，是他组织了转移——有报道说，他可能是三门县自卫队的一个分队长郑财富。他的生平已难考查，在历史烟云中，他那不苟言笑的坚硬身影，就这样一晃而过。许多救援者都这样，很多人连名字也没留下。

　　飞虎将军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日本人在1942年初杜利特尔轰炸东京之后的报复性大扫荡中明确提出，凡协助美国飞行员的人，不但本人将被处死，还要株连家人和保甲。然后在战争期间，没有一个敌后的中国人拒绝帮助美国人的确凿例子。”

　　11、杀戮

　　日军杀了护送的10个百姓，夺走3个美国飞行员之后，便窜入爵溪，“大肆搜索，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档案说，杨世淼已闻风躲避，但“被吓后暴亡”(有报道据他孙女回忆，他是被日军抓去毒打，回家后暴病身亡)。他家里甚富，衣饰遭洗劫一空，“损失之巨，为数惊人”。其他“被害之家，指不胜屈”。

　　5月1日，日军又派一艘兵舰和一架飞机，到牛门礁将美军飞机探捞而去。

　　营救美国飞行员而遭日军报复，是意料中事。

　　比如在衢州江山县长台镇和清湖镇，有几份档案，是1943年10月25日填报的，列出了被杀害人员遭焚毁房屋，列表中注有瓦屋八间、五间、三间及茅屋两间之类字样，还折算了价格(比如：瓦屋每间六百元，茅屋每间两百元)，计财产损失40万元。遭焚毁的日期，有的是1942年6月13日，有的是1942年8月23日。

　　档案中清湖镇被日军残杀百姓，1942年6月、7月、8月都有，有男有女，有二三十岁的青年，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81岁的吴福杏，被日军用火烧死。许多人被日军用机枪射死、刺刀杀死、步枪打死，一个67岁的老婆婆，被日军用木棍打死。

　　杜利特尔轰炸东京一事，是日军发动浙赣会战的导火索。

　　日军除了要报复，也有战略上的考虑，防止浙江沿海的机场被盟军飞机作为跳板，轰炸侵华日军和日本本土;打通浙赣铁路，更严密地封锁海岸线，防止战略物资输入内地;掠夺当地的资源。这次会战中，日军甚至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12、多谢牌

　　美军知道日军会残杀无辜以报复。

　　罗森在《东京上空30秒》中说，他在临海时，就已听说了营救他们的村民遭到日军残酷报复。他在这本书中，也用了假的地名和人名，因为此书出版时，二战还没有结束，不能透露。

　　美国战争部也是直到1943年4月20日晚上，才正式发布轰炸东京的公报。公报说，空袭后没有立即发布详细内情，有两个原因，一是保护美国飞行员的安全，以防遭日军追捕，二是保护日占区帮助美军飞行员的中国友人，免遭日军报复。

　　公报发布时，美国应该已较为详细地了解了日军的残酷报复。

　　一份1943年6月档案，援引4月29日发自华盛顿的专电，说蒋介石此前已致电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告诉他美军飞行员降落区男子妇女儿童遭日军屠杀的情形，“美民获息震讶，各报均显著刊载”。

　　美军飞行员多次表达感激之情。杜利特尔将航空衣服和降落伞送给浙西行署纪念，回国后还来信致谢(据《五十回忆》)。

　　罗森在到达临海前，对一个救援人员说，他在美国，看到街角和电影院有人为中国救援会募捐，他好多次只是经过，偶尔捐上一两角，“还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慷慨”。此时此地得到中国人救援，“我觉得真是过意不去，心里只想哭。也许我确实哭了。”救援人员微笑着告诉他：“别这么说。你的钱派了大用场。”

　　后来美国飞行员多次到中国感谢，还邀请救援相关人员赴美国参加纪念活动。

　　1990年，美国杜利特尔航空考察团到中国，寻找当年的飞机残骸以及营救过飞行员的中国百姓。他们赠送了“多谢”牌，上面有44个获救飞行员的签名。

　　1992年，东京空袭50周年纪念，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致信祝贺，五个段落中，用了一个段落感谢了中国人民的救助行动：幸亏这样的人道主义努力，空袭飞行员才安全回来。

　　13、飞行员们九十多岁了

　　轰炸东京的杜利特尔轰炸机队，有8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抓去，除了6号机的3个，还有16号机的5个：机长威廉·法罗中尉，副机长罗伯特·海特中尉，领航员乔治·巴尔中尉，投弹手雅各布·萨泽下士，机枪手兼机械师哈罗德·斯帕兹中士。

　　他们飞到名古屋，轰炸了一个大油库和三菱飞机制造厂，之后飞到江西南昌上空跳伞，落入日军手中，机长和机枪手1942年10月15日被日军处决。

　　7号机机长泰德·罗森在他的书中说，美国记者温德尔·福纳斯曾在日本遭拘禁，在监狱见到了这8个小伙子。8人中3人被处决，一人病死，4人战后得以生还。

　　80勇士，有的返回美国，有的在欧洲和北非战场上战死，有的留在中国，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

　　至今健在的4人，有3人于2013年11月9日在美国俄亥俄州相聚，他们是1号机副驾驶理查德·科尔，15号机机枪手爱德华·塞勒，7号机机枪手戴维·撒切尔。16号机副机长罗伯特·海特无法从田纳西赶来。9号机领航员托马斯·格列芬，这年3月去世。

　　他们都九十多岁了。

　　14、勇气

　　多年前读到过美国女作家多萝西·狄斯尼的小说《勇气》，说诺曼底登陆前夜，美军伞兵跳伞后脱离大部队，向一户法国人家求助躲藏，但被德军搜出，法国男人被杀。伞兵从德军手中逃脱，返回这户人家，伤心的法国女人又将他藏了起来，躲过了德军搜捕。

　　这样的勇气，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身上，也同样沛然莫御。杜利特尔轰炸机队降落浙江、江西等省的深山、田野和海隅，所到之处出现了一群群再普通不过的陌生人，在侵华日军的眼皮底下，偶然相遇，便甘愿“担着血海也似干系”，主动援手相救，送到安全后方。

　　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人，无论是农民、渔民、工人、小贩，还是教师、医生、乡绅、军人，一个个都是富于担当、浑身充盈着血性、勇气和信念的二战英雄。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7-24 09: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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