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浙江省政府（下）
2017-09-22 15:58:19  来源：光明人家_65x的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二) 推行食盐运销

　　浙江省食盐资源丰富，产量居全国之冠，沿海各县如余姚、黄岩、乐清、永嘉、瑞安、平阳等地有很多盐场。抗战开始后，这里食盐的运销一度采取了官运为主商运为辅的政策，实际上由于军运急需，所有火车、轮船等运输工具都为军事机关所控制，专商运盐困难，浙江盐场的盐无法销售出去，盐民大批失业，无法生活，当然也直接减少了盐务机关的税收。为了抢运销售沿海存盐，救济盐民，战时浙江省政府当即采取推行食盐运销新政策。黄绍竑亲自出面与两浙盐务局长周三农商量，由浙江省与盐务局合资设立战时食盐运销处，专管食盐运销工作。经两浙盐务局的同意，1938年2月，食盐运销处正式成立，由战时省政府委员许蟠云任处长，并由省政府与盐务局合资500万元(双方各一半)，将各盐场所产的食盐尽量收购，负责运销。此后，食盐的产销很快旺盛起来，食盐税收增加了不少，双方投资也很快收回。从2月至6月，共收运浙江食盐896157市担，盈余10万余元;7月开始，食盐运销处改为食盐收运处，继续办理食盐运销，至12月，共收运2811047市担。从1938年10月起，又实行了食盐外销加价，原每担七角五分增加到一元，到1939年1月底，实收加价费94万元，总计所有盈余与外销加价共得244万余元，这是当时一笔特殊的财政收入。食盐运销业务的不断发展，不但解决了浙江盐民的生计问题，而且还救济了江西、湖南一部分地区的盐荒。而盐的销量及税收的增加，都打破了以前的记录。后来财政部插手食盐收运处，由部派两浙盐务局长当处长。到1940年下半年，盐务总局要求结束分伙，收回自办，双方各分得二千万元以及许多财产和设备。办理食盐运销，浙江得利不少。

　　(三) 实行田赋征实

　　战前田赋是按税额入库的，随着抗日战火的延续和扩大，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如果田赋仍然照旧税额课征，政府的田赋收入实际上就会大大减少。为了克服这个弊端，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于1940年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五届八中全会的时候，就提出了田赋由征收货币改征实物的议案。回永康方岩后，黄绍竑多次召开会议，积极实施这个议案，并成立浙江省田赋管理处，由省财政厅长黄祖培兼任处长，汤一南为副处长。凡征收实物之县，均设置县田赋管理处，县以下设经征分处。沦陷县份，折征国币，委由县税务局代征。凡征实县份，各设集中仓一所，其下设收纳仓，分布于各乡镇。各县集中仓之粮，运往再度集中之仓库——聚点仓，由省粮食局直接掌管。浙江全省原拟配备聚点仓10个，实际上只筹设了8个。聚点仓的设置也难作固定，根据战事的变化，常有此移彼迁的更动。永康县政府为抗日应变起见，分别在山区黄川、棠溪、铜山、方山口等地，建仓收纳田赋粮和移贮粮21000担。但是因为当时仓储、运输、配给等各项工作准备不及，许多县分只能将赋额折米，或又将米照市价折征法币，所以当时浙江的田赋征实多数是征实价，而不是征实物，1941年，全省田赋征实实物100万担。但当时提出的“纳税是人民在抗战中重大的贡献”，“多一分收入，即多一分力量”等口号，以此号召全省民众尽最大努力支援抗日战争，收到了一定效果。

　　(四) 实行粮食管理

　　浙江省发展战时农业的措施虽然有一定成效，但粮食一直不能自给，粮食缺口十分严重。根据战前调查，全省年产粮食为4770余万石(每石150市斤);年销费量5030万石，缺口260万石。庞大的缺额主要靠上海输入;其次则为无锡的面粉，它是全省面食之源，再次为邻省边境的米粮交流，省际间的盈余调剂，对解决浙江的粮食缺口帮助很大。抗战爆发后，上海等地的粮食来源断绝，后江西又实行粮食禁运，浙江的米价日渐高涨。1940年全省各地粮荒严重。粮食管理的呼声也随之高涨，遍及各地。同年3月战时省政府在永康设置粮食管理处，黄绍竑自兼处长，调永康县长朱惠清任副处长兼粮食业务部主任。粮食处首要任务就是觅取粮源与管制价格。一方面省政府从江西调运粮食，调剂绍兴、宁波等地粮荒，省粮食管理局、省民政厅又提拨金华、处州、温州、台州等区积贮粮食十万担，调剂宁、绍等缺粮县份的民食;另一方面在省内开展了冬耕运动、吃糙米运动，还实行了计口授粮，其标准是行政机关在职人员及家属每人每月限供应大米30市斤，保安团、队官兵及警察每人每月限45市斤。永康及周边市县实行计口授粮标准是大口每日1市斤，小口半市斤，乳口不计，每户五天发定量一次，但此项办法只实行半年就停止了。省政府为节约粮食，又名文规定禁止用粮食酿酒制糖、小麦种植改良等措施。同时省政府还下令惩办奸商囤粮和勾结奸商走私资敌的官吏，对粮价实行管制，以维持一定的价格。同年2月，义乌查获囤粮2000余担，囤户11人，扣押讯办。3月，慈溪县查获存粮4500担，金华查获存粮7000余担。4月孝丰县查获存粮3000余担。1941年3月，粮政机构改组，中央设粮食部、省设粮食管理局，局长为徐桴仍基本延续原来的措施。是月，省粮食管理局长徐桴赴江西参加战区粮食会议，与江西当局商定以浙盐两万担易赣米四万担。实行粮管的结果，打击了囤积居奇，惩办了奸商，平抑了米价，基本保证了供应，稳定了民心，使浙江渡过了战时严重的粮荒，取得了相当成效。

　　(五) 设立油茶棉丝管理处

　　浙江素来盛产油、茶、棉、丝等特产。产品远销国内外，抗战爆发后，省政府为了扩大外销，也为了抑制顾祝同把经济势力伸向浙江，于1939年1月在永康成立了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由省建设厅长伍廷飏任处长，并设立战时合作工作队，配合油茶棉丝管理机构，协助抢收特产及统制指导省内的物资。油茶棉丝这四种物资是浙江省的大宗特产，管理处收购这四种特产，有的民用，有的出口，资金由中央贸易委员会和经济部农本局负担。其运销产值为：1938年29506634.39元;1939年28179307.36元。收购量值为：1938年，桐油140349市担，箱茶280509市担，棉花82968市担，鲜茧18907市担;1939年，桐油212133市担，箱茶233037市担，棉花163093市担，鲜茧63405市担。

　　省政府把这几样重要物资抓在手里，中央经委会顾祝同的势力就很难伸到浙江来了。油茶棉丝管理处的设立，又增加了战时浙江财政的收入，同时也对四大特产品的生产起到了救济维护作用。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下属和富华、复兴两公司插手浙东的丝茧业，他们往往采取压低收茧价的办法盘剥蚕农，甚至在敌我交界的三墩、富阳场口等地以蚕茧、丝绸与敌伪交换物资，浙江省的油茶棉丝管理处职权日渐缩小，改为蚕丝管理委员会，收蚕只限于嵊县、新昌两地。

　　(六) 成立特产出入口公司

　　战前特产随自然交通圈流动，如浙西特产直接运往杭州出口;衢州、金华则由浙赣路过钱塘江运到杭州后再出口。抗战爆发后，特产品自然流向受阻，交通运输困难，很多商人乘机作乱。为了整顿战时物产运销的混乱局面，阻止商人投机，解决人民生计，也为了预防特产资敌，1939年春，战时省政府在永康成立省特产出入口公司，对商人运货出省或入省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凡食粮、五金、麻袋为禁止出口物品;牲畜、食盐、罐头食品为限制出口物品;日货、酒类为禁止入口物品;卷烟、肥田粉、化妆用品以及其他奢侈品为限制入口物品。出入口公司根据省内的供求状况，办理了一批食粮、煤油、液体燃料、纱布、五金、电料、医药及卫生用品进入省内各地。同时，也陆续办理了一批桐油、木材、木炭、木板、烟叶、茶叶、棉花、蚕丝、毛竹、绍兴酒、火腿、柑橘、锡箔、纸伞、纸、水产品等出口，这些物品分别从温州、宁波、海门等港运出。实行上述规定后，对稳定市场供应，保证省内战时生产、生活统筹安排，解决民众生计，扩大产品外销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推行上述经济政策外，战时省政府还新增了省款经营贸易、地方营业纯益、轮船公益捐等收入项目，每项经济政策的实施都取得明显的成效，使战时省政府的财政困难得到缓和，财政收入逐年增长。据1937年和1938年两年度的统计，省财政入库32248758元，支出26682775元，结余5565983元。1939年预算4242万元，1940年6265万元，1941年8060万元。虽然当时因战事财政支出增幅迅猛，但省政府的财政反而并不觉得困难，还出现了比战前充裕的奇特局面。

　　七、 难民收容赈济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不断向南进犯，杭州、嘉兴、湖州、浙西各县相继沦陷，受难同胞一批批流浪浙东，并随着浙江省政府移迁永康方岩，沦陷区的难民扶老携幼，日以千计，不断向永康汇集。民国27年(1938)12月，入境永康难民有11313人，暂时收容7259人，长期收容4054人。民国28年收容难民达28700多人。为了救济安置流亡难民的生活出路，战时省政府派民政厅长阮毅成赴闽，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协商移送难民垦殖事宜，并将一部分难民移垦于福建崇安外，在永康设立难民移垦场，一边收容安置难民，一边发展各项生产事业。因此当时的永康面临着支前抗敌，安抚后方双重的艰巨任务。

　　(一) 开办难民工厂

　　浙江省赈济会难民染织工厂，创办于民国27年(1938)2月。由省政府拨给开办经费10万元作为筹厂资本，任命吕公望(永康人)负责筹办，并选择离方岩较近的芝英为设厂地点。建立难民工厂后由吕公望担任总经理，黄人望(金华人、日本留学生)担任副经理，蒋仲珊担任总干事。各处室145个管理人员，主要聘用县内曾在沪杭工作的纺织技术专业人员担任。工厂设三处一室：总务处、工务处、营业处、会计室。总务处设永康城内凉枫桥巷王修吉公祠。由楼祖禹担任主任。工务处设芝英修柏公祠，后迁移清房祠堂。由太平吕启祥任主任，芝英应百诚任技师，游溪塘周章端为总领班。下有股长、股员和领班若干人。营业处设城内原永康中学及毗连静斋公祠。夏季田为主任、吕临标为副主任，下设采购股、栈务股、运输股、各设股长1人，股员若干人。会计室原设城内静斋公祠，后迁虹霓巷民房徐拱祥旧屋。宁波欧铭为主任，下设会计员、助理员若干人。并对在厂不识文艺之青年男女，即在多处设置夜校补习，并普施军事化训练，养成在特殊情况下抢运物资之敏捷技能。除芝英总厂外，又在县城及后曹桥、长城、郭山、溪岸、柿后、桥下、太平等8处敷设工场。全县总计有织造工场13个、成纬工场2个、准备工场3个、纺纱工场2个、漂染工场1个、验布工场1 个。

　　其中准备工场，设芝英紫霄观。均是手工浆纱、整经、扎综等操作。其中整经工序有部分设于紫霄观旁边的澹泉公祠和后宅厅的天言公祠、天成公祠。扎综工序有部分设在序常祠堂。成纬工场,设芝英睦房祠堂，用手工摇纾操作。第一织造工场，设芝英伯常鹤山公祠和守常香亭公祠。第二织造工场，设在郭山祠堂。第三织造工场，设芝英褒功祠内。第四织造工场，设芝英伯集龙山公祠。第五织造工场，设溪岸胡氏宗祠，有大小祠堂二座分为二个车间。第六织造工场，设柿后祠堂。第七织造工场，设芝英修柏公祠。第八织造工场，设芝英正房眉山公祠。第九织造工场，设桥下祠堂。漂染工场，设永康城郊后曹桥应阁村，漂染成品以灰布和草绿布为主。纺纱工场，设上田桥田氏宗祠大套民房租用。另有小部分投放缙云县壶镇民户雇纺手纺纱。

　　棉花栈房，设在下田桥租用民房。棉纱栈房，设在杨官及楼塘二村祠堂。成品(布)栈房设长城林氏宗祠。物料间和验布间，与工务处一起设在芝英清房祠堂。物料运输队，备有双轮手车20余辆，从难民中挑选壮年负责运送各工场布匹至长城栈房，再提回物料供应各工场生产。各工厂机具主要靠自制木机。规模从小到大。布机原定1000台，旋因难工日增，增至1200台。难民工厂除总厂以外，在永康各地(傅店、卉川、唐先、派溪吕等)又有7个私人开设的加工小厂，原料由总厂供应，产品由总厂负责外销。因为工厂创办于战乱艰难的环境里，所用各种纺纱、织布、漂染等机具，都就地取材配制而成。为了解决原料不足困难，吕公望还主持金衢严桐油运销公司，用土产桐油换取棉纱。难民工厂除妥善安排生活，照顾好老弱病残及婴孩儿童的抚养教育事业外，并设辅导讲习班，以工余时间吸收年轻男女工人，教学传授纺织各个工序的生产技术，由初懂到熟练。1938年产布27903匹，1939年产布72688匹，1940年产布100206匹，无论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均有提高。难民工厂生产的布匹，除供应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须外，主要供给第四军需局和第五军需局抗日军需。由于生产发展，难民工厂的难民生活亦渐趋安定。据载，在难民工厂就业有3000多名难民，都借用民房住宿。他(她)们之间以及与当地群众之间和睦相处，买卖公平交易，亲如兄弟姐妹，深受当地群众称赞和爱护。

　　1941年日军窜犯东阳，飞机轰炸永康县境，即决定将芝英工厂移设江山县峡口镇王村一带。先携布机500台，以谋继续安定之工作。又因沪港被敌人封锁，萧山、宁波各纱厂，或毁或焚，原料来源必须抢购。于是专门召开赈济会议，又决定在总厂之外设七处分厂。其办法是：盈亏由各分厂自负，而所产之布统归总厂经售，抽手续费百分之一。军需局定布时，总、分厂分别照认布之数量，将定款按认布分配，由各分厂自负抢购原料之责。除抢购棉纱外，并为抢购棉花便利起见，分划东阳、永康、缙云各纺纱区，用旧法纺纱，自由运用。于是，设第一分厂于应宅，第二分厂于傅店，第三分厂于派溪吕，第四分厂于卉川，第五分厂于横桥，第六分厂于东山边，第七分厂于唐先。如日本留学生、芝英人应寿纪则在应宅为永康县赈济会利用省赈济会难民染织工厂迁厂后遗留之100台手拉织机开办第一分厂。由于难民工厂采取了总厂而之外又设7个分厂的有力措施，结果1941年除产纱外，产布56361匹，且有手续费之收入。

　　1942年5月，日军窜犯东阳防军地区。工厂闻讯，则星夜动员千人抢运厂存纱、布，按照预定应变道路，第一步至永祥，第二步至缙云之白马乡，第三步至丽水之太平乡。敌军追踪而至，散卒莠民乘机肆虐，将军需局已定未提之布8000匹，运存下岙、西溪者劫掠一空，东阳二纺纱区、古山一纺纱区所发纺户棉花全部散失。唯各分厂半成品轴头尚存4000余个，约可成布万余匹。但因为经过霉天伏天之炎热，大部霉变。这时各分厂已自行解体，乃重新组织第一、二两分厂，将轴头限期整理，随于1943年5月迁两厂于云和县赤石附近之王庄饭甑陇复工生产。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吕公望指示难民工厂办事人员办理结束做好遣返事宜，并吩咐他们将机器等财产就近卖掉，资金作为难民遣返家园差旅费。

　　难民工厂结束后，芝英曾创办过一个染织生产合作社。利用民间妇女剩余劳力，和前难民工厂改良木机等工具，作为该社设备，同时他们自筹了一亿元资金，开业经营，成效尚佳。

　　(二) 成立难民手车队

　　日军侵占杭州后，浙赣铁路和钱塘江水路货物运输相继中断，所有商品都改道由温州出入。时永康人口急增，商品耗用膨大，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已成战时省政府燃眉之急。基于永康民间有手车队曾参与完成省政府及各厅处档案、器具的搬迁任务。省政府于民国27年(1938)4月在永康方岩召开第989次会议决议，通过救济难民一案，择男性青壮年难民组织编入手车队，并由公路局备款派员购办手车2000辆(其中100辆转让江西，220辆转让衢属各县)，组建编成两个大队，参加金丽线的商运，也抢运战时军需物资，成为省公路局的难民手车队。省政府1025次会议规定三条原则：①不牟利;②不多用职员;③取诸车夫，用诸车夫。

　　6月1日，省公路局将手车总队改组为手车管理处，拟订组织章程及手车编制表，报省府备案。一时间手车队大兴，仅6月25、26日两天，金丽线上就成立手车中队3个，7月上旬又成立2个中队。后来，为担负抢运食盐和皖赣丝、茶的任务，在永康、缙云、诸暨等地，又先后成立3个大队，每大队辖6个中队。从而手车数迅速增加。从256辆、582辆到1232辆，又从1232辆、1312辆、2952辆增到3832辆，至民国27年12月竟达到7000辆，真正成为抗战的交通新力。

　　民国27年(1938)9月5日，原难民车队的第五、六中队被无故遣散，车夫住东岳宫41人，胡家宗祠45人，娘娘殿38人，在金华欲来永康60人，逗留街头巷尾多人，他们衣食困难生活无靠。为解决生计问题，众难民以“旅永康杭县难民”的名义向当时的省主席黄绍竑送了书面报告，黄训令建设厅调查处理。11月23日，战时省政府代电指令建设厅拟办救济，并经省府委员会议调拨手车300辆，其中150辆由永康赈济会代办难民手车队，收容身强力壮的难民，每月每辆承包价45元。为解除车夫的后顾之忧，省交通处规定：①壮年难民有家属者，尽量编入手车队;②车夫家属请难民救济会尽量选入难民工厂;③不能选入者，在月终由手车总队将车夫应得工资代为给其家属安置(除车夫本身支用8元)。

　　据是年2月至10月统计，用手车从永康运至丽水的货物有：油类2954294公斤，纸类2865712公斤，茶叶5010696公斤，火腿及牛皮363203公斤，药材108968公斤，其他1224212公斤，合计12211106公斤。此外，还有从丽水运进的货物，永康、金华、兰溪、东阳、长乐等地往来的货物和军用物资等。民国31年(1942)5月，因抗日战争需要，许多公路被毁线路中断，加上队部管理混乱。管理者徇私舞弊，车夫生计无法维持，车队解体。

　　(三) 老幼难民安置教养

　　省赈济会在收容难民中，有许多是老残难民和难童，收容之初，多数难民虮虱满身，臭秽不可响迩，又有许多难民特别是老衰难民在各地已曾被收容，坐食稍久，惰性已成，无意卫生料理。为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省赈济会在永康城郊城塘安置澡堂，并备梳发、洗衣等用具，供他们备用，还印发难民须知，给以讲解，改变他们游惰的生活习惯。在已被安置的难民中，有的拖儿带女，把小孩带入生产工场，成了工作之障累，小孩又在工场乱碰乱闯，工伤事故也时有发生。省赈济会和难民工厂分别在周塘、芝英开办难童教养园，随后难民工厂各所属分厂也都设置教养园。周塘、芝英教养园还分设托儿所、幼稚园、小学部，对难童分别实施教养，在芝英上坟塔慕颜公祠还设有卫生院。对年老衰迈及其他难以从事生产工作的难民，则在郭段、厉村设立收容所，另行安置照顾。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22 16: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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