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桥——台湾雾社原住民部落抗日大起义纪实
2021-10-23 14:23:5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彭苏  点击：  复制链接

　　“所有的战士已都死去，只残存些妇女小儿……举一族自愿同赴灭亡，到最后亦无一人降志……”

　　读着“台湾文学之父”赖和先生悲怆的诗章，我的脑海中浮现出80多年前发生在宝岛台湾的一起原住民部落举族抗击日军、几遭灭族的悲壮史实：包括妇孺老人在内的1236名鲸面原住民，与4000多名用机枪大炮毒气弹武装起来的日本军警血战了30多个昼夜。全族战死300多人，近300人自杀，战后被屠杀近300多人，最后仅存200多名妇孺。这就是历史上惨烈悲壮的台湾雾社原住民抗日大起义。让我们翻开史册，重读这一段惊天地泣鬼神惨烈悲壮的史实吧。

　　大雾弥漫的雾社!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帷幕轰然落下。

　　GTP世界第一、5000年历史、4亿5千万人口和甲士百万的大清朝，竟然在这场战争中惨败于东洋小日本。

　　4月17日，大清全权代表李鸿章在日本赤间关马关港签署了《马关新约》，条约主要内容有：中国将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这是继《北京条约》以来外来侵略者强加给中国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

　　台湾的望族丘逢甲与在中法战争中屡创法军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人，在贪生怕死的台湾巡抚唐景崧躲进英船逃回大陆后，率台湾清军和义勇军，与明治天皇的皇族兄弟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统领的两个师团日军进行了5个月的激战，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相当于日军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伤亡人数的两倍)，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重伤毙命，但台湾最终还是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平定”台湾沿海平原汉人居住地区后，把目光转向中央山脉周围的原住民居住山区。

　　台湾原住民分布在台湾各地山区，尤以台湾中部为多，形成了几十个各自关连却又独立的原住民族群，保留着原住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特点。日本殖民当局把他们统称为“生蕃”，完全剥夺了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利。将9万多山区原住民原有一万多平方千米传统生活领域，缩减为约2000平方千米的保留地。一些县的殖民当局，甚至下令对“蕃人”格杀勿论，并开出价码，悬赏警察和其他人杀死“蕃人”。

　　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残暴统治，台湾各地的原住民在1896年至1920年间，先后发动130余次武装抗日起义，但都遭到日本当局的残酷镇压，原住民共死亡7000多人，受伤4000多人。

　　在众多台湾原住民部落中，雾社地区的赛德克族群是最为特殊的一支。

　　台湾中央山脉中段西部边缘南投县境内的浊水溪上源地区，是台湾中、北、东部原住民传统生活领域分水岭。这里山高林密，一年之中经常大雾弥漫，故得名“雾社”。

　　雾社地区散居着赛德克族群的11个村社(部落)500 多户2000 多原住民。

　　赛德克人中流传达着一个美好的传说：远古时侯，赛德克人的祖先诞生于森林的一棵巨木之中。那时，天上有两个太阳，烤得人间大地发烫，赛德克人的祖先射落了其中一个太阳，使人间恢复正常生活。故赛德克族人认为，族人死亡后，其灵魂会通过天上的彩虹桥，回到森林中祖先出生的圣木中。

　　多么美好的一个神话传说。

　　这11个赛德克村社(部落)中，最有名的是马赫波村社的头人莫那·鲁道。

　　这莫那·鲁道1882年出生于马赫波头人鲁道·巴伊家中，父亲去世后，莫那·鲁道承继了父亲的头人位置。莫那·鲁道身高180厘米左右，体格健壮，智武双全，由于从小在山林中猎狩野兽，练就了一身翻山越岭的好身手和好枪法，在整个雾社地区的赛德克人族群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雾社地区的赛德克人自古以来就桀骜不驯，彪悍善战。还在日军刚占领台湾不久的1897年，日军一支10余人的探查队进入雾社地区，全部被原住民杀死。恼羞成怒的日军调集重兵进攻雾社，原住民依靠险恶的地形，打死打伤日军17人，史称“人止关”之战。之后来日军用了好几年时间，才在重兵支持下才得以进入雾社地区。

　　为了长久统治这一地区，日本殖民当局不得不推出“绥靖”政策。

　　雾社地区的赛德克人自古以来过着游猎生活， 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他们生活贫困，部落之间动不动就展开他们称之为“出草”的战争 。日本殖民当局针对这一点，开始在雾社地区兴办小学，招收赛德克人的孩子入学，有意识地选择一批原住民儿童进行奴化教育。除此之外，日本殖民当局还别有用心地组织原住民首领赴日本“观光”，宣扬日本的国威，以震慑这些原住民首领，使其不再有反抗之心，莫那·鲁道也曾参加过日本之行。为了更紧密地融入雾社地区赛德克人的生活，殖民当局甚至鼓励日本警察与原住民头目的女子联姻。雾社地区一些部落女子嫁给日人警察为妻，连莫那·鲁道的妹妹也嫁给了一名日本警察。日本人还在雾社设立邮局、警察局、旅馆、医疗和经济机构等。

　　日本殖民当局的“现代生活”，似乎渐渐磨去了雾社地区原住民桀骜不驯的习性。经过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雾社地区原住民成为了台湾殖民当局标榜的“山地模范部落”。

　　然而，日本殖民者的真正目的是统治和掠夺原住民。

　　殖民当局不顾赛德克人的感受，到赛德克人祖先发源圣地大量采伐木材，在赛德克人看来，这是对他们祖先最大的不敬。日本殖民当局还长期强迫原住民无偿修路建桥和服繁重的苦役，并经常克扣工钱。还强行按照日本人现代化的标准，对原住民文化习俗方面视为祖训的文面、断齿等进行改造。

　　日本殖民当局驻雾社地区的警察，多是日本国内的浪人和品行不好的人，他们比在平原汉族地区的日本警察更狠。对原住民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与这些日本警察结婚的原住民女子常被抛弃，连莫那·鲁道的妹妹也遭此不幸。一些好色的警察更是随意欺侮、奸淫原住民妇女。

　　表面上似乎已经归顺日本殖民统治的赛德克人，其实在内心依然保持着对日本殖民者极深的仇恨，他们是在等待着反抗的机会。

　　一杯喜酒引燃大起义烈火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都是起源于一个小小的偶然原因。

　　诚如1914年6月28日，巴尔干半岛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普枪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烈火。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军借口进入宛平城搜查失踪日军士兵，与中国军队发生激战，点燃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线。

　　对于雾社地区的赛德族人来说，1930年10月7日这天，注定是一个他们永世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赛德族部一户原住民举行婚宴，参加婚礼的莫那·鲁道的大儿子巴沙欧·莫那按照民族习俗，热情邀请一名过路的日本警察喝喜酒。酒宴之中，这名日本警察以巴沙欧·莫那刚杀过山猪的手肮脏而拒绝喝酒，并用警棍殴打巴沙欧·莫那。血气方刚的巴沙欧·莫那哪里受得了这气，于是和弟弟塔达欧·莫那一起，将日本警察痛打一顿。

　　莫那·鲁道得知此事后，觉得大事不好。于是，他两次带着儿子和礼物，到警察所赔礼道歉，却遭到这名日本警察拒绝，这名日本警察还扬言要告诉上级，报复莫那·鲁道父子。

　　赛德族部落原住民30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反日怒火，这一下了被释放了出来。

　　早在日军刚占领台湾不久的1897年“人止关”之战后，日本殖民当局为了表示与原住民的“亲善”，在一次原住民的盛大婚宴上，与到场的原住民头领欢宴饮酒。三巡之后，日军伏兵四起，将到场的原住民头领全部杀害，只有年轻的莫那·鲁道一个人脱险。这一事件发生后，雾社一带的原住民把仇恨牢牢记在心中。

　　1920年，雾社地区的警察奉命讨伐一个叫做萨拉貌的原住民部落，各警察所只留一个看守警察。雾社地区各部落的赛德族头人，包括莫那·鲁道在内聚集在一起，计划与萨拉貌的原住民部落内外夹击，全歼日本警察。一名名叫桦泽重次的日本警察从一名原住民密探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用电话告诉了上级，当地日军驻军迅速赶到，雾社地区各部落的头人只好放弃了这一次抗日起义。

　　然而，雾社地区各部落的赛德族头人还在寻找起义的机会。1925年，日本殖民当局举行萨拉貌原住民部落的“归顺”仪式，雾社地区各部落的赛德族头人奉命到场参加。酒宴当中，一些头人后悔失去了在1920年起义的好机会，准备再次起义。不料席间有不同意起义的原住民部落头人将消息泄露给了日本警察，各原住民部落头人只好再次放弃了这一次抗日起义。

　　这一次，原本就对日本人充满仇狠的莫那·鲁道决心反抗日本殖民当局。

　　他秘密联络雾社地区11个赛德族部落，有5个部落表示愿意随同他所在的部落起义。

　　1930年10月27日这天，是日本殖民当局为纪念战死在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而举行“台湾神社祭”的日子，这一天，雾社地区的日本人照例还要在雾社公学内举行运动会。莫那·鲁道选择在这个日本人警惕性最松的时机，带领6 个赛德族族群1200多人(能作战者不过300多人)，发动了震动全台湾的抗日大起义。

　　27日凌晨，抗日起义的原住民切断雾社地区通往山外的交通电话线路。莫那·鲁道的两个儿子巴沙欧·莫那和塔达欧·莫那分别率队攻入马赫波警察和制材所。上午8点，当日本人在雾社公学举行神社祭并举行运动会时，塔达欧·莫那率领100多人突然冲入学校，专杀日本人。与此同时，莫那·鲁道亲自指挥70余人，袭击了雾社警察分局。其他起义的原住民分别袭击了雾社地区的多处警察分驻所和其他有日本人的地方。

　　雾社街区共有400多名中国人居住，在小学校现场观看运动会的中国人也有100多人，然而，起义的原住民却没有为难他们，只是催促他们赶快离开。

　　在雾社街区上有一家台中中国商人开的小商店，店主名叫巫金墩，看到大批日本人被杀的场面，他急忙和家人躲进家中。几名起义的原住民路过商店时看到了他，见他非常害怕，于是安慰他道：“不要害怕，我们不杀台湾人。”

　　在整个雾社街区居住的中国人中，只有两人因为身穿日本服装而被认为是日本人而误杀。

　　赛德族人对日本人的仇恨之明确，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天，起义的原住民共杀死日本人134名，杀伤215人，还缴获了180枝枪和两万多发子弹。

　　起义获得完全成功。

　　由于预见到日本殖民当局肯定要进行报复，下午时分，所有起义的原住民都撤出了雾社街区。

　　当天上午，一名逃出雾社街区的日本人向山下的日本殖民当局报告了雾社地区赛德克人大起义的消息。

　　这一消息立即震动了全台湾。

　　台湾殖民当局立即调集周边地区的日军和警察紧急赶往雾社地区。

　　起义当天下午4点，两架日军飞机飞临雾社地区上空，日军空中行动有两层用意：一是对雾社地区起义原住民情况进行侦察，二是威胁没有参加起义的其他赛德克族群。除先行赶往雾社地区日军和警察外，日殖民当局还从台北、台南、花莲和台中各地，抽调日军及警察2000多人紧急赶往雾社地区。

　　28日这天，也就是起义的第二天，日本军警抵达雾社周边地区。

　　当天傍晚，日先头部队在雾社近郊河畔遭到莫那·鲁道率领的起义原住民狙击，日方1死5伤，因不明情况和地形不利，日军暂时停止进攻。29日，日军在增援部队到来后，再次向起义原住民发起进攻，而起义原住民早已撤离阵地。于是，日军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进入雾社市街。

　　花冈一郎和二郎之迷

　　日军警进入雾社市街后，一边收殓日本人的尸体和搜寻幸存的日本人，一边搜捕两名特殊的原住民：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

　　在整个雾社起义过程中，最离奇的人物莫过这两人了。他们是雾社地区的赛德族部人中，仅次于莫那·鲁道的名人。

　　还在日本占领雾社地区的初期，为了长治久安，日本殖民当局开始有目的地选择一批原住民儿童进行奴化教育，雾社地区荷歌社(部落)的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花冈一郎原名为拉奇斯·诺敏，其祖父曾是雾社地区赛德克族的总头目。1921年，他进入了日籍儿童就读的埔里小学校。毕业后，日本殖民当局推荐他进了台中师范学校讲习科学习。1929年他从台中师范毕业后，被殖民当局安排到家乡雾社当了一名警察。第二年又当上了蕃童教育所的老师，成为全台湾第一位担任教职的原住民青年。

　　花冈二郎与花冈一郎为同一部落人，原名达兹基斯·奥宾，他比花冈一郎晚两年从高小毕业。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远房亲戚，但两人关系极好。花冈二郎在高小毕业后，在殖民当局安排下，在家乡当了一名警察。和花冈一郎一样，成为日本殖民当局精心培养出来的“模范原住民青年”。

　　日本人甚至将他们的名字都改为了日本名。

　　花冈一郎妻子川野花子(原名娥宾那威)与花冈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本名娥宾塔欧托)是表姐妹，而前者是荷歌社头人塔达欧·诺干的长女。连4人的婚礼，也是日本人按照日本习俗为他们操办，可见花冈一郎与二郎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作为雾社地区受现代教育程度最高、影响也最大的赛德克人之一，日本人自然认为，如此之大规模和有计划的起义，花冈一郎和二郎一定参与组织和出谋划策。

　　从许多没有被杀的日本人和起义时在现场的中国人口中，日军得知许多有关两人在起义中的情况。

　　一些在起义中见到花冈一郎的人告诉日军，花冈一郎是起义的主犯和领导者，他懂得步枪的使用。起义后，他一边喝酒，一边指导起义的原住民使用枪枝，还指导他们挖战壕。

　　日本台中州知事给台湾总督的报告中，记录下了在雾社小街上开小商店的台中商人巫金墩的证言，当起义的原住民准备撤退时，“花冈一郎命令头目赶紧到眉溪去，于是头目又命令其他蕃人，要去眉溪的趁早去……共有二三十人往眉溪出发，往迈勃方向去的一队人，高唱凯歌走了。”

　　日本铃木作太郎在《台湾蕃族的研究》一书中，记录了起义中花冈一郎的表现，“他还披上阵亡的花莲港部队荒濑中尉的军装，使用中尉的望远镜和指挥刀去指挥蕃人。事件一开始，他马上换上蕃装，逃往蕃界。”

　　然而，日军搜了整个雾社街区，也没有发现花冈一郎与二郎的踪迹。

　　原来，10月27日起义成功后的当天下午，花冈一郎与二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荷歌社(部落)。当天晚上，两人就今后的去向进行了商量，最终的结果是：两家人全体自杀。

　　几十年后，当年还是孩子的南投客运公司社长回忆他当时在现场听到花冈一郎说道，“我与我的同胞将和日本战到最后一人……接受日本人招降是不可能的事。”花冈一郎说完后，花冈二郎也接着说道，“这次事件绝对的正确，我们没有错……是日本人逼我们选择了反抗的路线。”

　　跟随花冈二郎回到荷歌社的妻子高山初子只有16岁，但已怀有身孕，她也要跟随全族自杀，但在花冈二郎的反对下，还是含泪离开丈夫，回到自己的部落。几十年后，她回忆当时的情景，“原本我也要与二郎同样自缢於花冈山，完全是为了腹中的胎儿，才忍辱偷生下来。”

　　第二天，两家人来到附近花冈山森林中，花冈一郎首先杀死了妻子和仅一个月大的儿子，然后自己剖腹自杀 。而花冈二郎本人和全家，包括其岳母在内共约20人全体上吊自杀。

　　10 天后的10月8日，日军发现了他们已经腐烂的尸体。第二天，日本警察押着花冈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前往现场确认死者身分。几十年后，高山初子回忆说，“我看到栎树上挂着二郎和家族老少20具半腐的尸体，不远处倒卧着一郎、花子和婴儿，回想十几天前，我们在树下围著篝火，唱挽歌请求祖先来接我们的情景，不禁伏地痛哭，哀伤到瘫软无法起身。”

　　花冈一郎和二郎全家族集体自杀的动机，使日本台湾殖民当局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二人在起义中究竟是何身份，成为了日后各方争议的迷点。

　　镇压起义后，台湾日本总督府为了显示他们奴化教育成功，极力掩藏花冈一郎和二郎反日的真相，日本方面发表资料，二人是因为感到自己的同胞起义而觉得对不起日本 ，是不忘日本的恩惠和培养而自杀。因为如果承认两人参加起义，那就表明日本殖民当局的“理蕃政策”的失败。

　　而雾社起义失败后，日本全国大会党派往雾社实地调查的国会议员河野密夫妇在其报告中，明确地指出：“总督府急于抹杀事件的思想色彩 ，继而又把花冈一郎二郎两人从事件的牵辖者勾销。断定花冈一郎二郎是挟在我国政府的恩惠和蕃人忘恩行为之间，决定急忙死去。事件爆发当时说了花冈两人当指挥、参谋的人，甚至说‘亲眼见到他们指挥蕃人’的人，现在却对政府的决定不持怀疑 。”

　　显然，这些人是受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威胁。

　　大刀长矛与飞机大炮的对话

　　日本军警进入雾社市街后，立即向各部落的起义原住民展开疯狂进攻。

　　这注定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

　　参加起义的赛德克族6 部落1236人中，能持武器与日军作战的不过300多人。除了部分原住民用缴获的枪枝武装起来外，其他人只能使用部落打猎用的火枪和大刀长矛。而在第一天到达雾社的日军警察就有2000多人，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

　　莫那·鲁道将6个部落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撤进森林，然后将起义原住民分成两部分，分别在塔罗湾及马赫坡两条战线抵抗日军。塔罗湾战线由花冈一郎的老丈人、荷歌社头人塔达欧·诺干负责，莫那·鲁道则亲自防守自己的部落马赫坡战线。

　　第二天一大早，秋日的太阳刚刚升起，日军便开始对塔罗湾战线起义原住民发起进攻，塔达欧·诺干指挥阵地上的起义原住民与日军展开激战。双方激战一天后，塔达欧·诺干和另一部落的头人不幸中弹牺牲，塔罗湾战线失陷。防守塔罗湾战线的残存起义原住民，一部分跑进山林，继续与日军作战，另一部分撤退到了马赫坡战线。

　　日军攻占“塔罗湾”战线后，又向莫那·鲁道防守马赫坡战线进攻。日军先向用山炮猛轰马赫坡战线起义原住民阵地，炮火停止后，步兵再发起冲锋，莫那·鲁道指挥起义原住民顽强阻击日军。经过一天战斗，马赫坡战线最终也被日军占领。莫那·鲁道只得率起义原住民退入山中，继续利用地形与日军周旋。

　　11月1日，莫那·鲁道仍继续指挥起义原住民不断地向日军发动袭击。

　　日军在这天的战报中记录到：“荷歌社仍在眉溪下方潜伏，妄图阻击我增援部队。

　　迈勃、钵亚仑的一部分蕃人利用尾上上方要隘，准备阻击我花莲港方面的增援部队。

　　荷歌、罗多夫约100人潜伏在观音泷附近，企图鏖杀我增援部队。荷歌社40名蕃人在挖掘掩堡，准备袭击从马列巴方向来的我增援部队。

　　在立鹰通往白狗的山腰大路的十字路口附近，也有人潜伏着。”

　　11月4日这天下午，一支日军部队在返回雾社市街的路途中，遭到起义原住民的伏击。双方混战一场。因天色渐晚，加上敌军可以随时增援，起义原住民很快撤离战场。

　　11月5日这天，日军在马赫坡社东南方与起义原住民再次激战，这一战是起义以来最激烈的一战，在这次激战中，20多名日军战死战伤。而莫那·鲁道的二儿子塔达欧·莫那也在此战中受了重伤，在无法生还的情况下，族人按赛德族人的习俗，割下了他的头。

　　猎人头习俗是世界上各大洲原住民族常有的习俗 ，台湾多个原住民部族也有这样的习俗。赛德族人把猎人头称为“出草”。赛德族人猎人头习俗具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动机，而让敌人割下自己的人头是一种最大耻辱。

　　此战之后， 莫那·鲁道率青壮年和族人，通过山涧的一座藤索吊桥，退守素有天险之称的马赫坡绝壁。为阻断日军进攻，莫那·鲁道在过桥后吩咐将吊桥砍断。 至于各社的老弱，则分别进入密林躲藏。

　　马赫坡绝壁是一处易守难攻天险，它处于一座高山的峡谷——迈勃溪中，从山顶到峡谷高约500米，无路可通，只能抓住大树的根蔓攀援而下。谷底是一条宽不过十米的小溪，太阳光有在中午时分才才能照射到谷底。在谷中的隐蔽处，有多个大小不等的石洞，其中一个最大的有宽约10米，深约4米，莫那·鲁道和40名战士和上百名家属分住在这些大小石洞中。由于起义原住民进入迈勃溪溪谷后，砍断了那座藤索吊桥，截断了外界进入峡谷的唯一通道。日军即使攻上山顶，就是发现了谷底起义原住民藏身处，也无法下去。此外，莫那·鲁道还在山顶丛林中设有十多处暗堡。

　　为了尽快地消灭起义者，日本殖民当局还用“以夷制夷”的方式，以提供赏金和枪支弹药为条件，调集了和雾社地区赛德克族人有仇的多个亲日原住民“番社”的武装人员，协助日本军警部队作战。11月11日，帮助日军的道泽群原住民头领铁木·瓦力斯在追杀赛德克族起义战士中，连同十余人被杀。其部众随后在另一次战斗又被莫那·鲁道杀死杀伤10多人，这使得道泽群原住民死伤人数冠于帮助日军的各原住民族群之首。

　　然而，赛德克族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起义失败后，帮助日军的道泽群原住民，竟然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支持下，对残存下来的500多名赛德克族人大开杀戒，致使赛德克族人在一个晚上被残杀两多人，并且还被割下101颗人头——这是赛德克族人最大的耻辱。

　　同族相残，这显然是日本殖民当局的借刀杀人的阴谋。

　　彩虹桥：最后战斗和举族自缢

　　由于马赫坡绝壁地形过于险恶，日军地形不熟，故无法下到谷底与起义原住民作战，只得大量使用飞机大炮等重武器。

　　日军在战报中，记录了多天的战斗。

　　“11月18日，飞行部队于上午八时开始飞行，对迈勃溪的敌蕃进行低空冒险飞行，把多数炸弹投在 迈勃溪的敌蕃根据地上。

　　下午因担心绿弹(甲一弹)向射击杀伤能力减弱，禁止飞行……

　　炮兵部队从早上开始对迈勃溪溪谷岩窟猛烈发射榴弹，溪谷硝烟弥漫，中午开始用绿弹(甲一弹)100发对溪谷集中轰炸一小时，炮弹威力充满溪谷。”

　　日军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竟然违反国际公约，用飞机向密林中的起义原住民投下了800多枚毒气弹，致使起义原住民和家属死亡惨重。

　　一天，日军派遣与马赫坡结有宿仇的原住民部落武装300多人，通过日军占领的迈勃溪前方山脊，历尽艰险，下到了迈勃溪中，但被岩窟前暗堡中的起义原住民哨兵发现。在听到起义原住民哨兵的枪声之后，一批起义原住民战士从岩窟中冲了出来，经过一场激战之后，帮助日军的原住民部落武装不支，只得撤退出了迈勃溪，日军指挥官也只得放弃了单独由亲日原住民部落武装进攻的想法。

　　11月24日，日军飞机再次对迈勃溪进行轰炸。

　　日军在战报中记录到，“本日上午10点半至11点，飞机对迈勃溪左岸及原安达大队占领地上方的丛林投下燃烧弹12发，情况如下：投弹后白烟上升高约300米，经过30分钟发火，但没有延烧，效果不大。”

　　起义原住民在马赫坡绝壁周围坚持了20多天，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一些老弱和妇女为坚定亲人奋战到底的决心，带着自己的孩子，依据本族风俗，纷纷在大树下自缢，以便让灵魂回归祖灵。

　　她们没有一丝儿恐惧，祖先已经在她们心中种下了最美好的理想，她们的祖先诞生于森林的巨木之中，而现在，她们和孩子都将在这巨木之下自缢。她们和孩子的灵魂，都将踏着天上的彩虹之桥，回到她们祖先诞生的巨木之中。

　　这是一种多么纯洁无邪的信念。

　　正是因为这一信念，在整个抗击日军30多天的血战中，参加起义的赛德克族6部落1236人中，有近300人在各处不同的山林森林中选择了自缢。

　　然而，妇女和孩子们集体上吊的场面异却是异常的凄美悲壮。

　　由于自缢的人太多，一些地方上吊的树枝都被压得弯曲下垂。 战事结束后，日军在雾社各处的丛林中，到处都发现了许多自杀的赛德克族人的尸体。

　　日本《现代史资料》22台湾”(二)记录下了一些日军当时看到了现场：

　　“沿途森林中也发现凶蕃的缢死的尸体很多，犹如林间果实，也有因树枝折断尸体坠地而重迭着的……看到凶蕃如此悲壮的结局，一片哀怜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我觉得仿佛是目睹了一场当代的活的平家没落剧，至少也不失蕃族史上一首悲壮的诗篇。”

　　《平家物语》是十三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小说记述的是公元1156-1185年间，日本的两大武士集团源氏和平氏争夺权力的故事，作品中的人物在日本家喻户晓。书中的平家在灭亡之时，平清盛之妻平时子抱着外孙安德天皇与三神器一同跳海自尽，状极悲惨。

　　把赛德克族人大规模自缢的惨况与《平家物语》平家悲惨的命运等同，可见这些日本军人心中“一片哀怜之情”是真的了。

　　11月30日，起义原住民对日军作战已经超过30天，能战的男人所剩无几，且大部受伤，完全陷入弹尽粮绝的窘境。莫那·鲁道知道，与日军的战斗已到了最后关头，决定率全家自杀。

　　当时在一旁的族人后来向日军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莫那·鲁道携妻巴丹·诺立斯、妹荷薇· 罗达奥 、妹奇哈 ·罗达奥 、媳妇哈达 奥 ·勃兹柯、 媳妇 奥敏·路敏、三女库摩 ·摩那、四女露薇·摩那、 侄甥11名，合计18人。到蕃人称作“开晴”的自家田间小舍。命令道：‘跟这世界告别吧，你们先跟祖先相会，我马上带这三八式枪到蕃人和日本人都找不到的谷间断崖去，我要选择敌人发现不到的地方去死，你们在此小舍自缢。’14人立即上吊，妻巴 · 诺立斯与另外3人看到缢死者惨状，不敢上吊，要求丈夫枪杀，莫那·鲁道实行了。顾虑被敌人割去首级，纵火烧了小屋，然后回岩窟去。”

　　之后，他独自一人带着枪，消失在更深的山林……

　　山林中只剩下莫那·鲁道的大儿子巴沙欧·莫那和最后的五六名战士在坚持战斗。

　　日军让被俘虏的莫那·鲁道的大女儿马红·莫那带着赛德克人喜饮的酒，在一名平时和巴沙欧·莫那要好的日籍警察的陪同下，于11月2日找到了巴沙欧·莫那。莫那·马红向长兄转答了日军要他投降的要求，被巴沙欧·莫那果断拒绝。巴沙欧·莫那在喝完酒后，对其妹说道：“我到远处的断崖自缢，你今后要好好地在舅父身边干活。”

　　当马红·莫和那名警察离开后，巴沙欧·莫那带领最后的几名战士在山中自缢。

　　轰轰烈烈的雾社赛德克人原住民大起义，终于在这种悲壮的情景下失败了。

　　战后的大屠杀和幸存者……

　　这真是一场力量悬殊到了极点的对抗。

　　在镇压雾社起义40多天的战斗中，日殖民当局共出动兵力4000多人，其中战死28名、战伤26名，亲日的原住民战死22名、受伤19名。这显然是日军有意缩小后的数字。

　　参与起义的赛德克族6部落1236人中，300多人战死，近300人自杀，包括妇孺在内仅剩514人，全部被日军安置在收容所内。

　　原抗日起义原住民的家乡雾社地区，也被拨给了帮助日方进攻赛德克起义原住民有功的亲日原住民“番社”永久居住。

　　雾社起义事件发生后，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支持雾社人民的起义。台湾农民组合、民众党都谴责日军使用毒气，民众党还向国际联盟发电抗议。日本全国大会党派往雾社实地调查的国会议员河野密夫妇在其报告中，指出了雾社起义事件之所以发生，完全是日本殖民当局的问题。在日本众议院的质询会上，一些议员就雾社起义事件发生的原因、后果和日军在镇压事件中的残暴，向日本政府和军队首脑提出尖锐的咨询。

　　在各方压力下，日本台湾总督石冢英藏等人引咎去职。

　　1931年4月25日，在日本警察的纵容下，亲日的道泽群原住民为了替被起义原住民杀死的头目泰目·瓦利斯报仇，组织了200余壮丁，在深夜突袭收容所，216名赛德克族人被杀，凶手还残忍地砍下101颗首级。向日本殖民当局“邀功”。

　　经此屠杀后，赛德克族残部仅剩298人，史称“第二次雾社事件”。

　　然而，悲剧还没有停止。1931年5月6日，日本殖民当局人强行将298名赛德克人迁往中川岛严加管制。不得再回原籍，并处死了3名冒险潜回雾社老家者。之后，日本殖民当局又陆续逮捕并虐杀了数十名赛德克人。到1937年，赛德克遗族只剩下230人。

　　起义的首领莫那·鲁道在独自一人进入深山后，再也不见踪迹。日本殖民当局多次审讯被俘的起义战士和家属，都得不到莫那·鲁道的消息。日军也多次组织兵力，搜遍了雾社地区的丛林和山岭，但也没有找到莫那·鲁道。 莫那·鲁道就象是无形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就在雾社起义4年后，一天，一名进山打猎的原住民，发现了一处隐蔽的密林洞窟，洞窟洞口被丛草复盖，洞窟高不过一米左右，成人无法直立。在洞窟中，他发现了一具半干木乃依，木乃依里还抱着一枝日本造三八步枪。原住民下山后告诉了日本当局，殖民当局立即组织人力进山，最终确定了这一具半干木乃依，就是4年前领导雾社起义的首领莫那·鲁道。日本殖民当局将莫那·鲁道的遗骸运到山下，强迫雾社地区的原住民观看，然后将其送到台北帝国大学，作为台湾土俗人种研究室的标本。随后，莫那·鲁道的遗骸在台北第二次被展示，日本殖民当局的总督府总务长官和警务局长亲自到场观看。

　　1974年，莫那·鲁道的骨骸被从台北恭迎回雾社安葬。

　　莫那·鲁道生有二男三女。两个儿子都在起义中牺牲，两个女儿随全家自缢，整个家族唯一生还者是大女儿马红·莫那 ，她在收容所及移居川中岛期间多次上吊自杀示遂。她后来领养了一个女儿，自己在65高龄时去世。

　　另一名幸存者花冈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在“第二次雾社事件”大屠杀事件的当夜，挺着肚子冲出屋子滚下山坡，靠夜色掩护捡了一条命。她到川中岛后生下儿子，儿子7个月大时，在日本警察安排下，她改嫁给一名同部落一位起义幸存者遗族。日本战败后，她改名为高彩云，其夫后来曾任南投县仁爱乡(原雾社地区改名)长和台湾省议员，花冈二郎的遗腹子后来也出任南投县仁爱乡长。

　　高彩云谈起大起义爆发的原因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台湾沦入日本之手)30多年来，几乎每一个赛德克家庭都有亲人死在日本人手里，这样的仇恨不经过一场杀戮，是无法抚平的。”

　　高彩云于1996年去世。

　　2003年，台湾拍摄了反映雾社起义的历史剧《风中绯樱》。

　　2010年10月27日，南投县仁爱乡举行雾社抗日起义80周年传统祭仪纪念活动，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亲临现场并主祭，强调“血泪历史不可遗忘!”

　　2011年，台湾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同题材电影 《赛德克·巴莱》上影。2012年获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电影、导演奖。

　　今天的雾社，已成为台湾重要文史遗迹之一。

　　雾社建有莫那鲁道纪念公园，园内有他的雕像和纪念碑、雾社原住民抗日群和雾社起义英雄群雕像。那座名为“褒义坊”的高大石坊上，“抗暴歼敌九百人壮烈捐生长埋碧血 褒忠愍难亿万世英灵如在永励黄魂”对联格外醒目。还有静静地躺在巨大的“雾社起义殉难纪念碑”下的400位雾社抗日烈士的忠骨——他们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

　　愿台湾文学之父赖和在雾社起义后发表的诗章《南国悲歌》，永远回响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

　　“所有的战士已都死去，只残存些妇女小儿……

　　举一族自愿同赴灭亡，到最后亦无一人降志……

　　兄弟们!来!来!来和他们一拼!凭我们有这一身，我们有这双腕，休怕他毒气、机

　　关枪!休怕他飞机、爆裂弹……

　　……我们处在这样环境，只是偷生有什么用，

　　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也须为着子孙斗争。”

责任编辑：唐芬 最后更新：2021-10-23 14: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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