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 ——记浙江军民的抗日斗争
2022-11-21 09:56:07  来源：浙江党史和文献网 作者：包晓峰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卢沟桥事变后，浙江是全国较早沦陷的省份之一，也是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受战争灾难范围最大、最深的省份之一。八年全面抗战中，浙江全省77个市县中，有1市(杭州市)37县被日军长期占领，31县的县城一次或数次遭受日军的蹂躏和窜扰。日军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给浙江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有侵略必然有反抗，浙江也是抗击日军侵略的重要战场。浙江军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全国人民一道，筑成了反侵略战争的钢铁长城，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形成

　　西安事变后，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建议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3月下旬，周恩来同志由中共联络代表潘汉年陪同，到达浙江，先后在杭州及莫干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七七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动员起来，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积极倡议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接受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合作抗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当局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对浙江境内的国共和谈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37年3月，浙江境内的国共谈判就已经开始。当时，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电文，即致电浙江省国民党军政当局，呼吁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速派代表举行和谈，得到国民党闽浙皖赣边区主任公署主任刘建绪的响应。但是，这次在平阳县举行的和谈，由于国民党方面企图单方面收编浙南红军，导致和谈破裂。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和国共两党中央进行的和平谈判，加速了浙江国共和谈的进程。9月17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国民党方面刘建绪再次派出代表举行和谈，终于达成5条和平协议，即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红军集中地点在平阳县北港;红军军需与给养由国民党政府根据任务发给补充;无条件释放政治犯;一切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9月19日，红军挺进师师长、中共闽浙边军区司令粟裕，在浙西南遂昌也与当地国民党政府达成停战协议。和谈的成功，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正式形成。

　　二、淞沪保卫战及日军在浙北的暴行

　　七七事变后，日本迅速扩大侵略战争的规模，将战火从华北直接烧到江南的京沪杭地区。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胁南京，遭到中国守军的奋勇抵抗。14日，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9架飞机偷袭杭州笕桥机场，妄图一举歼灭中国空军主力。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奋起迎战，在杭州湾上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中国空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搏击，取得了击落日机2架、重伤2架，而自己无一损伤的辉煌战绩。中国空军首战告捷，充分显示了中华儿女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为纪念“八一四”空战的胜利，中国政府把这一天定为空军节。到9月底，中国空军在杭州地区上空共击落日机25架、击伤几十架，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日军进攻上海的战略行动，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进展不顺。日军不断增兵，直至增加到20万人，但到10月中旬，仍未取得决定性胜利。11月5日，日军改变进攻策略，由陆军第十集团军与海军协同，在江浙交界的全公亭、金山卫、曹泾镇一线沿海同时登陆，企图从背后包抄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原先在这里部署的杭州湾北岸守备区，因上海战事紧张，其兵力大部份已调往上海，只有2个连在沿海担任警戒，无力阻挡日军的进攻，但守军与当地民众仍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经过激烈的战斗，驻守全公亭的1个加强连全部阵亡，盐民领袖陈新民率领守望队参战，也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一部从西南方向包抄上海，其主力向沪杭铁路推进。当日军向我省平湖县城进犯时，国民党守军七十九师在平湖广陈镇一线英勇阻击。该师在师长陈安宝亲自率领下，打退了日军一次次进攻，坚守阵地达10天之久。一路日军占领松江后，向沪杭线上的重镇嘉善县发起进攻。国民党一二八师接报，奔赴嘉善阻击进犯之敌，11月8日，先头部队200余人首先在枫泾与日军展开激战，击伤日军少将于冢正三。次日，日军集结大队人马向枫泾反扑，200余名中国官兵弹尽援绝，全部壮烈牺牲。国民党一二八师在嘉善地区与日军血战7昼夜，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击毙击伤日军数千人。该师自己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伤亡官兵2600余人，但为淞沪战场我军的撤退赢得了宝贵时间。11月15日，嘉善失守。不久，平湖城关、乍浦、嘉兴也相继沦陷。

　　另一部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向桐乡、吴兴等地进犯，锋芒直指南京。为此，蒋介石命令第二十一、二十三集团军在吴兴、安吉、广德之间阻击。11月21日，日军重兵猛攻吴兴升山，国民党桂军一七○师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少将副师长夏国璋亲自督师，不幸壮烈牺牲。24日，吴兴沦陷。25日，长兴沦陷。此后，中国军队又在朱家巷、泗安、广德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死伤惨重，中国军队亦付出沉重代价，川军一四五师中将师长饶国华在阻击日军向广德进犯时，壮烈殉国。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而后，又兵分3路，进攻杭州，。12月24日，杭州沦陷。这样，日军仅用1个半月时间，就占领了钱塘江以北杭嘉湖地区包括杭州在内的1市13县的大片土地。从此，杭嘉湖地区人民陷入了长达八年的苦难深渊。

　　日军在杭嘉湖地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日军登陆的平湖全公亭沿海，被屠杀的群众就有500余人，被焚毁的房屋3000余幢，受侮辱至死的妇女被暴尸街头。日军攻入嘉兴城时，用硫磺枪弹向四周民房、店铺乱射，弹到之处，火光四起，房屋塌毁，致使从北丽桥到建国路乐园馆长500米、宽100米左右的嘉兴最繁华地段，尽成断壁残垣，一片焦土。在嘉兴县新篁镇，有2000余户农民的房屋被日军烧毁。在海宁县斜桥民生丝厂，43名挑蚕的农民被日军集体枪杀。11月19日，日军攻陷江南名镇南浔，见人就杀，一次就杀害居民400余人，沿街电线杆上挂满了被杀害群众的人头;日军还大肆纵火，全镇被烧房屋4993间，其中南浔中学、浔溪中学等7所学校被彻底烧毁。在长兴县城，日军纵火7天7夜，90%的房屋被烧毁。日军攻入杭州后，下令“放假3天”，纵容官兵烧杀奸淫、胡作非为。当时繁华的延龄路(今延安路)上房屋尽被焚毁，有4000多名杭州平民被日军枪杀或残害，其中700多名妇女是被日军奸淫致死。杭州市人口从原有的59万，降至仅约10万人。

　　日军在浙北的暴行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惨案，一是乔司大屠杀，一是龙溪大焚烧。余杭乔司是杭州北部的重镇。日军攻下杭州后，为镇压浙北人民的反抗，在乔司进行了疯狂大屠杀。1938年2月18日一早，驻扎在临平、长安、笕桥、杭州的部分日军就赶到乔司镇，封锁住各个路口，然后一边施放硫磺枪弹焚烧房子，一边用步、机枪扫射惊慌外逃的群众。霎时，整个乔司镇火光冲天，哭声震地，仅约一个小时，日军就杀死无辜百姓数百人。9时许，日军把未逃脱的和躲藏起来的群众搜出来，共有三四百人，用刺刀逼押到保庆桥，关在汽车站里，然后进行集体枪杀，仅四五人幸免于难。次日，日军又从笕桥赶来，在保庆桥架起机枪，见人就扫，把出逃在外、刚回来看看的老百姓又射杀了好几百。日军在乔司和邻近十里的农村连续烧杀三天，使乔司镇周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几千间房屋化为灰烬。据事后统计，这次大屠杀，被杀害的同胞达1300余人，被烧房屋7000余间。龙溪是浙北的一条水道，其南端在余杭塘栖附近与京杭运河相接，北段经菱湖通往吴兴。日军占领杭州后，龙溪成为日军在杭州与吴兴及其邻县之间运送军火物资的重要通道。为确保这一水路的安全，防止共产党发动群众对日军运输线进行打击和袭扰，日军对龙溪沿岸的村镇进行了有预谋的焚烧。1938年3月26日拂晓，1000多名日军在日机配合下，乘坐数十艘汽艇，兵分两路，一路由菱湖沿龙溪南下，一路从塘栖沿龙溪北上，见到村镇就靠岸纵火焚烧，步兵不能到达的村庄，则由飞机投掷燃烧弹。一天工夫，北起吴兴菱湖查家簖、南至杭县王家庄，120里长的龙溪两岸成为一片火海，熊熊大火映红了整条龙溪水面，沿岸150个村庄中有110个村庄、7799间房屋被焚毁， 2045户农民流离失所。

　　杭州沦陷前夕，国民党省政府各机关陆续迁往金华，临时省会设在永康方岩。各学校和文化单位也纷纷搬迁。浙江大学初迁西天目山，继迁江西、广西，最后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后又在本省龙泉设立分校。浙江图书馆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大批善本书籍迁往龙泉，后再迁往贵阳。在杭州的工厂，由于战事紧急，搬迁到金华的仅十分之一。为阻滞日军南侵，国民党军队于1937年12月23日忍痛炸毁刚建成通车仅3个月的钱塘江大桥。从这以后，至1940年春，日军与中国军队在浙江境内形成了隔钱塘江对峙的局面。

　　三、浙南红军编入新四军和浙江党组织的大发展

　　根据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国民党刘建绪的和谈协议，1937年10月中旬，分散在浙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汇集到平阳县山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由粟裕任总队长、刘英任政委，共约300余人。

　　1937年底，蒋介石委任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这是黄绍竑第二次主政浙江。黄是国民党桂系主要人物，早在山西抗日时就曾与共产党有过接触，主张合作抗日，具有较开明的政治思想。黄的任职，使抗战初期浙江的国共合作有过一个良好的局面。

　　1938年3月初，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到达平阳，向刘英、粟裕传达了长江局和东南分局的指示：(一)浙江红军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团队，集中地点为皖南泾县章家渡，部队应及早出发;(二)浙江地理位置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江继续坚持斗争;(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待中央批准后转为正式省委。经曾山和刘英、粟裕等同志研究，决定由粟裕率部队去皖南，刘英留浙江主持党的工作。3月18日，粟裕率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共400余人从平阳山门出发，奔赴皖南。4月18日，部队到达安徽歙县，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为切实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对分属不同系统的浙江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成立统一的中共浙江省委已是十分必要。1938年5月，根据东南分局的的指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同时撤销，成立了全省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汪光焕、谢文清、赖大超、顾玉良任常委，龙跃、林辉山、张麒麟、陈昌会为委员。临时省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加强了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尤其要重视“大量吸收先进的知识分子进党”。在临时省委领导下，这一期间，全省党的组织和党员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仍为刘英。省委下辖浙南、处属(丽水)、台属(台州)、宁绍、金衢等5个特委和55个县(工)委。省委机关也离开山区，开始设在温州(后迁丽水)。省委的重新成立，标志着抗战以来浙江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基本完成。这为加强浙江党的各项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提供了根本保证。

责任编辑：张莹 最后更新：2022-11-21 09: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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