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是个历史的变化着的地理概念,抗日战争时期的浙西,是指位于钱塘江、富春江以西以北的浙西北地区。这一地区,东滨杭州湾,西以天目山脉与安徽分界,南以钱塘江与浙东相望,北沿太湖与江苏相连。依照当时国民党浙西行署所辖的区域,它包括22县,即:杭县、余杭、海宁、海盐、平湖、嘉兴、嘉善、桐庐、分水、昌化、新登、富阳、于潜、临安、安吉、孝丰、吴兴、长兴、武康、德清、崇德和桐乡。这一带,一半是山区,一半是平原水网,物产丰富、工商业比较发达,世称杭嘉湖“鱼米之乡”。可是,这么美丽富绕的土地,在日寇铁蹄的践踏和蹂躏下,却是一片千疮百孔,生灵涂炭的凄惨景象。
八一三上海抗战,鏖战近3个月,奋起抗战的上海军民渐渐不支,日军更调兵遣将,迂回包抄,于11月4日晚,趁国民党第二十八军换防之机,乘海潮高涨之势,调遣3个师团的兵力,集结80余艘军舰,在飞机的掩护下,驶向杭州湾的潜沿镇、金山卫和全公亭一带,于次日晨开始登陆,平湖县全公亭金丝娘桥一带便成为寇敌之铁蹄首先践踏的浙西土地。敌人在金山卫和全公亭沿线登陆后,直冲金山城,又逼松江镇,再加敌遭沿镇登陆之部队由肉行包抄过来,致使上海守军的重要后路被截断,处于腹背受敌之境地,被迫开始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阴影开始笼罩浙西大地。
上海失陷后,日军即分兵两路向南京大举进攻,一路沿京沪线正面进犯,一路沿太湖以南迂回作战。国民党在上海、南京之间,虽然设了两道防线,但并没有起到阻击敌人的作用。11月11日嘉善县城被占,19日嘉兴失陷。同时,敌沿吴(江)平(望)公路向西猛扑,19日攻占南浮。然后,敌正面主力由东迁、骥村、旧馆、升山、三里桥,直逼吴兴。同时,分左翼由马腰、双林、袁家汇、荻港等地迂回北上攻吴兴,又有右翼在苏州、吴江以汽筏子渡太湖于小梅、夹浦登陆,一路攻长兴,一路由李家巷攻吴兴。于是,吴兴于24日沦陷,继之长兴于25日失守。敌人一路攻城,一路烧杀,终于在12月13日占领南京。敌占领南京后,即于次日分兵沿京杭国道南下,再次杀向浙西。21日占领武康和安吉,22日占领德清,23日占领临安、孝丰、余杭,24日占领富阳、杭州。到1937年底,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以上各地及平湖、海宁、海盐、桐乡、崇德等杭嘉湖地区全遭茶毒。
日寇深入,局势危急!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绝续之时,浙西儿女奋起抗战。瞬时间,在浙西的土地上,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他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游击武装群雄竞起,遍地揭起了守土抗战的旗帜。据不完全统计,在浙西沦陷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先后兴起了七八十支游击武装。
活动区域比较广泛的游击武装有:朱希、汪鹤松的“孝武安长吴”吴兴军游击队,刘参的“孝武安长吴地区游击队”,张玉如的“吴崇桐边区游击队”,王玉麟的“东战场第一游击区第三团”,吴良玉的“东游二纵第二大队”,吴辞炎的“东战场游击第二总队”,王柏青的“铁血团”,以及曹绍文、田文龙部队,王玉成部队,曾洪的“湖滨抗日义勇军”和沈子球的“余临孝边区游击队”等。
活动在海北与沪杭铁路沿线地区的游击武装有:平湖县的孙祥珍、陈新民和沈俊生之“沪杭地区游击大队第一、二、三队”,海盐县的汪贤甫之“沪杭地区第四游击队”,嘉善县的陈荫祖、陈耀宗、顾纯基等部队,嘉兴的姜维贤、张銮基、范春生、张鹏飞等部队以及在这一地区活动的钟灵部队和双枪王八妹之部队等。
活动在吴兴水网地带的游击武装有:郎玉麟的“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李泉生的“人民抗日义勇军”,郑子平的“抗日反汪军”,温永之的“吴兴第二自卫大队”,以及刘现、熊秀楚、张宗寿、左宗襄、李正鸿、杨安生、丁正潮、周义吉、金家让、王右人、张声举、姚维德、施公安、朱洁民、沈登清、赵忠泉、潘永宁、鲍于杏、唐连、陆锦鳌、冯小琛等部队。
活动在安长孝于山区以及其它各县的游击武装有:安吉李广勤游击队,金月龙“安吉自卫队”,以及徐阿清、程义芳、杨子郎、郑梦兰、沈锉、杨林超等部队,长兴吴有秋之“长兴人民抗日义勇军”以及胡长元、藏鸣皋、尚杰民等部队,孝丰黄阿根游击队,德清许俊卿、周明三、刘开江等部队,武康曹渔舟部队,于潜吕世扬、周先炼等部队,余杭洪宗扬、王元贵等部队,杭县王志忠“杭县自卫队”等。另外,还有很多在山区活动区域比较广泛的游击部队,如谢升标之“苏浙皖三省边区抗日游击队”,杨树先之“抗敌义勇军”,郭竟志之“东南抗日义勇军”以及一七六师游击队、李源村、赵安民、吴口天、雷少堂等部队。
以上这些游击武装,在历史上褒贬不一,评价各异。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队的性质、组成成份以及各部队之相互关系等极为复杂的情况所致。
从部队的组成成份来看,其士兵大多数是浙西的青年壮士,他们生活在浙西,战斗在浙西,流的血汗都淌在养育着他们的这块土地上。但从部队的领导人来看,情况则比较复杂,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和受党的影响的积极分子,如郎玉麟、郑子平、李泉生、朱希等;有的是进步知识青年,如温永之、姜维贤、施公安等;有的是国民党落伍军人,如王玉成、曾洪、唐连、陆锦鳌、主柏青、刘参、汪鹤松、张銮基、陈耀宗、谢升标、洪宗扬等;有的是地方富豪和开明士绅,如王元贵、沈子球、曹绍文等;有的是帮会中人,如熊秀楚、周明三、张玉如、刘开江、冯小琛、李正鸿、郭竟志、吴良玉等;有的是旧的地方上的保卫团队、水警队中人,如丁正潮、鲍于杏、许俊卿、王志忠、王玉麟、杨哲夫、张宗寿、藏鸣皋、左家襄、徐阿清、程义芳、杨子郎、郑梦兰等;有的是旧的地方官员,如王右人,杨林超、金月龙等。
从部队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他们收集了国民党正规部队败退时,沿途抛弃的枪械,挟持了武装,就自封为王、自作主张,各自为政,各自生长、政由己出、权由自生,银饷也都取之于当地人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一般都特别看重地盘和势力,相互间并吞磨擦、损人利己、大鱼吃小鱼的火并战也就时有发生。但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第一,在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政府的逃亡、我党我军在这一带力量的薄弱,所以这一带一度成为无人管辖的地区,自发的抗日武装,因为缺乏统一的组织、调度和引导,一定的“内耗”是难免的。第二,即使是游击部队间发生的火并战,也应具体分析和对待。比如,陆锦鳌、姚维德及李泉生等部联合攻灭陈兰英部队的战争,就是正义之战。波滔滚滚,难免泥沙俱下,陈兰英部队就是以抗日为名,以流氓抢劫为实的土匪部队,他们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当在铲除之列。再如,各游击部队联合剿灭反动迷信武装红枪会的战争,也显然具有进步性。第三,尽管游击部队间时有矛盾和磨擦,但是他们在反奸伪、反投降的斗争中却是一致的。比如,国民党浙江省军界头目、曾任省政府主席的周凤歧,是长兴八都界周家村人,他受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恩宠”,派特使来浙西收编部队,组织伪军。结果,不仅无一人随从响应,反而造成一个慷慨激昂的打击奸伪的运动。不久,周逆在上海被我志士击毙。再如,名为“东南抗日义勇军”的程万军部队,由于最后终于经受不住敌伪高官厚禄的引诱,走上了投敌当伪军的可耻之路,在浙西成为过街老鼠,众叛亲离。程部二团团长田文龙为抵制程万军投敌,高喊“打倒汉奸!”口号,最后被敌击毙,程部副司令曹绍文因拒绝投降而身陷囹圄,最后被程万军迫害致残。
抗战初期蜂起的浙西各游击部队虽然组成成份各异、部队性质不一、相互关系复杂,但他们的主流是团结抗战,矢志报国,以抗日为重,共赴国难。关于这一点,有史为证。
例一,血战全公亭 夷平宝爷庙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浙西平湖全公亭登陆,中国守军一个加强连200余人拚死抵抗,全部战死。全公亭镇镇长陆明之亲率武装壮丁50余人参战,大部牺牲。盐民领袖陈新民组织200余民众以“守望队”名义参战,生还者仅数十人,后在向新仓镇撤退时,又与一队敌人遭遇,陈新民仅以身幸免。新仓镇镇长朱季绳也率武装壮丁,会同62师补充连竭力抵抗。商办缉私营队长陶大小率队士15名奋身抗战,弹尽力竭,只一人幸免于难。平湖沦陷了,但平湖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纷纷追随全公亭抗战英雄陈新民,很快组成一支700余人枪的“沪杭地区游击队”,重创日寇,威震海北。1938年4月,300余日寇从嘉兴扑来,妄图消灭这支游击武装。在与敌人周旋中,陈探悉一队敌人驻扎在宝爷庙,即率精干士兵火速驰往,将敌人紧紧包围。敌人躲在庙内负隅顽抗,陈即率众跃上屋顶,掀开瓦片,又瞄射故人。陈不幸饮弹阵亡。被激债到咆哮起来的战士,与故浴血奋战,用手榴弹炸毁了庙宇。
例二,收复乌青镇 协战白马塘
1938年初,日寇忙于发动溯长江西侵的攻势准备,浙西一带敌伪据点兵力薄弱,形势极有利于敌后抗日斗争的开展。3月中旬,“孝武安长吴地区游击队”司令刘参和吴兴军令司朱希及吴崇桐地区司令张玉如共同协议进攻乌青镇。18日下午2时,张玉如部按计划率先迂回离乌青镇五六里处之白马塘,不巧与分坐7艘汽轮之近300名敌寇遭遇。由于日军汽艇行驶灵快,不及张玉如部全数靠岸登陆,即被鬼子发现,并遭敌机枪扫射。张玉如部数船中弹进水,许多士兵半浸在水里回击,已经登陆的则伏在塘岸向汽船射击。正当白马塘打得难解难分之时,朱希、刘参按预定计划,分道进袭敌巢乌青镇。白马塘之敌为张玉如部所阻,无法撤敌兵援救,朱希、刘参遂乘虚攻克乌青镇,并迅速前往白马塘增援,新市刘开江部也闻迅赶来助战,魔战至晚,敌人留下200余尸体,狼狈逃窜。
例三,奇袭新塍镇 再战白云桥
新塍是嘉兴西北的一个大市镇,距乌青镇仅20余里。1938年3月,乌青镇被我克复,4月11日,刘参得到情报:新塍敌人因嘉兴形势吃紧,已抽调大部兵力回援,正是奔袭的好机会。刘参遂率领武康军曹渔舟部、吴崇桐边区司令张玉如部,于午夜一点出发,突袭新塍。是夜,新塍即被克复。在睡梦中被我枪声惊醒的日寇,在惊慌失措中,被生俘十余人,毙命者达1/3以上。12日下午,嘉兴援敌300余人,分坐八辆装甲汽车,企图前来反攻,可还没来得及下车,即遭我埋伏部队痛击,继之又在市镇内遭我机枪扫射和街巷追杀,丢下大半尸体,落荒而逃。
事隔一年以后,即1939年4月14日,新塍区署得到情报:嘉兴、盛泽之敌有进攻新塍迹象。当时我驻新塍有范春生所部及袁勋所部共400余人。经分工,范部到新塍东南之险门警戒,袁勋率队驰往白云桥守备。4月15日拂晓,嘉兴与盛泽之敌合500余人,分水陆两路进至白云桥。袁部早已用机枪在桥上“恭迎”了,为诱使敌人就范,哀派一部佯作退却,追敌果然向我枪口撞来,经几小时激战。共毙敌20余人,包括小队长加藤一人,敌丢下大量枪支弹药和汽艇二艘,狼狈溃逃。战斗结束后,袁部迅速赶至险门会合范部,范部也在激战中,敌见我援兵已到,旋即撤退。
例四,弋获屠手鸟汉少将 狙击敌酉佐藤师团长
1938年3月3日上午,驻扎在新市近郊的吴辞炎部队,接到正有敌轮二艘,拖运大船十数只从吴兴开往杭州的情报。于是,吴即派一队兵力驰往新市南约9里之曹村,在河塘上伏击敌人。战斗在中午打响,经激战,击沉敌轮一艘。打扫战场时,又发现停泊在附近港湾之汽轮一艘,船上载有价值50余万元的羊毛和羊皮货物,并搜到一些日伪文件,但敌人却逃散无踪。可是,在游击战士凯旋而归的途中,却在新市街头看到一个满脸烟容的可疑之人,经搜查盘问,果然是逃跑之敌。根据该敌所携之密信,屠手鸟汉、宪兵杉木及一广东籍汉奸翻译,全被俘虏。
狙击敌酉佐藤师团长的战斗,发生在海盐沈荡。1938年8月底,敌佐藤师团长正在杭州、嘉兴各县检阅部队。正当他在沈荡检阅时,奉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命令,要他于9月初赶往上海,出席华中军事会议。佐藤计划于8月29日乘汽车赶往乍浦,然后乘小钢丸舰艇,于9月1日4时航泊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沈荡至乍浦公路在二天前就禁止行人通过,并派了大量哨兵特别戒严。8月28日夜驻留在沈荡附近之62师游击队,探知了确切情况,于是他们分兵两路,携带大量武器弹药,埋伏在距沈荡约十余里的路段附近,准备前后夹击敌人。29日上午9时许,佐藤一行三辆汽车疾驰而来。当第三辆车正欲通过之时,靠近沈荡端的后截部队即开枪射击。这时,中间的佐藤坐车见势不妙,就开足马力超越压道车逃遁。
例五,巧设鸿门宴 伏击月亮山
1938年2月,一股日寇闯入余杭王家村,该村富豪王元贵巧设鸿门宴,派其妻八跪出迎、酒肉“款待”,这股日寇一个个被灌得酩配大醉,然后摇摇幌幌向村外走去。这时,王元贵已组织壮丁勇士埋伏在村口“等候”,将鬼子全部击毙。此次灭寇,大快人心。但是,鬼子为了报复,驰来大队人马,将全村毁焚。被激愤的村民,纷纷投王元贵而来,一支抗日游击武装随即成立,后来发展到500余人枪。
伏击月亮山的战斗,发生在安吉梅溪镇。1937年12月17日,一股敌人由吴兴出发,西袭长兴小溪口和安吉梅溪镇。当时,小溪口壮丁队队长尚杰民,正派7个壮丁准备到吴兴西郊去探听消息,他们在吴山渡隔河遇到敌人尖兵,被打死一人,但是,他们设下埋伏,当敌尖兵4人将上渡船之时,将其全部击毙,然后火速回营,报告了敌情。因此,敌大队赶到小溪口时,一无所获。于是,鬼子继续西上攻击梅溪镇。当时,守备梅溪的是一区保安司令部参谋杨林超所率之保安大队及杨行所率之安吉北区自卫队。他们得知敌人进犯之消息后,转移了群众,在镇北花园山、月亮山一带设下埋伏,并让部分士兵改穿便衣,分散在市镇的四郊潜伏。7点30分,敌人在黑夜中摸近梅溪,打死我哨兵一人,并直扑镇中,却没想到早已进入我军埋伏圈,顿时,密集的枪声和呐喊声呼啸而起,鬼子被吓得胆颤心惊,在惨败中抱头鼠窜,缩回吴兴,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以上所述之主要范围仅限于民间游击部队之抗日斗争,至于国民党正规部队所进行的几次抗日战斗,如长兴、广德边境之大松岭伏击战,川军师长饶国华殉难,六二师三六八团血战吴兴轧村常乐村以及区寿年之一七六师的天目山告岭抗敌战、新编三八师八八团的嘉善祥符塘搏击战,一O八师武康攻城战、六二师桐乡攻城战等,均因不属本题之范围,所以概不涉及。
(本文摘自《湖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胡世明编写)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22 14: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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