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损毁的宜昌民用航空
2020-04-17 09:54:35  来源：搜狐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洛宁式”水陆两用飞机“九江号”

　　当年9月12日，为开辟航线中国航空公司将购自美国的“洛宁式”水陆两用飞机“九江号”，交由美国飞行员驾驶试飞上海至重庆，飞达宜昌长江水面降落后，停留3天，仍没有得到飞往重庆的许可。因四川当局对飞行一事态度消极、颇有顾虑，称“惟事属创举，又值国内军事未终，恐川人少见多怪，易致误会”，要求中国航空公司派人向四川方面解释，婉言阻止了这次试飞。“九江号”只好由宜昌折返汉口，并决定暂时放弃飞重庆的计划，先开通上海至宜昌的航线。

　　“洛宁式”水陆两用飞机水面降落

　　不久，中国航空公司即派人在宜昌设立办事机构，组建“中国航空公司宜昌事务所”，所址设滨江路42号，后迁至同春里27号，安装电话单机，电话号码是93号。飞机场选定在宜昌美孚油栈(今港务局)江面，飞机在水上起落。这种新奇的飞机和起落表演，引来宜昌男女老幼纷纷前往江边近距离围观看稀奇，后宜昌市民将这种飞机称为“水上飞机”。1931年3月30日，筹建半年之久的中国航空公司沪宜线(上海至宜昌)正式通航，京(南京)、沪、汉各大报均在显著位置对此作了专题报道。沪宜航线班次为每周二、四、六由沪飞宜，在宜过夜后，周一、三、五由宜飞沪。当时中国航空公司共有5架“洛宁式”飞机，每架可载乘客6人和邮件400磅，常年安排有1架飞机执行本航线。随着航班的正常运行，中航宜昌事务所在宜办理客邮业务，并在机场附近设置趸船一艘和邮件仓库一间。

　　“洛宁式”水陆两用飞机“武昌号”

　　“洛宁式”水陆两用飞机“重庆号”

　　经交通部派员赴四川交涉后，同年10月21日，沪蓉线的汉渝段也正式开航，该线从汉口出发，经停沙市、宜昌、万县三个站点达重庆。班次为周三、六由汉飞渝，周四、日由渝飞汉，在三个站点均上下客货(乘客和邮件)。执飞的水陆两用飞机有“九江号”、“武昌号”、“重庆号”等。由于这条航线受到人们的重视，载运量逐渐增大，业务越来越繁忙，成了国内的一条热门航线。1935年以后，汉渝线不仅增加了班次，每周西上飞机二、四、六，东下飞机三、五、日，而且另外增加了沪蓉特快航班(上海至成都)，将宜昌作为中程站，同样载运客货，班次是西上飞机周一、三、五，东下飞机周二、四、六。这使宜昌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当年进入宜昌的百货和纺织品等多来自上海和汉口，为联系业务，乘船去汉要两天，去沪要七八天。有了特快航班飞机，仅一个多小时就可以飞到汉口，只半天也便飞抵上海，同时给商界与重庆、成都的经济贸易联络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而广受关注，深得好评。

　　《宜昌国民日报》刊登的宜昌中航公司班期，机型为美制“道格拉斯”。

　　中航宜昌事务所为扩大宣传和广揽业务，不仅在《宜昌国民日报》等报刊登航线广告，而且同宜昌邮政局紧密配合运载航空邮件，还为满足中外游客游览长江三峡的需要，加强了与1933年成立的中国旅行社宜昌支社的合作。该社设于二马路的上海银行内，电话号码7。办理经售国内外轮船客票和国有铁路火车票，预定各航空线飞机票，发售国内外旅行支票，并负责托运行李和代旅客服务接送护理等事宜。同时，为筹措资金，中航宜昌事务所于1936年在交通部门统一安排下，与宜昌各家银行(中国、交通、农民、湖北省、上海、聚兴诚银行等)联合出售“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向市民广泛宣传，并于3月6日首次开奖，而且这样的活动经常进行。于是中航公司声誉倍增，业务日渐扩大。

　　1937年的宜昌铁路坝机场

　　1934年冬至1935年春，湖北省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兼宜昌县县长罗经猷(四川广汉人)奉命，以宜昌县政府名义征集民工，利用原川汉铁路宜昌火车站站址(时称上铁路坝)改建飞机场，定名宜昌铁路坝飞机场。机场宽580米，长735米，延伸跑道长1000米，起降美国“道格拉斯”飞机、意大利双翼飞机等。陆地机场建成后，航班都转至这里，水上机场取消。一段时间，起降铁路坝机场的飞机，以可载客20人的“道格拉斯”班机居多，客货两旺，颇有声势。铁路坝机场除供中航公司起降民用飞机外，1936年还驻有中国空军第五队，成了军民两用机场。

　　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慰问伤兵。

　　由于航线的增开，特别是飞机场的修建，军政要人来宜视察和处理紧急公务增多。1936年4月12日，蒋介石由武汉乘飞机来宜昌视察(当时在宜昌设有委员长行辕)，15日离宜飞渝。抗战爆发后，军情日急，机场利用更为频繁。1937年12月，荆宜师管区司令蔡继伦去武汉加衔兼任宜昌警备司令部司令后，也是急乘中航班机返回宜昌布防的。1938年5月至10月的宜昌大撤退期间，为抢运积压在宜昌的沿海沿江战略物资入川，交通部次长卢作孚两次乘飞机由渝赴宜，紧急调度指挥。同年8月1日，日军进逼武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偕夫人陈璧君由武汉乘飞机抵宜昌，改乘军舰赴重庆。1939年9月中秋节前夕，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由军委会战地服务团主任黄仁霖、副主任杜修庭陪同，乘专机赴宜昌慰劳抗日将士和伤兵，江防司令郭忏等宜昌军政要员到铁路坝机场迎接，翌日，宋氏三姐妹乘机返渝。

　　1937年10月，美国飞行员哈罗德·韦尔奇与一架西科斯基S-43型飞机在铁路坝机场，背景是川汉铁路宜昌车站。

　　抗战的爆发迫使中国航空公司总部由上海迁至重庆。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沪蓉线和沪汉线班机取消，但同时却增添了汉宜线和宜渝线的航空班次。1938年10月20日武汉失守前夕，宜昌至汉口的航班为每周一、三、五下午2时30分起飞，经停沙市于下午5时抵汉，周日则为下午3时30分起飞;宜昌至重庆为每周一、三、五上午10时30分起飞，经停万县于下午2时抵渝，周日上午9时起飞。当时大批军政要员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经由宜昌入川，因此航空运输任务异常繁重。武汉沦陷后，汉宜线被迫停航，而宜渝线班机不仅仍坚持飞行且更为繁忙。

　　1938年，铁路坝机场遭日军空袭后的宜昌车站。

　　1938年1月24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宜昌，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就是铁路坝机场。机场上停放的中国空军飞机6架被炸毁，整修机场的民工和市民死伤200多人。此后，日机轰炸频繁，中国航空公司班机难以安全正常运行，宜渝线于1939年5月被迫停飞，铁路坝机场关闭，中航公司宜昌事务所撤销，宜昌的民航事业就此中断。

　　1940年6月宜昌沦陷，铁路坝机场作为日军轰炸重庆的前沿机场，被中国军队的炮兵击毁。后日军在铁路坝机场以东10余里建土门垭机场，也在1943年5月的鄂西会战中，被中美空军联合炸毁。抗战胜利后，宜昌已无可用的机场，1948年6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拟来宜恢复航空站，但物价飞涨，内战正酣，遂成泡影。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中央军委民航局修复启用土门垭机场，1954年正式开航，从此翻开了宜昌民用航空事业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图片来源:宜昌市档案局(馆)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4-17 10: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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