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沦陷7年全纪实
2020-05-29 09:22:46 来源：腾讯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10月25日是武汉沦陷日。当晚6时许，戴家山(今岱家山)失陷，深夜10点，日军先头部队进入汉口城区。
从那时起直至抗战胜利，三镇人民在日军铁蹄下，整整遭受了7年的蹂躏。据统计，沦陷期间，武汉43025栋房屋被毁，13508民众被残杀。
日军进占时武汉已无值钱之物
1938年10月24日，长江北岸日军进占黄陂，逼近汉口;长江南岸日军推进到距武昌仅30公里的葛店附近，逼近武昌。日军已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
见大势已去，蒋介石正式下达命令放弃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我军自动退出武汉”。汉口市长吴国桢宣称：“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昌飞往湖南衡阳。临行前，蒋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这道“焦土抗战”的命令，使武汉整整燃烧了两天。
因此，国民政府留给日军的武汉，已是空城一座，只剩下来不及撤离的大批平民。
1938年11月1日，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以胜利者的姿态进驻武汉，住进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官邸。李德福著《冈村宁次》一书描述了冈村一路所见：“武昌为政治、军事的中心地，大街上商店的门窗都用砖堵死，值钱的东西都已搬走。我司令部住的省政府大厅，也空空如也。”
设立宵禁时间 发现行人当场枪杀
据《武汉文史资料》记载，武汉沦陷的第二天，日军就将江汉关钟楼的时钟拨快1小时，改为东京时间，称为“新钟”。并强行规定每天下午5时至次日上午7时为宵禁时间，发现行人即当场枪杀。
1939年2月8日的《新华日报》报道称，“下午5时以后戒严，路静人绝，大有深山幽静之态。华区无电灯更可怕。”
日军把武汉划分为军事区、租界区和难民区。如今的汉口三民路至桥口、中山大道以南地带，以及武昌城外八铺街一带，都是当年所划分的难民区。难民区进行监狱式管理，四周都用铁丝网圈起，在各个水陆要道设置武装岗哨，在难民区街道两端设立木栅栏，每天上午9时开放，下午3时关闭。进出都要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中国人进出还要向日本士兵鞠躬敬礼，并出示他们签发的“良民证”。如果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拳打脚踢甚至有杀身之祸。
后来宵禁虽然解除，但行路必须携带“安居证”，每经过一道哨卡，必须鞠躬，然后立正听任检查。
万余中国人在大孚银行内骨肉化尽
日军进驻武汉后无恶不作，恣意烧杀掠夺。
沦陷时期，日军有计划地在城内放火，大街上不断可以看到房屋燃烧，有时一天有10多处，有些地方大火竟连续7天不灭，火光映红了整个天空。
不仅如此，日军还对民众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设在原大孚银行(今中山大道、南京路交会处武汉图书馆外借部)的汉口宪兵队，经常在市内滥捕滥杀无辜市民。他们采用定期查户口、突击搜查旅馆行栈的方法，大批抓捕所谓嫌疑犯。汉口宪兵队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这里有多种极其残酷的审讯刑法，如狼狗咬、灌水、钉竹签、电烙、电针等。宪兵队周围的居民，每当夜深人静时都可听到里面传出的阵阵惨叫声。宪兵队杀人的方法更是残酷，挖眼、剥皮、镪水漫、刀劈、电死等，不胜枚举。凡进去者没见活着出来的，半夜常常有尸体被运到江边抛掉。据《武汉文史资料》，当时，车站路、友益街一带街道两旁的水沟时常流淌着被害者的鲜血。
原汉口日军特务部长、战犯福山太乙郎等1946年在汉口日本战犯拘留所曾有一段供词，称“在大孚银行硝镪水池内，骨肉化尽的中国人约有1万多”。
日军在武汉四周遍设杀人场、埋人坑。仅在汉阳的杀人场就有10多处。汉口郊区的东西湖走马岭、岱家山公路桥附近和武昌大矶头等处，有大批中国人在这里被集中杀害。
汉口市郊的坦教湖是日军行刑场之一，1952年，在坦教湖发现了掩埋尸体的沟有60多条，其中尸体的头颅与身子都是分开的，许多尸骨上还有绳子、手铐和铁镣。估计在这里被杀害的中国人至少在4000人以上。
群众运私盐被当街残忍杀害
日寇把武汉纳入其殖民地经济轨道，将棉花、猪鬃、桐油、牛、羊等列为军用专卖品，对民间经济进行了赤裸裸的掠夺。
据《武汉史稿》描述，当时食盐每人配给一斤，但经过盐局、警局、联保处、保长、甲长的七折八扣后，到了每人头上，都是缴一斤的钱，拿不到半斤的盐。
《武汉文史资料》对日军暴行有详细记载，一位家住武汉二曜路的妇女称：盐是被日本人禁运的商品，一个日本兵令所谓的“走私犯”将盐罐顶在头上，以盐罐作靶子，用石头猛击，这名年轻的“走私犯”最终“悲惨死去了”。
在公立学校推行奴化教育
据《武汉文史资料》，因人员西迁、南逃或移往汉阳乡下，武汉市内人口锐减，公办中学男校仅一所高中和一所初中，还有一所女中一级几所小学。公办学校完全被日方把持，推行奴化教育，在地理课中把我国东北大片国土标记为“满洲国”，教唱“中日满三国共存共荣”等汉奸歌曲。
日语被定为“国语”课，学校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凡是易于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内容都被剔除。这种奴化教育往往以残酷的镇压手段来推行。
据“铭记武汉沦陷六十五周年”网站披露，据原湖泗乡学生鲁经斌回忆：学校每天都有日本人巡视，一次有个名叫久保田的“宣抚班长”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出这样的一公式来：“天皇+南京政府+满洲国=?”一位被点名的学生答不上来，“宣抚班长”骂他是笨蛋，打了他好几个耳光，还让他在太阳下脱光衣服暴晒。“宣抚班长”公布的答案是：“天皇加南京政府加满洲国等于大东亚共荣圈”。
对日寇推行的奴化教育，武汉人民也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斗争。当时在江夏区保福乡念小学的李雅文老人回忆，学校一般采用两种课本，一种是原来的课本，用来实际教学的，一种是伪编的课本，以应付日伪突查。
责任编辑：刘惟文 最后更新：2020-05-29 09: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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