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抗战期间蒋宋夫妇住在哪里？
2016-08-26 14:46:57 来源：澎湃新闻 点击： 复制链接
1928年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补行了开学典礼，这一天即成为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的校庆日。巧合的是，蒋介石的生日也在这一天，因此，戒严时代武汉大学台湾校友会每年的校庆年会不得不提前举办，以避开“蒋公诞辰纪念日”的各种官方活动。
国立武汉大学与蒋介石颇有些缘分。1938年武汉抗战期间，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在此开办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和中央训练团，他和宋美龄因此常常居住在珞珈山。
不过，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珞珈山的住所究竟在哪里？武汉大学部分校史研究者和学校官方给出的说法是，他们当年住在半山庐。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呢？
半山庐：其实是武大单身男教师公寓
半山庐位于工学院大楼的正后方，因地处珞珈山北坡半山腰而得名，建于1933年，由工学院教授缪恩钊设计。这是一幢外观朴素简洁的两层欧式小楼，主体部分平面呈“山”字形，是国立武汉大学提供给单身男教职员居住的宿舍。
半山庐老照片，该建筑后经过改建，今外观已有较大改变。
半山庐地理位置良好，高居珞珈山北坡，门前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珞珈山校舍全貌，远处还能看到浩淼的东湖碧波，可谓风景绝佳。不过，因为是单身教职员公寓，其内部的建筑布局设计为一间间的宿舍，没有独立厨房、卫生间和储物空间，住宿条件相对于珞珈山南坡上的第一教职员住宅区（“十八栋”）中的教授别墅而言，自然是要简陋许多。
约1936年在珞珈山顶俯瞰半山庐与武大校园和东湖的位置关系，照片中最下方露出屋顶的建筑即是半山庐。
抗战前在此楼中居住过的，有堪称“男神”的历史系年轻教授郭斌佳。武大教授杨端六、袁昌英夫妇之女杨静远女士曾如此回忆郭斌佳：“他庄静寡言矜持，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论长相，他是我所见过最优美的中国男子。二十八岁，风度翩翩，博士、教授、未婚，他的到来，在武大群芳中引起的无声轰动，可以想见。”（杨静远：《一个小女孩眼中的珞珈山》）1943年底，郭斌佳随蒋介石一同赴埃及参加了开罗会议，在中国代表团中负责政治与国际新闻工作。
那么，1938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是否入住这栋宿舍楼呢？在公开出版物中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1993年出版的《漫话武大》一书中收录的一篇文章。该文说半山庐曾被改名为“听松庐”，民国时期是武汉大学的招待所，随后又说1938年蒋介石曾住在该楼内，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所谓“团长官邸”也设于此楼内。不过关于此说的史料来源，文章并未说明。
1993年《漫话武大》一书收录的《蒋团长训话》一文
事实上，半山庐不曾作为国立武汉大学招待所，更没有改名“听松庐”。听松庐确实存在，是半山庐东面与之相距不远的另一幢建筑。民国时期，此楼确实是武大的招待所。
听松庐：鲜为人知的松间小楼
听松庐位于半山庐的东面，所在的山坡较为平缓，地势相对较低。在这幢小楼的周围有一片松林，地处松涛环抱之中，小楼故而得名“听松庐”。这幢今天已不大为人所知的小楼，在民国时期也曾是一处“众星云集”的处所。
听松庐老照片
听松庐所在地，最初曾是当地一位名叫刘燕石的地主的庄园。他在珞珈山一带有许多土地，武大圈定珞珈山为新校址后，他对新校舍建设颇为支持，不仅迅速与校方办妥了名下土地的出卖手续，还帮助协调武大与校址内其他地主的土地转让。在新校舍工程开工之初，最早进驻珞珈山开展测绘工作的工程处测量人员，还曾借宿在刘燕石的庄园内。
武大买下这块土地后，于1930年在松林中盖起了一幢两层洋楼，即听松庐，这也是新校舍工程全面开工后，武大在珞珈山建成的第一栋建筑。最初这幢小楼有两个用途，一是作为学校的招待所，二是作为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建筑设备委员会，是武汉大学与湖北地方政府共同组建的一个组织，负责珞珈山新校舍的土地征收、建筑设计、经费收支、工程招标、监造验收以及设备采购等工作。该组织自1929年成立，抗战爆发后一度停止运作，战后又曾恢复，直至新中国成立。建委会的委员长是时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李四光，他同时也是武汉大学筹备委员，而实际负责建委会日常运作的是委员兼秘书叶雅各。李四光是最早提出武汉大学应在东湖之滨另建新校舍构想的人，而叶雅各是选定珞珈山一带作为校址的关键人物。在新校舍工程开工之初，李四光就曾住在听松庐内，并在这里主持建委会初期的日常工作。
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左）及委员兼秘书长叶雅各（右）
1932年春天，新校舍一期工程竣工，武大正式搬进了珞珈山。随后不久，珞珈山新校园便迎来了一位著名学者的造访，他便是胡适。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在1932年11月27日他抵达武汉当晚，便来到珞珈山下榻招待所（即听松庐）。
第二天上午，胡适在校长王世杰、法学院院长皮宗石陪同下参观了武汉大学新校舍，并在日记里感慨：“雪艇诸人在几年之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看到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
1932年底胡适造访武汉大学，与武大部分教职员在听松庐大门口合影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王世杰在离汉赴渝的前一天（即10月12日），曾专门前往珞珈山巡视，并在听松庐内过宿。当时校中已停止水电供应，偌大的校园内寂寥无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宿珞珈山前山招待所，侄德芳及武大留驻学校之庶务余君同在招待所中度宿。晚间偕往湖畔山坡，观月出，幽寂之至。”（《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听松庐也由此陪伴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度过了其一生中在武大的最后一夜。
蒋宋住址何处是？陈诚家书揭谜底
既然半山庐和听松庐是两幢不同的建筑，那么1938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珞珈山的住处，究竟是哪一栋楼呢？
事实上，蒋宋居住半山庐之说，从常理上看就显得有些不合逻辑。在国民党方面军政要员开始大规模入驻珞珈山的1938年春天，武汉大学大部分师生已经西迁四川乐山，校园内空出了许多教职员住宅，其中包括了“十八栋”教授别墅群。如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黄琪翔、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武汉卫戍副总司令及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万耀煌等人，都入住了“十八栋”。
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上的“十八栋”教授别墅群
“十八栋”在武大的教职员住宅中，是生活设施配备最优良，条件最好的住宅。在空余房舍充足且其下属都普遍入住“十八栋”的情况下，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本人却入住条件较差的单身教师宿舍，似乎不合常理。更重要的是，以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的生活习惯，空着教授别墅不住，却入驻没有独立卫生间，条件相对较差的半山庐，这实在是有些说不通。
而临近的听松庐，作为武大的招待所，住宿条件不亚于“十八栋”的别墅。而且听松庐地理上位于珞珈山北面，相对于“十八栋”而言距离武大校园核心区较近，便于蒋介石每天前往军官训练团点名训话。此外与“十八栋”互相紧邻的别墅群不同，听松庐周边除了松林之外，并无其他临近建筑，相对自成一体。1932年胡适下榻此处时，便在日记中写道：“独宿招待所，此屋孤立山上，颇感寂寞。”（《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这样的周边环境便于隔离与保卫，作为蒋介石的官邸，自然是最为合适了。
沦陷时期日方拍摄的珞珈山校园全景照片，左下角树林中的小楼即听松庐。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听松庐周边环境及其与武大主要校舍间的位置关系。
这一推断，笔者在陈诚的一封家书中找到了确证。1938年5月14日陈诚在珞珈山给其夫人谭祥（曼意）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二人日前的行踪：“蒋夫人大约往庐山，昨晚见其侍从已运行李前往矣……先生于前日赴前方，伯陵到汉后即同往……”而在信的结尾，陈诚又补上了两行小字：“此次回汉均住平阅路，今午来珞珈山招待所，因先生、夫人已不要此屋也。”（《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
《陈诚先生家书·书信》一书中收录的1938年5月14日陈诚致谭祥家书。此信原件现藏台湾“国史馆”。
在这里，陈诚清楚交代了蒋宋夫妇当时的行踪以及此前在珞珈山的住处，他们就是住在在招待所（即听松庐），5月13日晚陈诚看到宋美龄的侍从将她的行李运往庐山，而蒋介石则在早前和薛岳（伯陵）一同前往前线视察了，他们夫妇不再需要听松庐，因此这次陈诚前来珞珈山，就入住了这栋楼。
从陈诚家书所透露出的信息，可以推断当时蒋宋夫妇入住时，听松庐是戒备森严的，整栋招待所除了蒋宋夫妇，其他人即便如陈诚这样的高级将领和亲信，也是不能随便出入和住宿的。从这一原始材料，可以确证蒋宋夫妇1938年在珞珈山的住所应是听松庐。
遗憾的是，曾有众多民国名人下榻的这栋小楼，在武汉沦陷期间，竟被窃占珞珈山校园的侵华日军拆毁了。在其原址，即今武汉大学珞珈山庄一带，如今已找不到小洋楼的任何痕迹，这或许也是1990年代以后的校史研究者将这栋楼和半山庐混淆，进而误传出蒋宋夫妇曾住在半山庐这一说法的主要原因。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8-26 14: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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