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抗日而生——农工党在浙江的首个县级组织
2023-08-25 14:23:42 来源： 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诸暨临时县委会吸收党员填写的“入党宣誓书”和“党员登记表”
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于1930年8月9日，随后在浙江发展组织，于1931年成立省筹备委员会。由于历史及各种原因，直到1947年4月后才陆续在浙江的杭州、温州、金华等地建立起农工党组织。然而，早在1938年8月，农工党在浙江的第一个县级组织就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了，这就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诸暨临时县委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
诸暨组织成立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朱德等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7月10日，农工党(时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武装民众抗日、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等八项政治主张。是年冬，在武汉成立“临时工作组”，创办了《抗战行动》旬刊。1938年3月1日，农工党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应邀参加。会议通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方针。会议还通过了《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决定把全国地方组织分为“后方组织”和“沦陷区组织”两类，各自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活动。
浙江的李士豪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农工党中央临时执委会委员。会后，中央指派李士豪、王晞辰二人负责浙江党务。5月，李士豪出任诸暨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抗委会)副主任。为团结诸暨各阶层代表人士共同抗日，李士豪积极贯彻农工党三干会议精神，响应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积极配合中共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出任县政工队(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组织)队长，宣季荪(后参加农工党)为副队长，保证了县政工队的政治方向与进步面貌;整编县自卫队，增设政训处，任政训处处长，任徐旭为副处长、边美棠为干事、周萌为第二大队政治指导员，充分发挥农工党党员在提升地方武装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方面的作用;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军事干部班、抗日自卫大队集训班等，有效开展抗日救亡舆论宣传。
诸暨组织正式成立
李士豪一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边物色发掘和吸收积极分子加入农工党。在“草塔小教训练班”里，他自任教育长，主持教学，邀请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讲授社会进化史、新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形势、抗日必胜论、战时教育等。训练班学员边美棠，诸暨青山大青坞人，从诸暨县立中学毕业后回乡任教。他敏而好学，处事干练，引起了李士豪的注意。在李士豪的影响下，边美棠及“草塔小教训练班”学员周萌、陈正彦等人于1938年7月加入农工党。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培养农工党组织骨干，边美棠发起成立“小教训练班同学会”。8月，他们以“小教训练班同学会”名义为掩护，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诸暨临时县委会，边美棠为负责人。同年12月，诸暨县抗卫委成立流动剧团，演出《三江好》《维持会长》等剧，宣传抗日。同期，农工党的诸暨流动剧团支部成立，党员5人，周萌任主委。农工党诸暨组织及成员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奋力投身伟大的抗日民族斗争之中。
坚持不懈顽强斗争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2月，日寇由杭州渡钱江占领萧山。1939年9月和1940年4月，日寇两次由萧山窜入诸城侵犯，诸城惨遭破坏。此间，蒋介石消极抗日，不断发动反共高潮。浙江省政府也以种种借口裁撤了各县抗日政工队，持续了两年的诸暨抗日政工队也不能幸免。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4月，日本侵略者发动浙东战役，持续一月之久，浙东人民蒙受空前浩劫。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又发动浙赣战役，诸暨沦陷。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农工党诸暨组织的活动也时断时续，但农工党党员依然以各自优势各尽所能，坚持斗争。
统战联络。李士豪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斡旋物色诸暨县县长人选，把具有抗日倾向的夏高阳(后加入农工党)成功推上县长岗位。几年后，李士豪协助共产党对绍兴县县长郑重为和诸暨县县长祝更生展开统一战线工作，经常联系谈心，动员策反。他安排长子李鹤龄(农工党党员)在郑重为手下任上校参谋，安排边美棠在祝更生手下任主任秘书，为策反做准备。李士豪的家也是中共金萧支队诸北办事处主任马青、支队长蒋明达等中共领导人与开明绅士晤谈联系做统战工作的据点。李士豪还领导进步青年组织农会，配合中共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同时还组织诸暨农工党人为金萧支队提供军事情报、动员输送知识青年参加革命。
协造兵器。为支持革命工作，李士豪派三子李寿彭(农工党党员)到安徽某修械所学技术，学成回来后在诸暨县修械所当技工。随着金萧支队队伍的壮大，兵器弹药非常紧缺，所以金萧支队决定在修械所基础上自行制造手榴弹和地雷，但修械所缺乏翻砂、制造等技术工人。于是马青指示李寿彭去晥南屯溪邀请技工，通过各种关系和几经曲折，李寿彭请来了10多位制造手榴弹和地雷的技工。后因缺材料，又冒险进入敌区夺取一架日军飞机残骸。此后，修械厂为金萧支队成功制造了大批手榴弹、地雷等。
深入虎穴。农工党诸暨组织成立后，边美棠被选调到省抗日自卫团温州青年营担任指导员，从事抗日和组织相关活动，1939年10月回省抗日委员会司令部工作后，与时任省抗日自卫团司令部民运股长徐旭(农工党党员)等组成工作队，携带电台、抗日标语和传单等，潜入杭州开展地下斗争，搜集敌人情报，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救亡传单，工作队两名成员被捕。1940年春，边美棠与徐旭一起到国民党绍兴昌安区工作，后又转入省保安团任宣传干事。1942年5月，边美棠回诸暨到县政府任民政科长，1944年任主任秘书，为此后的松阳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边美棠与周萌利用自己身份，出城迎送，防备国民党顽固派阻击。是年底，边美棠进入上海市警察局，任人事室第一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吸收不少进步青年进入该局，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舆论宣传。为宣传抗日，李士豪写下《焦土抗战与敌我情势的检讨》《抗战建国与民主政治》《国防建设与抗战经济》《抗敌自卫工作在浙江》等文章，呼吁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抗战到底。为了组织农会、推动“二五减租”，动员农民投身抗日，李士豪撰写《为二五减租告邑人》《组织农会问题》等文章，并印发传单、广泛宣讲。毕业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杨汉升，在《诸暨国民新闻》报社工作。他满腔抗日热血，与李士豪、边美棠、周萌等结识后，加入了农工党，并成为组织的宣传中坚力量。诸暨沦陷后，《诸暨国民新闻》停刊。于是，一份由农工党人酝酿创办的《诸暨报》在1944年8月创刊，初为三日刊，后为隔日刊。杨汉升任社长，周萌先后任编辑、主笔、副社长，这是诸暨沦陷后当地唯一的地方报纸。报社编辑杨汉武及朱因、石云子和周永良等先后加入农工党。报社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信息，特别是盟军节节胜利，德、意、日节节败退的新闻，使我军民了解了战局形势，更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而驻诸暨的日本侵略军不断从该报上获悉战败消息，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他们出城“扫荡”抢掠物资等行动也明显减少。
坚定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
1944年间，边美棠曾致信李士豪，希望恢复组织，大力发展党员。李士豪回信：“诸暨中共地下党力量强大，细胞遍布各个方面，在青年干部和群众中有一定基础，解委会(即农工党)若大力发展组织，势必与中共撞车，不利于抗日。从诸暨的实际情况看，应全力支持以共产党为首的抗日进步力量开展各项救亡工作。”
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客观情况，李士豪从大局出发，对农工党同志提出了“支持以共产党为首的抗日进步力量开展各项救亡工作”的要求，充分表明了老一辈农工党领导人衷心拥护共产党、坚定跟共产党走的鲜明政治立场。
纵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诸暨临时县委会的成立以及开展的抗日活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同中国共产党并肩合作、逐渐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正确道路的光辉典范。曾担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诸暨临时县委会负责人的边美棠，1949年2月，为迎接解放，配合中国共产党做国民党诸暨县县长张清尘的策反工作，遭秘密逮捕，经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于4月2日夜壮烈牺牲，年仅32岁。
烽火岁月中，农工党的先贤志士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始终坚守着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坚定信念。
责任编辑：陈亦可 最后更新：2023-08-25 14: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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