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对台胞抗日的声援
2022-09-08 15:45:32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冯琳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将台湾据为殖民地，台湾同胞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各种反抗与斗争。他们的抗日活动与民族精神受到国共两党的关注与支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媒体介绍台湾被殖民的状况，对台胞抗日活动进行声援，呼吁光复失土。这种声援和呼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趋增强，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抗战胜利曙光的渐增而更多地体现在行动上，并转化为中国政府官方的复台立场。

　　1895年台湾因清廷战败割日，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沉痛的一页。台湾人民不屈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坚持着不懈的斗争。19世纪末及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相继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政党，不论执政还是在野，它们都关注到台湾海峡彼岸同胞不甘臣服的正义斗争，都尽其所能地利用报刊杂志对这些正义斗争进行声援①。国共两党对台胞抗日的声援为国民政府复台立场的明确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力争主权行动的强大后盾和有力支撑。

　　国民党尚在同盟会时期就已在关注台湾地区的情况。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于东京。在第25期史传中，刊出有关郑成功从台湾逐出荷兰殖民者的历史[1](P96～102)。

　　1921年林献堂、蒋渭水等人在台北创办台湾文化协会后，以举办讲座、开展演讲等方式，揭露日本殖民统治和台湾政治、经济、教育的不平等事实，产生较大影响。1928年2月，国民党的官方媒体《中央日报》正式发行。该年的第4卷第18期《中央日报特刊》刊出由海东撰写的《台湾文化协会的运动状况》，第5卷第20期刊出续文，介绍台湾文化协会的发展状况。

　　1928年-1929年第11期《广东党务周报》刊出《最近台湾人口调查》一文，指出“四百万人受制于二十万人”，呼吁“台湾民众赶快团结起来”[2](P12)。

　　1916年1月，以讨袁为主旨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后，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在此基础上，各地党部纷纷建立自己的机关报，如汉口《民国日报》、九江《民国日报》、南宁《民国日报》等。1926年6月，厦门《民国日报》创刊，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的机关报。

　　1928年，日本殖民统治者不断发起检举工农领袖的活动，逮捕工农斗士。继3月25日的逮捕活动之后，1929年4月16日又进行捕杀。厦门《民国日报》于1929年第3卷第2期副刊刊出《第二次日本的检举与我们台湾》《我们对台湾劳动运动的几件意见》等文。前者对日本的白色恐怖暴行进行了批判，后者指出当前台湾工农运动的弊端，认为文化协会与民众党的冲突不是简单的两派冲突，其背后是不一致的阶级利益关系，建议密切注意工人的切实要求，并与农民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斗争[3](P21～22、22～24)。

　　1928年6月《中央周刊》创刊，原名为《中央周报》，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的时事政论性刊物，1937年6月停发。1938年7月7日复刊后更名为《中央周刊》。1928年《中央周报》第10卷第12期，刊出文章赞颂曾大败法军并在甲午期间在台抵抗日本割占的刘永福“海外扶余亦将才”[4](P12～13)。或与当时政治环境与舆论所向有关，该文仅涉及刘氏抗法的英雄事迹，并未提及其抗日历史。

　　192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林惠祥对台湾番族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束后国民党中央党部邀请他在无线电台进行演讲。这个演说稿《台湾番族调查报告撮要附民族学的效用略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刊》1930年第1卷第11期刊出。该报告介绍了台湾番族状况，并从学术上加以分析。不但如此，林惠祥首先介绍了台湾的古史，更正了以往书中说台湾在明代以前不为人知的错误说法。指出台湾的古史要追溯到秦始皇时代，秦始皇派徐福渡海求仙药，去而不返。自汉代到三国，海外有人漂流到中国大陆，中国沿海也不断有人漂流到海外，于是当时人就推测海外东南方有陆地，叫夷洲或澶洲，而徐福居留的地方就是这里……[5](P62～65)这些台湾的历史和两岸交往史虽仍有待考证，但毕竟扩大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加深了民众对祖国宝岛的认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出版的《中央党务月刊》在1930年第23期改换题目为《台湾番族状况及民族学之效用》，加以发表[6](P196～207)。

　　日据台湾后，强迫台湾民众更改国籍，但仍有少数人以无财产关系为由，而保留了中国国籍，当时被称为台湾华侨。1930年，台湾华侨约5万人②，侨童约占六分之一，而华侨学校如凤毛麟角。《中央周刊》1930年第93期刊出《台湾同胞请愿速收回教育权》，指出台湾侨界人士2月9日在花莲港开会，派代表三人，携台湾花莲港中华会馆、台北中华总会馆介绍函回国，至上海侨务协进会，面请代为转呈南京中央侨务委员会及教育、外交两部，请有关部门向日本严重交涉，收回台湾华侨教育权，“免受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致丧失我国固有的民族性”[7](P10)。收到呼吁请求后，国民党政府很快做出回应，教育部于3月20日咨外交部，请向日本政府交涉，勿干涉台湾华侨教育。随后，代表吴有容又提出废苛律请求，《中央周刊》第95期对其进行了报道[8](P20)。同年10月，台湾原住民发起的雾社事件发生，《中央周刊》第127期刊出《台湾番属抗日运动》，对其进行了报道[9](P258～259)。之后发生的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重要事件，《中央周刊》亦多有介绍，如1931年第145期的《台湾现状》介绍了台湾民众党的发展状况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张[10](P22);1936年第430期的《日本南进政策实施下之台湾》介绍了日本利用台湾实施其南进政策[11](P19～2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的《每周情报》，在1934年第42期附载《蹂躏中之朝鲜台湾》，指出台湾人在日本殖民者蹂躏下，毫无权利可言。台湾的三家报纸：《台湾新闻》《台湾日日新闻》《台南新报》都是日本人所办，专为日本人歌功颂德、隔离台湾人与祖国的感情，台湾的教育也为日本人操控，以致许多台湾人想到中国读书。最近日本人又想把台湾人驱入福建，借日籍台民扰乱闽省[12](P71～81)。

　　1932年，《中央日报》先后增出《中央夜报》《中央时事周报》。《中央时事周报》1936年第5卷第27期刊出《日在台湾准备战事》，指出台湾日当局自1936年3月重新划定军事区域，一律禁止外界人士履足其中，亦不准拍照探视，军运尤为忙碌，扩充陆军，准备战事[13](P49)。

　　正中书局1931年由陈立夫创立于南京，是一家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国民党党营出版机构。1936年该书局出版罗香林撰写的关于刘永福的著作《刘永福历史草》。《中央军校图书馆月报》对其进行了推介[14](P554)。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健儿撰述的《刘永福传》，该书记述了甲午战后议割台，台人推拥刘永福，以孤军撑待3月余始内渡的历史，并附有与刘永福同时期反对割台的唐景崧的轶事传略[15](P446)。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李友邦在浙江省金华恢复台湾独立革命党，宗旨为：“团结台湾民族，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一切势力;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而返归祖国，以共同建立三民主义之新国家。”[16](P88)并前往福建崇安县招募台湾同乡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后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成立，6名儿童组成“台湾义勇队少年团”。1940年，李友邦复刊机关报《台湾先锋》，对台胞抗日活动进行介绍，是当时台胞在大陆所办的一份重要刊物，也是在国民党批准与扶植下的一份宣传品。1942年4月，陪都重庆发起光复台湾的宣传运动。《台湾先锋》第10期推出“台湾光复运动”特辑，刊出国民党军政要人呼吁台湾回归的一系列文章，如冯玉祥的《我们要赶紧收复台湾》、孙科的《解放已在眼前了》、陈立夫的《率土之滨》、陈仪的《我们必须光复》、马超俊的《我怀台湾》等。

　　1938年国民党在重庆复兴关设立中央训练团，蒋介石担任团长，并创立团刊。《中央训练团团刊》1943年第179期刊出谢南光的《台湾之革命运动》，回顾了台湾自日本割占后48年以来的抗日活动。文章引用蒋介石的话：“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塞，这些地方的割裂，即为中国国防的撤除”，指出其意是指台湾澎湖与东北四省同样是要收复的失地[17](P1444～1446)。

　　在台湾沦陷49周年之际，《中央日报》发表谢南光的《倭寇对台湾的战时统治》，介绍了台湾行政的演变、战时行政的内容，以及“皇民奉公会”与警察局等方面的内容。指出“皇民奉公会”与警察局是台湾总督的两匹野马，台湾总督凭借这两匹野马在台湾实行专制政治[18]。两个月后，在日本开始在台湾施政的纪念日，《中央日报》又刊出社论，对台胞抗日事迹进行了高度褒扬，指出：“我们回想半个世纪以来六百万神明华胄的子孙，在那孤悬海外的岛上，饱受日寇的煎迫欺凌，不禁悲愤百倍，而对于台胞在四十九年来前仆后继屡踣屡起的英勇革命事迹，亦愿致其衷心的敬意。……等到日寇败亡的日子，也就是台湾重见天日的时候了”[19]。

　　国民党以上通过在大陆发行报刊的宣传主要是针对大陆民众，通过介绍台湾被割占历史及台胞抗日事迹等，使祖国民众对岛内情况和抗争多一些了解，多一分支援。对台湾岛内的宣传则要靠投放宣传品及对台广播等办法。台湾党部萧宜增曾提出《台湾党务工作意见》，指出“台人均为汉族，应加强其民族意识，归宗观念，令台人对敌不合作，进而反日运动”，具体办法是印发、空投小型宣传品;利用各电台经常对台广播，“以摇撼人心”;利用各种机会派人潜入志愿兵团及军夫中，作反战宣传，促进其瓦解③。这些措施中，对台广播是经常性的常规工作。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先进思想影响着从台湾到大陆求学的青年，促使谢雪红、蔡孝乾、翁泽生等人投身抗日活动和革命事业。20世纪30年代日本占据东北、觊觎全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虑，呼吁联合台湾同胞共同抗日，密切关注着台湾同胞的英勇斗争，并给予多方支持与呼应。“七七事变”后，在台湾的进步政党、团体，如工会、农民联合会、文协等遭强制解散，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仍有不少团体“坚持着地下活动”[20]。中国共产党帮助台胞在大陆组建台湾独立革命党等抗日团体，并协助李友邦等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20]。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刊物对台湾被殖民情况与抗日情况的分析、报道，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对收复祖国失土的呼吁，对台胞抗日形成巨大声援。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21]。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中，明确提出要“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22](P50～51)。1938年11月，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将“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列为全中华民族当前的一项紧急任务[23](P62～63)。

　　1938年，广东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创办《战时生活》。第1期在广州发行后，有关人士认为福建形势更为紧急，于是移至厦门，由中共厦门市工委接管，由共产党人张兆汉任总编辑。当时厦门的民众动员做得很不够，福建的抗战局势不容乐观，针对这样的情况，《战时生活》刊出多篇文章。如徐村的《厦门民众为什么动员不起来?》、川然的《保卫大福建》与《保卫大福建的基本工作》、杜明的《准备以广泛的游击战争来保卫福建》等。④这些文章指出福建地连台湾，国防力量薄弱，日本很可能先占领福建，以建立北上南下西向的新基地，呼吁福建民众意识到当地严峻的形势，充分动员。福建的闽西南、闽粤边、闽中、闽北、闽东几支较强大的红军游击队已经政府改编。为发挥更大的力量，应将少年先锋队等也组织起来，使他们参与到抗日游击战中。福建与台湾关系最为密切，民众往来最多，抗战形势休戚相关，共产党人通过在福建的抗战宣传，对台胞精神动员的推动和台湾抗战力量的发挥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宣传部在《战时生活》和《抗建论坛》两刊合并的基础上，创办半月刊《东南战线》，每月5日、20日出版，16开60页。中共浙江省委文委负责人骆耕漠任主编。当时，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及其少年团正在初创时期。李友邦是国民党人中素有“左派”色彩的人物，他在闽南组建的台胞抗日武装组织曾有共产党人的参与、协助，当时共产党人张一之担任了义勇队秘书。《东南战线》不定期刊载《台湾义勇队特页》，宣传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东南战线》第4期刊出多篇关于台胞抗日及台湾情况的文章，如李友邦撰写的《台湾义勇队之组织及其工作》、黄月华等人的《在革命中成长的台湾儿童》《台湾独立革命党最近行动大纲》《台湾义勇队队歌》等。其中，《在革命中成长的台湾儿童》是数个台湾儿童合写，反应了台湾家庭不愿受日本压迫而来到大陆的实况，以及出生在台湾的儿童立志抗日救国的心情。王正南是李友邦创建的台湾少年团的成员，他写道“小人也应该救国”，应团结抗日，收回失地，做中华民国的大国民[24]。

　　《前锋》曾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由瞿秋白创刊，但维持时间很短。1938年，应抗日新形势前锋社编辑部组于广州，《前锋》以抗战理论前锋的姿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张健甫⑤是其重要撰稿人。1941年第1卷第2期《前锋》刊出其文章《从日寇占越南想到反法抗日的刘永福》，该文指出日本声言进攻越南西贡，是其威胁到英美的南进政策的第一步，倡导发扬刘永福的精神，抵御日寇[25](P23～25)。

　　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创立之初即关注到对台湾的宣传。6月，在纪念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日，《解放日报》刊出文章呼吁：“十余年来血的教训，指明了欲完成台湾独立解放的伟大任务，必须建立广泛的民族反日统一战线。”[26]10月，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主席团有台湾代表蔡前，即著名的台共领导人蔡孝乾⑥。23日，《解放日报》第3版发表他所撰写的《台湾的今昔》，介绍了台湾被日侵占和统治的情况，指出：“在今天，东方各民族结成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严重的任务。”[27]1942年2月24日，《解放日报》指出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压榨变本加厉，台湾民众痛苦日益加深，其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殷切希望实行反攻，驱逐日寇[28]。3月5日及23日的报纸则对台湾革命同盟筹备临时代表大会和台湾复土复省运动进行了报道[29]。

　　《新华日报》1938年1月创刊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及战后初期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对联合台胞共同抗敌与台湾回归等问题进行了多方关注。1939年2月，《新华日报》指出，朝鲜、台湾受日寇压迫已久，早有民族解放的意志，且在不断的奋斗中，联合他们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30]。1940年7月26日，台湾青年革命党和台湾国民革命党加入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新华日报》对此进行报道，并在标题中写道：两党“携手合作为台湾解放奋斗”[31]。1942年《新华日报》对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运动做了大量报道，有关报道达20篇。1942年3月2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临时代表大会闭幕，台湾各革命团体结成统一阵线，加紧复土运动。报道特别提到丁超五力言国人对台湾之忽视与不了解是不恰当的，实际台湾同胞十之八为闽粤两省迁去者，“不能视为外族”“国人应以台湾之光复引为本身责任”[32]。4月，以纪念台湾被割让47周年为契机，陪都重庆展开声势浩大的光复台湾宣传运动。5日，在渝各文化团体举行“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新华日报》对其进行了详细报导，刊载孙科的《解放已在目前了》以及《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大会宣言，并在“台湾光复运动专刊”中发表冯玉祥的《我们要赶紧收复台湾》、台魂的《向祖国呐喊》、春涛的《“绿树苍郁”的台湾》、青山和夫的《迎接“台湾日”》以及植进的《台湾的战略价值》等数文。并推出社论《论台湾解放运动》，指出七七事变后《马关条约》客观上已失去作用，应积极援助台湾的革命，提出台湾解放的目标。疾呼：“我们必须与台湾人民紧紧的站在一起，决不让这些二十世纪的孤臣孽子，处在一个海岛中，苦斗无援。”[33]

　　1943年4月17日，《新华日报》刊登《台湾应归还中国》一文，报道台湾革命同志会为反对《马关条约》而发出的宣言和告中国同胞书。宣言指出，近年来对于战后台湾问题，有主张归还中国者，有主张共管者，有主张为特别区域者，众说纷纭。为此，台湾革命同志会再次郑重声明：“台湾土地原为中国之领土……无论任何异族统治台湾，均为吾人所反对，誓必反抗到底。”同版报纸还有柯台山撰写的《铁蹄下的台湾》，言：“敌人处心积虑数十年的奴化政策，已由我台湾同胞不断的反抗给他答复了。”[34]6月17日，《新华日报》刊出社论《台湾，回到祖国来》，再次倡导刘永福的老骥伏枥、坚决抗敌的精神，指出“只有发扬刘永福的抗日民主的传统，只有加强团结，只有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战，获得彻底的胜利，才能将日寇驱逐出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并指出国外少数“不明历史发展，不顾实际情况，而抱有帝国主义思想的人们”叫嚣将台湾从中国的母体割裂，高谈国际共管，“实不值识者一笑”。“台湾的命运，决之于中国的抗战”，“不必与持谬见者争辩不休，而应该用最大的力量来决定我们的命运”[35]。

　　对于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美英等国谋求共识与协作的历次接触，《新华日报》都加以介绍，鼓舞国人抗敌决心。蒋介石与罗斯福、邱吉尔会面后，《新华日报》更是进行了一系列详细报道与评论。1943年12月2日至7日，《新华日报》大力介绍和宣传了开罗会议的成就与国内外观感，并发表《中英美开罗会议》的社论。这些文章指出开罗会议加强了反攻日本的力量，盟国将一直作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并特别提到东北与台湾人民闻讯后的兴奋情绪，强调应加紧组织敌后力量，收复失地[36]。

　　1943年11月到1944年夏，美军曾有在台湾登陆的想法。当时，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与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计划以美国军力指向菲律宾群岛，在南中国沿岸登陆，以中国大陆为基地对日作战。而日本欲以台湾为南进基地，在岛上建航空基地10余个，并在台湾、澎湖设置4个以上的军港，足见台湾对盟军与日本来说，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944年4月17日，在《马关条约》签订49周年的日子，《新华日报》刊发社论《台湾沦陷四十九年》。社论指出台湾重要的地位，号召台湾人民为自身解放、为早日回到祖国而积极抗日，并协助盟军作战。同时，社论也指出盟国对台湾人民也有积极援助的责任，国内上下须给予其切实的帮助和足以动员全台同胞的措置，号召对不久前台湾工党领袖高斐所领导阿里山的矿工暴动给以物资与干部方面的协助[37]。

　　太平洋战争爆发，26国《联合国家宣言》发表，世界反侵略战争形势联系在一起，美英法等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与中国站在了一起，对日作战的胜利曙光日益清晰。1942、1943年，中国各界人士、社会团体掀起纪念台湾沦陷的高潮，通过纪念活动和舆论宣传，更多国人投入到呼吁台湾光复的浪潮之中。

　　纪念活动方面，主要指4月17日与6月17日两个日子。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这一天成为“台湾沦陷纪念日”。1942年，东方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台湾革命同盟会等决定在签订《马关条约》的4月举行“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5日，大会召开，立法院院长孙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等人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常驻委员宋斐如代表发表题为《台湾的惨状与祖国的责任》的演说，《新华日报》特选4月17日予以发表[38]。1943年4月17日，闽粤台湾归侨协会举行纪念，并发表告全国台胞书[39];台湾革命同志会发表宣言，表明台湾应归还中国[40]。1895年6月17日，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于台北举行始政式，这一天被日本殖民者称为“台湾始政纪念日”。而在台湾人民而言，这一天是反抗日本侵略者与台湾沦陷的纪念日。抗战以来特别是对日宣战后，中国朝野每到这个日子就要掀起各种纪念活动，通过举行集会、发表言论等各种形式反对日本强占台湾的暴行。1942年6月17日，《中央日报》刊出“台湾光复运动纪念特辑”，福州市市长林有壬题词：“纪念六一七要把全台湾六百万台胞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坚固的大团体，一面举起义旗驱倭，一面拥护祖国抗战。”国民党将领刘峙发表《怎样解放台湾同胞》。⑦1943年6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举行隆重集会，邀请吴铁城等出席，请各名流用中英台日等语向中外广播，并发表《为纪念“六一七”台湾沦陷日宣言》[41]。

　　舆论方面除前文提到过的国共两党主要媒体的主张外，还有许多刊物对复台的正义主张发声。1943年4月7日、5月1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中国必须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再论关于台湾问题——读〈美国的战后设计〉》两文，阐明中国的正义立场。1943年第1卷第11-12期的《半月文萃》发表宋斐如的《太平洋战争中的台湾》一文，指出血浓于水，台湾必须收复[42](P7～27)。

　　在收复台湾成为更多民众积极响应之事的同时，中国政府也逐渐明确了复台立场。1942年1月29日，外交部修正拟定解决中日问题之基本原则，其主旨之第一条即为：“对于既往之清算，以恢复甲午以前状态为标准，期我领土之真正完整，并维持太平洋之和平”。并进而明确指出：“台湾及澎湖列岛，应同时收回。”[43](P101)4月，国民党在陪都重庆掀起一场运动，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等军政要人纷纷行动，或举行演说，或撰写文章表达对台湾的收复立场。《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纷纷出版“台湾光复专刊”，呼吁台湾同胞精诚团结、为收复台湾而努力。11月3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记者会上，进一步阐明战后恢复领土以甲午战前状态为目标，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44]。在国民党的执政理念中，收复台湾的立场被完全确立。1943年8月4日，宋子文在伦敦接见新闻界发表谈话，表明“中国但求收复失土、而决无领土野心”，再次确认了战后收复台湾的立场，并对收复失土的范围进行了修正，没有再提琉球，仅指出“中国期望于日本失败后，收回东北与台湾”[45](P18～19)。台湾与琉球的差异之一，简单地说就是固有领土与原藩属地的不同。台湾本是中国不可分割部分，理应被收回。

　　正因为这一立场，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中，中方才明确提出对台湾的主权恢复诉求，并对英方修正案含糊其辞的说法进行有力反驳，最终促成台湾于战后应归还中国之事获得国际认同和国际法的肯定。1943年11月22-26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谈。《开罗宣言》经斯大林同意后，于1943年12月1日公布于世。宣言声明：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并惩罚日本侵略;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地区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日本攫取的中国的领土，如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46](P7)。

　　注释：

　　①相关研究如左双文：《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46-59页)，徐鲁航：《抗战以来中国人民关于收复台湾的立场和主张》(《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75-79页)，史习培：《论抗战时期中国收复台湾的斗争》(《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4期，第8-15页)等。

　　②台湾华侨代表称台湾有华侨6万5千余人(《台湾同胞请愿速收回教育权》，《中央周刊》1930年第93期，第10页)。而据驻台北总领事馆的调查报告，1930年时台湾华侨有46691人(驻台北总领事馆：《台湾华侨调查报告》，《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1932年第5卷第2期，第76-88页)。

　　③《台湾党务工作意见书》，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特17/1.2，国民党党史馆藏。

　　④分别出现在《战时生活》1938年第2期，第11-12页;1938年第3期，第4-5页;1938年第4期，第4-6页;1938年第4期，第7-8页。

　　⑤张健甫(1898-1955)，湖南省平江县人，中央苏区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真名叫张幄筹，又名张怀万、张云汉、江汉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北伐军某部党代表，1927年任中共平江县委宣传部长。“三月扑城”失败后，随毛简青出走上海。后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安徽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1930年在江西为“左”倾路线所迫脱党，到福建任教。

　　⑥台湾彰化人蔡孝乾早年受到瞿秋白等人的思想影响，加入共产党，并在台湾建立支部。他参加红军长征，任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曾随八路军总部赴抗日前线。

　　⑦《台湾光复运动纪念特辑》，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特17/2.23，国民党党史馆藏。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9-08 15: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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