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救亡组织的建立及活动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以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次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又在几天内侵占了营口、鞍山、本溪、抚顺、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周围广大地区。短短4个多月,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全部沦陷,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
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以鲜明的立场担当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的重任。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 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最早由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和邮政局传到杭州。不久,各大报纸也纷纷在显著位置作了报道,全市人民群情激愤,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9月21日,杭州各学校纷纷自行停课。次日,以浙江大学、国立艺专、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和杭州师范学校为主的爱国师生,自发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日救国后援会”、“救国十人团”等爱国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为迫使国民党政府起来抗日,示威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捣毁了省党部的牌子。下午,浙江省立警官学校全体学员,举行武装示威活动,并“电请中央明令全国中等以上学生之受军事训练者,编列我军,对日作战”。
在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动下,9月23日下午一时半,杭州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其它各界群众15万余人,顶风冒雨齐集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杭州市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各界代表纷纷登台控诉日寇暴行,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情绪激昂。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阵阵口号声中,当场通过了《电请中央国府准备实力对日》、《举行市民对日经济绝交总宣誓》等4项通电提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为唤起全民抗日,杭州20余所大中学校在当天又成立了“杭州学生抗日救国宣传团”,先后有643个宣传队,5800余名学生串街走巷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开展募捐活动,声援抗日义勇军。学生的爱国热情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杭州市农会、妇女救济会以及杭州光华火柴厂工会、纬成丝厂、材业工会、铅印工会和江干脚夫工会等16个同业工会,也先后联合通电,号召“一起奋起,杀敌救国”、“国人共起御侮,不达胜利誓不与彼帝国主义共朝食”。杭州市商会、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公会等也先后召开反日紧急会议,商议对日方略。律师公会抗日救国会,新闻记者抗日救国团、工业救国促进会、沪杭各抗日救国会拱宸桥、南星桥、闸口分会等抗日团体纷纷成立。9月28日,杭州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抗日救国运动全面展开。
9月29日下午,杭州高级中学抗日救国会组织全校师生约7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发给枪械、推行对日经济绝交等。省主席张难先出见学生,答应将请愿意旨,转达国民党中央政府。此后,游行队伍又来到日本驻杭领事馆外进行示威,张贴标语,高呼口号,以示抗议。 这次游行示威,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拥护,沿路市民群愤日本暴行,附和随行者愈聚愈众,抗日救国浪潮迅速高涨。10月12日,杭州市各校童子军5000余人,举行抗日救国大游行。11月1日,杭州市各界妇女5000余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女同胞共起救国难,呼吁各界同胞“卧薪尝胆,誓雪不共戴天之仇”。
在开展抗日宣传、游行示威的同时,一场提倡国货、查禁日货、打击奸商的活动亦在全市展开。10月7日,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由各校学生组织流动检查队,从10月11日起,将全市分为10个检查区,由10组检查队进行严格检查,对敢于不顾国耻,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一旦查出,即予重办。
10月10日,杭州市各界民众对日经济绝交总宣誓大会在公众运动场举行。与会者郑重起誓:“从今日起,努力提倡国货,永远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为日人服务”。
抵制日货,得到了广大商人的响应,许多商店贴出了“此后不进日货”、“誓死不运日货”、“自今日起永不买卖日货”等标语,并自觉到抗日救国联合会进行日货登记。但也有人企图乘机发国难财,如成裕、裕隆等20余家典当商店,利用日货登记期内,各商店急于出售日货之机,以极低的价格,收典大批日货。抗日救国联合会得到市民报告后,立即召集杭州高级中学学生,组成6个检查队,分头行动,并将查出的大批日货一律加封,严惩奸商。
大规模的提倡国货、查禁日货活动,壮大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声威。为使这一运动更加深入人心,杭州各校、各界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时刻准备参加反击侵略者的战斗。浙大工学院首先发起组织义勇军,60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他们利用原来军训时用过的枪支,聘请退伍、转业军人进行军事训练,设立救护处,请医药专门学校派人训练救护事宜。此后,浙江大学农学院、文理学院,以及杭高、之江等大中学校,相继组织义勇军,商人救国义勇军、民众志愿义勇军等组织亦先后成立。沪杭甬铁路员工提出了全线员工投入军事训练,担任护路任务,不为日本人干活等倡议。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也迫于社会各界抗日救国运动的压力和广大机关工作人员的抗日要求,不得不组织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军事训练。 在全民的共同参与下,杭州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但是,面对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运动,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其一贯奉行的“不抵抗”政策。10月初,杭州学生抗日救国后援会决定去南京请愿。铁路职工冒着被开除公职的风险,帮助2000多名学生乘火车顺利抵达南京。几天后,蒋介石被迫接见学生,学生们提出应开放言论,给学生发枪、北上抗日等要求。蒋介石不予理睬,后又训斥学生:“不好好读书,跑到南京来胡闹”。最后,用武力强行将学生遣返回杭。杭州学生的这次行动,虽然没达到预期目的,但已 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各地学生随后纷纷组织到南京请愿队伍,要求政府抗日。11月25日,杭州、上海、北平等地万余学生再次齐集南京,其中杭州学生2000余人。次日清晨,学生们先后到中央军校、国民政府等地举行游行、请愿。下午,又与南京学生一起,在公共体育场召开“送蒋北上抗日大会”。会后,学生们又到国民政府门前进行请愿,坚持要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27日下午,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二门大厅台上出见学生时说:“抗日是政府的事,大家应回去安心读书。”当有学生大声责问:“什么时候出兵抗日?”场内学生立即高喊:“蒋主席立即北上!”混乱之中,蒋介石竟脱口而出:“三日之内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但事后即反悔。
12月15日,南京发生了国民党军警镇压北京大学南下请愿团事件,激起全国各地学生的愤怒。17日,杭州、金华、北平、天津、广州等地学生在南京与当地学生共3万余人举行联合大示威。当示威游行的学生走到国民党《中央日报》馆附近的珍珠桥时,遭到大批军警的屠杀,30多人当场被杀,100余人受伤,60余人被捕,造成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次日,国民党政府又调动大批军队,包围外地学生在南京的主要驻地中央大学,由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校内,分批将外地学生押到下关车站,专车送回原籍。
珍珠桥惨案的发生,激怒了所有爱国人士,杭州学生在湖滨公众运动场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杭州的2名殉难学生。在学生爱国行动的感召下杭州市上层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发起成立了 “杭州市人民
抗日自卫团”,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工商业者也和广大市民一起,抵制日货,开展对日经济绝交。然而,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行动,并未唤醒国民党的良知,当局反而接连颁布了“各省市紧急处理学生暴行的通令”和“告诫全国学生勿作轨外举动”等文告,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实行严厉的镇压。使这场由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此转入低潮。
九一八引发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人民爱国运动,广大学生在运动中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顽强的斗争精神,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九一八事变后的杭州党组织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2月16日,日本飞机首次袭击杭州,轰炸笕桥机场,激起杭州人民更大愤怒,从而掀起了九一八以来的第二次抗日救国高潮。杭州各界民众积极支援前线。时值寒假,许多学生及时赶回学校,开展支援前线的各种活动,把省下来的钱支援前线抗日将士。铁路、邮电、店员、人力车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也自动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捐出一二元钱,作为慰劳金,送往前线。铁路工人还冒着炮火输送军队和军需物资,沪杭甬、沪宁两路的14位工人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于杭州党的组织在九一八前就遭到了很大破坏,因而未能对杭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及时的领导。
6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刘云生、巡视员李子芬先后来到杭州,与“一·二八”事变后疏散转移到杭州的上海法学院支部成员重新接上组织关系。为便于开辟工作,决定将上海法学院支部改名为中共杭州特别支部。先后由朱剑农、屠伯禾担任书记。特支的主要任务除负责领导左联、社联、教联、剧联等左翼抗日文化艺术团体,出版《硕大》、《三三》等秘密刊物,号召全民参加抗日爱国运动,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外,还以经济斗争的手段,组织杭州各界民众反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
7月24日,李子芬在巡视杭州后认为,“杭州及全省工作客观条件都很好,应该赶快创造和恢复党的工作,吸收工农和一切新成分入党”。指出:在拥护红军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全国任务之前,杭州特支的中心任务就是用各种活动方式,加强反帝运动,开辟反帝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运动基础;深入到工人、兵士、贫民苦力及学生群众中,积极准备组织他们开展反国民党的斗争。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和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反对关厂、反对开除;反对克减工资、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延长工作时间;改良卫生设备;失业工人要工作、要救济等口号,积极组织他们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中共杭州特别支部的建立,使杭州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在斗争中得到重新组合,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但是,由于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革命力量不断遭到反动派的镇压。中央特派员的指示刚开始贯彻,特支却于8月遭到破坏,党的组织活动不得不再次中断。
同年12月,长期受党的影响且基础较好的杭州闸口铁路工人,为反对铁路当局以“国难”为借口,取消年终双薪和每年加薪制度,自发掀起了集体请愿罢工,并派出代表向上海铁路总局进行交涉。这一合理要求获得了沪宁、沪杭两路工友的积极响应和支援。沪杭甬全路员工立即举行罢工和停止售票,要求铁路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予以答复。铁路当局企图采取粗暴手段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但工人们毫不气馁,进行了持续2个月的斗争,终于迫使当局同意了工人的经济要求。与此同时,杭州5000余人力车工人要求减低车租,进行了2天的罢工;胡庆余堂职工开展了旨在改善待遇、反对裁减工人的斗争。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04 14: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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