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中的湖北战场
2017-10-21 15:03:03  来源：网易新闻　湖北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湖北日报讯

　　图1为：1938年春，周恩来和郭沫若(左三)、叶剑英(右一)同从抗日前线来到武汉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在火车站合影。

　　图2为：中国共产党献金团进行宣传。

　　图3为：武汉市民举行保卫大武汉游行。

　　图4为：1940年1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图为1940年初，边区党和军队主要负责人在京山合影。前排左一为朱理治，中为陈少敏，右为李先念，后排：郑绍文、刘少卿。

　　湖北省档案局(馆)长 黄国雄

　　档案资料记载，1938年7月25日，日军第6师团在黄梅县小池口镇登陆，入侵湖北。自此，荆楚儿女开始了长达7年的奋起抗争，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湖北战场上铸就了不朽的历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是湖北战场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2月，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云集武汉。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郭沫若还受邀分别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在党的领导下，以救亡团体、报刊宣传、文化宣传、献金活动为标志，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蓬勃兴起，对促进全民族团结抗战产生了深远影响。

　　组建抗日救亡团体，是党在国统区发动组织群众的重要任务。此时在武汉成立的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教育协会，都是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的救亡团体。据1938年8月统计，仅武汉三镇的救亡团体就有260多个。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党对这些救亡团体的引领作用日益加强。党领导救亡团体通过集会、演讲、游行、座谈、办工人夜校等多种形式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妥协、反投降斗争，得到许多爱国人士的赞赏和支持，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壮大创造了重要条件。

　　1937年底，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群众》和《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成为武汉文化阵地上导向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抗战期间，全国各地文化界人士汇集于汉,约有100多种刊物在汉创办，其中受党领导的近40种。中共湖北省委也组织成立了中国、扬子江、新知三个出版社。这期间，进步理论书籍大量出版，歌颂抗日英雄、揭露日军暴行的作品广为流传，武汉成为全国和全世界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窗口，也成为全国文化抗战中心。

　　1938年1月20日，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安排，武汉各界20余团体决定开展抗战文化宣传周活动。此后，各类群众团体充分利用宣传周、纪念日、祝捷会、追悼会、募捐慰劳等宣传平台，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放映队、剧团、讲演室，广泛发动群众，将抗战文化宣传活动不断引向深入，使数万群众受到教育。在抗战宣传周活动中，传来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消息。当晚，武汉军民10万余人，手执火炬，沿街庆祝。在宣传周的最后一天，中共湖北省委发动各救亡团体及其影响下的45万群众，冒雨参加三镇大游行，极大地振奋了人们的抗战热忱和信心，使湖北的抗日救国运动不断高涨。

　　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1938年7月7日，由共产党人郭沫若主导的国防部第三厅组织发起了献金活动，在汉口、武昌、汉阳建立6个固定献金台。国共两党人士纷纷带头献金，各界群众皆为国捐献，武昌乞丐所全体乞丐也自动绝食一天，献金40元。仅仅5天，武汉人民献金人数达50万余人次，现金和实物折款总计100多万元。献金活动不仅在财力上支持了抗战，还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7月12日《新华日报》社论所指出：献金活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

　　湖北战场上防御性的国土保卫战

　　湖北是华中地区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也是中日双方反复争夺的重要战场。从1938年6月开始，至1945年3月，中日在湖北战场相继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残酷的大决战。

　　南京陷落后，中日两国均把决战的目光投向了武汉。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参加武汉保卫战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10万人。日军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军和第11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余人。

　　武汉保卫战自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攻陷安庆拉开序幕。中国军队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等天然屏障，组织防御。在湖北境内，中国军队在阳新富池、广济田家镇和麻城界岭等地与日军进行了顽强奋战。日军第11军5个半师团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第2军4个半师团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海军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协同作战。日军出动大量飞机、炮舰向中国守军狂轰滥炸，中国守军死伤不计其数，战况极为惨烈。

　　战至10月中旬，日军从东、南、北面对武汉形成包围，武汉已无险可守，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10月25日，中国守军主动弃守武汉，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结束。武汉保卫战虽以中国守军撤退、日军占领武汉告终，但日军亦遭受严重打击，损伤近4万人,日本军部想通过武汉战役迅速结束侵华战争的企图成为泡影。自此，中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后，为解决中国第五战区李宗仁部从北面对驻汉日军形成的威逼态势，1939年5月1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等约11万兵力，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为牵制和阻击日军进攻，李宗仁将所属22万兵力编为左、右两个集团军和江防守军进行防御，并实行反击。战至23日，第五战区部队先后收复枣阳、随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恢复战前态势。

　　1940年4月下旬，新任驻汉日本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决定以7个师团、4个旅团，约15万人，发动针对第五战区的枣宜作战。第五战区以孙连仲任司令的第2集团军为左集团军，以黄琪翔任司令的第11集团军为中央集团军，以张自忠任司令的第33集团军为右集团军，投入15个军50个师，约35万人。6月12日，日军首次攻入宜昌，后经反复争夺，中国军队于18日弃守宜昌。这次会战，由于重庆统帅部和第五战区指挥不当，使宜昌、荆州等重镇和江汉平原沦陷，对中国抗战局势影响严重，致使日军利用宜昌机场开展对重庆大规模轰炸成为常态。

　　1943年5月，日军接任11军司令官的横山勇中将决定发动鄂西作战，于5月5日向藕池口等中国守军阵地发动进攻。在宜昌石牌，第六战区以10个军的兵力抗击了日军约5个师团兵力的进攻。日军沿长江向上游进攻，第六战区及友邻部队夹击日军，歼灭敌军4000余人。石牌保卫战是鄂西会战中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被西方军事学家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6月12日，第六战区部队收复了所有曾一度被日军侵占的地方，双方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

　　湖北正面战场虽然是防御性的，除武汉保卫战外，总体上讲防御是有效的，使湖北成为拱卫陪都重庆和大西南的坚实屏障，为中国军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灵活机动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场

　　与湖北正面战场同样坚苦卓绝的，是湖北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决定，1938年4月,中共湖北省委先后在应城汤池、红安七里坪主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干部被派到全省各县建立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8年11月，咸宁抗日游击队在桂榜山伏击日军，打响了党领导的鄂南抗日武装斗争第一枪。1939年2月25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在应山县余家店与日军首战，毙伤日军20余人。8月间，其第1团队在花园、安陆之间的憨山寺伏击日军，毙敌10余人，击毁汽车5辆;第2团队在罗山县朱堂店击退日军400余人进攻，毙伤敌80余人。1939年3月，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在京山县公安寨伏击日军，毙伤日军慰劳团团长以下30余人。

　　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由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1941年4月5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下辖第13、第14、第15旅，第1、第2游击纵队，共1.5万余人，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新四军第5师整编完成后，不畏强敌，遇敌必亮剑，多次粉碎了日伪“扫荡”，至次年初共毙伤日伪军5200余人。

　　1942年5月，新四军第5师一部南渡长江，开辟了鄂南游击根据地。8月以第14旅为基础成立江南兵团，建立第4、第5军分区。11月，第15旅45团在礼山县四姑墩地区击退日伪军300多名骑兵的“扫荡”。12月，第13旅38团在应城杨家河地区，英勇抗击日伪军600余人的反复进攻，毙伤敌100余人。1943年3月，为配合正面战场，新四军第5师一部挺进襄河以南和洞庭湖北岸河湖港汊地区，开展游击战，年底建立了洪湖和桃花山抗日根据地。

　　1944年4月，新四军第5师在黄陂长轩岭取得了伏击日军的胜利。7月，一部共1000余人北上豫南，至抗战胜利，控制了豫南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1945年2月，新四军第5师第40、41团渡江，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合，成立鄂南军分区。8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第5师主力组成的野战纵队参加了抗日大反攻。

　　新四军第5师在艰苦、持久的敌后游击战中，战斗1260余次，毙伤俘敌伪军和策反投诚人员共4.37万余人。据《国共两党抗战战绩比较》记载，截至1943年6月，新四军第5师共抗击日军3个半以上师团，共约6万人，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25%，占武汉地区日军的48%。新四军第5师解放了2000万人口，使鄂豫边区发展成为一个约9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新四军第5师在湖北战场的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灵活机动的敌后游击战，点燃了全省抗日武装斗争的遍地烽火，鼓舞了湖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打击了日寇的有生力量，与正面战场互为策应，是湖北战场的重要特征。

　　牺牲在湖北战场上的优秀儿女

　　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无数中华儿女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捍卫民族尊严，在荆楚大地谱写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丽诗篇。

　　从1938年至1945年，湖北战场先后进行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等数次重大战役，官兵伤亡累计达50万人，位列全国各战场之首。冯安邦、钟毅、张自忠等18位少将以上高级军官以身殉国，血沃荆楚。

　　1938年武汉“4·29空战”中，时任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的陈怀民，驾驶战机击落一架敌机，受到5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本可跳伞求生，但他猛拉操纵杆，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从后面扑来的敌机，与日本吹嘘的所谓“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血洒长空。陈怀民烈士因此成为世界空战史上与敌机对撞的第一人。

　　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在武汉金口执行护卫任务时，遭到6架日军飞机的轮番扫射轰炸，身负重伤。全舰官兵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在接连击落4架日机之后，于当天下午3时沉入附近水域，舰长萨镇冰及25名官兵魂归滔滔大江。

　　1940年5月，日寇抽调10多万兵力，向襄阳、南阳一带猛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部与敌殊死战斗，16日在枣宜战役中身中6弹，最后殉国于南瓜店东山麓十里长山。临终前，他告诉左右说：“吾力战死，自审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都可告无愧”。张自忠是二战期间盟军中牺牲在前线的级别最高的指挥官。

　　在湖北战场上，新四军第5师伤亡1.32万余人。在鄂豫边区的前3年中，就牺牲了连级以上干部180余人，班排级干部及支部干事一级干部220人以上。1941年12月7日，新四军第5师向盘踞武汉西郊的日伪军发起了侏儒山战役。侏儒山战役是新四军第5师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战果最丰的一次战役，歼灭伪军第一师5000余人，击溃伪军第二师1000余人，毙伤日军200多人。5师第十五旅官兵阵亡近400人，副旅长朱立文在战斗中牺牲，时年32　岁。朱立文是新四军第5师在抗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

　　同样可歌可泣的，是湖北民众为抗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恩施地区共征兵10万人以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倒在了抗击日寇的烽火中，没有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湖北战场团结抗战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已经消散70年，然英烈不朽，精神长存。透过逝去的战争硝烟，湖北战场团结抗战的历史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抗战之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把战略眼光投向了湖北大地。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加强了党对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敌后游击战的领导。在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以经略中原的远见卓识，派出以李先念为代表的一批军事干部，深入湖北各地开展敌后游击战，并及时组建新四军第5师，开辟鄂豫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湖北战场的最后胜利。今天，我们正在从事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同样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奋力夺取全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新胜利。

　　第二，必须发扬勇于担当的抗战精神。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面对最凶恶的敌人，荆楚儿女没有畏缩不前，而是勇敢地冲上去，或投笔从戎、奋勇杀敌，或毁家纾难、共度时艰，或屡败屡战、决不屈服，在强大敌人面前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这种勇于担当的抗战精神，在湖北战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是今天建设“五个湖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面对艰巨复杂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唯有发扬勇于担当的抗战精神，越是艰难困苦越向前，不懈怠、不推诿、不气馁，担责、履责、尽责，才能不负人民群众的期待，才能实现“五个湖北”奋斗目标。

　　第三，必须切实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部湖北战场抗战史，就是一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国民政府内迁武汉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在武汉与国民政府政要和社会名流展开统战工作，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的参议员，在国民参政会中与国民党共商国事，为保卫大武汉共同献计献策。同时，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国防部第三厅，团结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湖北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同仇敌忾，奋起抗争，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种矛盾交织，利益诉求多元，同样要求我们必须切实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正确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问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共同奋斗。

　　第四，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鄂豫边区孤悬敌后，敌、顽、我斗争十分激烈。新四军第5师和边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实行减租减息，想方设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经济收入，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工农群众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抗战和生产两个积极性。人民群众踊跃支前，送衣送粮，提供情报，救护伤病员，掩护新四军干部，成为敌后游击战的坚强后盾。李先念曾深情地说：“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残酷的战争环境没有了，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传统不能丢。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夺取一切胜利的力量源泉。因此，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攻坚克难，奋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第五，必须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艰苦卓绝的湖北战场上，共产党员纵横驰骋、甘洒热血;在日寇刑场上从容赴死、慷慨就义;在后方岗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他们的无私牺牲和奉献，才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得到极大增强，成为团结抗战的决定力量和坚强核心，才使湖北敌后抗战得以长期坚持并取得伟大胜利。我们要以这些老一代共产党员为楷模，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践行“三严三实”，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要注意把纪律挺在前面，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出新的贡献。

　　本版资料照片由湖北省档案馆提供

　　本文来源：荆楚网-湖北日报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1 1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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