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十四年抗战：浩气壮湖山
2018-01-31 11:30:33  来源：杭州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我的河山我的国，我的家园我的城!

　　1937年9月26日清晨4时，第一列火车驶过了茅以升主持修建的钱塘江大桥。此时，距离“七七卢沟桥事变”方才两个月余。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场抗战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在“血肉磨坊”中鏖战3个月后，中国军队撤退。12月13日，南京沦陷;10天后，日寇已逼近钱塘江大桥桥北;傍晚时分，“江天暮霭，黑暗降临”，在一声轰然巨响中，钱塘江大桥炸断，以阻日军南犯。次日，1937年12月24日，在平安夜到来之前，杭城沦陷。从此，杭州成为中国沦陷时间最早、战争创伤最深的城市之一。

　　“越王欲雪稽山耻，越溪送女愁西子。一步一回头，酒旗楼外楼……”这是刚刚上任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沦陷前撤离杭州时写下的悲愤心曲，多少留恋，跃然纸上。杭城沦陷前曾两度进行大疏散，沦陷后剩余不到10万人，多数为赤贫户。

　　日寇的铁蹄，从此开始残酷践踏杭州这片美丽的土地。据后来的杭州市抗战课题调研小组报告：抗战期间，杭州全市伤亡近5.5万人，其中致死31859人。日军多次进行群体性屠杀，其中的“乔司大屠杀”，被杀害群众达1300余人;“午潮山惨案”，日寇一次集中屠杀了400多人。由于人杀得太多，在杭县乔司镇、打铁关夏氏庙、富阳宋殿村等6处出现了“千人坑”。

　　日军在实行疯狂屠杀的同时，到处强奸妇女，丧心病狂。在余观巷，一名十二三岁的女孩遭轮奸后，被日军用板凳砸死。在大井巷，一名14岁幼女被强奸。在玉皇山难民营，4名妇女同时被4名日军强奸。在牛羊司巷，一名怀孕数月的妇女遭轮奸后杀害，墙门外一名老太也遭日军轮奸。在鸡笼山，一个妇女为躲避强奸跳进河里，被开枪打死……因强奸致死、致伤的妇女，共达2500人。日军还在市区共设了13个“慰安所”，残酷蹂躏妇女。这是不共戴天之仇!

　　杭州全市各种财产的损失难以计数。房屋被毁累计达22万多间，其中城区毁损房屋为28018间。乔司镇被日军连续反复烧杀3天，全镇变成一片废墟，烧毁房屋2000余间;南星桥至闸口一带，民房连烧两天两夜，沿江一带全成焦土，造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形。

　　日军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无恶不作，罄竹难书。在当年所摄照片中，有一张是一群日本兵兴高采烈地抬着木杠，木杠上挂着一条条大鲤鱼，而这些鱼正是玉泉的著名观赏鱼，日本鬼子将它们统统捞走，变成了吃到肚子里的“战利品”。

　　“战争，使某些人变得残忍，使另一些人变得高尚;使某些人嗜杀成性，而另一些人则奋勇忘我地救死扶伤。”在血雨腥风、苦难深重中，杭州有一批市民与国际友人，组成“红十字会”，冒着生命危险奋起救助，先后救护了2.5万名妇女儿童。是的，这些英勇的“杭铁头”，成为杭州的“辛德勒”，谱写了一段人道主义救助的伟岸历史。

　　抗战初期，英、美、法等国尚未与日军交战，由这些国家来杭传教士们主办的广济医院、仁爱医院、蕙兰中学、弘道女中和基督教青年会，成为救助杭城百姓的“临时难民收容所”;另外还有灵隐寺等，同时救助、庇护了大批难民。美国传教士、时任蕙兰中学校长的克莱顿，真实记录了杭城被蹂躏的悲惨情形，他在1944年出版了《天堂之下》一书，被称为“杭州版的拉贝日记”。

　　更为可贵的是，广济医院还奋不顾身地接收治疗抗战伤员，创立伤兵分院，由田浩征任总干事，先后医治过上千名抗战伤员。“杭铁头”田浩征是“红十字会”成员，时任广济医院的法律顾问，成为当时杭州“辛德勒”的核心成员。伤兵分院一直坚持到1939年9月才关张，但依然有伤兵留驻在广济。1937年8月15日，中国第一个击落日寇飞机的抗日英雄高志航，就曾因负伤入住广济医院，见证了杭州民间无畏无惧的“杭铁头”。

　　二

　　国破山河在，一寸山河一寸血!

　　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次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的飞机飞临杭州上空，向笕桥机场扔炸弹，“八一四”空战爆发。杭州笕桥是“中国空军的摇篮”，当时的中央航空学校就设在这里。

　　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战机向日寇的机群冲去!飞行四大队的高志航大队长，这位曾在法国学习飞机驾驶、能驾机轻松地穿越凯旋门的中国空军杰出飞行员，当即率领机群起飞，给日军以迎头痛击。高志航驾驶当时最先进的霍克3型战斗机，在浓云密布中，第一个击落了日本飞机，史无前例。

　　在“八一四”空战中，最后的结果是6比0——中国空军击落6架日本军机，而我们自己毫发无损!

　　空战之后两小时，杭州街头就激动地响起了《号外》的叫卖声。冼星海、孙师毅等人创作了慷慨的战歌《永远的八一四》：“八一四，西湖滨，海风怒吼山岳倾。高志航，飞将军，怒目裂，血飞腾;振臂高呼鼓翼升，群英奋起如流星，掀天揭地鬼神惊。我何壮兮一挡十，彼何怯兮六比零……”

　　“八一四”空战第二天，杭州空战又击落日机10多架，高志航自己也在空战中负了伤，入住广济医院，得到悉心呵护。3个月后，高志航奉命接收苏联援华战机，转场至河南周口机场时不幸牺牲。“我有一事，生死与之。”在抗战史上，高志航为中国空军飞行员写下了一首悲壮的史诗，成为抗日空军心目中的“空军军魂”!

　　自从杭嘉湖地区沦陷后，彼时共辖1市14县的杭州地区，面临的战略态势是：杭州市和杭县全部沦陷，抗日斗争转为地下;余杭大部分沦陷，余杭、富阳的一部分，成为半游击区;国民政府军队退守桐庐、建德、寿昌、淳安一带，主要据守钱塘江、富春江南岸一线，与日军隔江对峙;天目山南的临安、於潜、分水、新登接近战区，成为抗战前线。始终未曾陷于日寇入侵的县城，仅为最偏远的昌化、遂安两个。由此，天目山地区成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如同一个打进沦陷区的楔子。

　　打开浙江地形图就可以看到：杭州之西的天目山和杭州之南的钱塘江(包括上游富春江)，犹如左手和右手，构成山水两道屏障，托住杭嘉湖平原。以钱塘江为界，西北部分称为浙西，东南部分称为浙东。

　　这是我们的河山，可以凭借御敌的河山!

　　浙西行署，设在於潜西天目山禅源寺，借用寺院的108间房。这是国民政府在浙西前线的指挥机关，领导浙西23县市的抗战，开展敌后游击战，支持正面战场。天目山浙西抗日根据地，成为国民政府少数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敌后抗日基地之一。

　　在天目山，发生了著名的告岭之战，先后两次。告岭是重要关隘，被称为“天目山之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果告岭不守，日军即可越过天目山，直下於潜、分水、桐庐，浙南半壁河山很快会陷于敌手。告岭之得失，关系极为重大。

　　1937年岁末，天寒地冻，衣裳单薄的176师守军，在告岭与日军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当地百姓把木炭送到战壕里，给战士烤火取暖。这场阻击战，中国军队经过一昼两夜的战斗，挡住了日军一个旅团的轮番进攻，以牺牲139名官兵、8名民夫的代价，成功阻敌，而日军的伤亡在我一倍以上。

　　第二次告岭之战，则更为激烈和持久，从1943年10月1日开始，长达1个多月战斗才结束。当时日寇集结3万余兵力“扫荡”浙西，攻击的最终目的是要干掉浙西行署，摧毁这个抗战指挥枢纽。以告岭为中心，各种争夺战发生了无数次。最危险的一次攻击，是伪装成山民的小股日寇，从我方防线间隙中穿插过岭，夺取了山南的太子庙，离禅源寺浙西行署不足十里。行署主任贺扬灵，当地《民族日报》的编辑和记者，还有禅源寺方丈等僧人，都手执步兵武器，同仇敌忾，誓死坚守。后经守军分头包围，消灭了这股日军，转危为安。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天目山地区的老百姓，给予中国抗战军队强有力的支持，日寇“扫荡”浙西以失败而告终。

　　巍巍天目山，成为抗日的丰碑。

　　三

　　1939年，那是一个春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从陪都重庆来到浙江前哨视察。3月17日，周恩来抵达浙江金华，随后途经建德、淳安、分水、於潜等地，抵达西天目山浙西行署，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会晤洽谈，共商抗日大计。

　　在禅源寺浙西临时中学，周恩来以极大的感召力发表演讲，称赞浙江是东南战场的先锋，号召全体人员团结抗战，收复杭嘉湖，保卫大浙江。之后离开天目山，前往桐庐、富阳一带，视察钱塘江南岸防务。

　　浙西之行，周恩来广泛地接触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坚定的意志、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渊博的知识，赢得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对巩固和发展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的出路在于团结统一，抗战的胜利在于坚韧持久。抗战爆发后，作为政治犯的共产党人纷纷获得释放，走出监狱。共产党员朱镜我、张三扬、张崇文、邢子陶、徐洁身等人获释后，先后来到杭州，担负起重建浙江党组织、指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任务。1937年11月，在杭州皮市巷，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徐洁身任书记。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刘英任书记。此后，杭州各县的党组织纷纷成立，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3月18日，日军进犯临安，沈子球领导的余临孝边区抗日游击大队，在泥山湾伏击日军，击毙9人，缴获战马10余匹及部分物资。此后，他的队伍不断扩大，队员增至200余人，拥有各类枪械100余支。建德的党员陈一文，组织起一支50余人的抗日“坚勇队”，开展游击活动。中共富阳县特派员蒋忠回乡，建立亲贤乡抗日自卫队。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谭启龙任书记;之后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谭启龙担任政委。1943年12月，杨思一、蔡群帆率浙东抗日武装主力一部，与金义八大队等部会合，成立中共金萧地委，同时成立金萧支队，开辟抗日根据地。

　　1945年1月，由粟裕任司令员的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成功控制了东西天目山，建立起方圆300余里、有100余万人口的浙西抗日根据地。余杭、临安、富阳先后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鼎力支援新四军。

　　1945年4月至8月，新四军苏浙军区为打通浙西、浙东两大抗日根据地，四纵队两渡富春江，十一支队进抵萧山县境，与大批日军遭遇，击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6名新四军战士光荣牺牲;在二纵队及其所属金萧支队的配合下，新四军有效地控制了富春江南岸的广大地区，为夺取浙江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

　　“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这是当年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

　　钱塘江、富春江南岸，属于浙东地区;地处萧绍平原的萧山县，当时属绍兴管辖，是保卫浙东的门户。沿着两江，发生了多次极为惨烈的战斗。

　　日军侵占杭州后的第10天，驻萧山守军为侦探日军兵力部署，组成了一支40人的敢死队，由排长马国星率领，乘夜色偷渡钱塘江，冲上杭州南星桥一带，与数千日军发生激战。前迎强敌，后临大江，寡众悬殊，弹药告罄，他们亮出刺刀，分头猛冲，其中18人壮烈牺牲，被日军剖腹弃于钱塘江。一生壮烈融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十八壮士”如今安葬于萧山北干山脚下。

　　驻守萧山的中国军队和萧山人民，为保卫家乡、保卫钱塘江南岸，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抢修工事;在枪林弹雨中，一次次击退了日军的渡江南侵。正是他们的英雄壮举，使得萧山军民与盘踞杭州的日军隔江对峙达两年之久。

　　“痛史铭英烈，悲章颂毅魂。”1939年3月，在富阳发生了气壮山河、威震浙江的“东洲沙保卫战”。日军侵占了江北一线后，企图进犯江南，扫荡浙东。东洲岛当时由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守卫，面对偷渡上岸的千余日军，自卫团官兵临危不惧，奋勇抵抗。东洲几番易手。历经55小时苦战，最后在当地群众和友军支援下，夺回阵地，重创日寇。共有两百多位抗日军民为国捐躯。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杭州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他们炸桥梁、毁公路、袭战车、拔据点、入虎穴、杀汉奸，大张民族气节。军民合作抗日锄奸的典例，是锄掉大汉奸、杭州市首任伪市长何瓒。何瓒，福建人，早年曾在日本学医，杭州沦陷后，他认贼作父，当上伪市长，发布“一号通令”，对百姓横征暴敛。在聚丰园菜馆做杂工的沈国英等两位普通百姓，协助中统，伺机锄奸。两位行动组员，从浙东悄悄跨过钱塘江潜入杭州。因为沈国英曾被派去何瓒家送过几次烤鸭，他很方便摸清其情况。一日乘何瓒在家吃晚饭之机，行动组员将其击毙。成功后4人撤入附近一浴池，佯装洗澡，把枪塞进浴池通水洞里，机智地躲过了日本兵的搜查。无畏无惧的“杭铁头”沈国英，后来秘密进入富阳游击区，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杭铁头”就是这样走上抗日之路的!“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这是清朝诗人袁枚的名句，留存在杭州青山绿水间的“西湖三杰”岳飞、于谦、张苍水，那悲壮的千古浩气，激励着后来的“杭铁头”们，不惧危险，前赴后继，为国家牺牲，为民族取义!

　　五

　　“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只有两种情景，一种是悲惨，另一种是非常非常悲惨。抗日战争中，这两种情景改变了：一种是坚强，另一种是非常非常坚强。”这种非常非常坚强，也充分体现在抗战时期杭州文化人的身上。

　　竺可桢在1936年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校长生涯，8年笼罩在战火硝烟中。“读书不忘抗日，抗日不忘读书。”他率领师生，踏上漫漫西迁路程，跋涉5000里、历经5省、5易校址，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并确立了“求是”的校训。在颠沛流离的恶劣环境中，“求是”的竺可桢，奇迹般地把这所“流亡大学”办成了“东方剑桥”。

　　当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的弘一法师，则是“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他手书这一抗战志言，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弘一法师早年曾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有日本人找到他，请他循当年鉴真之例，东渡弘扬佛法，弘一法师愤怒而坚定地说：“当年鉴真法师去日本，海水是蓝的，现在已被你们染红了!日本，我是万万不会去的!”

　　杭州沦陷后，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转移至周边县市，重新组建起形式多样的抗日文化团体，坚持开展群众性抗日文化宣传活动。组织戏剧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汉奸下场》、《打鬼子去》等新剧;着力普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歌曲;各地纷纷举办抗战画展，萧山、淳安等地还发售了《列宁画传》等书籍。“一馆三团”——浙西民族文化馆、浙西民族剧团、最前线剧团、前哨剧团，成为抗日文化宣传的重点机构。

　　在天目山地区，抗战新闻宣传机构和报刊社，接二连三成立，在艰难条件下顽强地存在下去，有的报纸还绕过日伪军哨卡、封锁线，悄悄发行到沦陷的杭州。《民族日报》《浙西日报》和《扫荡简报》，成为浙西新闻界的三面旗帜。《民族日报》的社长王闻识是中共党员，社址一度成为中共浙西特委的秘密住地;《民族日报》办得富有激情，发行量最高达到8000多份，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斗志和抗战信心。1941年，日本飞机对西天目山狂轰滥炸，《民族日报》社除电台外，其他设施设备全部被毁。“皖南事变”后，王闻识在金华被捕，1942年10月10日逝于上饶集中营，成为烈士，名垂青史。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1-31 11: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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