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京山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文化工作
2022-11-13 09:48:19  来源：京山记忆  点击：  复制链接

　　1、干部教育

　　京山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最早应追溯到汤池训练班。汤池紧邻京山, 正是汤池训练班培养、选派干部到京山，准备和发动了京山的敌后游击战。1938年6月,为训抗日武 装,汤池训练班派军事教员李善骧到石板河举办武装人员训练班，当地支部派陈维相、祁步青、黄国柱等参加学习，使京山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掌握了初步的军事知识技术。武汉沦陷后，鄂中党组织先后在随县长岗店、京山向家冲举办干训班，京山北山、京钟南山派陈维相、熊庆璋、刘鹏州、陈吉延、邓洲等前往学习。这次训练班，培训时间为期三个月, 培训学员近300人。随着京山敌后游击战的展开，京山党组只更加重视部培养。1939年3至8月，京应县委在丁家冲开办两期青训班，专门为发展“抗十团”培养青年骨干，陶铸亲自向学员授课，汪心一、赵季等担任青训班领导工作。同年，京安“抗十团，，团长曹冰清、副团长夏启明在柏树黄开办“抗十团”训练班，大山头选送一批青年参加。在京山抗战的准备和发动阶段，党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干部。

　　李先念、陈少敏率部挺进鄂中后，豫鄂边区首脑机关曾先后驻八字门、小焕岭，这里成为边区干部教育发祥地。1939年11月，四望山会议决定将原鄂中区党委党员干部训练班改为豫鄂边区党员干部训练班。1940年元月，边区开始在八字门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训练班采用短训方式，培养党的基层干部，每期办一个或两个班，时间3个月，共办55期，累计培训党员350人。1940年7月，边区党委决定将党员干部训练班扩建为边区党校，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兼任校长。党校先后驻八字门、小焕岭。边区党校每期开设3个班，学期半年，培养对象主要是县、区级干部，李先念、陈少敏、杨学诚、夏忠武、吴祖贻等边区党委负责人都曾到校讲课。京山一批县、区领导及基层支部骨干曾进入党员干部训练班和边区党校学习。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随营军校在八字门水漾泉成立, 李先念任校长，一批军事干部到随营军校学习。1940年8月14日，豫鄂边区洪山公学干部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创办开学，该校前身是边区党委青年训练班，筹备期间由陈少敏兼校长，正式开学后由吴祖贻兼任校长。洪山公学的教学内容由理论、文化、专业知识和社会实践四个部分组成,注重培养提高地方干部专业知识水平和社会实践能力。1941年初，洪山公学在小焕岭扩大规模，开设了银行、财经、行政等干部专业训班,后来又增设小学部和中学部。该校在学员管理上按军事建制，设大队、中队、 小队。课堂设在小焕岭张家大湾的大竹林里，师生们称为 “竹林课堂”。打仗转移时，则常以禾场、坟场、树林为课堂，门板当黑板，背包、膝盖当课桌坚持学习。1942年2月，边区行政干校在小焕岭成立，专门为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培养行政人员。

　　1942年5月,顽固派在京北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边区学校被迫撤离小焕岭，边区行署教育处长李实连夜带洪山公学和行政干校学生转移到京钟南山。为分散目标，李实将洪山公学学生交京钟县委，自己带行政干校人员隐蔽下来。在日伪“扫荡”京钟时，行政干校人员与敌人多次发生战斗，转移战斗间隙，只要有半日安宁，洪山公学和行政干校师生就坚持上课学习。后来，学校均安全转移到平汉路东大、小悟山。

　　边区各学校撤离京山后，各根据地仍坚持自办训练班培训干部。1943年6月,京钟县委开办公安警政干部训练班，学习治安保卫知识,每学期3个月，培训了60余名区乡排级以上干部。学员结业后被分配到地方方从事保卫工作。1944年春，根据地围绕基层整风和“组大”工作，开办了许多短期党训班、学习班，南山专门开办了“组大”骨干训练班。为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1945年1月至3月，京北县委由程少康等负责，开办了3期干训班，学员结业后回原地成为骨干。1945年4月至9月，京北县委开办学工队L(30人)、学工大队(60人)，继而而又扩展为学工团。学工团一面学习军事、政治，一面征粮征款，从事地方工作。

　　抗战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京山地方党、政、军组织共开办干训班、干训学校40多班次,全县有1500余人得到培训，其中县内培训1200余人，边区培训200余人。战时的干部教育，始终把握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宗旨，把干部教育放在突出的地位，适时适地，因材施教，培养了一批抗战急需的人才。干部教育是三位一体的教育。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战斗，一边参与地方工作。参加学习的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因陋就简，争分夺秒，刻苦学习。干部教育把一批青年及时地引上了革命道路。

　　2、普通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的目的，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兴办所谓“维新小学”、“兴亚中学”，甚至采取免费提供教材、学生可不持良民证等手段，诱惑家长和学生接受奴化教育。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根据地开办学校，对青少年实行义务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向学生传播 抗日爱国思想。

　　1941年下半年，，驻小焕岭的边区洪山公学增设小学部。次年又增设中学部，许 多“红小鬼”、烈士子女、干部子女及京山北山青少年进入该校学习。洪山公学中学、小学部注重学生的革命信念和民族气节教育。陈少敏给学生们上课时说：“同学们现在是学生，不但要学‘生’，而且要学‘死’，要学岳飞之死，莫学秦桧之生”。学校开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课程。教师们参照从延安、从大城市带来的几本教材，自己编印课本。条件尽管十分艰苦，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学校办得十分红火。

　　抗日时期,根据地采取公办、民办、私塾等多种办学方式大量兴办学校，开展普通教育。在京安县，有县立小学5所,私立小学1所，私塾每保1所;在京北县，仅京汤、财宝 、天宝胜等三乡，就有学校33所。1942年，天京潜县在青山联乡兴办小学。同年，京钟南山民主人士吴宜鸣、岳鹏云等在毛家大屋湾办起京钟县第一所正规小学，该校不断扩展，后移至人和乡，更名为大洪庙中心小学，在校学生100 余名，京钟县委通过统战关系，在敌占区争取知识分子石明、蔡从俊、黄志仁等来校任教.1943年,京钟县又建立新民中学，开设国文、数学、历史、自然等课程，常年在校学生70余人.1944年4月,京北县创办京北临时中学,黄定陆任校长,黄国震任副校长，严世英、顾盖北分另q负责教导、训育工作。公办中小学对根据地各类学校起到了示范作用。

　　民办学校包括公助民办，民众集资办的乡小、保小、族学等，抗日时期大力提倡私人办学和社会集资办学。1940 年，东南乡王修广办鸡公塔学校，王国震办东路高台学校，巴家冲开办抗日小学，曹武区兴办曹武民办小学,京钟南山抗日根据地，仅三英、人和、六合、梧桐等乡兴办民办小学30所。

　　抗日民主政府对私塾进行引导改造，使之成为改良私塾。在教学内容上，要求私塾采用新编课本(如确有困难，可使 用《三字经》、《百家姓》之类)，不用日伪教材。在教学方法上，改变过去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抗日民主政府向私垫免费提供教材，免费发送《七七报》，在私塾开展时事教育，组织读报唱歌等活动，过去死气沉沉的私塾充满了革命的朝气。据《边区初期普及教育的实施概况》记载:京山北山有改良私塾23所，学生408人;京钟南山有私塾40所，学生近100人。改良私塾在根据地普通教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京山根据地的普通教育，有力地抵制了日伪的奴化教育，使根据地青少年在外敌入侵的环境下，仍然可以学习民族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获得科学知识。大批的民主人士、爱国知识分子教书育人，为根据地教育工作做出了贡献。

　　3、民众教育

　　京山根据地民众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开展冬学运动。1940年冬，边区首脑机关驻地--京北的石板河乡、天宝胜乡、 康龙乡一带率先兴办冬学，冬学形式分为三种：全日制、半日制、夜校，时间为每年11月至次年春耕开始前。抗战时期，根据地各级政府大力提倡冬学，老百姓入冬学习蔚然成风。

　　京山的冬学开办早，范围广，深入人心，曾受到边区领导赞扬。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在《两年来的文化教育工作》一文中说：“去年冬季号召冬学运动，京山、应城……等地办了很多，号召男女老幼前往读书。京山康龙乡地方，群众对此表现甚为积极，有一老太婆，夜间摸几里黑路，甚至落大雨，她还去学习的，其学习热情，可见一斑。

　　冬学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识字。冬学采用小学课本及自编的图文并茂的识字教材，对广大农民开展识字教育，学完一个冬季，大多能掌握约600个汉字，少数学得快的人能识近2000个汉字，读通《七七报》，有的还能写简短文章。二是了解时事，学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政府免费给冬学发给《论持久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七七》等材料, 组织农民学习，让农民了解国际国内和边区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学习党的政策。三是学习生产知识。政府派专业人员到各校传播科学种田知识及其它实用技术，深受农民欢迎。京北与京钟在冬学运动中还推广了陕甘宁边区的夏陶然教学法，将冬学学员分类分组教学，种田的、做家务的、纺纱织布的分别编组学习，有针对性地教给实用知识。如南山冬学中，就有专门学习打算盘的冬学组，南山的妇女冬学组改进了老式织布机，改双手抛梭为单手抛，提高功效一倍多。冬学的教员主要有三个方面来源：一是请当地中、小学教师和私塾教师兼任;二是由当地地方干部兼任;三是采用“小先 生”制，由中小学的优秀学生兼任。冬学教员们大多身兼数职，如京钟南山的石明先生，他既是县政府教育科科员，又是新民中学教师，还经常到大洪庙、邓刘台、杨家湾、傅家坡、王家冲等地冬学中巡回教学。

　　一年一度的冬学运动，是根据地民众教育的成功尝试, 它使老百姓获得了一定的知识，了解了党的政策和抗战形势，促进了农业生产，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

　　4、新闻报刊

　　京山是鄂豫边区新闻报刊出版事业的发祥地，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机关报《挺进报》，都诞生于京山。

　　1939年7月7日，是全国抗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新组建的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养马畈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七七报》。该报报名由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提议而定，出 几期后，陶铸题写了报头。报社由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直接领导，李苍江任社长，并负责具体编辑工作。李苍江在马家冲突围中牺牲后，由谢文耀任社长。1939年11月，鄂中区党委撤销，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组成，《七七报》成为豫鄂边区党委机关报，报社随区党委进驻八字门。《七七报》在京山经历了油印和铅印两个发展阶段。《七七报》创刊时为手刻油印，八开两版，约三、五天出一期，每期印数为300份，后改为三日刊或双日刊，印数增加到1000份。《七七报》在京山共出版油印90期。1940年秋冬，边区党委宣传部计划将报纸改为铅印，宣传部长夏忠武在八字门找到了两位曾当过印刷工人的学员，通过了解获悉，在离京山城不远的双碑村附近，藏着国民党京山县政府撤退时留下的一套印刷器材。然而，京山城内外碉堡林立，日伪军经常出没，在敌人眼皮底下弄走几千斤重的设备,须冒很大的风险。在夏忠武的精心组织下，1940年9月某日夜，边区党委警卫连抽出一个加强排，八字门组织了六、七十位民工，与报社同志一道，潜至离京山城仅三里远的双碑村段家咀，从一处民房的夹墙中取出一台四开平台铅印机、一台三号圆盘机等印刷设备，连夜运回八字门。随即，报社从武汉招聘12名印刷工人，在小焕岭王家冲办起了边区第一个印刷厂。1941年元旦。《七七报》在京山小焕岭王家冲正式出版了第一张铅印报纸。铅印《七七报》为四开四版 每两天或三天一期，印数一下子提高到5000份，1942年夏达到8000份。报纸由 边区交通总站网点负责发行，送往各地。

　　《七七报》主要以边区老百姓和地方各级干部为宣传对象，深受读者欢迎。京北、京钟、京安、天京潜各县干部群众，把阅读《七七报》作为一项日常重要的政治活动。通过读报掌握政策，了解时事，学习文化。鄂豫边区领导人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杨学诚、夏忠武等经常为报纸撰写新闻稿件和社论。1940年7月20日，边区党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在八字门联合发出了“组织通讯员的决定”，建立了遍及边区各地的通讯员队伍。在艰难动荡的战争环境里，《七七报》社的同志们经常带着笨重的印刷转移。他们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在京北根据地老百姓的掩护下，坚持编辑印刷出版报纸。京山北山的八字门、小焕岭、王家冲、丁家冲、石板河、巴家冲、向家冲等十几处村庄和附近的深山密林，都曾经是《七七报》印刷厂。

　　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八字门建军后，纵队政治部即着手筹办机关报。11940年2月，《挺进报》在京山八字门创刊。创刊号以红蓝两色套印，纵队司令员李先念为创刊号题词，纵队政委朱理治题写报头。《挺进报》由纵队政治部宣传部直接领导,为四开小报,每周两期，以边区部队指战员为读者对象，主要报道边区的军事斗争，深受指战员喜爱。对发生在京山的攻克坪坝、坪坝三次保卫战、八字门反“扫荡”、反击顽固派等一系列战斗，《挺进报》均作了详尽生动的报道。

　　在创办《七七报》、《挺进报》的同时，边区和各很据地 县委还创办了一些其它刊物。1940年，边区党委在八字门创办了《七七月刊》和专供营、区级以上干部学习阅读的月刊《党的生活》，1940年，京安县委在边区的直接领导下创办了《抗日报》。1939年8月，京应县委在京山创办了《大众日报》，次年3月《大众日报》改属京山县委机关报，主编是宣传部长梁立林。《大众日报》为油印八开二版，它以活泼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报道京应县委、京山县委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的情况。此外，边区的报社、杂志社及京北、京钟、京安、天京潜等县还翻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铅印或油印小册子。新闻报刊，是抗战时期根据地最重要的宣传舆论工具，李先念师长誉之为“政治大炮”，它团结鼓舞人民，揭露抨击敌人，指导基层工作，为根据地巩固发展，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5、文艺表演

　　抗战时期，京山根据地的文艺活动十分活跃。群众性歌咏活动是根据地经常开展的一项文艺活动，根据地发展到哪里，救亡歌曲就在哪里响起。根据地军民歌唱的主要歌曲有：《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送郎参军》、《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之歌》，无论是机关、部队还是乡村，每逢聚会首先是唱歌活跃气氛，振奋精神。抗日歌曲对于动员人民、鼓舞抗日军民奋起抗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文艺演出，是京山根据地文艺活动的重要内容。边区指挥机关在京北设立后，于1940年在八字门成立了边区孩子剧团，1940年十月革命节，在小焕岭成立了边区十月剧团，不久成立了五师文工团。每逢重大纪念日，十月剧团都在小焕岭演出。在天京潜根据地，襄北军分区经常请剧团演出《葛麻》、《打渔杀家》、《小放牛》等剧目，军民联欢。抗战后期，新四军恢复京山大山头根据地后，五师司令部派文工团在京山仁和店慰问军民，演出了《反共害民记》、《王佐断臂》等节目，观众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在京山，还活跃着一个民间剧团---项幺(项明伦)领衔的花鼓戏班，这个流动的草台戏班全是男演员，班中的项幺、廖幺、邱幺,分别扮旦、生、丑三角最为著名,人称 “三幺出动，山摇地动”，深得百姓喜爱。通过彭友德、张先浩等地方干部引荐，这个戏班成为边区抗日宣传队，边区派陶如屏作指导员直接领导。加入抗日宣传队后，项幺戏班不仅演老戏，而且还配合抗战，演出新剧《新古城会》、《送夫参军》等剧目，艺人们还学会了渔鼓、快板等曲艺表演形式，即兴编唱抗日英雄故事。如项幺自编自演的《练兵有劲头》，反映了抗日军民为抗日练兵的故事。项幺戏班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演红了京北、南山和天京潜。有一次天气寒冷，驻京山北山的某部战士们衣单被薄，寒冷难熬，京北县领导请戏班为战士们作了一个通宵的演出，县领导笑着对项幺说：”昨晚请你们唱一晚上的夜戏，是把你们当被子盖了一晚上。”他们除在根据地演出外，还经常前往敌占区演出，并且以演戏为掩护从事抗日活动。有一次，戏班以到宋河镇演出为名，掩护新四军侦察员。他们让边区的一名侦察员化装成艺人同戏班一道混进镇内。侦察员完成任务后又装成病人，由戏班的演员们抬出宋河。

　　根据地地方武装中多数成立了宣传队。如京北独立九团有一支宣传队，每到一地，只要环境许可，便刷写标语，与群众联欢，因地制宜表演各种文艺节日。他们还结合本地反顽剿匪斗争即编即演小型话剧,深受群众欢迎。京钟地区在肃特锄奸斗争中，曾通过演戏威慑敌人，取得对敌斗争战果。1943年秋，京钟别动总队为试探京山城内伪军对新四军的态度，在日伪盘踞的县城附近黎家畈搭台演戏三天，城内伪军慑于新四军声威，主动送来慰问品，并向新四军通报了鬼子即将“扫荡”的消息。

　　6、民间文学与战地文学

　　京山根据地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题材的歌谣、故事。民间文学以歌唱抗日民主根据地、歌颂新四军、动员人民拥军支前等内容为主。歌唱京山抗日根据地的民间歌谣有 《小焕岭，八字门》、《京山是个革命窝》、《八字门谣》、《大洪山高又高》等等。《京山是个革命窝》中唱道：“京山是个革命窝，山多泉多洞也多，不怕鬼子岗哨紧，总有妙计把敌戳 ......”《大洪山高又高》唱到：大洪山高又高，百姓血汗把田浇......日本鬼子打来了，烧杀抢，真霸道，快快参加新四军,拿起枪杆把仇报。”， 一首民谣唱道:“京山曹武乡，农会有力量，领导游击队打胜仗，儿童也帮忙。”根据地百姓中还流传着许多歌颂新四军的谚语和顺口溜，如“四老板(指新四军)开业，生意兴隆。”“京山来了陈大脚(陈少敏)，鬼子把魂都吓落。”新街战斗后，百姓中便有了《歌颂新街战斗》的歌谣传唱。在大生产运动中，老百姓编字谜样一首顺口溜: “李师长，种南瓜,种的南瓜人人夸;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此外，老百姓中还传讲着一些有关新四军五帅抗日将领的传奇故事。反映民众参军支前的歌谣有〈参加五师除苦根》、《丈夫去当兵》、《送郎参军》、《纳军鞋》等。《丈夫去当兵》将妻子送郎当兵的场景和心理描写得生动感人: “丈夫去当兵，妻子叫一声，孩儿爹，等等我，为妻将你来送行......你在前方打得好，我在后方把田耕，男儿本该为国事，切莫留恋小奴情。另一首关于参军的歌谣这样唱道“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穷人跟着共产党，黑夜有了北斗星。歌谣《全家忙》生动地描写根据地百姓全家参加抗日的感人情景：“爹爹上战场,妈妈赶鞋帮，嫂嫂缝衣裳，哥哥送军粮，我拉弟弟手，村头去站岗。”

　　抗战时期老百姓的口头创作中，还有一类是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抨击讽刺顽军,分化瓦解伪军的作品。京山妇幼皆知的〈敌机轰炸京山城〉以及《月儿渐渐高》都是对侵略老的血泪控诉。“八月二十九，敌机五十六，飞到京山城,就把炸弹丢，只炸得我同胞死伤无数......”(《敌机轰炸京山城 》) 。“提起奴的郎，实在好心伤，日本鬼子丢炸弹，丢在郎身上......姐姐妹妹们，参加救国会,做袜子，做鞋子，赶走日本鬼。”(《月儿渐渐高》)。对顽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老百姓也有民谣进行抨击、讽刺：“要想坪坝安，除非杀了丁巨川......”，“六纵队，吃了睡，见了日寇向后退。保安第九团， 吃了饭就玩，见了日寇上环潭”(环潭在大洪山区随县境内)。如《伪军叹五更》一类歌谣，老百姓口头普遍传唱，抗日宣传队也演唱，这就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使伪军士兵感受着一种心理压力，这些歌谣对感染、动摇、瓦解伪军,劝其反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地指战员于戎马倥偬之中，创作了一批反映京山根据地战斗生活的文学作品。指战员们最喜爱也最常用的文学形式是诗歌。在京山战斗过的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中，有许多同志文武兼备，拿枪会打仗，提笔能赋诗。陶铸在京山先后写下了《冬夜进石板河(》1938年冬)、《寄李范一先生》(1939年)、《住医院感赋》(1940年春)等诗篇，真实地记录和表达了他在京山的战斗经历和真实情感。襄河地委书记张执一也写下了许多有关京山北山、南山、大山头和天京潜战斗生活的诗歌，如组诗《红旗插到大洪山》组诗，《八字门》及《大山头远眺》、《罗家桥遇敌》等等。他在诗中这样描写挺进纵队司令部驻地八字门：“八字门前气势雄，一泓水绕熊滩松。山花水月忙中过，辜负青峰日照浓。” 他在《大山头远眺》中写道:“山南新市北平林，古迹迷离末可寻，百代英雄皆已矣,中原驰骋看而今。"他在《京钟道上》一诗中写道：“朝来涉水暮翻山，几度南来几北还，纵有纵有襄河封锁线，聂家滩渡夜无闲。”张执一的这些马背上吟成的诗，后来收入他出版的诗集《行踪吟草》之中。

　　一些知名作家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京山敌后的斗争生活。京山被轰炸时，京山籍著名作家聂绀弩正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主编《抗敌》刊物的文艺部分，当他从报上得知家乡被日机轰炸的消息后,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散文，表达了自己对乡亲们不幸遭遇深切的同情与思念。著名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和著名作家田汉安娥访问边区，写下了了许多反映京山根据地战斗生活的文章，后来分别收入《史沫特莱文集》第一集和安娥的《五月榴花照眼明》一书 。

　　京山根据地的地方干部创作大量古体诗，彭刚、张先浩、张烈、伍可超等就是这批古体诗作者的代表，其中京钟县干部彭刚诗词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常作为歌词被老百姓传唱。根据地鼓励爱国知识分子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并且以召开文促会、座谈会的形式，团结一批进步士绅结成文化统一战线。京山北山地方党政干部还组织清末秀才徐任林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结成诗社,吟诗作赋。在京山各地,陈琳川、韩漪、武志清、涂云庵等先生，撰写了许多反映抗战、思想进步的诗文。根据地干部陈玉虹、张先浩曾遨韩漪先生同游北山，即兴赋诗互答。陈川琳先生曾任京安县县长，1944年填写的一首《七律.夜行军》十分出色:“不是山边即水边，崎岖坎坷有谁填，衣冠每陷泥潭里，舆马常惊险阻间。萤火有情共照耀，羊肠多误费回旋。此行预卜前途坦，不必再吟蜀道难。”描写了征途的坎坷，寄寓了自己对革命、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抗战时期京山文学以诗词和歌谣的创作最为丰富，成绩最为突出。这些由根据地老百姓口头创作和干部战士在战斗间隙创作的作品，反映了京山根据地火热的斗争生活，鼓舞了人们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斗志与信心。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13 09: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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